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增广贤文》的缘分——老玖读《增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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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玖读《增广》之一

前不久,我的博友暮雪初晴在其博客上全文照录了《增广贤文》。其实,《增广贤文》和“三(《三字经》)、百(《百家姓》、千(《千字文》、《千家诗》)”及《幼学琼林》、《朱子家训》等都是旧时学童入私塾时的启蒙读物,旧时有“读了《增广》会说话”之谚。大体上讲,这些作品是古时先贤们智慧的结晶,读后有益心智。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一律贬斥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糟粕。我是在1974年全国大张旗鼓的所谓“批林批孔(非常滑稽可笑,文圣人孔丘怎么与舞枪弄棒的林彪有什么联系)”运动中,见到批判《三字经》的文章,才知道有《三字经》(当然只是片言只语)。1979年秋,我到公社赶集时,见一个老汉在街边摆了一个摊子,兜售一本薄薄的油印小册子,拿起一看,是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的《增广贤文》。翻开内文,立即被吸引住了,我就把攒在手心,准备买冰棍的5分钱交给老人,换得这本小册子。

《增广贤文》句子精辟,琅琅上口,通俗易懂。我把这个小册子拿回来后,识文断字的父亲、堂伯父(他们都有高小文化程度)见到当年孩童时的读物,倍感亲切,我的三哥、小哥也非常喜欢。父亲还专门买来红纸,让堂伯父用毛笔将《增广贤文》全文照录,贴到我家堂屋墙上,以便我们随时习诵。邻居家的小伙伴也到我家诵读上面的警句,都感到写的太好了。没有想到,省吃一根冰棍,竟然能带给我那么大的精神享受,也给那么多的人带来愉悦。

这个小册子后来被邻村在我家避雨的一个人见到后借走了(我当时十分不情愿,但父亲已经答应了,我也不敢阻拦),但始终没有归还。我猜想,那人阅读后,大约当作手纸用掉了。想到自己视为珍宝的东西被人轻易糟蹋掉,心里就有些不快。还好,家中墙上还贴有《增广贤文》,可供我随时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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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我走出家门,到大学读书,沉浸在书海中,古今中外书籍,但凡感兴趣的都借来浏览一遍。随后忙于恶补英语,复习专业课,为考研究生拚博,渐渐地忘掉了曾经爱不释手的《增广贤文》。

十几年前,我到郑州市解放路毗邻二七纪念塔的书店(现在已经拆除),见到有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增广贤文》,当即购买了一本,放在书架上,时常翻阅一下。2006年上半年,我随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同仁们到江西游览、考察期间,在庐山“庐山会议”旧址旁边的一家书店,我购得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蒙学》,里面有《朱子家训》、《增广贤文》、《幼学琼林》。令我十分惊喜的是,这本书除了通行的《增广贤文》本子之外,还附有清硕果山人的《训蒙增广改本》和清同治年间老学究周希陶以平上去入四韵重定的《重定增广》。本来,我生长在桐柏山区,自小看惯了山,对山没有多少兴趣。受李白、苏轼等人影响,也想去领略中国共产党两次重要会议会址,才选择去庐山。游庐山那天,天公不作美,毛毛细雨令我们游兴大减。但购得的这本书也抵销了游览的不快。

《增广贤文》原名《昔时贤文》,亦称《古今贤文》,或简称《增广》。1979年我购得的油印小册子《增广贤文》没有注明出处。中州古籍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也没有弄清《增广贤文》的作者。新疆本如是说:“《增广贤文》不知辑自何人,始于何时,相传由明中叶一儒生编纂,后经明末清初士人增补而成。自清后期以来,即风靡全国,影响极大,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看来,这个小册子的作者已经无从考察了。大约当时没有知识产权之说,编纂者也没有在意版权问题。

新疆本称“《增广贤文》中的格言有的集自雅句,所谓有的采自谚语,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劝善言、勉戒言、在家出家言,有世宦治世言、隐逸出世言,士农工商无一不备”,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书。我每次阅读,都有新的感受,逐渐草成几篇小文,不揣鄙陋,贡献给众位博友。

作于2010年1月5日

惜时如金——老玖读《增广》有感之二

 

北宋建立后不久,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宋朝的长治久安,防止他的“义社”兄弟们效仿他再搞兵变,听从谋士赵普的建议,决定解除他们的兵权。他把这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们召集在一起,对他们大灌迷魂汤,劝他们交出兵权,及时行乐。他对这帮老哥们说:“人生如白驹过隙,倘不及时行乐,则老大徒伤悲也。人所追求的不过是多积金钱,吃喝玩乐,使子孙也过上好日子。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去当个地方官,买些好房好地,为子孙立业,多置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也无猜忌,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这些统兵大将已经明白了皇上的意思,第二天非常知趣地纷纷称疾请罢兵权。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宋太祖也赏赐他们许多钱财,打发他们到外地当个基本上徒有虚名的节度使。史家津津乐道的“杯酒释兵权”就是这样形成的。

“人生如白驹过隙”,这句话有些虚妄,也过于伤感,似乎宣示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不必更不用作为。然而,在一个人有限的生命中,正确地把握和利用时间,确能干出一番事业和成就。就如幽灵堡主所言:“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控制它的宽度。”

《增广贤文》中有诸多教导人们珍惜时间和光阴的劝导和教诲:“莺花犹怕春光老,岂可教人枉度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光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无两度再少年。”“莫笑他人老,终须还到老。”“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曾记少年骑竹马,看看又是白头翁。”“人生一世,白驹过隙。”《训蒙增广改本》中言:“人生一世,草生一春,寸阴寸璧,一刻千金。”“山上也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重定增广》有云:“昼坐惜阴,夜坐惜灯。”

小时候学过一首《明日歌》,是明代书画家文徵明(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次子文嘉(1501-1583),(字休承,号文水亦善诗、书、画)所着,作者告诫和劝勉人们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今天,不要把一切计划和希望寄托在尚是未知数的明天: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

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古今中外,但凡有成就的人都是时间的主人,都能珍惜时间,惜时如金。

据《欧阳公事迹》记载,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年仅4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家境贫穷,没有钱供他上学。母亲用芦苇秆在沙地上写画,教给他写字。还教给他诵读许多古人的篇章。到他年龄大些了,家里没有书可读,他就到乡里的读书人家去借书来读,有时进行抄写。还未抄完,就已经能背诵文章,以至于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唯一的任务只是读书。他从小时候起所写的诗歌文章,就像大人写的一样有文采。成名之后,欧阳修仍然发发愤努力,笔耕不辍。他曾对其好友谢绦说:“我平生所作的文章,多半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好好构思啊(参见宋·欧阳修《归田录》)。”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上”典故。

其实,早在欧阳修几百年前的一个学者也有紧抓一切时间,勤学苦读的“三余”故事。《三国志·魏志·董遇传》记载:董遇对《老子》很有研究,替它作了注释;对《春秋左氏传》也下过很深的功夫,根据研究心得,写成《朱墨别异》。有个想向董遇求教的人,他不肯教,却对人家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请教的人说:“(您说的有道理),只是苦于没有时间。”董遇说:“应当用‘三余’时间”。有人问“三余”是什么?董遇说:“冬天没有多少农活的时候;夜间不便下地劳动的时候;雨天不好出门干活的时候。”

惜时如金——老玖读《增广》有感之二 - 老玖 - 淮源人家《三朝名臣言行录》记载:《资治通鉴》的作者、宋朝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幼年时,担心自己记诵诗书以及应答的能力不如别人。大家在一起学习讨论,别的兄弟已经会背诵了,去玩耍休息了;司马光却独自苦读,一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为止。由于读书时下的力气多,收获就多,他所精读和背诵过的书,就能终生不忘。司马光曾经说:“读书不能不背诵,有时在骑马走路的时候,有时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吟咏读过的文章,思考它的意思,所收获就多了!”司马光懂得时间的宝贵。为了抓紧时间读书,他用一截圆木当枕头,称为“警枕”,每天夜晚,“警枕”一滚动,他就立即起床,伏案读书。久而久之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他在受命编撰《资治通鉴》期间,日力不足,便继之以夜,每夜只留一名老仆陪侍,到一更二点,即让老仆先睡,自己仍着书到深夜,然后掩灭烛就寝,刚到五更,又起身点灯,从事写作。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现代着名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鲁迅先生就非常珍惜时间,抓住每个可利用的时间学习、着述,终成一代大家。鲁迅认为:“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节约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也即等于延长了生命。”当别人羡慕鲁迅的成功,夸赞他是天才时,鲁迅非常谦逊地回答:“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在约1590~1612的20余年内共写了三十七部戏剧(如加上与弗莱彻合写的《两位贵亲》则是三十八部),还写有二首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鲁克丽丝受辱记》和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他一再告诫人们不可耗费时间:“我荒废了时间,时间便把我荒废了。”“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年-1850年)是法国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成就最高者之一。他创作的《人间喜剧》共91部小说,写了两千四百多个人物,充分展示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生活,是人类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丰碑,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巴尔扎克认为:“时间是人所拥有的全部财富,任何财富都是时间与行动结合之后的成果。”“时间是人的财富、全部财富,正如时间是国家的财富一样,因为任何财富都是时间与行动化合之后的成果……”

在此不妨再摘录一些名人是如何珍惜光阴的:

共产党人的祖师爷马克思谈道:“任何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时间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但也是最宝贵的东西,因为有了时间,我们就有了一切。”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敢于浪费哪怕一个钟头时间的人,说明他还不珍懂得珍惜生命的全部价值。”“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剧作家、诗人、思想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认为:“善于利用时间的人,永远找得到充裕的时间。”

相反,虚度乃至荒废光阴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中国历史上两位由着名文学家、艺术家出任皇帝的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成为亡国之君,沦为阶下囚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李煜好读书,善于作文填词,是个词人,又工书画,精音律,他很有情趣,也注重豪华的排场。然而,在政治上他是个十足的昏君,面对南唐岌岌可危的的局势,他仍然怠于朝政,纵情声色,填词作文,高谈佛理。北宋大军南下攻南唐,最终他成为北宋的俘虏,宋太祖赵匡胤没有杀他,而是封了他一个违命侯,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亡国奴,享受高级待遇的亡国奴。亡国以后李煜虽然给后人留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但为时已晚。宋徽宗是着名书画家,最擅长花鸟画,他的正书称为“瘦金体”。但他政治上非常弱智,面对宋朝江河日下的局面,他不思进取,生活穷奢极侈,和六贼滥增捐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修建华阳宫等宫殿园林。他还设立苏杭应奉局,搜刮江南民间的奇花异石,称“花石纲”,运送汴京,修筑“丰亨豫大”(即丰盛、亨通、安乐、阔气的意思)的园林,名为“艮岳”,将北宋政府历年积蓄的财富很快挥霍一空。赵佶还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10月10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竟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金军两次大举南侵,北宋灭亡,尔后,赵佶被金帝辱封为昏德侯,关押于韩州(今辽宁省昌图县),后又被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囚禁。囚禁期间,赵佶受尽精神折磨,写下了许多悔恨、哀怨,凄凉的诗句,如:“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在北题壁〉)。”,又有什么用呢?

也许有人会说,上述所举都是着名人物珍惜时间的成功例子、荒废时间的失败例子,我辈凡人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即使我们珍惜时间也干不出轰轰烈烈的功业,挥霍、浪费时间天也塌不下来。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抓紧时间,多干一些有益的事,自己也感到充实和提高。

作于2010年1月5日晚 

注重教化

——老玖读《增广》有感之三

中国是文明古国,一向号称礼仪之邦,如今只能望洋兴叹了。美国和加拿大有感恩节,作为感谢母亲的母亲节也起源于古希腊,兴盛于美国,教师节、护士节、父亲节等都源自国外。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港澳台地区流行起来好才时间之后,母亲节逐渐被中国内地的民众所接受。从1988年开始,中国南方的广州等一些城市开始举办母亲节的庆祝活动,并把评选“好母亲”作为内容之一。20世纪末,随着中国与国际的日益接轨,母亲节这一节日在中国大陆各地日益推广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母亲节概念,在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中国人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一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谢。当然,中国人的母亲节更有中国味道。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浓浓的亲情。在母亲节这一天,人们会送给母亲鲜花、蛋糕、亲手烹制的饭菜等等礼物。从小就孝敬父母的中国儿童会尝试着为母亲做饭、洗脸、化妆、演奏音乐、绘制图画,让母亲们快乐地过节,人们在这一天除了孝敬自己的生身母亲之外,还会以慈善募捐,志愿服务的方式向更多的母亲回报亲情。在母亲节这天,中国的母亲们会举行厨艺比赛、时装秀等活动来庆祝自己的节日。各地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如组织母亲们旅游,评选优秀母亲等。敬重母亲,弘扬母爱的母亲节,在中国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节日,到了现在,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的母亲节已经成为一个公众必过的节日。

不过,有着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中国人对于母亲节这个泊来品终究有些不爽,一些好事者提出中国应该设立中国人自己的母亲节,以便“让天下父母心有一个得以彰显、被认真体认的节日,让天下子女心有一个受到唤醒、并精致表达的节日。”这些人提出,孟母堪可作为中国母亲节的形象代表,用以彰显母亲的伟大和伟大的母爱,激发作为人子的爱心、孝思建议把孟母生孟子的“母难日”定为“中华母亲节”。据网上调查,相当多的网友支持把农历四月初二的孟母生子日定为“中华母亲节”。

那么,孟母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能够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

原来,孟母是战国时期鲁国人(现在的山东省境内)孟子(名轲)的母亲。孟子三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孟子小时候很贪玩,模仿性很强。他家原来住在坟地附近,他常常玩筑坟墓或学别人哭拜的游戏。母亲认为这样不好,就把家搬到集市附近,孟子又模仿别人做生意和杀猪的游戏。孟母认为这个环境也不好,就把家搬到学堂旁边。孟子就跟着学生们学习礼节和知识。孟母认为这才是孩子应该学习的,心里很高兴,就不再搬家了。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对于孟子的教育,孟母更是重视。除了送他上学外,还督促他学习。有一天,孟子从老师子思那里逃学回家,孟母正在织布,看见孟子逃学,非常生气,拿起一把剪刀,就把织布机上的布匹割断了。孟子看了很惶恐,跪在地上请问原因。孟母责备他说:“你读书就像我织布一样。织布要一线一线地连成一寸,再连成一尺,再连成一丈、一匹,织完后才是有用的东西。学问也必须靠日积月累,不分昼夜勤求而来的。你如果偷懒,不好好读书,半途而废,就像这段被割断的布匹一样变成了没有用的东西。” 孟子听了母亲的教诲,深感惭愧。从此以后专心读书,发愤用功,身体力行、实践圣人的教诲,终于成为一代大儒,被后人称为“亚圣”。

孟母三迁,终于成就了孟子,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孟母三迁”典故的由来(但也有人质疑孟母仉氏是一个近乎于虚妄传说中的人物,大抵是根据《三字经》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附会出来的。但这些疑古论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孟母三迁”这样的故事根本不存在,孟子能够名扬后世,其母亲功莫大焉)。

相反的,也有教子不当的反面例子。《歧路灯》的主人公谭绍闻背弃了父亲谭孝移临终时要他“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嘱咐,在母亲王氏的娇惯下,择师不当,又受同辈浮浪子弟的引诱,逐步走上歧途。中途几次在父执、良师、义仆的劝阻下想改恶从善,无奈屡次旧病复发,终至倾家荡产(幸好在他的族兄谭绍衣的帮助下,浪子回头,重整家业,功成名就)。

上述正反迥异的例子从一个侧面说明教育、教化对一个孩童的成长是如何重要。中国自古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和教化。《三字经》有言:“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婴儿降世以后,几乎如一张白纸。每个为父为母者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盼,秉承“玉不琢,不成器”的宗旨,绞尽脑汁地训导(相当程度上是摆弄)自己的孩子。这些人煞费苦心的结果,也许如其所愿,孩子成就了一番事业,使他们很有成就感,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但也有的适得其反,让他们哀叹“竹篮打水一场空”。

《增广贤文》也一再强调家长要对子女进行教育、教化,文中曰:“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这里的“教”我理会为不能局限于“教育”。在旧时经济极其不发达的情况下,相当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家长是难以满足子女们学习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里,也有好多人没有入学识字)、接受教育(女孩受旧时习俗影响,更不能学习文化)的。然而,没有文化并不等于没有接受教化。那些木不识丁的家长遵循古礼教导子女要对父母和长辈孝敬,对兄弟姊妹友爱,对亲朋好友亲近,待人以诚,当个良民,守住做人的最低界限,不违法乱纪。事实上那些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人并不是没有见识,反倒是好多人学富五车却闇于大体。我堂伯父家的大儿子(我叫大哥),貌不惊人,五短身材,大字不识一个,却名重乡里。原来,大哥极有见识,出口成章,世事洞明,待人接物都中规中矩,对父亲孝顺,对弟兄爱护,对邻居们一团和气,对亲戚、朋友亲敬,不说过头话,不干违法事。相当多的识文断字的人遇到难事,反倒要向他这样一个文盲求教。村里有谁家娶媳妇时,往往请他来“撒帐子”。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

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

近千年前宋真宗赵恒的这首《劝学诗》触动了好多人的心怀。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和科举考试的影响,《增广贤文》还是侧重于劝导家长想法设法对子女进行教育:“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仓廪虚兮岁月乏,子孙愚兮礼义疏。”“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因为“欲昌和顺须为善,要振家声在读书。”在当时只有进行科举考试才能出仕的情况下,“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因此,“积钱积谷不如积德,买田买地不如买书”。“穷文富武”,在旧时那种窘迫的经济条件下,能够供子弟读书是要付出代价的,需要节衣缩食,“劝君莫将油炒菜,留与孙儿夜读书”。然而,为了子孙的百年大计,家长们还是愿意付出牺牲的,“谁人不爱子孙贤,谁人不爱千钟粟”,“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儿孙个个贤”。这些莘莘学子们身负家长的希望,刻苦攻读,终有拨云见日之时,一旦成功,不但自己的境遇改观,也能光宗耀祖,“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

如今,科举考试已经废除了百余年了,读书入仕已经不可能了。但古人重视教育、教化的做法仍值得现代人效仿。在现代日新月异的今天,《义务教育法》规定,每个适龄儿童都必须接受学校教育,以便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当家长的还要言传身教,配合学校教育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作于2010年1月6日

夫妻相处之道——老玖读《增广》有感之四

《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人是高级动物,终究还有动物的本能。因此,动物有公母之分,人有男女之别。动物到一定时候要匹配,男女到了一定年龄要婚嫁。青春期过后,男子求偶,女子思春。男有室,女有归,社会才能和谐。相反,假如怨女旷夫大量存在,就会引起社会的混乱,阴阳失和。按照古人的阴阳天人感应观念,必须阴阳和谐才好,而阴阳和谐,在人就是(孟子主张的)“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理想境界,在天就是四季如常风调雨顺的好气候。

周代结婚年龄一般规定男三十岁,女二十岁,《周礼》曰:“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礼记》:“男子二十而冠,始学礼,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有五年而筓,二十而嫁。” 汉章帝时颁布的《白虎通》是对经学的最终统一,在嫁娶一节这样论述: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年龄相配)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盛,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故《礼记》曰:“女子十五许嫁,笄而字。”。然而,从春秋战国以降,现实生活中,为了繁衍人口,一般奉行早婚。

在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之前,中国长期奉行一夫一妻多妾制。作为一种婚姻制度,中国历代法律都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一个丈夫只能有一个妻子。《唐律》有言:“一夫一妇,不刋之制。有妻更娶,本不成妻。”然而,这里的“妻”只是指家中的正妻、嫡妻,旧时的法律又允许男子享有多个性伙伴,这就是以“妾”、“媵”、“婢”、“侍女”、“外室”乃至“通房大丫环”、“身边人”、“本来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剧杂人”等面目出现,供男子玩乐、服役的女性。

正因为妻的地位如此重要,旧时对男子娶妻,有严格的程序,必须明媒正娶,通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佳期、亲迎,方才完成成婚礼仪。《礼记·昏义》:“婚礼者,礼之本也”;“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而妾与婢没有任何“人格独立性”,只是供“耍弄”的,则可以用任何方式、任何手段引进门,或买或诱,或拐或诈,《唐律疏义·户婚律》说:“妻者齐也。秦晋为匹,妾通卖买;等数相悬,婢乃贱流,本非俦类。”

婚姻既然是通两姓之好,一旦结合,不能轻易离异,唐朝规定,妻子只有犯了“七出”之条(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男方才能休妻。一旦家中正妻病故或者离异,男子可以另娶,除非情况特殊,不得以妾为妻。公元前651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或曰民权)召集诸侯会盟时,盟约之一就是“勿以妾为妻”。《唐律疏义·户婚律》说:“若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违别议法,便亏夫妇之正道。” 《大清刑律·户婚律》规定:“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

然而,民间向有“富易妻,贵易交”之谚,在这种情况下,东汉名士宋弘“贫贱之妻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之说便显得弥足珍贵。

掉了那么长时间的书袋,才转入正题,《增广贤文》所谈的“夫妻”是家庭的男女主人。关于夫妻如何相处,《增广》提出很有见地的主张。

一、珍惜夫妻缘分

儒家以家庭为基础推出治天下之道,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生活单元,家庭是最基本的集体,是培养集体意识,集体主义精神的启蒙课堂,从小家到大家到国家。因此,儒家认为伦理王教从夫妻开始。孔子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增广贤文》如是说:“一日夫妻,百世姻缘。百世修来同船渡,千世修来共枕眠。”两个成年男女,经过相当复杂的程序,相互结合,组成家庭,双方都要珍惜这来自不易的缘分,期望白头谐老。

二、夫妻相亲相敬

《增广贤文》指出:“夫妻相和好,琴瑟与笙簧。”婚姻既然是结二姓之好,贤和礼是夫妻共同的操守,保持家庭和睦的关键在于夫妻恩爱,以礼相待。“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着关雎之义。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女诫·夫妇第二》)

1.夫妻平等对待,丈夫首先要尊重妻子的人格

《增广贤文》上讲:“莫骂酉时妻,一夜受孤凄。”《训蒙增广改本》上讲:“ 堂前教子,枕边教妻,对症下药,量体裁衣。”两者都谈到要尊重妻子。

“妻者,何谓?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也。妾者,接也,以时接见也”(《白虎通·嫁娶》)。“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昏礼》曰:‘夫亲脱妇之缨。’《传》曰:‘夫妇判合也。’”(《白虎通·三纲六纪》)

据《后汉书·方术列传上·樊英》记载:东汉名士樊英患病,妻子派婢女探问,樊英竟起身下床答拜。时人不免诧异,樊英解释说,“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

成语“相敬如宾”、“举岸齐眉”都说明丈夫妻子之间平等相待。

2.妻子要发挥贤内助的作用,谏诤丈夫出言无忌

《增广贤文》上讲:“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贤妇令夫贵,恶妇令夫败。” 《训蒙增广改本》云:“家有贤妻,男儿不遭横事。” 《重定增广》上讲:“国乱思良相,家贫思贤妻。”这就证明,妻子在家庭是不可或缺的,妻子对丈夫有辅弼之功。

《白虎通·谏诤》云:“妻得谏夫者,夫妇荣耻共之。”

夫妻相处之道——老玖读《增广》有感之四 - 老玖 - 淮源人家cript%22%3B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28%27head%27%29%5B0%5D.appendChild%28s%29%3B%0D%0A">汉明帝马皇后是是东汉开国功臣伏波将军马援小女,永平三年(60年)立为皇后。她自幼聪明好学,才思过人,通达贤明,能诵《易》,好《春秋》、《周官》、《董仲舒书》。汉明帝见马皇后读书很用功,想试试她究竟有没有才识。他把大臣们的奏章拿来给她看,问她应该怎么处理。马皇后仔细斟酌一会儿,提出的处理办法很有见地,一条一条讲解得头头是道。此后,凡是遇到难以论决的事情,汉明帝总是跟马皇后商量,认真听取她的意见。

一千多年后,又出现了一位非常贤明的马皇后,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马皇后。史载,马皇后“有智鉴,好书史”。在朱元璋平定天下、创建帝业的岁月里,马皇后和他患难与共。因此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对马皇后一直非常尊重和感激,对她的建议也往往能认真听取和采纳。1382年(洪武十五年)五十二岁的马皇后病逝。临终嘱咐朱元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并愿“子孙皆贤,臣民得所”。马皇后的所作所为,赢得了丈夫的尊敬与爱护。她生前,朱元璋褒奖她,比诸历史上的贤后唐太宗长孙皇后,为她父亲起坟立庙;她死后,朱元璋不再册立皇后,表示对她的敬重和怀念。《明史》赞扬马皇后,“母仪天下,慈德昭彰”。

3.丈夫对妻子亲而不昵

夫妻既然相待以礼,丈夫对妻子的爱也要有度,不能纵容。

唐中宗李显和妻子韦氏本是一对恩爱夫妻。李显当皇帝不到一年,就被他的母亲武则天流放到均州房陵(今湖北房县)。李显和妻子韦氏同行,旅途中生下女儿,起名“裹儿(即以后的安乐公主)”。在房陵期间,李显终日提心吊胆,每当武则天派人来“看望”就心惊肉跳,寝食难安,甚至想自杀,摆脱这种痛苦。韦氏显得非常豁达,她安慰李显说:“福祸相依,事情总会有变化的,为什么要想到死呢?你用不着如此害怕。”经过韦氏的安慰,李显才安静下来。李显和韦氏就这样相依为命,在房陵度过了十多年艰苦的生活。患难见真情,夫妻间的感情更加深厚。一次,李显感到的握着韦氏的手向她起誓一旦重登皇位,一定让她各方面快快活活。李显绝对没有料到,他的这个誓言酿成大错,使自己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病危,李显被接回宫中。神龙元年(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拥立李显为帝(唐中宗)。韦皇后对唐中宗说:“十多年的苦难,我们已经受够了,现在就要过自由自在的天子生活了。”李显整天吃喝玩乐,不论什么事情都听众韦氏的安排,有求必应。李显的纵容,导致韦皇后野心和权力欲更加膨胀,在朝中为所欲为,以至连李显自己也承认朝中只有韦皇后,不知有中宗。最终,韦皇后为了把持朝政,安乐公主为了当皇太女,两个利欲薰心、心如蛇蝎的坏女人合伙密谋,在神龙殿毒死了唐中宗。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地位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将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然而,包括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在内的一帮人还在继续造神,试图将毛泽东塑造为亘古第一人(他永远超越不了“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孔子)。毛新宇还鼓噪要把毛泽东的诞辰和忌辰就像朝鲜金日成那样定为法定国家节假日或纪念日。在其妻子江青问题上,我觉得毛泽东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明知演员出身的妻子不具备政治家的条件和品质,却还要将其推动前台,当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九大时,根据其授意,将其塞进政治局(十大时连任),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正是毛泽东的纵容、指使,才使“我本善良”的一个相当出色的艺术家成为政治帮凶,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坏事。江青如此下场,其亲爱的丈夫、一生崇敬的导师毛泽东难辞其咎。

4.妻子维护丈夫威信,帮忙不添乱

《增广贤文》云:“痴人畏妇,贤女敬夫。”这句话就是告诫妻子,要千方百计地维护丈夫在家庭的威信,帮忙不添乱。

宋孝宗之子赵惇为太子时,娶节度使李道女儿李凤娘为妃。这个妃子出身将门,自幼养成一种强悍之气,又生性忌妒,对赵惇约束很严,不许他宠爱别的妃妾。宋孝宗禅位于赵惇(宋光宗),李凤娘被立为皇后,她对皇帝的钳制和管束更加严厉了。一次,宋光宗盥洗,见捧水宫女的手生得又白又嫩,不由得流露出喜爱之色,李皇后恰好在一旁看见。过了几天,皇后派人送人一个盒子给皇帝,说是内装皇帝心爱之物。光宗打开一看,竟然是捧水宫女血淋淋的一双手。光宗又气又恨,敢怒而不敢言。不久,李皇后又乘光宗到城外举行祭天大典的机会,将其宠爱的黄贵妃处死。光宗明知是皇后下的毒手,但惊骇伤心之余,除了哭泣,连质问皇后的勇气都没有。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与第二天祭祀时发生的一连串怪事,直接导致光宗的精神彻底崩溃。李氏一向对孝宗夫妇傲慢无礼,一次,孝宗皇后谢氏好言规劝她注意礼仪,她竟恼羞成怒,反驳道:“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言外之意,是讥讽谢氏由嫔妃册为中宫,引起孝宗的愤怒,当即准备废后。孝宗废后的警告对李氏来说,时时如芒刺在背。为了保住凤冠,她更得牢牢地控制住光宗,使其疏远孝宗,只相信和依赖自己。光宗的病情时好时坏,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这正中李氏下怀。从绍熙三年开始,“政事多决于后”,大权旁落李氏之手。然而,她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参决朝廷大政,权力对她而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为娘家大捞好处。她封娘家三代为王,侄子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下至李家门客,都奏补得官。李氏外戚恩荫之滥,是南宋建立以来所没有的。随着光宗病情的恶化,政局也开始动荡不安,群臣再也无法容忍这个疯子皇帝。绍熙五年(1194)七月,赵汝愚、韩侂胄等人拥立嘉王登基,是为宁宗;李氏自然也一道被遗弃,无论她如何泼悍,终归无济于事。

家和万事兴。每对夫妻都有各自的相处之道。拉拉杂杂地写的这么多,只是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敬请博友们指正。

作于2010年1月10日

 

 转载自 http://tongboxu.blog.163.com/blog/static/12162327120100511440845/

 

 


老玖 2011-04-22 02: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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