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谈西安事变:我的故事就只到36岁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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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12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最终因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张学良口述:我的事情就是到36


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张学良



人呀,失败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样会有失败,我的一生是失败的,为什么?一事无成两鬓斑。


我不是谦虚,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做的一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张岳公(张群)他总骂我,说这首诗最没意思。


如果我这一生重新来过?我九十岁了,还来什么?明年兴许就完蛋了。


我给我自己下了一个考语,最近有个好朋友见我,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你不要再说那个话了,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了!


现在我自个儿想我自个儿,可以说我失败。


我年轻时候,做事完全凭我自己,我也没有跟人商量,有时候很大很大的事,有一两次我是跟王树翰商量。我对他还相当的信任,他是我的秘书长,这个人对我也很负责。我从来没跟谁计较过,全凭我自己。


现在想我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我年轻时就是骄傲了。怎么骄傲?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郭松龄倒戈是个很难度过的事情;我父亲的死,是我最难度过的。这都是大事,内忧外患,我都给对付了,那我也度过了。后来跟中央的合作,这些事我都做了,我都度过了这些难关,因此,我自己得意得很。那时候蒋先生差不多等于把北方势力完全交给我了。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作云,覆手作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些个省,我那时候才二十八九岁呀。


所以,我自己现在想起来,是我自己骄傲了,我没跟人家考虑好了。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说句话,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


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



蒋先生是原谅我了,不原谅我,他不把我枪毙呀?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


到南京,我真是都准备好,预备死!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呀,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就是今天我还敢说这句话,当你面说,假如国家要用(得)着我,虽然九十岁了,我赴汤蹈火我不推辞!好事我不干,假设那个事没人能干,没人敢干,我今天虽然九十了,我还是想。可是为私人事情,我也不帮谁私人忙,也不帮谁,我就是过去,我也不是帮蒋先生忙,也不是帮谁私人的忙,我完全是问心无愧!


西安事变的时候,(有人)说我放了蒋公是为了给蒋夫人一个生日礼物。


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枪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


他不在了,现在我讲,否则,我不讲。本来我是决心至死不说出来这个事情的,西安这事,至死我不说出去的,不是因为面子的事情。你问我,我不能不说。



别人说「扩大会议」的时候,我是帮蒋先生的忙。不是!是我的主张,我认为他那么做是不对的。


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就是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


所以呀,蒋先生的那个秘书,叫汪日章,他说,我从来没听见有人敢跟他这样子吵的!


我跟蒋先生是痛陈,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我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先生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子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蒋先生大骂我,我跟他这样吵,蒋先生当时看我的情形很怪,后来也很安慰我几句。


还有蒋先生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可是怕我发火,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我现在已经九十岁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最近我自己发现一个事儿,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三十六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蒋公这个人,我认为他失败了。


蒋先生这个人,我跟你讲,我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这个人很顽固,很守旧的,太守旧了!这么讲吧,我搁这么一句话批评他,假设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他认为我说的事都是对的,我做的事情就应该是对的,他就剩个派头。


说实在的,蒋先生对我,我暗中想,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但是,我到了南京的时候,我也说这句话,我当时在西安,我也说过这个话,不晓得西安现在还有人在不在,不过最近死了一个人,还有我的处长都在那儿。我当时就说,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


我到南京,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你要自己来送。我说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说那是个泥菩萨呀,所谓首领就是个泥菩萨呀,我把那泥菩萨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把这个泥菩萨扶起来。它有灵,拿(它)我脑袋疼,不能不给他磕头呀。


到南京,我一样是请罪,(再)一样我也是让他维护权威,既然这样答应了。


那蒋先生也真是说到做到,当时我没跟他讲,现在我可以说,他后来也真是做到了,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


这是他亲自跟我讲的。不是我当时听到,我绝不说这话。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愿意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但这个事情,我现在都可以直截了当说的。


我是跟周恩来见面了,我跟你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


这个人,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他也相当佩服我,你看周恩来说没?可以说我们俩一见面,当时我答应周恩来了。周恩来说,如果你能够做保证,那我们共产党可以放弃掉这些个事情,我们很希望这样,你能领导,我们更愿意。我说我去说服。我自个太自骄了,我说我去说服蒋先生,我可能把他说服了,我负责任,我说我给你保证,如果你们这个条件是真的,都是这样,不变。他说好。


我说这样子,我跟蒋先生去说说,我这方面我负责任,你那说的话可算话,大家说话说了算。那也许我上了他们的当也不一定,这话别这么讲,但是周恩来我们俩说得很确实,他说,如果你真能做到这,我们立刻执行计划。不过,他说,他要求两个条件:一个,把陕北这个地方还给我们留着,让我们的后方家眷在这儿待着;一个,你不要把我们共产党给消灭。这是两个条件,其余那我们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交给中央改编。我们当时订的是这样计划。


那么后来等抗战时候,我跟蒋先生还请求带兵呢,蒋先生的秘书长跟我讲,他说那就是蒋先生怕你呀,你知道那是拿你当个灵芝啊,当个宝贝,这边拿着你,那边也拿着你,怕你跑到那边去。


那个时候我们想这样,说好了,阎锡山、东北军、共产党都联合,三方面军队这么摆着,作战的时候这么摆着,我们绝对跟你,服从你指挥,跟你作战、合作,都说好了。


我为什么跑到阎锡山那儿去呢?西安事变之前,那时候,我已经跟共产党有联系。我就说中央呀——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出来我也不怕了,中央糊里胡涂,他就不知道我跟共产党已经有联系了。和戴(笠)先生我们头一次见面,他说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我说你那些特务净做些扯淡的事,你「特务」不了了。



阎锡山这个家伙是老谋深算的,他没有什么感情,讲什么同情不同情的。


有人说,西安事变,阎锡山拍了一个电报寄给我,电报里面说叫我杀掉蒋介石。我没收过这种电报,我不知道,换句话说,我记得没这事,反正我没看到。


我那个时候,你知道西安事变以后,那时候我忙得了不得,应付着各方面的事情,我差不多都好几天晚上没睡觉,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四面八方的。


所以后来回到洛阳,我就倒头睡觉了,累得很,太困了。


还有人说阎锡山扯我的后腿,我很生气,好像本来是大家相同的,后来又怪我不对。这事儿我不知道,那政治这个事是不一定的,他自个要留个地步,不能那么讲,明白吗?说这话是不懂这个政治。


还有,我告诉你,我还晓得,什么事都得想揭穿了!


钱大钧,好是好,但是他继续做我的参谋长,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则)这个话不能那么说。晏道刚也不是喜欢不喜欢,钱大钧也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简单说,我那个参谋长,就是蒋先生派来的一个间谍一样,这个晏道刚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老实人,钱大钧比他油条。


所以蒋先生对晏道刚很气,他(晏)并没事前发现我的事情,那事儿他没留心,他虽然在这儿也不知道,换句话说,他也没有那么注意,他没那么多心,就说,他是老实人么。


那特务就净胡扯淡,正经事儿他也不知道。CC里做得更糟糕,后来他们那些个玩意儿我都看见了,胡说八道,根本没那回事情,他报告的事情都没有那回事情,那报告的什么玩意儿?根本花那个钱那真冤枉透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中央就吃这亏吃大了,所以对各省都没好感,对哪个省都没好感的原因,就是他们(特务)在里头搞的,中央就信那套,其实人家并没那个事儿。


我这人用人就不同了,我管东三省,我从来不干那些事,我做事儿我要疑了你,我就不用你,我用你,我就把全权给你。我向来这样做事。


所以人啊,我这个基督徒,你怎么待人,人也怎么还你,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你用这法待人,人家开始不知道,慢慢知道了,嗯!人么,当然人家也是人。


我现在九十岁,你记住我的话,尤其是年轻人,做事情,我告诉你要紧的两句话:问心无愧。也许我错了,但是我会听。我对你们真心。



摘自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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