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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网 2011年7月8日 摘要:杨绦先生近年闭门谢客,海内外媒体采访的要求,多被婉辞;对读者热情的来信,未能一一回复,杨先生心上很感歉疚。朋友们建议先生在百岁生日来临之际,通过答问与读者作一次交流,以谢大家的关心和爱护;杨绦先生同意,并把提问的事交给了年来投稿较多、比较熟悉的《文汇报·笔会》。我获此机会,有幸与杨先生作了以下笔谈。 ——本报记者 周毅 1 笔会:尊敬的杨先生,请允许我以提问来向您恭祝百岁寿辰。 您的生日是1911年7月17日。仔细论起来,您出生时纪年还是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尚未发生。请问,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您是什么时候用起来的? 杨绦:我父亲是维新派,他认为阴历是满清的日历,满清既已推翻,就不该再用阴历。 他说:“凡物新则不旧,旧则不新,新旧年者,矛盾之辞也,然中国变法往往如是。旧法之力甚强,废之无可废,充其量不过增一新法,与旧法共存,旧新年特其一例而已。”“今人相问,辄曰:‘汝家过旧历年乎,抑或新历年乎?’答此问者,大率旧派。旧派过旧历年,新派过新历年。但此所谓过年,非空言度过之谓,其意盖指祭祖报神……今世年终所祭之神,固非耶教之上帝,亦非儒家之先圣先贤,不过五路财神耳。此所谓神,近于魔鬼,此所谓祭,近于行贿。” 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是我一岁时开始用起来的。我一岁时恰逢中华民国成立。我常自豪说:“我和中华民国同岁,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一百天!”7月17日是我生日,不是比10月10日早一百天吗? 笔会:您从小进的启明、振华,长大后上的清华、牛津,都是好学校,也听说您父母家训就是:如果有钱,应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杨先生,您认为怎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杨绦: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动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说“这孩子该上学了”。孩子第一天上学,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书包,欣欣喜喜地“上学了!”但是上学回来,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师哄得好。 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hào)读书,读好书入迷。 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我进振华,已渐长大。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为办好学校“嫁给振华”贡献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他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上海沦陷时期,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 我们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她见我和锺书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她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跑来问爸爸,锺书不告诉,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 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问他签名干什么,小孩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 笔会:您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和钱锺书先生结婚后,进门却需对公婆行叩拜礼,学习做“媳妇”,连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宝贝女儿,在钱家做“不花钱的老妈子”。杨先生,这个转换的动力来自哪里?您可有什么良言贡献给备受困扰的现代婚姻? 杨绦: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着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锺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绦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 钱锺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重洗,他的体己让我感动。 诗人辛笛说钱锺书有“誉妻癖”,锺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同样,我对钱锺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围城》搬上银幕,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我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那就是: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钱锺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觉得这个关键词“实获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笔会:您出生于1911年,1917年即产生了新文学革命。但您的作品,不论是四十年代写的喜剧,还是后来写的《洗澡》《干校六记》等,却没有一点通常意义上“现代文学”的气息。请问杨先生,您觉得您作品中和时代氛围的距离来自哪里? 杨绦:新文学革命发生时,我年纪尚小;后来上学,使用的是政府统一颁定的文白参杂的课本,课外阅读进步的报章杂志作品,成长中很难不受新文学的影响。不过写作纯属个人行为,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个性、情趣和风格。我生性不喜趋时、追风,所写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我也从未刻意回避大家所熟悉的“现代气息”,如果说我的作品中缺乏这种气息,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上承传统,旁汲西洋,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太重。 笔会:创作与翻译,是您成就的两翼。特别是历经“大跃进”、“文革”等困难年代、最终完成《堂吉诃德》的翻译,已是名着名译的经典,曾作为当年邓小平送给西班牙国王的国礼。很难想象这个工作是您47岁自学西班牙语后开始着手进行的。您对堂吉诃德这位骑士有特别的喜爱吗?您认为好的译者,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一门外语更重要? 杨绦:这个提问包含两个问题。我先答第一个。 我对这部小说确实特别喜爱。这也说明我为什么特地自学了西班牙语来翻译。堂吉诃德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眼前的东西他看不见,明明是风车的翅膀,他看见的却是巨人的胳膊。他一个瘦弱老头儿,当然不是敌手,但他竟有胆量和巨人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又如他面前沙尘滚滚,他看见的是迎面而来的许多军队,难为他博学多才,能数说这许多军队来自哪些国家,领队的将军又是何名何姓。这等等都是象征性的。 我曾证明塞万提斯先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的遗体埋在三位一体教会的墓园里;他被穆尔人掳去后,是三位一体教会出重金把他赎回西班牙的。虽然他小说里常有些看似不敬之辞,如说“像你妈妈一样童贞”,他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需要表示他的小说不是说教。但他的小说确是他信仰的产物。 现在我试图回答第二个问题。 “作为好的译者,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外语更重要?” 是的。翻译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着,二是译文的读者。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着;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需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弦外之音,只能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译者须对原着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彻底了解不易,贴合着原着照模照样的表达更难。 末了我要谈谈“信、达、雅”的“雅”字。我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雅”是外加的文饰。最近我为《堂吉诃德》第四版校订译文,发现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辞意欠醒。我每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谓“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却也现成。)福楼拜追求“最恰当的字”(Le motjuste)。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雅”也可。我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相信,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这么一个目标。 2 笔会:钱锺书先生天分、才学过人,加上天性淘气,臧否人事中难免显示他的优胜处。曾有人撰文感叹“钱锺书瞧得起谁啊!”杨先生,您为什么从来不承认钱先生的骄傲? 杨绦:钱锺书只是博学,自信,并不骄傲,我为什么非要承认他骄傲不可呢? 钱锺书从小立志贡献一生做学问,生平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可谓“嗜书如命”。不论处何等境遇,无时无刻不抓紧时间读书,乐在其中。无书可读时,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硕大的韦伯斯特氏(Webster's)大辞典,被他逐字精读细啃不止一遍,空白处都填满他密密麻麻写下的字:版本对照考证,批评比较等等。他读书多,记性又好,他的旁征博引、中西贯通、文白圆融,大多源由于此。 钱锺书的博学是公认的,当代学者有几人能相比的吗? 解放前曾任故宫博物院领导的徐森玉老人曾对我说,如默存者“二百年三百年一见”。 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HarryLevin)着作等身,是享誉西方学坛的名家,莱文的高傲也是有名的,对慕名选他课的学生,他挑剔、拒绝,理由是“你已有幸选过我一门课啦,应当让让别人……”。就是这个高傲的人,与钱锺书会见谈学后回去,闷闷冒出一句“我自惭形秽。”(I'mhumbled!)陪同的朱虹女士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 钱锺书自己说:“人谓我狂,我实狷者。”狷者,有所不为也。譬如锺书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中,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乖乖地把自己变成一具便于使用的工具,只闷头干活,不出主意不提主张。他的领导称他为“办公室里的夫人”,他很有用,但是不积极。 人家觉得钱锺书“狂”,大概是因为他翻译《毛选》,连主席的错儿都敢挑。毛着有段文字说孙悟空钻到牛魔王的肚里,熟读《西游记》的锺书指出,孙猴儿从未钻到牛魔王的肚里,只是变了只小虫被铁扇公主吞入肚里。隐喻与原着不符,得改。 钱锺书坚持不参加任何党派,可能也被认为是瞧不起组织,是骄傲。其实不然,他自小打定主意做一名自由的思想者(freethinker),并非瞧不起。 很多人有点儿怕钱锺书,因为他学问“厉害”,他知道的太多,又率性天真,口无遮拦,热心指点人家,没有很好照顾对方面子,又招不是。大家不怕我,我比较收敛。锺书非常孩子气,这方面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钱锺书也很风趣,文研所里的年轻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他又佩服又喜爱。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几十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对他又敬又爱的好友。 笔会:钱锺书先生拟写的西文着作《<管锥编>外编》当初是怎样构思的?为什么没有完成?有没有部分遗稿? 杨绦:钱锺书拟用西文写一部类似《管锥编》那样的着作,取名《<管锥编>外编》,起意于《管锥编》完成之后。这种想法并非完全没有基础,他生前留下外文笔记178册,34000多页。外文笔记也如他的《容安馆札记》和中文笔记一样,并非全是引文,也包括他经过“反刍”悟出来的心得,写来当能得心应手,不会太难,只有一一查对原着将花费许多精力时间。锺书因为没有时间,后来又生病了,这部作品没有写成。 钱锺书开的账多,实现的少;这也难怪,回顾他的一生,可由他自己支配的时间实在太少太少,尤其后半生。最后十来年干扰小了,身体又不行了。唉,除了遗憾和惋惜,还能说什么呢? 笔会:在您翻译的四部作品中,《斐多》是您的跨界之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进入哲学,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愉快、高尚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这本对治忧愁的译作,有纪念钱先生的特别意义吗? 杨绦: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我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 我选定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 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 应该说,我后来《走到人生边上》的思考,也受到《斐多》的一定启发。 笔会:听说《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二十册即将出版,是吗? 杨绦:这个消息使我兴奋不已。我要向北京商务印书馆内外所有参加这项工程的同志表示感谢。《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依据钱锺书手稿影印而成,所收中文笔记手稿八十三本,形制各一,规格大小不一,因为年代久远,纸张磨损,有残缺页;锺书在笔记本四周和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写满小注,勾勾画画,不易辨认。锺书去世不久,我即在身心交瘁中,对他的全部手稿勉行清理和粗粗编排,此中的艰难辛苦,难以言表。此次商务组织精悍力量,克服种种困难精心编订目录,认真核对原件,核对校样,补充注释,工作深入细致,历时三年有余,成效显着,这怎使我不佩服和感激莫名!相信锺书和襄成此举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同志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03年出版时,我曾作序希望锺书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能对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有用;现今中文笔记出版,我仍这样想。私心期盼有生之年还能亲见《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不知是否奢望。 3 笔会:杨先生,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最值得骄傲的品质,能让人不被摧毁、反而越来越好的品质?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绦: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我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我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有一天,我和钱锺书得到通知,去开一个不记得的什么会。到会后,邻座不远的陈西禾非常紧张地跑来说:“到会的都得签名。”锺书说:“不签,就是不签!”我说:“签名得我们一笔一划写,我们不签,看他们怎么办。”我们三人约齐了一同出门,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扬长而去,谁也没把我们怎么样。 到“文化大革命”,支撑我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会泯灭人性,就此沉沦。 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我于是更加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笔会:能谈谈您喜欢的古今作家吗? 杨绦:这个题目太大了,只好作个概括性的回答。我喜欢和人民大众一气的作家,如杜甫,不喜欢超出人民大众的李白。李白才华出众,不由人不佩服,但是比较起来,杜甫是我最喜爱的诗人。 笔会:杨先生,您一生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与“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却始终是一物两面,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敛抑、“穿隐身衣”,“甘当一个零”。这与一个世纪以来更广为人知、影响深广的“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杨绦:这个问题,很耐人寻思。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笔会:孔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话,已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生命的参照坐标,不过也只说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期颐之境,几人能登临?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吗?能谈谈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吗? 杨绦: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树上的叶子,叶叶不同。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我每天从床上起来,就想“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八段锦早课,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对人更了解些,相处更和洽些,这方面总有新体会。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笔会:有人认为好性情只能来自天生,但您的好性情,来自您一直强调的“修炼”。您大部分作品是70岁以后创作的,堪称“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典范。您认为“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您看重曾参所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走到人生边上》的自问自答中,您得出的结论是“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文明的人。只有人类能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个苦恼的人世,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经过锻炼才能炼出纯正的品色来。”对您这些话,我没有疑问,也不求回答。在此复述一遍,只为给您一个响应。 最后问一下,您和钱锺书先生作品收入所得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是怎么运作的,运转得好吗? 杨绦:由钱锺书和我的作品收入所得、于2001年建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设在我们的母校清华大学。截至2011年5月为止,基金已由起初的72万元,增至929万元。为268名品学兼优的清华学子颁发了奖学金,获奖的学生中有的也是我和钱锺书作品的读者。他们手写书信给我,谈谈自己的成长和校园生活,我由此得知现代大学生的一些状况和心态。有的同学说我与清华同岁,邀我百年校庆时回校与清华同过生日。我曾请获奖同学来家作客。大家说说笑笑顶高兴。他们争着翻阅钱锺书批注的韦氏大辞典,对老学长的精深细致惊叹不已。 “好读书奖学金”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他们运作很好。我们的信托协议中有约: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在享有钱杨作品的财产权利的同时,有保护钱锺书、杨绦作品着作权及其人身权利的义务,我对基金会认真履行约定感到满意。 “好读书奖学金”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众多的项目中,基金数额不是很高,但他们很重视这项奖学金的人文含蕴和它背后的故事,我们合作愉快。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会长贺美英女士是贺麟先生的女儿,我们住干面胡同时的邻居小友,她和基金会的同志对我很关心,常来看望,大家成了朋友。钱锺书逝世十周年,基金会请来锺书在社科院的同事罗新璋、薛鸿时先生演讲,介绍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夜晚,同学们聚集大草坪,用烛光、朗诵和提琴演奏追思他们的老学长。我年老,未能身临其境,但深为他们的真诚感动。 4 笔会:亲爱的杨先生,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赞美您有“种子之性”,柔弱,又坚韧,深自敛抑,且一生有少女相。我的几位师友看了,觉得文章还少了一层意思,那就是“种子的信仰”。我现在把他们特意找出来的梭罗的这首诗抄在这里,献给您,真的算恭恭敬敬为您拜一个寿—— Though I do not believe that a plant will spring up where no seed has been, I have great faith in a seed. Convince me that you have a seed there, and I am prepared to expect wonders. ——Henry David Thoreau 我不相信 没有种子 植物也能发芽, 我心中有对种子的信仰。 让我相信你有一颗种子, 我等待奇迹。 ——梭罗 恭祝您健康快乐,智慧平安! 杨绦:我一向把理解我作品的读者当成知心的朋友,感谢朋友们多年对我的关心和鼓励。我现在很好,很乖,虽然年老,不想懒懒散散,愿意每天都有一点进步,better myself in every way,过好每一天。 我从年初开始,再次用毛笔练小楷,抄写锺书的《槐聚诗存》,一天写几行。练练字,也通过抄诗与他的思想诗情亲近亲近,今天(6月19日)凌晨两点,全部抄完。 我有时也写点小文章,多属杂忆与杂写之类,等将来攒到一定数量,当结集出版请大家指教。
网载 2015-08-23 08: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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