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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本人对历史颇感兴趣，热衷于读史书。坦率地说，由于未能精通一门外语，阅读就不免局限于中文书籍。好在中国史籍浩如烟海，哪怕是穷尽一个人毕生时间与精力也不能通览无余。每次阅读，犹如穿越时空面对一个个早已过世了的人物、一串串已然发生了的事情，心里总是五味杂陈。

严格地说，做学问的研究历史，应当保持客观冷静。而我并非学问家，所以难免比较情绪化地阅读，故而充满喜怒哀乐。老实说，其中少有欣喜与骄傲，更多的是愤怒与悲哀。

诚然，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事实就正是历史上那样发生了的事情。情况就是那样情况，结局就是那样结局，一切已经定格在那里，永远无法改变；而且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事件，它不仅决定当下，而且影响后来。唯物决定论者认为，历史是一个必然性过程，一切历史事件都存在其必然性。这种史观似乎无可争辩，毕竟历史事件就那样发生，只有那一种结果；况且时间不可逆，人们无法还原相同的初始条件，从而演绎出另一种结果。

尽管如此，我对历史的必然性还是不能心悦诚服。法国学者安德烈·莫鲁瓦认为：“历史有无数的可能性，它们都是有根有据的……每时每刻，不管你认为多么短暂的一瞬，事件的进展都会像一棵生出两根树枝的树一样在分叉。”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指出，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地将自己置于过去的某个点——在这个点上，已知的各种因素似乎会导致多种不同的结果。”我颇欣赏上述两人的见解，历史固然有其必然性，但也有其或然性与偶然性。一切存在具有多种可能性，没有哪一种结果是必然要出现的，出现任何一种都是合理的，某些偶然因素也会起决定性作用。

存在具有多种可能性，而某个时间点上只出现一种结果，这种无数已然的结果就构成了我们的历史。仔细考察诸多已然的结果，我们会发现它们大都并非最好的结果，更多的是差强人意的结果，而且这些结果往往诸多恶果与后患。其实，这些结果未必就是历史的必然，出现另一种较好的结果并非不可能。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们不能介入历史，更不能改变历史，但可以表达我们的观感。就个人而言，我对历史充满遗憾，太多的遗憾！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从盘古、女娲的神话时代算起约有5000年，从三皇五帝算起约有4600年，从夏朝算起也有4200年。很多中国人以国家历史悠久而自豪，往往以阿Q的心态看待西方，以为咱们祖先已经开化文明了，你们祖先尚未走出茹毛饮血的蒙昧，咱们在汉唐时期非常繁荣富强，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于你们西方。这样想，倒也无可厚非，毕竟咱们祖先还是很争气，创造了悠久而灿烂的文明，至少在唐宋以前还是很伟大的。但是，中国历史也是一部灾难深重的历史。所有这些灾难，部分是天灾，多半是人祸。天灾自然是老天爷所为，不可抗拒；而人祸则是人为结果，或者说是某种人为选择所带来的恶果，并非不可避免。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还是谈谈我的历史遗憾，准确地说，是对某些时间点上出现的那种结果表示不满。遗憾太多，难以全部写出，只能简明扼要说几件。

在我看来，第一个家天下王朝夏朝的建立，就是一大遗憾。据古文献记载，中华文明起源于炎黄时期，历经“三皇五帝”，逐渐形成部落联盟国家。当时最高领导人，不是通过世袭，而是以“禅让”方式产生。据说，中原部落联盟首领尧让位与舜，舜后来又让位与禹。舜和禹都是由“四岳”（各部落首领）共同推举作为接班人，通过尧或舜长期考察并得到认可后，才正式即位执政。这种禅让制，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民主制，联盟最高领导人由各部落首领民主推荐产生，既体现了任人唯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禹原想以“禅让”方式，将“王位”传给东夷人益。可是在他死后，他的儿子启杀掉益而夺得王位，从而破坏原有的“禅让”规则，开创了王位世袭的家天下模式。

可以说，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流氓。杀益篡位、传位于子，无疑是卑鄙自私的流氓行为。试想，假如启不曾杀益篡位，德才兼备的益会继承“禅让”的传统，传位于贤能者。依此类推，益的后继者也秉承这个优良传统，再经历几代人，华夏政治文明势必有所发展，甚至可能出现古希腊、古罗马那样范式的民主政治。退一步说，即便启杀益篡位了，但仍依照“禅让”规则，选定贤能的接班人，而不是传位于儿子，也不至于将华夏政治文明的萌芽过早地扼杀。

当然，决定论者认为启建立家天下乃是历史的必然。这么说，只是承认历史事实而已。所谓必然性，就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项。从当时情势看，启的选项并非别无选择。启与益之间，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不杀益，启照样有活路，如果他真有本事，益即位后会照样重用他。即便你篡位称王，照样可以禅让，也不必非得传位儿子；毕竟“禅让”更符合当时的国情与传统，尧舜禹都能做到，难道启就不能做到？归根到底，启的所作所为乃人性使然，并非历史的必然。因为人性是复杂的，含有自私卑鄙的因子，也不乏无私崇高的成分。启的选项，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如果他高尚一点，完全有别的选项；那样的话，中国什么时候出现第一个家天下王朝，谁也无法预料。

孔子对于带有民主色彩的尧舜时代充满向往，称赞这个时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也”。对于夏商周时期，孔子认为“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即便出现商汤、文王、武王、成王这样的明君，也只能达到“小康”而已。可见，孔子更倾向于“公天下”，在他看来，“家天下”取代“公天下”未必就是历史的进步。

自“家天下”模式开启之后，中国经历了许多家族王朝。没有哪个王朝能够长盛不衰，没有哪个家族能够永久执政，不时改朝换代乃是历史的必然。每次改朝换代，自然会有其合理性因素，如果表现为历史的进步，倒也顺天应人；问题在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或政权更迭，往往是政治博弈或军事博弈的结果，最终凭武力或实力说话。在冷兵器时代，骁勇强悍的游牧民族时常征服文化发达的农耕民族，这样的改朝换代很难说是一种进步。

毫无疑问，武王灭商而建立西周是影响极其深远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当时殷商比西歧（西周）更为发达文明。周人崇尚礼治，讲究有为而治，而商人崇尚自然，讲究无为而治；周人注重农耕生产，商人农商并重，从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发展到以贝壳、玉石作货币的商业活动，都是以商族人为主，故而商代后期商业相当发达。周灭商后，周人很看不起商族人，认为商族人通过经商致富“胜而无耻”；周人是靠农耕起家的，在他们看来农业才是唯一的根本。由于政治、经济理念上的差别，导致文化和生活方式也迥然不同。周人的文化与生活受制于礼，封闭、拘谨、呆滞；商人的文化与生活顺其自然，开放、自由、活跃。遗憾的是，西周经过文王、武王父子苦心经营，假借“仁义”笼络人心，终于瓦解并击溃了商王朝。后世把商的灭亡归因于商纣王无道，说他荒淫残暴，不免有妖魔化的嫌疑。其实，商的失败另有原因，客观上是征战东夷消耗了国力，主观上是纣王过于迷信“我有天命”，对周缺少必要的防范。

周人取代商人而拥有天下，无疑改变了中华文明的走向。试想，如果没有西周的崛起，中国依然按照殷商治理模式和文化理念发展下去，民族精神和社会形态可能呈现另外一种气象。从现有史料看，商人较之周人，更崇尚自由个性，更善于商业经营，更富有享乐精神，也就是说商人的生活更贴近自然与人性。西周得势之后，殷商文化基本上被格式化了，从而失去继续繁荣与发展的可能性。周文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并为中华文化重新打上底色，以至于后世历代王朝都没有也不能跳出它的框架。简而言之，西周创立而施行的是宗法礼治模式，虽然披上温情脉脉的“仁义”面纱，本质上是加强对人性的禁锢或扼杀。后来周天子控制力下降，出现“礼乐崩坏”的状况，意外获得思想解放，成全了诸子百家。

秦灭六国建立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已然是历史事实。但这个结果，也是武力选择的结果，对于天下人来说，却未必是最好的结果。毫无疑问，当时山东六国都不愿被秦国征服与奴役，为此进行拼命抵抗，只是由于实力不济或策略不当，才被秦国各个击破。秦国的短暂胜利，也很难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较之秦国，山东六国经济文明更为发达，文明程度更高。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逐渐成为奉行军国主义的法西斯国家，整个国家被打造为战争机器，秦军被演练为虎狼之师，山东六国不禁谈“虎”色变；利用政治、外交、军事等手段，秦国得以吞并天下。

秦国吞并天下，给山东六国人民带来无比惨痛的灾难。秦始皇推行暴政，对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与奴役，同时禁锢人民思想，焚书坑儒。作为获胜方，秦国人民其实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他们早已被驯服为“怯于内斗、勇于外战”的怪兽，只是国家战争机器中的零件，只能为秦王卖命与杀戮，只知以杀人换取爵禄；他们没有个人思想与情趣，更没有个人生活与自由。暴政之下，没有哪个活得没有尊严。包括位居宰相的李斯，为秦始皇死心塌地卖力，最终也没落得好下场。试想，假如当初齐国牵头联合六国共同抗秦，也许不至于被秦国一一剿灭。秦国军队固然强大，但并非不可战胜。如果说它不可战胜，何以没有保护秦王朝长久屹立不倒？！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人纷纷响应，大秦王朝旋即土崩瓦解。如果说它的建立是历史的进步，难道天下人都乐意过进步的日子，却偏偏热衷于开历史的倒车？！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黑格尔的名言：“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的确，自从启开启“家天下”模式之后，一个个朝代轮番更迭，不同家族或民族换班执政，换来换去，总是换汤不换药；思想观念与执政方式都没有什么改变，无非是打天下与坐天下，争皇位与保皇位，精神上没有任何进步，只有灾难循环而已。其实，在几个重大时间节点上，历史原本存在进步的可能性，或者说可以朝好的方向发展，只可惜那些有能力进行选择的大人物，却缺乏尧舜或伯里克利那样的胸怀，最终做出了利己而不利他的选择。

不过，退一步说，也不苛求中国古人能够创造古希腊、古罗马式的政治文明。既然秦始皇将君主专制模式（帝制）强加于天下，那么天下人只能寄希望于出现好君主，以便过上太平的日子。在帝制时代，大一统王朝也是“家天下”，其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家之长（帝王）。如果出现汉文帝、唐太宗这样的英明君主，倒可以开创“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如果碰到昏庸或残暴的君主，就会弄得天昏地暗，以至国破家亡，生灵涂炭。

综观历史，堪称明君的屈指可数，而且可遇不可求。皇位世袭制，并不能让贤能者脱颖而出。一般来说，开国皇帝的皇位要么是打出来的，要么是夺过来，所以他们好歹有些能耐，但是他们能否生出有能耐的后代，就不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如果继承皇位的是一个混蛋或白痴，恐怕十有八九会摊上大事。基于皇位世袭制的缺陷，往往导致那些“不似人君”的人登上君主的宝座，这就不免给当世造成祸患，也让历史带来遗憾。比如，身为白痴的司马衷居然袭承皇位（史称晋惠帝），而且娶了一个泼妇贾南风当皇后，以至于受泼妇摆布，“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最终招致“八王之乱”，断送了西晋王朝，酿成五胡乱中华之祸，使华夏民族政权无法在中原立足，不得不偏安江南，南北分裂近三个世纪。

因为存在具有多种可能性来看，历史也会偶尔推出不错的皇位继承人，例如五代时期的周世宗柴荣。从血统世袭角度讲，柴荣本来没有资格继承皇位，怎奈后周太祖郭威亲生儿子遇害早亡，只好将皇后的侄子柴荣收为养子并立为皇储。郭威建立后周，柴荣受命治理澶州，表现出卓越政治才能，“为政清肃，盗不犯境”。柴荣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兴文修武，呈现出政治清明、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同时，他多次率领大军南征北战，战功卓着，威震夷夏。959年，柴荣在挥师北伐途中染病，回到京城开封不久病逝，享年39岁。虽然只做了五年半皇帝，但史家对他评价极高，薛居正称赞他“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欧阳修认为“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司马光赞叹“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

周世宗原本预计自己做三十年皇帝，用十年开拓天下，用十年休养百姓，用十年兴致太平。殊不知，壮志未酬身先死，一代英豪英年逝。试想，假如周世宗在位十年，以他的雄才大略，极有可能收复被契丹占领的燕云十六州，完成统一全国大业；假如他在位二十年，以他的宽宏英明，极有可能开创与“贞观之治”相媲美的太平盛世。可惜，历史没有假如，病魔无情过早吞噬他的生命，让他带着终身遗憾离开人间。他的遗憾，不只是他个人的遗憾，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遗憾。尽管那个黄袍加身的继任者算是一代明君，却也未能完全统一大业就莫名其妙地病逝，更糟糕的是，他所确立的“重文抑武”的国策，虽然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有效地避免了军阀割据的出现，但也导致整个宋代武备不振、积穷积弱。况且，自太祖、太宗之后，继任皇帝的赵家子孙，基本上一代不如一代；从北宋到南宋，一直未能摆脱被外敌欺凌的阴暗，泱泱文明大国不得不向野蛮的游牧部落纳贡称臣。北宋被金兵击溃了，还有南宋偏安江南；而南宋被蒙古灭亡后，中国全境全面沦陷，汉人沦为最下等的贱民，饱受奴役与凌辱。

到了近代，西方文明对古老中国产生了强烈冲击，一些志士仁人也曾觉醒，力争使中国走上文明进步、健康发展的道路。然而，在几个时间点上，某些关键人物做出的关键选择，终究把历史推向传统惯性的泥潭。袁世凯，就是一位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行维新变法，握有兵权的袁世凯也积极参与，但在关键时刻他却出卖叛变，促使慈禧太后反戈一击，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突然夭折；如果袁世凯富有担当精神，对慈禧太后实施软禁，“变法”也有成功的可能，中国也可能走英国或日本式君主立宪道路。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已然是当时最有权威的人物，如果他听从唐绍仪、宋教仁等人的意见，毅然推行宪政，那么他可望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但是，他急于过一把当皇帝的瘾，不仅酿成军阀混战的乱局，也为自己换来遗臭万年的骂名。

当然，袁世凯翘辫子之后，历史仍有太多的遗憾。这些，你懂的，在此不必多言。总而言之，所有的遗憾已然成为历史，后人永远无法改变。不过，所有憾事都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不可怨天尤人，只能自作自受。不过，那些伟大人物实在是围得太大了，往往把国家、人民捆绑进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在他们的给定条件下生存，即便生不如死，也得逆来顺受。“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历史不可能没有遗憾，但是可以使遗憾尽量减少，条件是好的制度与规则，还要华盛顿式政治家；否则，历史仍然在泥潭里循环往复。

网载 2015-05-14 11:2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