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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中国春节,就是中国人的返乡潮。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接近空城,二三四线小城市则迎来一年一度最热闹的一周。然后,人流回归到原来的城市,回到原来的状态。 打工者由两类人群组成:大学生和农民工,前者满足了大城市对基层脑力劳动的需求,后者则满足了建筑等市场对体力劳动的需求。这两个群体构成了春运的主力。 为什么中国会形成“春运”这么一个独特的概念?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注重家庭──难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都不重视家庭?有人说是中国人太多──在近千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13亿人,密度也不是特别大,其他国家为何没有在圣诞节形成大规模的“圣诞运”? 中国的春运,其实是体制问题。是户籍制度和其他政策性限制,导致了大量人员无法永久移民所打工的城市,他们只好来回奔波。 那么,这种奔波除了个人辛苦、增加社会物流成本之外,对于家庭,乃至对于社会和国家,有什么样的影响? 以前的媒体,常常宣传说,当地村民思想进步了,都外出打工了。东部城市则常常宣传自己如何照顾外来打工者。这种宣传常常令人想起教科书中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了掠夺劳动力而采取的种种措施。 打工者造就了城市的繁荣,而他们得到了什么、损失了什么?他们得到了工资,相对在家乡的收入,这些工资不算微薄,他们因此改善了生活。他们付出的,主要不是路上的奔波,而是归属感的丢失和亲情的损失,这是两个巨大的损失。 人是种群动物,需要有归属感。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籍贯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符号。即使今天的打工者,他们也常常提起自己的家乡,但家乡只是偶尔浮现于心头。他们的生命,其实更多寄存于打工的城市,而这城市,用冰冷的户籍制度以及其所捆绑的养老体制、医保体制拒绝打工者的加入。打工者的灵魂在城市上空游弋。 更要命的是人作为高级种群动物的另一特性:亲情。由于城市的高物价、高房租等因素,绝大多数打工者都与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子女分离,他们的父辈带着他们的子辈,在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度日。在这种状况下,打工者上无以孝父母、下无以教子女。尤其是在父母亲情的缺失下,那些打工者在家乡的子女成长起来后,会有何种人格,会对社会造成何等影响?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课题。 常常有媒体刊登这样的图片:电话机旁,身上的工作服沾满水泥点儿的民工,正在幸福地与家乡的孩子通电话。可口可乐一则广告也是这个创意,必须承认,那个广告令人感动。但是,在这些貌似关怀的语境中,我们必须追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大关怀? 城市必须容纳新鲜血液的加入,不应该由于体制障碍而导致打工者的亲情失落。回家过年,貌似“浓浓的中国味道”,其实是“体制的切割味道”。回家过年是小善,长久分别是大恶。目前是农民工及其家庭承担了体制切割的痛苦,而迟早,这种痛苦会导致全社会付出代价。当政者必须做一些事情来改变了。
中国的春运其实是体制问题,户籍制度和其他政策性限制,导致了大量人员无法永久移民所打工的城市,只好来回奔波。
王思想 2015-08-23 08: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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