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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蒋犹不谨，前日特发表一文，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反翘其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吾人至此，为国民道德计，诚不能不加以相当之批评，俾天下青年知蒋氏人生观之谬误。 　　

男女，人之大欲也。其事属于本能的发动，动物皆然，不止人类。人生得真正恋爱，固属幸事。然其事不可必，目恋爱对象，变动不常，灵魂肉欲，其事难分。自生民以来，所谓有美满之姻缘甚少矣。然恋爱者，人生之一部分耳。若谓恋爱不成，则人生一切无意义，是乃专崇拜本能，而抹杀人类文明进步后之一切高尚观念，或者非洲生番如此，中国不如此也。夫文明人所认为之人生意义，一言蔽之，曰利他而已。盖人生至短，忽忽数十春秋，与草木同腐，以视宇宙之悠久，不啻白驹之过隙。然而犹值得生存者，则以个人虽死，大众不死故。所以古今志士仁人之所奋斗者，惟在如何用有涯之生，作利人之事，而前仆后继，世代相承，以为建筑文明改善人类环境尽力。行此义者，为人的生活，不然为动物生活。得恋爱与否，与人生意义无关也。或曰：此言固是。然得恋爱，始能工作，失恋爱则意志颓然，蒋氏之意仅在是耳。然此亦大误。盖在有道德观念知人生意义之人，其所以结构一生者，途径甚多，不关恋爱。太史公受腐刑而作史记，成中国第一良史；美国爱迪生，一生不娶，发明电学，裨益人类，古今大学问家大艺术家之不得恋爱者多矣，宁能谓其人生无意义乎。 　　

目蒋氏之言，若即此而止，犹可不论，盖人各有志，而恋爱万能之说，中外皆有一部分人持之。蒋氏如此，亦不足责。然吾人所万不能缄默者，则蒋谓有美满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十八世纪以来之革命潮流，其根本由于博爱而起。派别虽多，皆为救世。故虽牺牲其最宝爱之生命而不辞者，为救恶制度恶政治下之大众，使其享平安愉快之生活故也。一己之恋爱如何，与“革命”有何关连哉？呜呼，常忆蒋氏演说有云：“出兵以来，死伤者不下五万人。”为问蒋氏，此辈所谓武装同志，皆有美满姻缘乎？抑无之乎？其有之耶，何以拆散其姻缘？其无之耶，岂不虚生了一世？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呜呼，革命者，悲剧也。革命者之人生意义，即应在悲剧中求之。乃蒋介石者，以曾为南军领袖之人，乃大发其欢乐神圣之教。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夫云裳其衣，摩托其车，钻石其戒，珍珠其花，居则洋场华屋，行则西湖山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斯亦人生之大快，且为世俗所恒有。然奈何更发此种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此吾人批评之所以不得已也。不然，宁政府军队尚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亦当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而十数省战区人民，因兵匪战乱，并黄面婆而不能保者，蒋氏又何以使其得知有意义之人生？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或曰：天下滔滔，何严责蒋氏？曰：果蒋氏自承为军阀，为官僚，则一字不论，其事亦不载。而蒋氏若自此销声匿迹于恋爱神圣之乡，亦将不加以任何公开之批评。今之不得不论者，以蒋氏尚言革命之故耳。吾人诚不能埋没古今天下志士仁人之人生观，而任令一国民党要人，既自误而复误青年耳。岂有他哉？ 　　

【注释】本文刊登在1927年12月2日天津《大公报》上，是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社评初期最有名的文章之一。 　　

1927年12月1日《大公报》第二版上以《今日之新郎新妇》为题登载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头像，并以电讯形式转发了蒋介石写的《我们的今日》。

原件是这样的： 　　

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十一时二十五分上海来电 　　

蒋介石发表一文，题为《我们的今日》，谓今日得与最敬爱之美龄结婚，为有生来最光荣、最愉快之一日。彼奔走国事以来，常于积极中忽萌退志，前辈常询何日始可安心工作，当时未答，今可圆满答复，即确信自今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即从此始可安心尽革命责任。彼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末归结于今日结婚实为建筑彼二人革命事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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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近代独立报人

作者：陈奎德 出处：驿钊传媒学习小组2005-09-22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 近代中国最富自由独立色彩的报纸《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和主笔，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在他主持笔政期间，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这是当时国际新闻界极富声誉的奖项。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并创办《夏声》杂志，1911年归国，任《民立报》编辑。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成立了中华民国。因其文名，经于右任推荐，张季鸾任孙先生秘书。曾为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张季鸾先生处世颇有棱角，仗义执言，以致曾两度入狱。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他对于宋教仁被刺杀案，秉笔直言，遭到无理逮捕，囚禁三个月之久。袁世凯死后，他出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致他再陷囹圄，后经各方营救获释。一介书生，两度落难，两次获救，大落大起，预示了其一生的坎坷与辉煌。

　　张季鸾染有中国文人的文风余韵，又有现代学人的广博知识，像象梁任公一样，笔起波澜，引领风潮，掀一时之气象，成舆论之重镇。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吴出资5万元使报纸经济独立）合作接手大公报，这是其一生的转捩点。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着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论及“不党”，他说“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论及“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论及“不私”，他说“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井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论及“不盲”，他说“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掷地有声。“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

　　这八个字，并非心血来潮，并非灵感骤涌，而是渊源有自，思有所本的。

　　张季鸾为文坦承：“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1939年5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社评[抗战与报人]）

　　事实上，张季鸾的确也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性人物胡适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张季鸾、王芸生、胡适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馆子。季鸾先生品评适之先生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王芸生则品评季鸾先生，认为他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以胡适之为人为文的平实理性、宽容厚道和冷静渊博，以张季鸾为人为文的理路清晰、见解独到和热情洋溢来看，上述品评，绝非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论世，一语中的。诚如吴鼎昌赠给张季鸾的诗所说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

　　（二）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应当注意他所指的《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特点。即，《大公报》虽然具有国际媒体通行的商业经营的性质，但同时，它还拥有中国文人论政的深厚传统。所谓“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就是蕴含深重的伦理担当，即“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这是从中国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习性中传承下来的道统，这就使《大公报》获得了一种在中国征服人心的力量，从而在形形色色的商业报刊中脱颖而出，臻于化境，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就张季鸾自己的为文风格而言，他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既是张季鸾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也是其为文的基本宗旨。

　　有鉴于此，他的政论，不偏激褊狭，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他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说理的犀利名世。他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又提纲挈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而一流的学识经验与文字技巧，使他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有时，他也不惜违逆众意，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给出化解难局的应对之方。当时有人评论说，张季鸾为文如昌黎（韩愈），如新会（梁启超），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这种风格，播洒于万千社评之内，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有助于造就社会上健全的判断力，有益于公众非情绪化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助于迈向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

　　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 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M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M？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M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M工作？”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 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张季鸾 2011-06-10 10:5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