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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6节 抗战以来自述(7)
论到第二层,政府交议之件亦不少,最大的一案要数全国总动员计划大纲。此与后来到武汉时,交议的节约计划大纲,同为洋洋大文。参议同人亦费不少心思去讨论,,,。
论到第三层,政府确曾将军事外交各种情报,说给我们不少,使我们于大局情势恍然有所了解。一向局外人责备政府的心理,为之减少,而支持政府的情绪增加。举一个例来说:抗战前段,尤其初起之时,很多人殷切地希望苏联帮忙,亦极相信苏联一定帮忙,乃至期待他出兵或外蒙出兵。在看不见苏联积极帮忙之时,就以为政府不肯接近苏联。于是由责备而不谅解的心理很多流行在社会。但参议同人晓得事实不如此,便对政府没有不谅解,而且支持政府的做法。像沈老先生、黄老先生都是在上海为多数人所信仰。他们的态度是支持政府的,便使反政府的空气不易起来。这种减少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而沟通之的效用,怕是国防参议会收效的一点。
但前两层亦不是没有效用。例如,当时后方几个省政府主席,都空着,或本人留京,或旁人兼代,君劢先生提请政府注意,大局严重时不宜如此。政府于是就调动补充,或令本人回任了。又如关于农产工商的调整机构,在记忆中仿佛出于黄先生建议的。
四、参议同人总是不满意参议会这一机关。共产党方面总不肯到会,亦是缺憾。各方要求成立正式民意机关者很多,当局亦表示接受,请大家提出方案来。闻当时收到的方案,就有七件之多。代主席汪精卫曾向我们述说,党内对这一问题甚为踌躇。他说有三点困难:一点是人数上困难;一点是产生方法的困难;还有一点是职权上困难。
何谓人数上困难呢?他说人数少了不像民意机关(参议同人即自觉人数少不足代表国民,没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几百人的会议,实不切眼前紧急状态中的需要,而且没有地方开会(当时我们在铁道部地下室开会,大本营亦在地下办公)。事实上确有困难。
何谓产生方法的困难呢?他说正式民意机关总要用选举方法产生出来,但要办选举却是一大事。户口不清,选民难计,地广人多,交通不便,今战事紧急,安得从容举办?而况从来的选举(他包括国民大会的选举说)都办不好,人人皆不满意,今仓促中更办不好,或者为战事的影响,根本办不成。
何谓职权上困难呢?他说自战事起来后,党内曾有决议说,今后要多数人工作,少数人讨论,一个人决定。——这一个人当然是说蒋委员长。若正式民意机关必应有最后决定之权,没有决定之权,不成一民意机关;但这样便与上面的原则冲突了,所以很困难。
这是在南京的话,后来迁到武汉,卒成立国民参政会。而由于这三点困难不易解决,只能勉强算一个准民意机关。
五、末了,说到我个人在参议会中的尽力,却无多。参议会在南京时,我常常跑回山东照顾我们自己的工作。参议会在武汉时,我又跑一次延安,并驻于徐州许久。所以黄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课。——每次开会我们坐下来听代主席委委宛宛谈各种消息情报,黄、沈诸老均笔记甚勤,如像学生上课一样,因以缺席为缺课。
我所尽力者,总是我的老主张,发动民众。第一天(8月17日)会上,我就拿出来说。我要求建立一个担负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以应付大战。大意就是《大公报》所发表的(见前“‘八一三’以前的文章”一节内)。那话说起来,未免长些,内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就起来阻止我,不要说下去。他以那时上海的炮火正紧,应当商量军事,商量外交,你怎么说这个呢?当时会议席上参议诸公而外,政府各部长均在座,看神气能理会我的意见的人很少。大约他们都觉得我“文不对题”罢!我的话,亦实在说早了些。但不知抗战四五年的今日,对于这个需要,这个主张可有人认识否?
8月19日我奉蒋公命,陪同蒋百里先生到山东,视察防务,离京缺席很久,到10月初,沈钧儒先生在会上提一建议案,大致主张利用失学失业知识分子(如留日学生回国的,华北各大学学生及其他)组织乡村工作团下乡工作。原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采纳,交下参议会再拟具体方案。于是促动我,为再度之献议。
那具体方案,是经秘书长彭学沛,邀集参议同人,会同各有关主管机关(例如大本营第六部、内政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实业部合作司、卫生署等)拟定的。从我看去,于事实无益有损,不能附和。原案要点:
一、开首点明,此种工作系补助中央暨地方行政所不足,因为原有其负责机关的。
二、列举工作项目,内计有民众训练,抗战宣传,农业改良,合作指导,公共卫生等若干项。
三、工作团或称服务团由知识分子青年们组织起来,得请当地行政机关审核许可,便可成立。工作是可以巡回于各处的。
四、经费由政府酌量补助之。
此案若在负地方之责的行政机关(如省政府,专员公署,县政府)看去,一定反对。不但民众训练一类事,不能随便付给这工作团去做,即宣传的事、指导改良的事亦都不愿他们来添麻烦乱手脚。在工作团方面,无权无责,职位不明,亦断断无法工作。又如农业改良等,亦断非平素无设备研究,可以行的。如其工作,亦只是儿戏般的工作。在行政上,其弊不止于骈枝;在动员上,收效等于零。所以说它无益有损。
我认为凡事不做则已,要做便须责任分明,章法清楚。知识分子下乡,从事动员工作,原为当务之急;但无条理无计划,以杂凑出之,以点缀出之则不可。必要将他纳入负责机关系统之中,使他真知道事情的难处,使他没得躲闪,心思力气都用出来,事情才办得好。这样,就必须建立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而改造现行政,乃至改造教育才行。听了我的话的人,多舌挢不下,觉得岂不牵动太大?谁都没有这个勇气。
适晏阳初先生亦为此事被促到京。我们二人即相约面见蒋公,陈述所见,那天恰好黄任之、江问渔两先生亦有事见蒋公,其被指定的时间又恰与我们差不多。于是我们四人就一同来陈说。经我们一番陈说,又指摘当时动员工作的甚多缺点。蒋公很乐于接受,就指定我们四人拟定计划,并嘱咐在旁的张岳军先生协助进行。
我们四人奉命之后,曾为数度集仪,一度访陈立夫部长。又承政府将关于动员的一切计划草案法令送来参考。乃一面就动员说话,对于那些法令章则,条陈了十几条的意见,复一面就乡村说话,提出一个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请政府择行其一。那时节,上海战事我军已退出大场,黄先生急欲回沪一视,晏先生因湖南工作正忙,亦要回湘,江先生则赴武汉的约期已届。所以此计划大纲就嘱我一人起草。我起草出来的时节,则我军已退出上海,政府正忙于西迁,草案虽经托岳军先生转呈,而在那时情况下,却无从谈起了。
梁漱溟 2014-07-03 14: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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