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无尽 第三辑 我的自传 第35节 抗战以来自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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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5节 抗战以来自述(6)
  四、国防参议会
  “八一三”以前的几天,我在上海,每天与蒋百里先生见面,商讨时局。11日因听了蒋先生的话,有急事特地到南京一行。夜车开行之前,适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来晤谈。他将敌我两方紧张情形告知我,说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
  夜车开行不久,乘客入睡甚熟之时,忽闻人马声喧。车正停在无锡车站。站台上满是军队,站长传知客人一律下车,奉命火速运军队去沪。当时众人纷纷下车,我亦同英国友人戴乐仁先生互相帮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自然传说甚多,而我心里则认为已经开火了。
  当日幸得附他车,继续起行。但我已认定开火之故,过南京即未下车,迳返山东,准备自己岗位内之事。12日经兖州到济宁,刚下车入门,我们工作同人即谓中央连电促我入京,正转电至上海觅我。我未休息,仍乘原车回兖州,候南下车入京。14日清早抵京,晤张岳军、熊天翼诸君,一面得知“八一三”开火情形,一面得知中央将成立国防参议会,要我参加。
  关于国防参议会,邹韬奋先生的《抗战以来》第四节《参政会的胚胎》曾加叙述。但其中所述,不无记错之处。即如原书说,国民政府8月底集合全国各党派领袖们组织国防参议会云云,其实“八一七”就举行第一次会了。那天是夜间集会的,到的人有张伯苓、胡适之、周恩来、蒋百里、李璜、傅斯年诸先生。在上海的沈钧儒、黄炎培等各位尚未赶到。因聘书15日才送出,秘书长是彭学沛(交通次长兼任),不是甘乃光。甘先生只在临末了,参议会将结束,才来担任几天。
  我想分几层来叙述叙述:
  一、这个会无疑地是民主在抗战期间的萌芽(邹先生语)。从内容人物来看,几乎全是在野的,党外的。即为国民党的,亦系素不接近中枢的,如马君武先生。这种精神,的确表见政府要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的意思。从这个会追上去,便是庐山谈话会。再可追溯到“一•二八”那年的洛阳国难会议,其命意和性质皆大致相同。
  从国难初起的国难会议,直到今天的国民参政会,实是一脉下来,平时并没有这种集会,更未成立为机关。而由国难逼来,则马上召集之,就充分证明其为这时所必需,翻过来,平时政府固不见得找这些人来中央,而这些人在平时亦未见得愿意来。今天政府愿意大家来,大家亦愿意来,一面是政府开诚延纳,一面是大家竭诚拥护。团结在此,民主在此,统一在此,进步在此。气象光昌,三十年来所未有:谁说敌人不大有造于我!
  二、任何一桩事,不要看外表形式,而看其有无一段真意存于其间。国防参议会虽小,形式多不具备,而我感觉却还不错,似较今天的国民参政大会还好些。这就是初起时,意念较真。论人数虽后来增至廿五六人,而开会时总不过十余人,可谓甚小。人所以到得少,例如蒋百里先生、胡适之先生均即奉命出国,毛泽东先生在延安没来,周恩来后亦不到,黄炎培、沈钧儒二公常往来上海,张耀曾、颜惠庆两位讫未入京,晏阳初先生和我亦是往来不定。但正因人少,精神凝聚,谈话亲切,亦从容随便。这样倒使彼此少隔阂,而易沟通。开会时间亦多,多时每周至四次(当九国公约在北京开会之时,为听取国际消息)。有不少军事外交财政金融上较机密的事亦可知道一点,亦正为其人少之故。到后来参政大会上,几百人在座,政府便不肯拿出报告了。参政大会先是三个月一集会,后改半年一集会。政府报告都先做出文章,付印成册,数目字很详细,各部长朗诵一番。形式整齐,而意味却减多了。大会有议长,议事有规则,提案有手续,表决算人数,种种形式当然比较从前好看。开会时车马云集,亦甚热闹,但按实来,却按不到一点东西。
  邹先生书中,说国防参议会在组织及职权上,简单之极,根本没有什么文字上的规定,连全体参议员名单亦未见过。这大致是事实。我们收到的聘函,原来就是密件(开首称密启者),所以没有向外发表名单。开会时,交换意见,每每就是口说,用不着书面。然正为此之故,或以一言半语对政府有所启发,或往复斟问使我们得所了解。邹先生又说“代理主席汪精卫把大家意见口头转达政府当局,有时亦把当局意见口头转达给该会同人,如此而已”。此亦事实。然而比较后来参政会上文书印件传来递去,像煞有介事者,未必无用。我想中国政事一切落于“等因奉此”,正应当矫正。而见于有名的英国宪政,全靠习惯和精神,不假条文规定;似乎我们亦不要尽在条文上作功夫,而要培养起宪政的精神和习惯,才有希望呢!
  三、国防参议会组织及职权的条文规定,亦许有的,我却未看见。我只记得第一天的会上,张伯苓先生曾问及参议员的选任,以何为标准原则。胡适之先生曾问及参议会怎样去实行参议。当时代主席汪精卫对于头一问题,大致回答说着重在野党派,社会人望,和具有专长的人,总之,政府为了抗战,认为必须借重的,就可选任。对于第二问题,则分三层:一层是政府认为时局严重无比,特请大家来共商国事,亟愿听取各方意见——这就是说,看大家有什么建议;二层政府应付时局或将有些计划方案之类,交到会上请大家共同参酌;三层政府随时以国际情势前方战况以及如何应付的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现在想来,三层之中,实重在第三层。不只是政府主观要求在第三层,末后收到一点效用亦在第三层。
  论到第一层,大家怀抱的意见,向政府建议的,军事外交等等自亦不少。而为众议所集中的,约有三四点。头一点要调整政府机构,使之合理化,简便化。因为五院各部会太庞大,不合战时需要。又加战时新机关层出,叠床架屋,行政效率不能增加,反而减少。曾慕韩先生创为“袖珍政府”之议,主张缩小组织,取其轻便,易于移动。此一要求,实是众议所同,。大抵裁减人员容易,裁减机关较难;裁减小机关容易,裁减大机关较难。政府迁武汉后的改组,各部曾有裁并,五院就不行。
  再一点,要发动民众。三一点,要成立民意机关,认为参议会不够。四一点,肃清贪污。直到我军退出上海,政府将要西迁,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沈钧儒、罗文干、马君武、李璜、杨赓陶和我九人尚联名提出这几点,恳切地面呈当局。


梁漱溟 2014-07-03 14: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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