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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斯宾塞，汉语名“史景迁”，这几天来中国了。身在耶鲁大学，以《追寻现代中国》等闻名海内，史景迁在大陆的声望一直很高，他的《天安门》、《王氏之死》、《太平天国》、《曹寅与康熙》等等中译本卖得好，在北美也是常销读物。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一堂讲座，前去一睹圣颜的观众挤爆了教室，须鬓皆白的英伦老绅士在台上侃侃而谈，主题是“沈福宗及17世纪的跨文化之梦”，若有人会问到他对中国的兴趣及历史写作的缘起，他也会一再地重复那些差不多的话。

史景迁的历史作品，被誉为生动好看，加上郑培凯等一群海内学人的鼓吹，欧美汉学家在大陆的销售业绩，数他最为骄人。写得好看是种本事，网络上有篇对话，是另一位年轻的汉学家卢汉超访谈史景迁，卢问了史一个问题：“大多数中国史学者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之外影响都很有限。你却既能在学界里拥有一席之地，又能赢得受过教育的大众之心。你在学术共同体外的影响，不说是超过，也是能与费正清平齐了。……你能说说你在严肃史学和让公众喜欢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吗？”

史回答：“你写的东西能拥有许多读者是件美事。很棒哟——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你就有影响力或者一言九鼎了。这可能意味着你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而我对此很满足。我想要让人们感兴趣，我不敢说，我总是拥有一种足够有力的道德目的，可以企图改变或迅速有效地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他进而提到，费正清研究中国史，带有帮助美国当局制定外交政策的诉求，而他自己则没有：“即便这本书被人归为‘通俗读物’的一类，我也总是设法引导读者进一步阅读，读更多的书，指出方向，我希望他们能形成自己的兴趣。”至于销量为何这么好，他说，他认为“首要的一点是把你的书出出来”。

我想大多数能讨大众喜欢的学者，都会把引导、兴趣、“打开一扇窗口”之类的词汇挂在嘴上，以象牙塔和众生之间的桥梁自许。

（图注：汉学家史景迁近照，出自《天南》，摄影：王可迪）

史老78岁了，比他大三岁的另一位齐名的汉学家，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系主任孔飞力，也是极善于写“好看”的历史着作的，一部《叫魂》为他确立了不朽的学术地位，但眼下却是晚景凄凉，据说正在养老院里孤捱余年。而更揪人心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本土学人的身上。

前几日读一位学人的日记选，刊发在友人主编的一本同人杂志上。张晖，他已不在人世，去年，他的死和众多友人对他的回忆，也成了一个影响不小的公共事件。去世前，他的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员，一位很受瞩目的文史界学术新星，终年只有36岁。这公开的一组日记记于2002—2003年，学者的艰蹙困窘，溢于字句之间。

“2月21日 午后去华章卖旧书，杭华陪我去，加前次所售之书，共得220元。以后买书自当谨慎。”

“4月1日 词人年谱二校一周前寄回出版社。本月当可出书。惟无稿费，不免怅怅。”

“6月23日 去南大出版社，4折，共购了115.1元的书，总共有30多册，都是好书。后来回宿舍和妈妈通电话后，才觉得自己买书十分奢侈，近乎不孝！”

“12月4日 昨日得厦材翁寄来100元，今日复书谢之病寄其材料若干。……买《词综》一册，又费30元，可恨！”

还有很多这类憾、悔与恨。虽然距所记之事已有十二年，但我知道张晖后来的经济状况始终没有多大的改观。“惟无稿费”四字，看得人目瞪口呆：这可是一本书啊，学术论文和着作消耗作者多少心血，不给钱岂不是把人逼上绝路。

人各有命，求仁得仁——思来想去，对这等苦心孤诣的学者的凄凉命运，好像只能用这八个字来评价了。天下事太多不公平，张晖深研中国词学，且卓有成就，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抱负，可那些成就完全及不上一位美国汉学家所写的“通俗中国史”，不但知者寥寥（去年3月前，我完全不晓得这个人的存在），经济上的回报也是欺辱性的。一个人的苦难固然不能构成对另一个人的富足的指控，正如一个人纵饱受不正义凌虐，也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但这种境遇的对比，很多时候还是令人难以接受。

据我所知，史景迁在耶鲁是有一支团队的，他资金雄厚，手下的人可以为他做资料搜集和整理方面的所有杂务。可这种待遇，天下学人中又有几个能摊上；而若是投一队人马之力，写一些面向大众的读物，又是否不太合适呢？我是存疑的。可叹天地不仁，张晖这样的学者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证明自己配得上类似的待遇，而他，据其日记来看又如此诚笃，根本不像一个能为这类事情而谋划奔走的人。

现实不允许你做一坛深巷里孤香自赏的酒，你不去争取，就一定没有利益，甚至连谋生都成问题。你不但得知道自己要什么，还得把它具体化：名或者利。但张晖这样的人却做不到。他在一则日记里提到《深圳特区报》书评版的编辑调离了岗位，叹了句“财路断矣”——以书评为财路，只有同样的“寒士”才能体会他的痛心。

寒士们处在一个“末法时代”——张晖生前用这个词来概括我们所处的当下，怀念他的人已给他编出了一本别传，书名就叫《末法时代的声与光》。在这个时代，每个知识分子都得放下架子，除非你愿意忍受“无声无光”。“读书的种子”，只求喜好、安心和精神自足的人，只能是凤毛麟角。

我认识一位文学翻译家——其实是抬举他，他只翻译过一本书，但是，他拿着这本书到一些涉外文化活动或外国作家的记者招待会上去宣传，告诉那些人，我与这本书如何有缘，我是第一个介绍这位作者进中国的人。后来，他终于慢慢收到了一些邀请。他去了乌克兰，去了俄罗斯，去了美国，每次去了回来，他都将自己与“要人”的照片装进相册，或者放大了印出来挂在墙上。这些事都发生在近五年里，而他比史景迁还大五六岁。

我曾觉得老人还如此钻营，十分可憎。不过去年去他家做了一次客，印象有所改变。老人指着书架上的一大排《列宁全集》和用牛皮纸装订的报刊资料：“我年轻时都在做这类东西的翻译——直到60岁，我才知道自己应该要什么。所以你看，我停不下来，我一定要得到我应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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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贾嘉）

云也退 2014-03-10 20:4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