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没错：他是党卫军中的一员。但假没这一披露并没有像蘑菇云一样遮住君特•格拉斯出版的回忆录。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剥洋葱》？我认为，我们应该说这是一部精彩的作品，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写了许多令人失望、缺乏生机还有时令人不堪忍受的吓人作品。而该作品回归了格拉斯经典的领域和风格，是其以《铁皮鼓》为首的伟大的小说“但泽三部曲”的完美延续。

……

《剥洋葱》描述了他从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作为一名十一岁的战争狂热分子，他收集了在家乡格但斯克第一次交战留下的炮弹碎片——到1959年《铁皮鼓》出版期间的生活，书中惊喜不断、令人愉悦，段落中处处透露着强大的描述力。他不仅让我们看到还让我们听到、触摸到和闻到了格但斯克两室小公寓中的生活，他在那儿长大，该公寓的楼梯上有一个公共厕所——“臭气熏天，墙壁被手指弄脏了。这位少年渴望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狭小空间，加人元首的军队，为其服务，他认为那是浪漫、充满英雄气概的世界。

与格拉斯的许多作品一样，《剥洋葱》太啰嗦。编辑再大胆一些用红笔勾出来就好了。他反复阐述剥洋葱的隐喻，直到我们希望这种令人厌烦的蔬菜——格拉斯为每章开篇画的画已经完全展现了各个分解阶段——早就可以扔进垃圾桶为止。另外，在相当微不足道的语境中，他用了两次其最着名的句法修辞，“没错：……”可以肯定的是，将它用于说明更重要的东西时更加明智：比如作为一名伟大的德国作家他的问题在于，普通德国人与纳粹过去的牵连是他写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但对于他自己本身是党卫军一员的秘密却保守了六十多年。然而，这本回忆录仍然是一部成熟的佳作，当许多其他东西被人遗忘的时候，它将继续流传，是收官之作，是无可比拟的《铁皮鼓》的非小说类版。

它披露了什么？2006年8月11日，《法兰克福汇报》在其网站上报道称，格拉斯曾是党卫军成员。格拉斯在其即将问世的回忆录中披露了这一点，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时证实了它。次日，《法兰克福汇报》刊登了访谈的全部内容。这相当于文学政治界的核爆炸。我能清晰地记得自己的身体几乎剧烈抖动了一下。德国的负面回应持续不断而且常常来势汹汹，在格拉斯的出版商出的一份资料——Ein Buch,ein Bekenntnis（即“一部着作，一次坦白”）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一名批评人士说，如果人们知道这点，他就永远不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此外，还有一名政客呼吁他归还诺贝尔文学奖。研究纳粹主义的着名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评论说：“现在，我连这个人用过的汽车也不会买。”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说：“我希望我们一开始就完全知道这部自传。”专栏作家指责他披露这一点是为了给自己的新书造势。尖酸刻薄的评论人士亨里克•M.布罗德写道，格拉斯从“精英部队”的成员——讽刺地指代格拉斯对于自己十六岁时关于党卫军看法的描述——一路爬升到了文化产业里的精英。

格拉斯对于这一切的反应是惊讶、困惑和生气的奇怪组合。当我在看他有关该主题的电视访谈时，作者（尽管已经年近八旬，但依然精神抖擞）让我联想起一只疲惫不堪的老熊。他被逼到墙角，猛烈回击。他谴责以保守的《法兰克福汇报》艺术版面为首的报纸和电视的“非法法庭”和德国新闻业的“堕落”。今年春季，他出版了名为《愚蠢的八月》的诗歌和绘画集，唤起了去年夏季狂轰滥炸炸期间自己的痛苦、忧郁和气愤。在一首题为“Was B leibt”（剩下什么）的诗中，他描述了自己是如何花三年时间写回忆录的：“然而，当初，一个善于制造敌意的人从庞大的建筑中拆下一句话，将它放在了充满谎言的讲坛上。”

东德小说家克里斯塔•沃尔夫让“剩下什么”成为一个着名的标题，她之前曾因自己作为年轻的专栏作家与斯塔西有过短料的合作而受到《法兰克福汇报》的攻击。现在格拉斯把《愚蠢的八月》献给沃尔夫，因为正如他在莱比锡书展的一次访谈中所解释的那样，她也曾是那些法兰克福的可怕保守黑客试图在文学方面暗杀的对象。在他们那一代的德国杰出小说家严阵以待的团结中有某种几乎完全对称的东西，西德和纳粹是一丘之貉，东德和斯塔西也是一庄之貉。在那次访谈中，格拉斯还解释了写这些诗是如何让他在心理上熬过那个痛苦的夏天的：“如果我默不做声，那将更加糟糕。”六十年后，他高产的诗歌和绘画集是这位老坦克兵在艺术方面的报复，相当于在高级小队领袖的咖啡壶中撒尿。只是味道好一点而已。

对于德国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格拉斯确实说对了一半。全世界的记者都有一种可悲的模式，即他们先把名人捧到荒唐的高度，接着又拆自己的台。在格拉斯身上发生的是这种先建后拆熟套的夸张版。一些德国的批评还有一条一代人的边缘线。实际上，一些没有耐心、较年轻的批评人士本身足够幸运，从来没有受过格拉斯青少年时期面临的威胁和诱惑的考验，正如赫尔穆特•科尔曾经所说的那样，他们享受着“晚出生的幸运”。现在他们宣称：老家伙，下台吧，让我们代替你的位置。这是古老的文学篡位。他做出这样痛苫的披露只是为其新书造势，这种指责对于《剥洋葱》的公正读者不言而喻的是，其根本没有艺术和道德努力方面的价值。公关指控与其说是关于这只老熊的精神世界还不如说是关于那些做出该指控的那些人的精神世界。

然而，恐怕格拉斯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真正令人吃惊的是他太吃惊了。回想一下，格拉斯不断攻击赫尔穆特•科尔和科尔的家乡美英茨市的主教等联邦共和国领导人的方式，他引用圣约翰的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无罪的人，谁就可以先扔石头。”四十多年来，自从他成为着名的作家，君特•格拉斯一直是文学界最资深的扔石人。在数千次演讲和访谈以及数千篇文章中，他怒斥美国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怒斥德国的统一（自从统一的德国“为奥斯威辛集中营奠基”后，他一直强烈反对德国的统一），怒斥康拉德•阿登纳、赫尔穆特•科尔及其所有新闻界的支持者。他像儿时仰慕的一名条顿骑十一样，拿着根大头棒将自己推向左翼和右翼——近几年，主要是偏向右翼。他将自己塑造成了政治和道德权威，还做出了苛刻的评判。他的语言常常毫尤节制。现在是他为那些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付出代价的时候了。批评他的一些人此前批评格拉斯采用简单、说教的评判，将纳粹的过去提升到道德或者不道德的单一标准上加以衡量，现在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采用的正是这种评判模式。

尽管如此，愤怒和惊讶似乎并不乱。愤怒的并不是他青少年时在党卫军中服役过这一事实，而是此后他处理该事实的方式。研究党卫军的领军人物、历史学家贝恩德•韦格纳表示，格拉斯当坦克兵时所在的“弗伦茨贝格师”主要由帝国劳工团的成员组成，他们都是被迫人伍的”。由于格拉斯先前应征加入了帝国劳工团，他之前自愿加人U—潜艇的战斗似乎与他被分配到党卫军没有什么关系。没有资料表明他参与了任何暴行。据他自己所说，他几乎没有愤怒地开过一枪。

没错，他的战争经历并不是引发愤怒的原因。数千名年轻的德国人都有同样的命运。许多人因此丧命。令人愤怒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不断借此谴责战后的西德人没有直面纳粹的过去，而他自己却未能完全坦承自己全部的纳粹的过去……

更糟糕的是，尽管对自己的经历了如指掌，1985年的时候他还谴责罗纳德•里根和赫尔穆特•科尔一起参拜比特堡的墓地，在那里葬着许多战争死难者，其中包括四十九名党卫军的战士。在这四十九人中，有三十二人还不到二十五岁。其中最年轻的可能像君特•格拉斯一样应征人伍。他本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谴责比特堡之行，同时却不承认他自己曾在党卫军中服役过。这是极其虚伪、双重思想和草率鲁莽的行为。

比愤怒还要多的是纯粹的惊讶。毕竟，格拉斯未曾隐瞒他年轻的时候曾是狂热纳粹分子的事实。他写作的优势和道德权威正是来自如下事实：他可以从亲身经历讲述普通的德国人怎么会与魔鬼沆瀣一气。如果他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铁皮鼓》出版后完全说出真相，那只会增强其作品和声音的影响……

格拉斯自己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让我试着给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猜测性答案吧。或许他刚好错失了时机。如果他在党卫军中的短暂服役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瓦根巴赫的传记中，它只不过将成为他故事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他曾坦承自己青少年时期曾应征入伍在党卫军中服役过，他将永远无法获得诺贝尔奖，这个说法在我看来似乎难以置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党卫军所做的暴行，随着1968年后谴责较老的一代掩盖纳粹过去的方式的呼声越来越响，随着格拉斯自己成为该呼声中最刺耳的声音之一，这份姗姗来迟的披露所付出的代价就更高了。路德曾经说过，一个谎言像滚下山的雪球：滚得越长，就越大。

为何现在披露呢？随着他走近人生的尽头——在诗歌中，他关于一双新皮鞋写了一句美丽的诗句，好像这双鞋要比穿它们的人更长久似的——这显然在心理和道德上压抑着他。有人怀疑，他担心研究人员会在斯塔西的档案中找到一些资料，我们知道斯塔西收集了一些有关杰出西德人的纳粹过去、有可能泄露的材料（结果表明，斯塔西实际上并没有这项深深隐藏的细节，但他并不知道他们没有。）无论如何，他肯定真的猜想过，有朝一日，某位深入探究的德国学者将翻看他的战俘记录，上面有令人讨厌的三个字母W-S5（它在文献书籍中再现了。）就像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晚年的时候决定谈论自己置身维希的过去并对其作出自己的解释一样，这是格拉斯最后的机会以自己的方式将它说出来。《剥洋葱》一开篇，格拉斯就问自己为何要写这部回忆录，还总结出了一系列原因：“因为我想说完最后的话。”当然，他不会说完。

我们应该如何评判格拉斯事件？不应该在媒体迅速反应的“非法法庭”中评判它，而是应该在缓慢的历史法庭中心平气和地考虑所有可以利用的证据。首要又明显的一点是他作为小说家的成就不会受到影响。奥登对此说的比任何人都好：

时间对勇敢天真的人

可以表示不能容忍，

也可以在一个星期里

漠然对待一个美的躯体，

却崇拜语言，把每个

使语言常活的人都宽赦

还宽赦懦弱和自负，

把荣耀都向他们献出。

时间以这样奇怪约诡辩

原谅了吉卜林和他的观点，

还将原谅保尔•克劳德，

原谅他写得比较出色。

（“纪念叶芝”，1939年）

时间将原凉君特•格拉斯，因为德语因他而活，同样也以不同的方式因克里斯塔•沃尔夫而活，因他写《铁皮鼓》时在巴黎以友相待的诗人保罗•策兰而活……

然而，在此，让我尝试一下超越有意识目的范畴的挽救办法。格拉斯姗姗来迟的披露会有什么影响？随着他接近人生的尽头，纳粹主义的记忆淡化。弗伦茨贝格师党卫军的活动成为美国周末休闲战争游戏的对象，格拉斯突然破坏了自己的雕像——不是作为小说家的雕像，而是作为坦诚、及时地正视纳粹过去的道德权威的雕像——让其废墟留在路边作为警示，就像雪莱的形《奥西曼迭斯》。关于这个主题，他所说和所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他现在留给我们的自身例子一半有效。六十年来，连君特•格拉斯也不愿和盘托出自己曾是党卫军中的一员！看，陌生人，颤抖吧。

当开始思考这个谜时，我与一位德国朋友讨论了一番，这位朋友只比这位小说家小两岁，但战争的经历完全不同。他说：“你知道的，我对此有一个理论。我认为格拉斯从未参加过党卫军。他只是让自己相信参加过而已。”我肯定我的朋友说的不是表面意思。我把他的话理解成是一种诗意的洞察力，洞察到了德国人的记忆痛苦又错综复杂的特质。他补充说：“但不要写上，否则格拉斯将告你宣称他没有参加过党卫军。”

《事实即颠覆》/蒂莫西·加顿艾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