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我们经常做不到实事求是，这是因为现实中存在着许多阻碍实事求是的因素。认识到和分析清楚这些因素并思考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能有助于我们走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有助于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一、做到实事求是所面临的主要障碍
　　经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人们对于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几乎已达成共识，但是要做到完全或大部分实事求是绝非易事，因为我们面临着许多障碍，主要表现在：
　　1.思想观念上的障碍，亦即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障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事物及其规律的基础。在世界观上不坚持唯物主义，那么就会脱离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从而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破除迷信，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例证，证明年轻人可以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外行可以领导内行。他指出，“不要被名家权威所吓倒，不要被名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束手束脚的现象中解放出来。”这一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强调和号召，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励人们创造发明的积极作用，但在当时急于求成思想已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破除迷信”实际上是破除了科学，“解放思想”实际上是鼓励了浮夸，“外行领导内行”实际上是支持了瞎指挥。“本次大会上117人的口头发言和140人的书面发言，敢说敢做、敢想敢干的呼声压倒了一切。广西来宾县提出‘苦战四个月，基本实现水利化’；……煤炭部门提出‘两年赶上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水电部门提出五年全国初步实现电气化。”（注：肖冬连等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页。）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毛泽东问：‘应举社的小麦每亩收多少斤？’‘估计是每亩150斤。’”毛泽东算了一下后问他是不是有把握？“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超过。”崔希彦满怀信心地回答。从亩产150斤增加到800斤，一年之内涨四倍，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应举社的社长竟说得这样信心十足，面对国家领袖脸不红、心不跳，过去有‘欺君之罪’的戒律，现在变成了‘欺君有功’了。也许，真正相信有把握，也许看在热情可嘉，气可鼓不可泄，毛泽东毫无愠色接受了这种欺骗。”（注：肖冬连等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页。）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发射的“中稻高产卫星”平均亩产量高达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这都是唯意志论的结果。试看同年8月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8月27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农业版头条标题报道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的同志的来信；还有诸如“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在方法论上是不切实际地人云亦云。河南省长葛县县委第一书记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专门介绍深翻地的经验，毛泽东甚是赞赏，号召在全国推广长葛县的经验，他指出“深翻一尺五寸是一大发明”。于是农业部长在长葛县召开了全国现场会，决定大干一秋，加上明年一年，把全国所有耕地深翻一遍，一场深翻土地的运动在全国展开。在一些地方变成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甚至翻到三尺，使良田变成了荒地。再如，“山西有一个和尚同一个农民合伙，在山坡上挖鱼鳞坑蓄水，这个办法合乎当地实际，后来一普遍宣传，在平原地区也加以推广，搞所谓‘葡萄串’、‘满天星’，给平原地区农民带来严重的灾难。”（注：肖冬连等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页。）上面这些“大跃进”时期的例子已经成为今天的笑谈，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如1992年以来兴起的全国各地的从省到乡镇、甚至部分村的“开发区”热，到底能收到多少实效？又浪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没有人作出准确的估算，但是可以肯定地数目是惊人的。又如，各地大量的人造景观、酒厂、批发市场、飞机场等各种各类的重复建设，人们没有区别清楚“翻番”和“倍”的不同而乱说。这些都是人们思想观念上不实事求是的结果。
　　2.体制方面的障碍。在我们现存的各项制度中不是都在鼓励人们实事求是，或者说有些规章制度甚至法律可以被部分人利用，不实事求是照样能得到好处。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以上级提拔为主、民主评议为辅，在实际操作中个别人甚至一个人就能决定许多人的“仕途”，其结果并不是踏踏实实干事业的人得到提拔，更多的是那些“吹牛皮拍马屁”、搞形式主义的得到个别上级领导赏识的人捷足先登。曾经听有人说，某些乡镇常委书记，一般干部过不了他这一关，就别想得到提升。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偏激，却道出了一些实情。这种组织人事制度阻碍了人们去实事求是，阻碍了基层干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服务。现在时兴的片面追求“政绩”而不顾群众的真实困难的现象与我们的某些制度有密切联系。在财税制度上因为不同企业性质的税率不同而出现的假合资、“假破产”，以逃避债务。从1994年我们财政制度中实行的分税制规定，“税收的转移支付制度，按照1993年地方时间收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收入情况核定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1993年中央上划收入，全部返还给地方，保证地方既得财力，并以次作为以后中央对税收返还的基数。1994年以后，税收返还额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注：《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页。）这样导致一些地方政府钻政策的空子，为了获得更多的返还，就“千方百计”完成国税任务，个别地方甚至在年底借款、贷款来充当税收。我们的出口退税制度也引发了大量“出口骗税”现象。在司法制度上因为惩罚贪污受贿罪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程度相差太大而让许多贪官钻空子。等等。这种体制上的障碍是不能实事求是的极大诱因，而且个人难以克服，出现了弄虚作假的歪风，还导致了说实话、反映真情的下级有可能后果“难堪”，不少的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据报载，一个乡党委书记上书国务院主要领导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犹如捅了“马蜂窝”，成了全县干部的“敌人”，干不成党委书记不说，甚至连到一个总部驻在写信人所在地的地级市的大公司应聘也受到牵连，终被辞退。
　　3.个人主观意向上的障碍，亦即心理倾向上的障碍。个人包括各级领导几乎都愿意听喜讯和好话，不愿意听悲的消息和坏的话，这就是心理倾向；而且个人在心理方面容易受外界影响，例如听到哀乐和欢快的乐曲会有不同的感受；个人还有攀比、从众的倾向。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张奚若的批评，在南宁会议等场合多次说我们就是要好大喜功，张闻天则说，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注：肖冬连等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页。）不能不说这种好大喜功的心理倾向与“大跃进”有密切关系。在这种心理倾向的影响和作用下，舆论宣传的导向作用非常明显，其对于“大跃进”运动的兴起是难逃干系的。当年还没有电视，报纸是主要的传媒工具，《人民日报》又占其魁，“天天出‘奇迹’，天天放‘卫星’。自己把自己陶醉了。”（注：肖冬连等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页。）正是有感于新闻报道的严重失真、对错误做法推波助澜，1961年5月1日刘少奇在长沙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谈话，严厉批评说：“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你们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我就不看你们那些头条新闻。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报纸宣传大办万头猪场，结果祸国殃民。”（注：肖冬连等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页。）总之，一方面，这种普遍的心理倾向，致使上级领导难以听到真实情况，结果上级在不了解真实存在的问题的前提下制订的一些方针政策难以符合实际情况；基层存在的一些严重的问题反映不到上层，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这些年出现的许多群体事件实质上就是这种基层及上级领导不实事求是的结果。另一方面，舆论宣传也在起某些促进作用。中央一出一些新精神，如“三个代表”、“转变工作作风”等，报纸、电视、电台马上就大肆宣传一些尽善尽美的典型，而且把原来的或早就存在的成绩与刚刚出来的新精神扯到一起，给广大群众许多虚假的感受；热衷于报道那些表面上轰轰烈烈的事情，比如报道干部成千上万下基层驻村蹲点，但如果我们实地检查看一看，就发现不会有多少干部能真正长期住到百姓家中；或者倾心于报道一些听起来宏伟的、但实际结果并不怎么样的计划和规划。这都是在心理上阻碍人们实事求是。
　　4.思维逻辑方面的障碍。在个人的思维逻辑上存在着许多谬误，障碍人们实事求是。例如，我们常说的“一好遮百丑”、心理学上所称的“晕轮效应”。由于我们大脑中存在着各种“盲点”，也由于我们没有更多的精力能力和财力去深入探究事象，就会习惯于按一些并不正确的方法去思考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何况某些正确的思维逻辑在不同场合也会引发谬误。具体地讲：一种是对一些现象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而是把“可能当作真实”。例如，有人说彩票摇奖受人控制，一是因为已经出了这么多期没有出现两期是重号的，而从概率学上讲完全有可能重号；二是有三十个球在那里，为什么单单那个球被吹得最高或落得最快而出现呢？如果我们回答不上这些疑问，那么这种怀疑似乎就能成立，从而迷惑许多人，其实专家们完全能作出合理的准确的解释。再比如，有人对某些政治家和出名的演艺人士很长时间不露面作出的主观推断并能流行于社会，但是真实情况未必是谣传所言的那样。二种是正确的判断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结论。例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有根有据有道理，那么再深入分析，一方面这个“战”有层次之分，有战争、战役、战斗等等，一场战斗的胜利不能等同于战役的胜利；另一方面，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也不能够保证每一场战斗都能取胜，在解放战争中“四打四平”及“兰州战役”久攻不下就是实证。三种是“自欺欺人”的思维，即对错误或缺陷视而不见的现象。例如下级汇报工作时大谈成绩，不等于没有缺点，只是不说罢了，上级也假装看不到了事。我们个人亦是如此，自己脸上有块疤，但自己很少对别人说起它，别人提到这一事实存在时自己心中也不会很愉快。四种是科学方法中存在的缺陷往往被忽视。比如调查方法问题，每一个调查都应该有个范围，可是许多宣传名牌产品的调查报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经常不提调查的范围，从而出现了不同渠道公布的几个品牌都是销量第一的不同结果的现象，让观众、读者和听众搞不清楚哪个是真的，哪个更权威；普遍采用的抽样调查所得出的结论不是完全可靠，近期出现的“学生牛奶事件”，政府有关部门就辩解他们只对送检的样品负责，而众多的学生绝对喝不到合格的送检样品吧！然而，在这之前人们都认为这些产品都是合格的。
　　 二、解决不实事求是现象的对策
　　针对存在着的阻碍实事求是的主要因素，我们应当采取相应的对策来解决现实中不能够实事求是这一突出问题，主要有：
　　首先是树立牢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时刻不能忘记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在主张解放思想的时候要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否则就是空想；还需学会辩证法，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必须把先进经验与本地或本人实际相结合，否则就会重现“东施效颦”的典故。
　　其次是努力提高个人整体素质，增强鉴别力。对付谣传的最好办法是揭穿它，要做到这一点，没有过硬的本领是不行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诸如“特异功能”等极易盅惑人心的谣传和编术。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学习各方面知识以提高素质，学会请教专家以增强个人鉴别力，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
　　再次是改革现有体制中的弊端，建立一套鼓励实事求是、务实苦干的机制。如果企图专门靠“务虚”的一个人“进步”带来一大批人效仿，而挫伤坚持实事求是的人的积极性，就会打击一大片。具体到组织人事制度，在评判干部时应更多地看同事、下级人员和所服务对象的评价如何；在统计制度上要加强科学性，并立法严厉打击虚假；要改革财税制度，不能“鞭打快牛”，也决不允许弄虚作假者得到好处。新的体制应鼓励基层干部、下级干部及有识之士讲真话、报实情，反映问题不等于抹杀已取得的成绩。1962年3月5日，分管外交兼管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陈毅元帅在说到这几年有些党的机关和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矛盾、伤了感情、伤了和气”时，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领导机关错了，对的是知识分子。为什么？就是某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太粗暴、太生硬”，搞得知识分子不敢讲真话。“科学家们见你亩产一万斤，也不敢说话，见你大水库不合科学原理将来要造成灾难，也不敢提批评意见。一批评就是反党，一批评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讲到这里他悲愤交集，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呢！”（注：肖冬连等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页。）客观地讲，现在社会上的有些问题是由一部分人大胆站出来揭露的，如云南的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报道“南丹事故”，还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报道的一些问题。然而现有的实事求是的程度距离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要求还很远：在学术上没有形成浓厚的自由争论的氛围；在政治领域，下级敢于批评上级、上级主动承认错误、领导干部向群众作自我批评的事例罕见。所以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体制改革，逐步做到实事求是。
　　最后，对领导干部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进行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虽然前面已讲到调查研究存在的一些缺陷，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比实地调查更好的方法，也就是说调查研究仍然是了解实情的最好方法，比只看报告、听汇报等办法强许多倍。我讲的是真正的深入实地的调查，而不是打着调查的旗号“蜻蜓点水”式地做表面文章的不深入实地的调查。毛泽东在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建议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一个调查年，事实上承认了前几年没有搞实事求是、没有搞调查研究。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下面封锁，“他封销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另一方面因为各级干部官做大了。他说：“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注：肖冬连等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页。）再看看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们当年是怎样去调查研究的。他说：“这次去湖南乡下，我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又可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行，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遍劳动者的身份出现。”（注：肖冬连等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页。）同年4月1日到5月16日，刘少奇同志带着夫人王光美及一行工作人员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和宁乡县炭子冲大队等地蹲点调查，走家串户，找干部、群众谈话，召开大、小座谈会，查看山林、水塘、屋场、食堂、医院、集市、水库、社队企业，但照样碰到了封销消息的情况。他们常遇到这样的单位，负责人护短，特会来事，处处迎合上级的意图；有的怕上级发现他们的缺点，搞一套封锁消息的办法，或写报喜不报忧的假报告，或召集积极分子开会布置汇报口径，甚至把有意见、敢说真话的人事先调开。于是他感慨地说：“我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真实情况还这么难，想随便找人谈谈话，想要受到责难，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可见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能办到的。”（注：肖冬连等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页。）刘少奇同志遇到的阻力与当今的情况何等相似！然而我们已有的调查研究与当年的调查研究方法相差多少呢？我生长在农村，参加工作后常回老家了解些情况，与报纸、电视等报道的大好形势相差甚远。我也曾专门去农村搞过关于村民选举情况的调查，村干部所言与我和同志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及一般村民所讲的情况存在差异。因此，我们要想做到实事求是就应该多调查研究，尤其是领导干部更应该象刘少奇当年那样，排除一切干扰和阻力搞真正的调查，才能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才可能制定出合乎实际的方针政策。
　　在这些促使我们做到实事求是的四个方面的措施中，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掌握辩证法和提高个人素质是基础，关键是体制的改革，重点是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快、更顺利地走向富强、民主、文明。
青海社会科学西宁118～121D2中国共产党张文刚20022002张文刚 山东省潍纺市委党校 作者：青海社会科学西宁118～121D2中国共产党张文刚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1:58:23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