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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黑与白——缺少幽默感的党争、清流、——道德的偏执

一

公元一六四年，“东汉孝桓皇帝中延熹七年春，二月，丙戌，邟乡忠侯黄琼薨。将葬，四方远近名士会者六七千人。（《资治通鉴卷第五十汉纪四十七》）　

一个大官僚的去世，竟然招来这么多的知识分子自发地从不同的地方赶来为他送葬，这对深处咸阳皇宫中的天子来说，无疑具有强烈的震动。在最高统治者的眼是，这是一种极富挑畔性的举动，是对至高无上的君权的漠视。自然，任何一个智力没有问题的君主都不可能坐视不理，一场旨在打击名士风流的政治举措，在恒帝那充满妒意的心中慢慢酝酿。

东汉的党争从他的成形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经学的讨论，本来这应当是一种纯学术上的讨论，但，汉武帝独尊儒学以后，儒学便成了国家学说，汉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建太学，置五经博士，即《尚书》欧阳生；《礼》后苍；《诗经》有《鲁诗》（申培公）、《齐诗》（辕固生）、《韩诗》（韩婴）；《春秋》（董仲舒、胡生）。每经召收学生十人，由于进入太学的学生享有免除徭役，且治经优良者可以享有直接委派做官的特权，所以汉代的太学发展得很快。当时教授的儒学经典都是以汉代通行文字写成的，因此称为“今学”，也是当时官方的学派，但对儒学典籍的整理与的阐释一直存在不同的学术见解，汉武帝末年，相传鲁恭王维修孔子故里时，从墙壁中发现用汉以前的文字写的《尚书》、《礼》、《礼》、《论语》、《孝经》等着作。后来又出土了不少的儒学经典，这些被称为“古文经学”但他只在民间传，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而被今文学者斥之为伪作。这种今、古文之争，从一开始就背离了学术讨论的范围，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汉，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由于对经学的意见很不统一，产生了不少的分歧，于是汉宣帝征召了全国的诸多儒生，到石渠阁考定五经经义，使今文经学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巩固。到了西汉末年，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刘歆，撰文批评今文经学“党同妒真”（《移让太常博士书》，他的学术观点得到当时掌握国家大权的王莽的赏识，也立《周礼》等五个博士，取得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同等的政治地位。公元前35年东汉政权的建立，光武帝为了清除王莽的政治影响，又废除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又一枝独大，成为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但是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仍没有停止，这种争论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形成了一种很坏的学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和深远的。东汉末年，爆发的中国专制社会第一次大规模的党派斗争与这种影响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一场震动朝野，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直到东汉政权的解体，才真正为这一政治运动划上句号，结束他那没有结果的斗争。开启了中国政治党派斗争的先河，因此说，这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偶然事件，他是在特有的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下，由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排他性和基于儒家道德学说对不同的政治团体，作出的价值判断。

这也是一种文化积淀到一定时期所产生的必然现象，这种积淀只是在不断地寻找一个适当的突破口将他所有的能量释放出来。

机会终于到来，潘多拉的盒子在不经意间被打开：

东汉末年，皇帝昏庸荒淫，将朝政交与宦官，大多数读书人认为宦官是一群非人的奴才，不愿意与他们为伍，在朝在野的知识分子，遥相咱应，激杨文字，批评时政，品议公卿，许多人以此来是自己的声名大振。于是，知识分子之间也相互攻讦，一些势利人物也趁机依权附势，推波助澜，最终酝成大祸，史称“党锢之祸”。

而这样的历史惨剧却是源起于一个看似无聊的事件，其实是知识分子一种长郁积的不满所带来的连锁效应，这种不满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破堤而出的缺口，得到了一个可以尽情喷发宣泄的机会，成为滚滚洪流，发展下去，几乎要改变整过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这就注定了这一政治运动的命运会是极其悲惨的，因为他不可避免地要触动统治集团最为敏感的神经。事情的经过大至是这样的：

（当）“初，桓帝（刘志）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今河北清河县）周福，及即帝位，（公元147年）擢（周）福为尚书。时（周福）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武伯（房植，）因师获印周仲’（周福）。

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 晋亦委功曹岑蛭。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范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晋但坐啸。’因此流言传入太学，诸生三万馀人，郭林宗、（郭泰）贾伟节（贾彪）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互相抬举）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种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又（还有）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危言深论，不隐（避）豪强。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屐履到门。”（《后汉书•党锢列传》）

周福因为曾经是桓帝的还没有座上龙椅时的老师而受到越级提拔，倍受尊宠。自然引起许多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妒忌，他们把当时的名士房植抬出来，贬低周福，这自然要引起周福的反弹。于是双方就展开了口水大战，在甘陵这个地方就形成了水火不容的两种政治势力，分为南部和北部。

这两派，一边得到舆论的支持与同情，而另一边却有强大的皇权作为后盾。谁也不甘示弱。这种争论愈演愈烈，从一个局部的地方性事件逐步扩大到整过社会，社会上知识分子几乎都被动员起来，成为一种政治运动。

太学的学生与在朝的大臣相互吹捧，结成一种强大的压力集团，这集团中的成员被称为党人，他们公开指责、贬低那些他们认为行为不端的人，无论这些人具有多大的政治背景。党人实际操控和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使得许多达官贵人也不得对他们低眉俯首，刻意与之相交。知识分子之间的意气用事，实质上是在进行一种权力的争夺，因此，怀有各种不同目的人都争相卷入这种政治的旋涡之中，以而获取个人利益。

党人的势力在迅速地彭胀，不能不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高度警惕，他们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准备寻找一个借口，随时给予党人一个致命的打击。而这个借口终于找到了：

“时。（就在这一年，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河内张成，善说风角，（善于看风水和算卦）推占当赦（大赦天下）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内尹，督促收捕，即而逢寡获免（果然遇上大赦而免罪），（李）膺愈（更加）怀愤疾，竟案杀之。”（不理会中央的大赦令，而将犯人处死）。（《后汉书•党锢列传》）

一个地方官员敢于抵制皇帝的政令，是对皇权的最大蔑视，抗旨不遵，是要杀头的。

张成看到儿子被杀，怒火中烧，便让自己的学生牢修到到京城告御状，并列举李膺的各

种罪名，说：李膺等人 “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颖乱风俗，” （《后汉书•党锢列传》）

桓帝看了后，大为震怒，颁布诏令到各郡县，逮捕党人，并布告天下，列举党人的罪过，

企图使天下人共同声讨党人的罪行。李膺遂即被逮捕入狱，并牵连到陈实等二百多人。在被列入逮捕名单中的许多人，得到风声后，便到处躲藏起来，此时这些人也都被政府悬赏通辑。一时间全国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到处是政府派出去追拿党人的官差。

一场席卷全国的知识分子发动的政治运动在政府的镇压下，许多官僚和读书人在这次大规模的镇压中琅当入狱，事态表面上很快就得到了平息。

到了第二年，（公元148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上表为党人求情，这时桓帝的愤怒已经有了一些缓解的迹象，为了表示他的宽宏大度，便下令赦免在押的党人，让他们回家。但是，对他们实行终身监视和看管。并把他们的名字列入黑名单，保存在中央政府的档案中。

朝廷虽然将被捕的党人释放，但并没有给予政治上的平反。而势态的表面平静，让那些掌握着国家大权的贪官污吏们更加得意妄行，而政治矛盾只是在高压下暂时被掩盖起来，并没有得到化解。

而那些受到政治迫害的党人的个人悲剧，反过来 得了朝野人士的广泛赞誉。把他们当成为真理而献身的英雄，得到舆论的普遍爱戴和支持。使他们名满天下，仰慕他们的人越来越多。“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后汉书·党锢列传》）

这些人，相互标榜，以古代的贤人名士作为自己的称号，希望以此来增进他们的影响。

他们把当时在社会上拥有崇高声雀的人分为不同的等次进行了评价，最上等的被称为“三君”即，窦武、刘淑、陈藩；君指的是为世人所崇仰的道德典范；其次是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被称为“”八俊，俊，就是有才有德的社会精英；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被称为“八顾”，顾就是能够以自己的高尚品德行为来对人加以影响；张俭、岑蛭、刘表、陈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就是即能旨导人又受人敬仰的人；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王章为“八厨”，厨，就是仗义疏财的人。

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上有很大的名望，在他们周围和受他们的影响下，社会上又暗中积蓄力起一股强大的力量，新一波更大规模的抗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党人这种变本加厉的作法，必然要引起当权者的更大猜忌，因为他们意识到这将有可能危及到他们的统治，这是他们所不能纵容的，同样一个地方性的事件，又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残酷镇压。

汉灵帝统治的时候，山阳太守翟超，请张俭任东产督邮，朝廷的大宦官，中常侍侯览的老家在防东，（今山东金乡县西南）他的家人依仗他的势力，在地方上胡作非这，张俭上疏弹劾侯览及家人的罪行，得罪了侯览。而侯览有个老乡叫朱并，此人品行不端，很被张俭看不起，于是怀恨在心，于是秉承侯览的意思，上书举报张俭，说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各有称号，共为朋党，立石刻碑，结成联盟，以张俭为领导人，意图共谋推翻朝廷的政权。

灵帝下诏，立即逮捕（张）俭等涉案人员。大长秋曹节因此讥讽有司，奏捕前党，追究前党人的责任，所以“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椽范滂等百馀人，皆死狱中。” （《后汉书·党锢列传》）

在黑名单上的党人已经死了的就不再追究，逃跑而不被抓捕的是他的运气好，逃过一劫。在滥捕党人的过程中，许多官员趁机对与自己有仇怨的人大肆加以陷害和打击报复，地方政府更是秉承皇帝的御旨，滥用职权使许多与此案无关的人员，也被牵连进去。

这一年是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因党人一案，被牵连致死、家人被流放、官职被废除、遭到监禁的人就有六七百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继焚书坑儒后，又一次大规模地对知识分子进行的镇压。

熹平五年，（176年）距镇压党人已经过去七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辩解，语方激烈，汉灵帝看了奏章后，勃然大怒，下令将曹鸾用囚车押解到槐里（今陕西兴平县）斩首。随后又下旨各州郡对党人进行更为严密的监查，凡党人的学生，原来的部属，父子兄弟，凡是有职务的都免去官职，监禁起来，并将打击面扩大到党人的五服之内的亲属。

光和二年（公元1796年）上禄（今甘肃成县西南）人，长和海，上书灵帝，对株连五服的作法提出异议，他说：“《礼》，从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疏末，今党人锢（祸）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又）谬经常之法”。（《后汉书•党锢列传》

灵帝阅后，颇有省悟，，下诏党人自祖父以下，皆不受牵连。这才使打击的范围得到缩小。

中平元年，（公元2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中常侍吕强对灵帝说：“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灵帝听了感到很害怕，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确实不堪设想，只好下令大赦党人，当事人被诛杀而被牵连流放的家人也被释放回归故里。但这已经无法挽回帝国走向死亡的脚步，二十多年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才被迫停止。

 

 

二

中国的文化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处然法则，崇尚暴力，在人们的心目中，强权就是真理，这是不证自明的政治格言。因此专制制度的建立，就是基于这样的文化选择。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君权受到挑战的时候，都会毫无例外地选择暴力镇压作为政治解决的方案。无论这种挑战是来自于暴力还是非暴力。只有整过社会表现出绝对顺从时，才能使最高统治者感觉到安全。然而，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不同的社会矛盾，以诉诸武力的办法并不可给社会得到根本的安定，在武力威慑下获得暂时的安宁，总是无法维持长久。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长时期地依赖于强大的武力，一旦武力镇压松驰下来，所有的矛盾就会失去控制，民众会以激烈而非理性的方式与统治者进行狂暴的对话。

以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传承，同样也不具有宽容的精神，当儒学还只是百家之的一个学派时，他的创始人孔子，还能够秉承不耻下问的精神，问道于老子，还能承认自己的不足，如他认为在农事方面就不如种田的农夫和菜农。但是，儒学一旦成为国家的御用学说，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便以神学的身份凌驾于其他学说之上，不容许有任何挑战儒学权威的学说存在。因此，儒学不可避免地也染上了执政者的坏脾气。以至于那些在朝在野的主流和非主流知识分子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老子天下第一，就是真理与道德的化身，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毫不妥协的道德偏执。

在任何一个正常人的眼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无疑是一个色彩灿烂的世界，但是在色弱者的眼里，由于缺少对一些色彩的分辨能力，他感觉不到某些色彩的存在，这世界就只是黑与白，这种人是不适合于从事绘事艺术的，因为他就算是努力要去真实地去再现这个世界，但他自身的缺陷决定了他所表现的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一种色盲的的文化，或者说，至少是一种色弱的文化。。

从传统的中国绘画就可以看出，具有几千年发展的中国画，始终没有出现一种对色彩狂热的追求，黑与白成了中国绘画的主流。即便是色彩的表现，也极其地单纯，只有固有色的存在。而这是一种主观形成的概念，认为天空是兰色的，树子是绿色的。强调的是没有变化，而西方的绘画与此截然不同。在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认为物体只有在光的作用下才能产生不同的色彩变化，是一种变化的观点。画家的任务就是要捕捉，这不断变化的瞬间。

如果用一种图案作为中国文化的标志，那么，中国道家所创造的太极图，无疑是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就是建立在阴与阳、黑与白的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认为只有阴阳、在力量上的平衡才能使这个世界得以和谐存在，一但这种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就失去了和谐。因此，中国人在观察和评价人和事物的时候，其评判标准十分的单纯与明确，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黑即白，非忠即奸，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二者不容混淆，也不容商量。就连明代大哲学家王守仁（阳明）也无法超越，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上说：“大抵人非至圣，其心不能无所系着，不于正，必于邪，不于道德功业，必于色声货利。”（清•方浚师《蕉轩随录•卷七•王文成寄弟书》）

实际上真正的圣人与恶人，好人与坏人都只是处于社会上的两极，而不是社会的主流，只是特殊存在。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处于中间地带。但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去没有提供这样一个足够的中间地带去容纳各种不同势力，各种不同的意见，使之具有一个缓合各种矛盾的技术性措施。而矛盾总是置于一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的对立状态。缺少宽容，而世界黑与白的力量对比却从来都不是均等的，总彼消此长。

既然黑与白的均衡是和谐的基础，也就必须承认，人类社会既有君子，也有小人。尽是小人是不可能的，尽是君子同样也是不行的，清代着名的小说《镜花缘》中所描写的君子国，已经让人看到他与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差距太大，不能不使人感到极其的怪异和尴尬。正如清代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君子、小人皆天所生。将使天下尽为君子乎？天不能也；将使天下尽为小人乎？天亦不能也。”（清·钱泳《履园丛话·卷七·臆论》

奇怪的是，那些掌控着政治权力或拥有舆论话语权的人，却要求人人都是君子，远小人。而这种要求则是以自己为中心，以个人的好恶、恩怨为标准去衡量和区别同志或敌人。这就是造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我们就要反对的这样一种政治理念。这实际上是一种毫无原则的是非观念，他给许多心怀叵测的政治投机分子创造了钻营和搅混水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正义和道德的名义下，干着其见不得人的勾当。

正是如此，在官僚集团内部的争斗中，人人都会抢占道德的先机。把自己放在君子的地位，置政敌于小人的地位，以便能够居高临下地对自己的政敌进行无情的封杀，剥夺别人表达自己意愿和申辩的权力，以此来获得政治上的好处。

由于这种对立的文化，导致了专制政体，权力的不可分割性，所以的道德垄断，就成了不争的事实。这才使得他们对与自己在政治、学术上具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为人处世方法的人，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因为，异端的思想是不能没有任何权力可言的，是没有其生存的空间。所以，政治和学术上的讨论就成了生存、与消亡的斗争。为了确立自己自己的正确地位，不惜提高嗓门，企图在声音上将对手压制下去。常常演变成一种人身的相互攻击与漫骂。

因此在中国的政治辞典中，没有妥协，没有宽容，只有成王败寇。从来不懂得尊重别人，理解别人，倾听别人的声音，没有发展出一种能够通过谈判来达成政治目的艺术。只知道一味地争斗，与天斗，以地斗，与人斗，并作且还能从无情的斗争中得到快感和满足，其乐无穷。

就是这种无休止的争斗，严重遏阻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使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和充满恶臭的泥潭。

 

三

东汉社会是一个极为重视门第的身份社会，使许多具有很高文化修养与道德修养的人被阻遏在统治集团之外，不能施展他们的政治抱负。而那些外戚、内宦、贵族世家子弟等，因为与皇帝有着特殊关系便能轻易地进入国家的统治层，这不能不让那些对政治前途感到希望渺茫的读书人和不得志官员们的不满。

东汉社会又是一个极其注重个道德品质的社会，许多在朝在野的知识分子都十分注重个人的人格修养，他们以儒学的道德作为一种近乎于宗教的信仰共同追求。这种追求把他们联系起来，在品德高尚的人，在知识分子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能够获得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戴，使他们个人的声望迅速攀升。这些人有时甚至于以不接交权贵来表白自己的清高与不入流俗，肆意地臧否着在朝的当政者，给部分官僚造成很大的心里压力。

但是在中国文化的视野下，任何一种形式的争斗都很容易走上极端，使自己和敌人都陷于没有退路的境地。东汉的党人，尽管在精神上和思想上拥有任何团体无法与之抗衡的道德力量。但是，这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是在一种完全自发的情况下进行的，既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更没有一个有严密组织形式，成为这次运动的中坚力量，只是一种松散的联合体，他们各自为阵。因此，在与皇权为的抗争中，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毫无还手之力。

明未清初的学者唐甄指出：“世尚气节，则以气节为名；自清而浊人，自衿而屈人，以角权臣为高，以激君怒为忠，行政非有大过，必力争之；任人非有大失，必力去之，相援相攻，其徒蜂起而为之助，不胜则窜于远方、杖于阙下 于都市，天下之士益高其义，莫不鼓行而往，愿为之继也。此气节之名也！” （唐甄《潜书•上篇下•去名》）

在东汉党人之中并非人人都是君子，其中不乏邀名买誉之徒，“有画一策而绾万金，开一说而锡琛瑞；或起徒步而仕执圭；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饰巧驰辩，以要能钓利者，不期而景从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党人的领袖人物之一李膺，是一个性格过于刚直的人，不容于人。他在被任命为青州刺史时，消息传来，竟使得许多当地的的官员因为害怕他过于威严和清明，“多望风弃官（《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传》）他在朝中担任司隶校尉时，甚至于不顾皇帝的袒护，将犯了法的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从张让的住宅里搜出处死，使得那些平日里为非作歹的宦官不敢从皇宫中出来，皇帝感到很奇怪，问这是怎么样一回事，宦官们都伏在地上叩头说：害怕李校尉。这样一来皇帝和拥有大权的宦官对他无疑是恨之入骨。李膺最后在张俭的事件中被处死，妻子被流放，门生故吏及其父兄都被监禁。

而另一个党人中的有名人物范滂，也是一个将人情事故置之于脑后的人，他自己的外甥叫李颂，世家子弟，但名声不好，被地方上的人看不起，因为李颂买通了中常侍唐衡，唐衡写信给汝南太守宗资要他让李颂出来在政府中担任一个职务，而当时在担任功曹的范滂竟以李颂不适合担任公职为由，拒绝执行宗资的命令，而范滂正是受到宗资的赏识才得委以政事。宗资十分生气，迁怒于范滂手下的书佐朱零，将他打得半死。而朱零居然对宗资说：范滂清正，就像锋利的刀子去割腐朽的东西，我宁可被打死，也不敢违背范滂的命令。宗资听了也没有办法，只好作茧自作罢。于是在政府中工作的官吏“群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范）滂之所用以为范党。中国的官场，是由一张张关系网联系起来的，因此，党人的这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行为，是很难得到大多数官员支持的。

在从以下几个事例看到这种道德至上带来的偏执和不近人情：

“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不关闭坟墓的通道）因居其中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请之。郡内以荐（陈）蕃，（陈）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赵）宣五子皆服（孝）中所生，（陈）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不欲数，以其易黩故也，况乃寝其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遂至其罪。” （《后汉书•党锢列传》）

这位赵宣显然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小人，不过是想博取孝的名声，骗得一官关半职，这种行为自然是极其卑劣的，但这只是一种为人不齿的道德行为，并未对社会和他人产生直接的危害，理应受到道德的责难，何必一定要将其治罪？

“大将军梁冀，威震天下，时遣书诣（陈）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求谒，（陈）蕃怒苔杀之，坐（罪）左转（贬）修武令。”（《后汉书•陈蕃传》）

梁冀的使者在情非得已的情况下说谎，应当是可以理解的，而陈蕃却轻易地将他打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只能说这个自视甚高的道德家，其实也不过是一个蔑视生命的魔鬼。

陈仲弓（陈寔）为太丘长时，吏有称母病求假，事觉收之，令吏杀焉。主簿请付狱考众奸，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

（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政事第三》。

以自己的母亲生病骗取假期，固然不对，但这只是一个职业操守的问题，是一个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罪不至死，只不过是陈寔在当时社会风气极其败坏的情况下，急于找出一个事例来树立所谓的道德规范，也为自己树立名誉。一个小小的地方长官就可以用一个不忠不孝的罪名将一个人的生命剥夺，可见官僚集团是如何的草菅人民，后来所爆发的黄巾起义就让人不难理解了。

再从道德的层面来考察，就会发现这种道德的虚伪和残忍。陈寔以道德的名义杀了一个人，难道没有想一下，因为这个人的死，那失去儿子的父母、谁来扶待？那失去的丈夫的妻子，谁来照顾？那失去父亲的孩子谁来抚养？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倾刻间变陷入一场巨大的灾难之中。这难道是对忠、孝的表彰？

陈寔这样一个被人们视为道德楷模的人，其实不过是一个极其冷血杀人狂，一个嗜血成性的伪君子。

这种道德的偏执具有一种遗传，就是，常常使人变得毫无人性，不可理喻。

离开东汉来到唐朝，以道德名义，草菅人命的惨剧仍在继续上演。

唐李肇的《国史补》）中是这样记录着：

“江淮贾人，积米以待踊贵，图画为人持钱一千，买米一斗，以悬于市，杨子留后徐粲杀之”

这可能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个因画漫画致祸，而被无辜夺走了生命的人。从这简单的文字记述来看，这位商人不过是坦白的地表明了自己发财的意愿。只是这种愿望不为传统道德所容，但绝非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

更令发指的是，这种道德狂的冷血，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

唐代解县一个管理盐务的官员叫史侔，他的外甥一个十来岁的小孩跟他到其办公的地方去玩捡了一颗盐粒带加家，被史侔发现了，立即将自己亲亲的外甥叫人用棍子活活地打死，他的姐姐闻迅器着跑来救自己的孩子，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还没有来得及知道成人世界是会么一回事的孩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葬送了自己幼小的生命，而是死在自己亲娘舅的棍子之下。这样的残忍，难道还配得上道德这样崇高的字眼？

当道德成为一种能够使人获得名声、权力和财富的时侯，必然就要走上极端，走向他的反面，背离了他温文尔雅的面目，将其最为丑陋、荒谬、自负、愚蠢的一面展示在人们的面前，而当事人浑然不知。自以为得计：

（宋）乖崖（张咏）为令，尝坐城门下，见里人有负菜而归者，问何从得之，曰：买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种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宋陈师道《后山谈丛》）

张咏在北宋的官员中算是一位颇为有名的人物，而这种荒唐的行为却实在令人无法恭维。难道居住在乡村的人，就无权到集市中起卖菜？卖菜就可以看成是懒惰的表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与强盗逻辑有什么区别。

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儒学调教下培养出来的道德学家们，从来看不到自己脸上的污点，也看不到自己同类脸上的污点。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丑陋，被那些道德说教蒙蔽了自己的眼睛，

正如《吕氏春秋•去尤》上说，鲁国有个相貌丑陋的人，他的父亲去见一个叫商咄的美男子，回来时对邻居说，商咄不如我的孩子。

四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党，汉之党人，皆君子也；唐之党人，小人为多，然多能者；宋之党人君子为多。然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始终，迄于败亡者。以聪明正直之士，世道攸赖，必以党目之，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倾轧，而国事不暇顾矣。且指人为党者亦必有党。此党衰，彼党盛，后出者愈不如前。祸其宗社，固其所也。”明·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四·门户大略》

计六奇的这段话，并没有脱离君子小人之分，但还是基本将这种长久不衰的的党争的实质和他在政治上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指了出来。

东汉末年的党祸，已经离我们十分的遥远，但他却又让人感到是离我们又是那样的近，因为他已经融入中国文化的血液中。在他之后的历朝历代中，无论上唐宋、还是明清，都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的存在。但，与东汉的党争相比，无论是唐代的朋党、两宋的党人、道学、明代的东林党争、清代的清流人物，都让人感到传统道德的每况愈下。

如果说，东汉末年的党祸，一个由皇帝亲自出面，对知识分子所实施的，全国性的血腥镇压，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政治冤案，而党人以他们忧国忧民、不避权贵的高风亮节表现出了他们不屈不挠精神大无畏精神，特别是像李膺、范滂这样的人物。视死如归，在死神的威胁面前，坦然面对，用他们的生命扞卫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因而赢得人们的无比崇敬。

而唐、宋、明、清的党人与清流人物，则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体制内，在道德的名义下，主流知识分子内部所展开的争权夺利博杀，让人对他们的表现，不能不大打折扣。特别是那些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置国家得益、民族利而不顾，仍念念不忘相互攻讦的文人士大夫，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崇高字眼将自己包装起来，也无法抹去他们历史上的污点，无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至少要承担国破家亡的道义上的责任。因为，在他们的手中，中国传统的儒学道德理想，已经成为一具徒具躯壳的木乃伊。失去了他本应具有的鲜活与亲和力，不能不让人感到极度的恶心。

中国历史上的党争，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出现在国家政权走向衰落的时期，因为国家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如何使政权的生命得以延续，在政治上必然要改弦更张，这是统治汉集团所不得不面监的政治选择。而这种选择对于政权中不同的利益集团来说，并不都是好事，有的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有的却感到极为痛苦。因为这涉及到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谁能够在新一轮的扳风洗牌中，处于优势地位，这才是他们最为关注的。谁都希望能够在体制内的政治权力的分配上，独占鳌头，成为最大的赢家。因此，这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爆发。

唐代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国运日衰，一般认为从唐宪宗李纯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至哀帝李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是晚唐时期，这段时期，预示着帝国的命运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国家的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权威，中央政权能够实际控制的地方很小，在地方上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而各藩镇之间为争夺地盘，又常常不断相互攻击，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操枞在宦官集团手中，他们甚至于玩弄皇帝于股掌之中，可以任意废立，而朝臣不甘心权力的旁落，又要组织起来对抗宦官势力，而朝臣中又因不同的利益关系结成不同的势力，相互攻击，大打出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朋党”朝臣之中的这些集团有时为了打击对手，不惜勾结宦官来增加自己的势力。

最有名的党派之争，即刘、李之争，是指以李德裕和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的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这次党争起源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夏四月，朝廷进行的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制科考试，参加策试的牛僧儒、皇甫湜、李宗闵等人，指责当时政治上的许多弊端，引起了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的不满，他将考官贬逐，对直言极谏的人也久不调用。

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执政，因为私人的恩怨排挤李宗闵。李宗闵与牛僧儒就依附宦官的势力对抗李德裕，唐文宗李昂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德裕被推荐为宰相，因为李宗闵的阻挠而出任节度使，直到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李德裕任宰相，但当了一年多，又被排挤出去。到了唐武宗时，李德裕再次担任宰相，但唐宣宗即位后，牛党的势力又卷土重来，李德裕被解除了职务，一连遭到四次贬官，于宣宗李枕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死于崖州，（今海南琼山县）。以李党的失败为长达三十多年的党争划上了一他句号，而大唐王朝子也已经是风雨飘摇，日薄西山。

北宋王朝从公元960（宋太祖，建隆元年）年建立到了公元1078（宋神宗熙宁元年）国家的政治、经济都了已经到危机四伏的时候，为了挽救帝国日愈衰落的局面，于公元1070年（宋神宗熙宁三年）在神宗的主持下接受了王安石的建议，实行变法，但是遭到许多官僚的强烈反对，形成了两股强在的互不相容的政治势力，一面以王安石为首，另一面以司马光为首，这两人都是当时中国最为档出的知识分子，王安石在实行变法之前作了许多理论上的研究和舆论上的准备，他的学说被称为“新学”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震动。而反对派的领袖司马光是位优秀的史学家，主持和编撰了大型通史《资治通鉴》，同样在知识分子中有着极大的影响。而他这一派的主要理论是以程颢、程颐两兄弟在周敦颐的理论发展建立起来的“理学”。这两派政治势力，在1085年以后在政治上互有消长直到北宋王朝的覆灭，才告一个段落，但是这种不同的政治争论仍没有过平息。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市）建立了大明王朝，经历了两百年来的统治，到了万历时期，又已到了内忧外患，险象环生的地步。明万历十二年，时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的顾宪成因为在争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得罪了皇帝，而被解除了职务，回到老家无锡，受聘讲学于当地的东林书院，由于他当时的名声很大，得到了朝野内外许多人的尊崇，于是在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而朝廷内部反对东林党的势力也极为强大，他们以乡谊结成了不同的政治势力，其中有浙江人为主的“浙党”、湖北人的“楚党”、已山东人的“齐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安徽人的“宣党”。而其中以浙党势力最大，他们依附皇权、交结宦官，常常把持要津，对东林党人进行大肆残酷的迫害，而东林党人也不失时杨地抓住他们的把柄进行还击。这是一场近乎于疯狂的大规模的党派之争，直到明王朝的灭亡才停止下来。

16644年满人建立了清政权，这个以少数毁民族为核心进行统治的国家，到了他的晚期，仍然无法摆脱中国历史上党争的阴影。同样也是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许多头脑清醒的官员力图改变中国死气沉沉的局面，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而在儒学思想培养起来的许多人却不以为然，他们以卫道者自居，极力反对向西方靠拢的思想。由于传统道德在中国有极大影响力，因此他们无论在政府和民间都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这些被人称之为“清流党”。

清代人的书籍中有这样的记录：

“同（治）、光（绪）之间，清流党之盛，实有左右舆论之权。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于全国，凡稍谈外交及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之不遗余力。党势既盛，遇事则挟其鸱张虚矫之气，以鼓动多数无识之徒为之后盾。朝廷于和战大计，往往为所劫持，实数十年来，外交失败之原因。”（清•佚名《外交小史》）。

这种无休止的党争完全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实质，是在文化视野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历史选择，而这种选择就是将道德泛政治化，而党争就是道德政治化带来的必然后果。

 

五

 

道德的政治化，就是企图以道德取代国家的法律秩序，使道德不再只是一种对善恶的评价标准，而是越出道德的范畴，与权力扭结在一起。干预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经济。

东汉是一个崇尚伦理道德的社会，品行高洁有人常常会赢得人们的普遍敬仰，（《后汉书陈•寔传》说：

“（陈）寔在乡间，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宁为刑法所加，不为陈君所短。”

这样看来，个人的道德与名望，已经超越了国家的法令，而更具威权，必然要引起当政者的注意。个人的影响一但超越政府的权威，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和挑战，因此对党人的镇压就已经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儒学从汉代始一直是国家的官方学说，无论朝代的更选，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憾动他的统治地位。儒学的发展到了两宋，产生了一个新的儒学学派。

这个新儒学的产生，首先是由北宋哲学家周敦颐（1017——11073）开始，其间经过张载（1020——1077）、邵雍（1011——1077）等人的的发展，到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8）两兄弟的手里，又从他们这里分出了两个不同的主要学派，一派是从程颢发展到陆九渊（1139——1193）最后到明代由王守仁（1473——1529）发展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心学”。另一派由程颐开创到朱熹（1130——1200）完成，称为“程朱学派”或“理学”、“道学”。由于这一学派受到皇权的重视，从南宋后期，到后来的元、明、清都是国家的官方学说，而取代传统的儒学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由于这一学说学说强调个人的精神修养，，鼓吹“存天理，灭人欲速”，天理就是符合专制国家的政治秩序，人欲则是个的私欲。人只有通过不断的人格的自我完善，才能获得道，而这个道就是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因此，这是一个道德至上的哲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宋末学者诗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对道学在当时社会上传播情形作了这样的描述：

“尝闻吴兴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学之名，起于元佑，盛于淳熙。其徒甚盛，其间假以欺世者真可嘘枯吹生。凡治财赋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才，读书作文字则以为玩物丧志，留心吏事者则斥为刀笔舞文。盖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西铭及诸家语录，自诡其学能正心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故为之说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凡为州县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及道统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近思录等文，则可钓声誉，致通显。下而士子时文，必须引以竖义，则亦擢巍科而称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国，文章气节如东坡皆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违者，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之。其气焰可畏如此。然所言所行了不相顾，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是时为朝士者必议论愦愦，头脑冬烘，弊衣菲食，出则乘破竹轿，舁之以村夫，高巾破履，人望而知为道学君子。显达清要，旦夕可致。然其家囊金匮帛，至为市人所不为。贾师宪独持相权，唯恐有攘夺之者，则专用此辈，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实则幸其阘茸不才，不致掣其肘。以是驯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呜呼！孰谓道学之祸不甚于典午之清谈哉！”

周密接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余时年甚少，闻其说如此，颇有嘻其甚矣之叹，其后至淳佑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则殊人大不然者，然后信仲固之方不为过”。

显然，在宋代这种极端的道德追求，就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博取功名利禄的手段，而与他的本意背道而驰。因此，在北宋，道学处于草创的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和反对。这其中不包括司马光、苏轼等一些官僚士大夫。

宋代的笔记曾这样写道：程（颐）氏之学自有佳处，至椎鲁之人窜迹其中，状类有德者，其实土木偶也，而盗一时之名。（苏）东坡讥骂靳侮，人或过之，不知（苏）东坡之意，惧其为杨（朱）、墨（子），将率天下之人，流为矫虔庸随之习也，辟之恨不力耳。岂赤也哉？刘[元诚]器之言，（宋）哲宗皇帝尝因春日经筵讲罢，移坐一小轩中，赐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颐为说书，遽起谏曰：“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掷弃之。（司马）温公闻之不乐。谓门人曰：“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者，正为此等人也。” 叹息久之，然则非特东坡不与，虽温公亦不与也。（宋•沈作喆《寓简•卷五》）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为了使自己符合道的要求，不惜将人的天性人为地加以抑制，贵为君主的皇帝，也就是在风和日丽的春天，折了一枝柳条来玩一下，也被制止，见像程颐这样的人已尼成为一个毫无情趣的道德狂。这是对人心灵的压抑和摧残。严重阻碍了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在这种道德说教的制锢中，人就变得与土偶木人差不多的没有过个人思想、没有个人生活的空间，体会不到生活情趣的道德僵尸。

但是这种以道德自许的人物，一个个道貌岸然，满嘴的仁义道德，在中国的这种文化氛围中，很能够迷惑人，使人对他们的言论深信不疑。

满期清末年，中国在一连串的对外战争上的失败，政治、外交都陷入了困境，国内便有放多人不是去冷静地去观察和了解事情的真相，思考一下中国的未来，而是祭起爱国主义的大旗，满口尊王攘夷的叫嚣，而又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让国家摆脱危机。他们以卫道士自居，对当时那些对内国际局势有着清醒头脑的官员们进行了大肆的攻击。而赢得朝野内外的好评如汗潮，他们攻击的主要人物就是那位，自诩为大清帝国裱糊匠的李鸿章。许多人都将他视为汉奸卖国贼，以至于当时民间盛传着这样一副对联联：

“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平心而论，李鸿章不愧是大清王朝忠诚的奴才，要是没有他拆东墙补西墙的本领，恐怕大清朝早已不复存在了。

南宋宁宗赵扩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也有人上疏攻击家朱熹，罗织了他的六大罪状。这里面让人感觉到许多不过为了达到打击敌对势力的政治目的，不惜捕风捉影和牵强附会，上纲上线来力图置人于死地。集中地表现出中国体制内部党派之争的特点，是党派之争的具体事例：

第一、不孝其亲

朱熹只有一个老母亲，他在福建建宁任职时，建宁的白米在福建是最好的，而他却不拿建宁白米给自己的母亲吃，只是用仓库里的陈米给母亲吃。他的母亲感到难于下咽，常常告诉别人，乡邻因此常常招待他的母亲，母亲回来后对朱熹说“人家也是家，怎么会有那样的好饭呢？听说这事的人无不感到怜悯。

第二、不敬于君

说朱熹在孝宗朝的时候，朝庭屡次让他出来做官，他都嫌官小不肯赴任，如果是监司君守这样的职务才会接受，说他是辞小要大，是对君王的不敬。

第三是不忠于国

孝宗死后，根据礼的规则，葬在会稽，朱熹因为自己的私利，为了附和当时的执政者赵治汝愚的意思，首先上奏称这作做法不妥。要求将孝宗改葬，这是不顾祖宗的典礼、不恤国家的利害。所以是不忠于国家的表现。

第四、玩侮朝廷

过去赵治理愚执政的时候，打算借朱熹的名声结成奸党，推荐朱熹作皇帝的讲经筵的官员，朱熹既接受任命，并依照贯例，对他的父母给予封赠，对他的学生也给予推荐出来做官的优待，但是朱熹却突然上表章假意推辞，难道说有因为职务而得到了许多的恩惠，却要辞去职务的事吗？这是对朝廷的蔑视。

第五、不顾朝廷大义

赵汝愚死后，朝野都感到十分高兴，唯独朱熹率领他的学生百多人在野外大哭，怀私恩而不顾朝廷大义。

第六、害于风教

朱熹相信风水，将庙会改为县学，在移动孔子像的时候将对圣人的手足折断。是对孔子的亵渎。

这篇奏章接着又以十分激烈的口气责问朱熹道：

“以至欲报（赵）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取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又引诱尼姑二人为妾宠，”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

冢户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

知南康军，则妄配数人而与之改正；帅长沙，则匿藏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则搜古书而妄行经界，千里骚动，莫不被害；为浙东提举，则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谓其能治民，可乎？

又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谓之怒以及其人，可乎？

男妇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责其束修之厚，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动以万计，谓之廉以律己，可乎？

夫廉也，怒也，修身也，齐家也，皆（朱）熹平日窃取《中庸》、《大学》之说，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岂不为大奸大憝也耶？

昔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孔）夫子相鲁，七日而诛之，夫子，圣人之不得其位者也，犹能亟去之如是，而况陛下居德政之位，操可杀之势，而（朱）熹有浮于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诛之乎？臣愚欲望圣慈特赐壑断，将朱熹褫职罢祠，以为欺君罔世之徒，污行盗名者戒。（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

从以上对朱熹的种种指控来看，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即理缺少理性思维，不追求事实的真象，对材料的准确也不加以仔细的甄别，也不对指控的事实进逻辑上的推理，而是以极为煽情的文学语言表达出来，力图争取对裁判者施加心理上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很悠久的成文法律制度，却没有能够产生出律师这样一种职业的原因之一，没有现代意义上维护法律与正义的律师，但却产生了大量完全以利益为目的，专为别人打官司的讼棍，这些人，熟悉法律条例，并且以当地政府官员狼狈为奸，抱揽词讼，为所欲为，因此俗话所说：衙门大大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真实地表现了社会的现实。

象以上这种充满了仇视、充满了敌意对对人疯狂攻击的文字语言，在中国历史屡见不鲜，这种恶劣的思维方式与文风，在中国具有十分可怕的影响，至今仍在左右着中国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表达方式。

 

 

六

朋党，是一种以相同或相近的政治观点和共同的利益结成的联盟，因此，政治理想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目标。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必然要想法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这样怀有各种目的人都会卷入其中，去寻找实现他们政治或经济的机会。这样一来就鱼龙混杂。在涉及到具体的事件上，就会以党派的不同来作为评判的标准。就陷入了“是非夺于爱憎，功罪淆于恩怨”（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跋》）的无原则意气之争。

“讲学义树党，树党义争进退，使学者板援奔趋而失其本心，故有口心性而孔颜，所至多徒者，是败类之人也，虽贤必去之。好名者无才而人称其才，无德而人称其德，使人巧言令色，便媚取合而失其德忠信之情。故有身处草野而朝庭闻誉求之，公卿折节下之者，是败类之人也。多言者，以议论害治，以文辞掩道，以直乱正，是败类之人也”。（唐甄．《潜书》）

因此，明末抗清志士，几社领袖之一的夏允彝 痛苦地反指出

“东林之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亦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高而筹虏剿寇卒无实者，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庭振一法纪，徒以忮刻，可谓聚怨而不可谓之任怨也，其无济国事也，则两者同之耳。”（明·夏允彝《幸存录》）

明朝末年，已经是个烽烟四起，国家政权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危险关头，而对国家政权负有重任的大明官员，不是坐下来仔细思考如何使这个让他们赖以享受荣华富贵的政权去渡过难关，化解危机。而是整天高谈阔论，忙着给自己的政敌制造麻烦，所以说，党派之争导是导致明王朝解体的原因之一，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所谓的奸佞小人，还是道德学家，都有无可推御的历史责任。

夏允彝写道“其时名流尚多在列，要皆虚声，无济国事”

“国祚几危，虽小人崔呈秀辈阳导，诸贤可谓无咎也，议论高而事功疏，名位轧而猜忌起，异己者虽清义，驱除；附己者虽秽，多容纳，虽领袖之谔谔可重，而蠹之者众矣。”（明·夏允彝《幸存录》）

而清代人王之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说：

“盖明人积习，惟便私图而不问国事。已在事中，则攘功避过凤身之利害为可否；以心之爱憎为是非。已在事外，则嫉忌成功，恶人胜己，吠声结党，倡浮议以掣其肘。”（王之春《椒生随笔》）

明代晚期正是这样的社会风气，使得官场上只顾及自己和小集团的得益，没有人会去从国家政权的前途、未来作想，

1644年，当北京失陷的消息传到明朝的留都南京，以马士英为首的权臣在军人的支持下，将皇族中的福王立为皇帝，建立了宏光政权。在这样的艰难的局面下，文人士大夫仍然忘为了他们那些无聊的争吵。他们指责马士英为奸臣，重用被朝廷除名了的阉党阮大珹，双方互不让步，大肆攻击。以至于当着皇帝的面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打出手。这样政治局面如何能够维持下去？

夏允彝写道：“南都再建，国事累仰，宜尽指异同，专心忧国尚恐难支，而相仇益甚。”

（明·夏允彝《《幸存录》》此时，作为党人的夏允彝对党人的作法进行了反思：“（马）士英者，本无意地误社稷，而社稷为墟；本无心于敛贿赂，而赂门大启；本无心于翦清流，而清流尽逐” （明·夏允《幸存录》）在他看来，被人们一至公认的奸臣马士英并非是存心让国家变成一片废墟，但结果让国家成为废墟，他本来并没有打算大收贿赂，但贿赂之门大开，他本无心镇压这些道德高尚的人，但这些人却被无情地驱逐。

夏允彝接着说：“瑶草（马士英）虽称大贪，其实不及周宜兴（周延儒）十分之一。一

经误国万恶性循环皆归”。马士英虽然称得上是大贪官，但比起周延儒来说。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只是他的专权误国，使得人们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他的身上。这在夏允彝看来是不公平的。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马本有意为君子，实廷臣激之走险”。（明《幸存录》）这就是中国文化造成的国家和个人的历史悲剧。

中国文化中由于缺少平等的理念，始终无法构建一个以平等对话为基础的妥协机制，去

及时缓解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也由于这种文化的选择，使许多中国人失去了幽默感，这才让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逐步会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北宋神宗时，王安石主持国政，推行新法，当时人们对新法议论纷纷，当时在御史台任

职的程颢，奉皇帝的命令去见王安石。王安石因为程颢与自己的意见不和，听说他的来访，十分生气。当程颢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平和之气流充满了他的眉宇间，他笑着对王安石说“今日各位大臣所争论的问题，都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涉及到整过国家的大事。求相公你收取那威严生气的脸色，让大家坐下来慢慢商量。管子说：政府所下的命令，就象是流水的源头，因为这命令是顺从人民的意愿的，管子都知道这个道理，难道说象你这样高明的人竟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吧！王安石受到了程颢的感染，不觉得使自己的情情绪也得到了放松，他对程颢说：“新法的实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办才好呢？”程颢说，现在还可以改正。于是王安石就有了修改新法的想法，他答应程颢在第二天上朝时与皇帝进行讨论。

不料，第二天上朝时，一个叫张天骥的谏官，当着皇帝的面，大揭王安石的短处，攻击新法的实施，王安石感觉受到了极大的羞辱，便对修改新法的事只字不提。这件事，让道家程颐也感到十分感慨，他对与自己意见相同的大臣们说，“新法的弊端，我们这些人都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如果大家当时都能象程颢那样平心静气地去讨论问题，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这就是大家不能容忍，才将事情激化了”（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

施德操还记述了一件事：韩（琦）魏公与范（仲淹）文正，议西（西夏）事不合。（范）文正径拂衣起去，（韩）魏公自后把其手云：“（范）希文事便不容商量？”（韩）魏公和气满面，（范）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间，消融几（多）同异。

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谚语叫“退后一步天地宽”，给别人以机会，同时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后汉书•陈寔传》中说：

“（太监）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张）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张）让甚耻之，（陈）寔乃独吊焉。后复诛党人，（张让）感（激）（陈）是故多所全宥。”

大太监张让的父亲死了，回到家乡安葬，全郡的人都来了，而那些有名望的清流人物因为张让的关系不肯前来吊唁，唯独陈寔前来吊唁，这不能不让这个权倾天下的大宦官深为感动，因为在他的眼里陈寔无疑是给了他一个天大的面子和人情。因此，在后来朝廷对党人大开杀戒时，陈寔却能安然渡过，正是由由于他懂得如何去妥协才得以使自己免去杀身之祸。

然而这些只是一种个人的行为，由个人的性格所决定，无法保证让所有的人都能做到。

因为，在身份社会，决定个人话语权的是个人的地位和权力，而不是谁更能接近于真理。统治集团是这样，整个社会也是这样，被剥夺了发言权的广大民众，最终只有用铁和血来进行表达，而此时社会的矛盾，也只有以暴力才能得以解决，任何和平解决的办法都只是徒劳的。

中国，这个着极高道德理想的国家，人们对历史上那些被人尊崇的人物有着深深的敬意，而使中国的道德观发展到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甚至于是极为荒唐的。

南宋的抗金英英雄岳飞的死，确实值得人们对他怀有深深的怀念，同情他的遭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这种想当然的事件发生：

“辛元龙尉京邑时，万俟卨之孙与岳武穆家争田，岁久不决。府委元龙断，积案如山，元龙并不省视，即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桧逆贼，虽籍其家，不足以谢天下，尚敢与岳氏争田乎！田归于岳，券畀于火。”合邑称快。（宋人秩事汇编《坚瓠集》）（注此事《樵书》与之略异，有嘉佑初，（辛元龙）作华元龙，（尉京邑）为湘阴主簿。）

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办案方式令人吃惊。就因为祖先是岳飞而另一家则是迫害岳飞的奸臣，就可以不经审理，就此结案，难道不是过于的轻率，视国家法令为儿戏。这正是道德走向极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因此，这样极其荒唐的事，在中国仍然是层出不穷。明代，距南宋灭亡已经有一个多世纪。而明代，有位派到浙江的担任乡试的主考官，居然对凡是参加科考的人员，其中有姓留的一定要写一份声明，表示自己与南宋汉奸留梦炎没有关系。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到了清代初年，还有人因为满清的一个叫岳钟琪的大将，只是因为他姓岳，就想当然地认定他是岳飞的后人，并且断定他有着爱国主义的基因遗传，因此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策反这位岳大将军，对结果这自然成了一个笑柄，而且这一事件还牵连了无数无辜的人，为此负出了生命的代价。

道德的偏执给中国人带来了无数的痛苦，和灾难。因此，中国人应当学会宽容、包容，创造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让不同的声音都有其自由表达的可能，社会矛盾才要可能得到极时的化解而不至于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伏尔泰说：

“什么是宽容？宽容是人性的附属物。我们满是弱点和错误；让我为我们的愚蠢而相互原谅吧。”（转引自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

一生懵懂 2011-04-13 20: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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