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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书屋》2004年第十期

    “文治煌煌，武功烈烈”，是前人对业绩较为出众的王朝或君主常用的赞语，一般都带有夸饰的味道。其实，“煌煌”与“烈烈”兼而有之的例子是很为少见的，相反，两者倒常常有背道而驰的情形，北宋便是最典型的代表。它使人想起股市上的ｋ线图——在北宋一百六十七年的时间段里，文治和武功，一条阳线一条阴线，分别向上向下，构成强烈的反差。

一

    一般学人公认北宋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巅峰时期，主要想到的大约都是它在文化艺术方面达到的高度，而就广义的“文治”来考量，它的超越前人也不输后人的文官体制——从培养（教育）、选拔（科举）、考核、监察到由中书、枢密、三司构成的“内阁责任制”等等，在整个人类封建社会史上，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至于“武功”，则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大帝国中，没有比它更软弱更差劲的了——最后竟然落得父子两代皇帝当俘虏的下场。这段反差异常而内涵丰富的历史，其寄兴生慨之用，似也无涯。

    开封便是这轴历史图卷逐段展开时不可或缺的背景，是这段历史戏剧演出的中心舞台，当然，也是最重要的见证。

    作为大帝国的首都，开封的地理条件是不太理想的。首先，它无险可据，不像长安有黄河与秦岭做天然的屏障，阻隔着来自中原的攻击，甚至也不如洛阳，西有函谷，东有虎牢，多少能起到御敌于都门之外的作用。开封，则暴露在黄淮平原的北部，从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长驱直入。当年孙膑围魏救赵的作战计划之所以能够奏效，就是由于充分利用了开封（大梁）的这个弱点。其次，它既然外部防御条件差，也就更谈不上拥有像关中一样在有效防御圈内的后方基地，后勤供给没有保障。开封得以成为帝都，并见证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真有点时格势禁、勉为其难的味道。

    第一个将开封定为帝都的是后梁太祖朱温（这个人名声很臭，以至后梁长期被后人视为伪朝，直到欧阳修写《新五代史》时，还做了一段长长的说明来解释何以要把后梁列入正统。总之，从那以后，后梁的地位才被“合法化”）。开封是朱温的老巢，公元907年他称帝以后，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因为指挥作战的需要，公元909年，他从开封迁往洛阳。四年后，他儿子朱友贞从弑父的兄长朱友硅手中夺得政权以后，又将都城迁回开封。朱友贞在位虽说达八年之久，但一直战争不断，而且所辖领土不过是略大于河南、山东两省的地区，实在没有能力大规模建设首都。后唐李存勖于公元923年灭了后梁，定都洛阳，罢去了开封东都的名号。十三年后，石敬瑭建立后晋，又把都城搬回开封。石敬瑭皇帝当了不过六年，他的儿子石重贵不甘心在契丹人面前称孙皇帝，引发了一场战争。辽太宗耶律德光亲率大军南下，打头阵的先锋是后晋降将张彦泽。此人长着一双豺狼的眼睛——夜里能放出黄光，心肠则比豺狼还凶狠。他的军队进了开封，大肆抢掠、杀人，三天后，从宫内到民间，大约凡是能拿得动的东西都被抢光了。耶律德光后来以剽掠罪把他处决，开封百姓争着从他身上割肉吃，可是那只能解恨，损失却再也补不回来了。契丹人嫌中原太热，住不惯，而且，他们除了“打草谷”（抢掠），并无意直接管理中原。过了两个多月，耶律德光在开封举行了建国称帝的仪式后，撤军北还，同时掳走了包括石重贵以下的几乎全部皇室亲贵和朝廷大臣。乘此权力真空的良机，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带兵南下，进入开封，建立了后汉。刘氏政权只维持了四年，便被重兵在握的郭威取代了。郭威建立的后周也只有十年的寿命，虽说这十年中，柴荣在位的六年里，国家形势逐步好转，但财力物力主要投向对南唐和辽国的战争，首都的建设还排不上队，因此，到公元960年北宋立国时，赵匡胤接手的是一个狭逼、败破、毫无帝都气象的开封。

    对于开封在地缘政治上的局限性，赵匡胤是有足够认识的。但他即位于仓促之间，一开始决不可能打算重新建都，而在此后十七年的当政时期，他却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迁都的构想。但是，统一国家的战争终究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于迁都这种伤筋动骨的事，条件不具备时，谁也不敢草率从事。当统一战争基本结束以后，赵匡胤便启动了西巡洛阳的壮举。皇帝出巡，可不是小事，还在准备阶段，京西南面转运使李苻就上表陈说御驾西行有“八难”，加以谏阻。尽管李苻说得头头是道，而且他的观点显然反映了相当部分官员的意见，赵匡胤却未加理会。他之一定要去洛阳，除了重返故地去追寻儿时的旧梦，主要目的就是实地考察洛阳，为迁都的决策做准备。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夹马营，面对毁于战火的旧日兵营（赵匡胤的父亲是禁军军官，后唐时全家随军住在营内），发出感叹说：这地方还是要修复供禁军驻屯。大臣们听出他话里打算迁都的意思，内心反对但不敢表示。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追随赵匡胤二十余年，作战勇敢，很受信任，找了个机会提出建议说：“东京（开封）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

    理由是切中要害的，开封有汴水的漕运之便，“八十万禁军”的给养不成问题，但赵匡胤听不进去。群臣便通过晋王赵光义来做说服工作，道理还是迁都如何不便之类。兄弟俩感情虽好，此刻却话不投机。赵匡胤说：“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赵光义听到他说以后还要迁往长安的话，更不理解——关中自唐末战乱以来，残破荒凉，较河南更甚，如何去得？也许哥哥在和臣工们赌气？于是跪倒在地，进行更恳切的劝谏。赵匡胤只好进一步解释：“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但赵光义并不认同，反驳说：“安天下在德而不在险，秦据关中，苛政虐民，不二世而亡。”这句话当场令赵匡胤为之语塞，事后他对左右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他虽然是武夫出身，却很有政治头脑，深知政事与兵事两者的关系不容易处理好：穷兵黩武一定带来民生疾苦，而武备不修最终会陷于内患蜂起、外衅丛生的危险局面。面对着赵光义这个“在德而不在险”的命题，他并不以为然，但却很难反驳。于是，迁都之议被搁置下来。

    从洛阳回到开封不过半年，赵匡胤就病死了。接班人是赵光义，国都西迁的问题自然再不会有人提起。虽然以开封为永久性的首都有违赵匡胤的初衷，但北宋一朝的帝王们（从赵光义到钦宗赵桓，包括长期垂帘听政的仁宗养母章献皇太后）却大体上都遵循着赵匡胤倡导的政治路线。一百五十年间（从赵匡胤死后算起），北宋在封建社会史上，以最开明的政治、文化形态和最软弱的军事、外交格局，写下了独特的篇章。其时，开封在发展中走向繁荣的顶峰，成为远胜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的全世界最大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这是赵匡胤政治理念带来的成果），最后在异族的入侵中以罕见的悲惨方式被毁灭（这也是赵匡胤政治理念所造成并基本被他预见的结局）。

    开封的城市建设也反映着上述的历史逻辑。由于赵匡胤并不属意定都开封，而且他又是个一贯强调节用惜物的开国之君，所以，开封始终没有像隋、唐经营长安那样追求气魄宏大，它也不是按照一个完整的规划所修建，而是在汴州旧城的基础上，经多次改造扩展而成。开封城内外共有三重，最中心的叫“大内”，也就是皇城，原来是唐代节度使的衙署，自后梁开始被改修成宫殿。皇城外面是内城，也就是汴州旧有的州城。内城以外的是五代时修建的外城，北宋各朝曾多次重修或扩建，但周长不过四十余里，面积约三十平方公里，较唐时的长安（面积八十四平方公里）小了一半有余。由于经济的发展，更由于大国首都庞大的寄生群体居住和消费的需要，开封的商业区向城外大大拓展。这当然给防务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以致后来京师保卫战的前线必须设在数十里外的黄河以北，因为只要敌军过了黄河，开封就完全暴露于敌前，它的城墙基本失去了守险的意义。

    赵匡胤深知开封在防务方面的缺陷，他更懂得京师安全对帝国的重要，在不具备迁都条件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着力建设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禁军”，集中驻屯在京畿及要冲之地，拱卫首都。为了保证禁军的质量，他一方面多次有计划地从饥民、流民和地方保安部队（厢军、乡军）中选拔孔武有力、弓马娴熟的壮丁入伍，一方面积极推行士兵职业化，终身不退役。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禁军的数量不断扩大，他本人通过政变上台时，禁军不足二十万，一百年后翻了三番有余。《水浒传》里称“八十万禁军”，其实早在仁宗庆历年间，就已经达到一百二十五万。正如赵匡胤所预料的，庞大的军费开支最终给北宋百姓带来不堪承受的负担，成为导致社会动乱直接和重要的原因。

    而且，这种不断膨胀的军事政策，十分有悖于赵匡胤的政治初衷。赵匡胤虽然出身军人世家，前半生一直厮杀疆场，而且是靠着军队的拥戴登上帝位，但他终其一生对军队、对战争，对穷兵黩武、开疆扩土似乎没有多少好感。在这方面，他至少有如下一些表现：

    （一）他对军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为了彻底解决晚唐以来军阀割据危害皇权的积患，登基不久，他就撤消了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这两个最高级的军职（他本人正是从殿前都点检的位置上被拥立的），次一级的将领则选拔年纪较轻、资历较浅的军官充任，至于“老帅”们则一律光荣退休（被授予很高的名位和俸禄后交出兵权）。将领们经常调动，但军队并不随行，所谓“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朝廷负责指挥调动军队的部门是枢密院，枢密院的首长枢密使和宰相（中书省门下平章事）平级，和三司使（计相）一起构成政府的最高权力核心。作为文官政府的部门，枢密院掌握军权，但并不统领军队，直接带兵的将领管着兵，却不能从防区里随意调动一兵一卒。这样一来，军人培植私人势力的情况被杜绝了，当然，军队的作战能力不免会因指挥机制的缺陷而受到影响。

    （二）他从不抱有向非汉族地区扩张的意图，主观上有意识地回避与任何外族的战争。赵匡胤在位十七年，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基本上贯其始终，但战争对象都是汉族地区的分裂王国。他在征服了孟昶的蜀国以后，手挥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走向划了一条线，说道：“大渡河以西，非吾所有！”这个动作很典型，充分显示了他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征服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周边地区，代价太大，收获甚少，得不偿失。以他当时的实力，要走汉、唐扩张的老路，并非不具备可能，而且困难和阻力更小一些，因为，当时除了契丹稍呈强势，其他的如吐蕃、南诏、高丽等都已在内战中衰落，容易下手。可是，赵匡胤终其一生从未像前代那些雄图伟略的帝王一样对“蕞尔蛮夷”“躬行天讨”。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强大帝国的君主，在这点上，他无疑应该被看成难得的“异数”。

    （三）他虽然直到临死才基本完成国家的统一（北汉仍未征服）——可说是打了一辈子仗，但他对于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痛苦却深有体会，因此，他极其反感战时屠杀俘虏和百姓的行为。同是功臣的曹彬和王全斌的不同结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曹彬兵下南唐，生俘李煜，据说做到了“不妄杀一人”，班师回朝，赏钱五十万，随即被任命为枢密使并兼领忠武军节度使（类似今天的总参谋长兼大军区司令），这样的兼职安排，前所未有，真可谓位极人臣了。而征服后蜀的北路军主帅王全斌呢？由于掳掠百姓、滥杀降卒，被立案审查，差点连脑袋都丢了，被特赦以后，贬往随州这种边远地区一呆就是十几年，直到临死前三个月，才恢复待遇，重新起用。同样的例子还很多，这充分证明赵匡胤对于战争的破坏作用，特别是战争中的种种暴行，确实是相当反感的。

    赵匡胤的上述军事思想和国防路线，在整个宋代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当然，也难免有些走样，比如，因为强调不对外用兵的原则，竟发展到面临强敌时一味委曲求全，以牺牲财富和尊严去换取和平。从太宗、真宗到仁宗，对辽国和西夏的政策都是很典型的例子。神宗在位时，大约对于王安石有太高的期望值，颇有意振军经武，又是设“武学”（军官学校），又是扩军，结果却并不理想，由于坚持士兵职业化的禁军制度，军队的增多造成了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他的儿子哲宗赵煦即位时是个小孩，祖母高氏掌权，废除新法。哲宗亲政以后，宣布要继承父亲遗志，重新起用新党，前后两次人员大换班和路线大调整，政治上动静很大，但在军事上却没有什么大动作。以后的徽、钦两朝，由于金国的崛起和不断南侵，北宋的国防日见衰弱，并最终走上了覆亡之路。

二

    在对外战争中长期处于被动状态的北宋朝廷，却造就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内极其辉煌的局面。相对宽松和开明的政治环境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因此，开封也就成为惟一一座没有经历过皇权暴政的古都。它虽然不宏大，却未曾因为杀戮理性和良知的横暴而蒙上耻辱的阴影，相反，由于见证了一个时代文化（文学、艺术、科技）的辉煌成就，在众多古都中，它独具一种祥和的色彩并从而光照史册。

    北宋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是赵匡胤为他所倡导的文官体制确定的基调，也是这一政治路线形成传统的结果。赵匡胤出于对唐末以来武夫横行这一积弊的痛切认识，向往文官掌权的“好人政府”，为了培育和维护一支高素质的稳定的文官队伍，他用过几手很值得称道的政策，比如：

    （一）重用旧知识分子，发掘他们的潜能为新政权服务。所谓“旧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从五代的历史背景中走过来的读书人（大量是旧官吏）。赵匡胤是被军人集团推上宝座的，但他却宁愿把朝政委托给文官，虽然他和这些人素无渊源。后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一律留任原职，而且提高了级别待遇。一直到四年以后，长期追随左右充任幕僚长角色的赵普（乡村小知识分子出身）逐步熟悉了朝廷政务的运作，赵匡胤才“接受”了三人同时提出的辞职请求，任命赵普担任宰相。除了宰相，其他朝廷大员留任的更多，这些人各有长短，但大都在不同方面（特别在制度建设上）做出过贡献，有的还堪称一代名臣，如长期任知制诰（相当中央研究室主任，掌管文字）的陶谷，任御史中丞兼判吏部（纪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刘温叟，任知贡举（兼具人事部、教育部的职能）的薛居正等等。

    （二）注重选拔民间知识分子，更新官吏队伍，改善官吏素质。赵匡胤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健全和发展科举制度，由他发起并在宋代逐步形成的规范化的科举制度，克服了从汉到唐以来门第阀阅对官吏来源的操纵和影响，为中小地主和底层知识分子进入政权提供了可能。一千年来，直到近现代考试制度之前，它具有的科学与公平性是无可替代的。赵匡胤对科举制度的建设抓得很细。比如，为了帮助边远贫困地区的考生能顺利进京应试，他颁布了一项由国家驿站为举子免费提供食宿的规定，这对于下层知识分子确实是切实有效的支持。又比如，他每每亲自过问考试的风纪和考生的质量，为此，他确立了皇帝“召对”（面试）的制度，对资质庸劣的新科进士，除了罢黜他们的功名，还要追查被录取的背景，严惩主考官员。由于他抓得严、抓得紧，而且一抓到底，良好的科举风气逐渐形成一种传统。后来有宋一代产生了那么多出身寒门的大政治家，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比较健全完善的科举制度。

    （三）切实为知识分子营造比较宽容、宽松的政治环境。宋人笔记中说，赵匡胤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镌立了一块七八尺高的石碑，名为“誓碑”，并规定，春秋庙祭及新天子即位，参拜列祖列宗后，礼官要奏请皇帝恭读誓词。这个仪式颇为神秘，皇帝默颂誓词时，身边只留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官（太监），因而除了皇帝谁也不知道誓词的内容，直到金兵攻占开封以后，太庙遭洗劫，碑文才流传于世，一共三条： 

    1．柴（荣）氏子孙，有罪不得处以刑罚，纵然犯谋逆大罪，只可于狱中赐其自尽，不得在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2．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3．子孙有违此誓者，天必殛之。

    誓词很简单，却把阅读誓词的方式弄得如此神秘，赵匡胤的用意无非两条，一是避免张扬，二是对后世子孙产生一种特殊的约束力。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三条确实起了作用。特别是第二条，虽然简单，却为知识分子划出了一条安全的底线，极有利于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宋朝为什么会涌现那么多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文官政治何以会那样稳定而具有效率？不同利益集团缘何能维持斗争中的平衡而不致酿成流血的惨剧？实在是得力于“不杀人”这一浅显的原则。明确而认真地保护知识分子，在漫长而黑暗的中国古代历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记忆。

    上面的这些政策，有着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好的政策和方法能发现、吸纳和培育人才；高素质的人才又会维护和进一步优化政策并使之成为传统。有了赵匡胤、赵光义兄弟推行政策于前，到了真宗（赵恒）时期，文官政治已经相当规范化、制度化。在严密而有效的文官体制下，藩镇、宦官、外戚、后妃，这些前朝的政治痼疾没有也不可能再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当然，对待藩镇和宦官问题，有一系列防范的措施与规定，限制甚至消灭了他们祸害国家的可能，但是，后妃干政的问题，却并非任何条例所能预防，因为，只要皇帝年幼，太后（必然地包括外戚）和文官政府之间的斗争与妥协便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戏。北宋在这方面的情况是很为特殊也饶有兴味的，最典型的就是围绕着章献太后十年垂帘听政所发生的故事。

    章献刘后，幼孤，在外婆家长大，伶俐可人，兼之练就了一身鼗舞（一种摇拨浪鼓的舞蹈）绝艺，十五岁时就被送入了赵恒的王府，深受宠爱。赵恒的乳母容不下这种既聪明又美丽的女人，便向太宗赵光义打小报告，命令赵恒将刘氏驱逐。赵恒如何舍得，耍了一个障眼法，把刘藏了起来。不久，赵光义死了，赵恒（真宗）即位，立即将刘氏接入宫中，从美人、修仪到进封德妃，一路顺风顺水，不久，章穆皇后病死，真宗力排众议，立刘氏为皇后。当了皇后，刘氏的政治才能和野心与日俱增，《宋史》的后妃列传里有如下一段记载： 

    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与闻。宫闱事有问，辄傅引故实以对。

    真宗算不得一代雄主，晚年又多病，常常神智模糊，身边偏遇上这么一位聪明而能干的皇后，那局面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唐高宗被武则天操纵的故事。天禧四年，真宗病势加剧时，虽然颇具海内人望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日趋劣势的寇准联络了杨亿、周怀政等一批官员，跳出来向真宗建议，请立太子为监国，所谓“传以神器，择方正大臣为羽翼”。恃才傲物的寇准此时支出的确实是一着昏招：对真宗，这无异于咒他快死；对刘后，摆明了是要把她排除出权力圈；对太子（未来的仁宗），毫无意义——冲龄小儿，只能依附于他的母亲；对自己，则将怙权之心昭然于天下。面对极其尖锐的权力斗争，竟采取如此草率的策略，结果不问可知——寇准被罢去相位，取代他的正是他的政敌丁谓。紧接着由于周怀政的政变阴谋败露，寇准再次受到牵连，连贬相州、安州、道州直到雷州司户参军。寇准离京多日，真宗竟不知道，还问左右：“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可见当时他已经因为昏聩而被完全架空，所有“军国重事”由刘氏通过太子“资善堂”听取丁谓等大臣意见，“制裁于内”。第二年，真宗死了。十二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当权的以丁谓为首的文官集团，虽然是依靠刘后的支持而上台，但却不能听任这种形势的发展，开始是提出“请太后御别殿”，被否决，又提出“五日一御殿”，刚定下来，又拟出一个“太后禁中阅章奏，遇大事则召对辅臣”的方案，总之就是要限制刘后掌权。最后惹恼了刘后，一纸诏书，先以“交通宦官”罪罢去其相位，接着又以散布迷信（“语涉妖诞”）罪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同时被撤职的大臣达十余人。通过对寇准、丁谓两个政治集团的有效打击，太后垂帘称制终成定局，直到刘氏于公元1027年死去，此时仁宗正好成年。

    刘后的政治才能或许并不在武则天之下，但她始终没有尝试走武则天的老路。曾经有人上书，请“依武氏故事，立刘氏庙”，知制诰程琳还献了一份《武后临朝图》，用意不言自明，她却很果决地把这些东西丢在地上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这固然和她个人品德有关（她不像武氏那么狠毒，为了权力不惜一再杀害自己的亲骨肉，相反，她没有孩子，仁宗是宫女所生而由她抚养长大，她为了教育、培养和保护仁宗可说不遗余力），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为自己确立的政治责任（目标）就是不让皇帝的权力被文官大臣们架空，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宋朝的文官制度的力量和效率。此后，以太后身份干政的，还有英宗时的曹氏（仁宗的皇后，仁宗无子，英宗是他的侄儿）和哲宗的祖母高氏（哲宗登基时只有十岁），她们和文官政府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基本上维持着上述在妥协中平衡的格局。

    太后尚且如此，外戚宦官更无足论矣！文官政府的力量和效率来源于官员的素质，更来源于宽松的政治环境。总之，不会因为政治的原因而面对死亡的危险。这一条很重要，千百年后的许多民主国家也做不到。就这点而言，开封真可算是一座幸运而荣耀的首都。

    直到神宗、哲宗时期，党争闹得那么凶，不杀人这条原则还是坚持下来了。不过由于承平日久，整个社会的物质欲望不断攀高，风气逐渐变坏，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也随之下降。以吕蒙正、吕端、晏殊、寇准、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为代表的“正直”之士，到司马光这里就划上了一个句号。王安石以后重新上台的所谓改革派分子，几乎清一色的是贪财好利之徒。官员素质的下降，对文官制度的许多重要环节（如选拔、监督、奖惩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再加上宋徽宗这么一个只好风花雪月的昏君，吏治的腐败自然是日胜一日。吏治腐败必然加剧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外忧内患所汇成的大动乱便接踵而至了。

    但开封的繁华却正是在这文治社会由盛而衰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文化和商业的发展常常有着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开封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和前朝比较起来，开封是一座最商业化的京城。长安虽大，但它的一百零八个“坊”全是住宅区，每到黄昏，坊门就要上锁，夜里不准通行，简直有如监狱，而专为做生意设的东西两“市”，同样只限于白天营业。开封则从根本上打破了坊与市的界限，更打破了白天和夜晚的界限——到处都有商店酒楼，不少店家还二十四小时营业。《东京梦华录》对于北宋末年开封的商业有着十分详尽的介绍，关于夜市，其中说到七十二户“正店”（犹今之星级酒楼）是“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至于“脚店”（星级以下者）及其他小吃，也是“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大“正店”里，常常是数百名“浓妆”坐台小姐，“聚于主廊，以待酒客呼唤”；小“脚店”里，则“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谓之‘打酒坐’”。夜生活是商业都市的重要标志，它当然不会仅限于吃喝，所以娱乐事业应运而生是应有之义。开封在这方面可谓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前朝的梨园教坊都是由皇家垄断，直到宋朝，表演业才走向民间，并且得到空前发展。杂剧、清唱、傀儡、说书、杂技、皮影、相扑、相声（说诨话）……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遍布于开封的勾栏瓦肆。各行中极受观众欢迎的大腕明星，《东京梦华录》中留下姓名的不下百余人之多，可以由此想见当时通俗文化发展的程度。

    俗文化向雅文化的逐步过渡是一个普遍规律，正是在以开封为中心的通俗文化繁荣的背景里，话本、小说、戏剧、词曲的创作走向了历史性的突破。在这之前，上述的文学形式都还处在起步的或雏形的阶段，在此以后，由于知识分子通向艺术的道路得到极大的拓展，出现了放弃追求庙廊事业的传统观念而专事文艺创作的文化人（如柳永之类），并从此引发了上层知识界的创作欲望，形成了一个文艺创作与出版双繁荣的新局面（活字印刷的发明或许也是与此有关的）。《宋史·艺文志》里说，唐开元时，国家图书馆藏书八万卷，其中唐朝人自己写的约三万卷。经过唐末和五代的战乱，宋初，馆藏图书只剩万余卷。太宗赵光义在开封左升龙门以北建崇文院书库，号为“秘阁”，多方搜罗民间藏书，到真宗时，总算恢复到三万多卷。而从仁宗开始到徽宗的一百年间，馆藏书达到七万多册，其中大多数都是北宋当代人的着作。南宋宁宗时的统计，虽然经历了靖康之难的浩劫，馆藏书竟达到了十二万卷之多。由此可以想见宋代人创作欲及发表欲之旺盛。

三

    然而，国家的命运毕竟不是决定于文化发展的程度，无论有多少人会唱柳永或者周邦彦的词，也抵挡不住女真人南侵的铁骑。赵匡胤当年制定的重文轻武的路线，一百年后，终于造成危及国家生命的后果。真宗以后，皇帝都不懂军事，使相一级（相当于副总理以上）的大臣，几乎全是文人，军人出身的只有一个狄青，也只在枢密使任上干了区区四年而已。到了徽宗时期，腐败之风，君臣一体，文官政治所体现的儒家理想主义光环消失殆尽。李纲算是最后一个闪光点，不过也未能起到多大作用。被宵小包围的徽宗居然还突发奇想，要和金人联手进攻辽国，索回燕云故地，结果两战皆北，最后宋廷又花了一百万贯钱，才从金人手里买回了几座空城。两年后，辽亡于金，花钱买来的地方又全部奉还给别人了。这还不算，金人在这场战争中看透了北宋的腐败和软弱，索性乘胜南下，大军直扑开封而来。徽宗赵佶慌了手脚，下一道罪己诏，把皇位禅让给儿子赵桓（钦宗），逃跑到镇江去了。开封虽然不好防守，却也不是三五日就能攻下，由于北方各地民众义军声势浩大，金兵怕后路被抄，不敢恋战，提出了割地赔款的勒索条件。宋室君臣只要对方不进开封，什么都同意。然而被割让地区二十个州的百姓却不愿意做金国的顺民，组织义军，“四出邀击”，刚刚北撤的金兵决定又回师南下向宋廷施压。昏聩的宋廷以为和议既成，金兵已退，便遣返了各路勤王之师，结果开封被金兵长驱直入。刚回到开封的赵佶和儿子赵桓双双落入金人之手。这次，女真人把开封地区的金银财宝搜括一空，同时掳掠了两个皇帝及其后妃子女、宗室亲戚等共三千多人北归，同时带走的还有朝廷的舆服、法物、礼器、书籍、图志和工匠、艺伎、倡优……虽然没有放火，但开封已经是座名副其实的空城，北宋也就此玩完。

    北宋的文治可谓“煌煌”，但却由于武备的不足而导致国势的积弱，最终要由百姓来承担国家覆亡带来的灾难，那景况确实悲惨。然而，“武功烈烈”的时代又如何？“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百姓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同样惨重，开疆扩土的自豪感跟他们何尝有什么关系！可见只要是在皇权专制主义制度下，为利益所驱动，统治者总会主动或被动地投入战争，民众则必须为之支付“账单”。这一支付只能是被迫的，他们不可能作出其他的选择，除了造反。而造反，仍然是大多数人献出头颅和鲜血，获利者是极少数精英分子，他们成了新的统治者——于是历史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处。

    金朝把开封定为南京。所谓“京”，图具虚名而已，从公元1127年后，开封既不是行政中心，又不是工商都会，昔日繁华，都成泡影。公元1214年，金宣宗在蒙古大军的频繁威胁下，被迫把国都从中都（燕京）迁到了开封。国都迁移，伤筋动骨，随着庞大的政府机构南来的各色难民百余万口争先恐后涌入开封。这些人每人每日由政府发给粟米一升，一年总共需要三百六十多万石，超过政府每年入库粮食的一倍。由于北方大面积领土的丢失，而南方宋廷又趁机拒绝交纳岁币，金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没办法，只好大量增发纸钞，很快纸币贬值，到了“每贯只值一钱，不及工墨之费（印刷成本）”的程度，市场自然也就无法正常交易，经常是“市肆昼闭，商旅不行”。

    然而，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开封作为金国的首都竟然还长达二十年之久，尽管这二十年纯粹是苟延残喘。国土只剩下黄河南岸从潼关到邳州那样一个狭长地带，还时时要遭到蒙古军队的威胁。之所以能拖上二十年，主要是因为蒙古的主力部队都随成吉思汗西征去了，而南宋方面软弱依旧不敢进攻。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东归，在处理完一些内部事物（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即位）后便开始了对金国的总攻。最后的抵抗算是顽强的，在开封和洛阳的保卫战中，出现了好些个战死或自杀殉国的将领，但终究无补于大局。公元1233年，当开封粮尽援绝时，金哀宗只好带着他的随从们南走归德，后来又逃到蔡州，到年底，蔡州被破，金亡。皇帝、宰相（《金史》评价最高的完颜仲德）、部分官员及卫队共五百多人一同自杀。

    在开封失陷金国覆亡的最后阶段，以身殉国的死节现象特别多，有女真人，也有不少汉人。为什么？元蒙时有人说金国“崇儒太过”，致使将领寒心，国脉不保，从这里可以分析出，“死节”者众多是儒家意识形态扎根很深的结果。然而，身为二等公民的汉族民众何以不向近在咫尺的南宋输诚，而偏要为国破君亡的金朝赴死呢？这大概说明在传统的观念里，君臣关系高于或大于民族关系。君臣父子，才是人之大伦，夷夏之辩却不然，以夷变夏或者以夏变夷都能说得过去。北方的百姓被赵宋王朝抛弃上百年之久，早已认女真人为自己的君父。什么“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闻道中原遗老，时时犹望，翠葆霓旌”云云，那都是南方文人自己想像出来的。

    因为开封已是民穷财尽，蒙古大军并未驻留，一路杀往东南方向。开封作为都城就此永远地被废弃了。元亡时，朱元璋曾一度想定都开封，但经过实地考察后，发现汴水淤壅，根本不堪承担漕运的重任，只好作罢——没有漕运，朝廷上下吃什么？此后，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地处华北平原南部的开封地区日见萧条，还有过几次被黄河洪水完全吞没的悲惨记录，以至于连作为一个省的政治中心的地位也被取代了。但是，作为古都，开封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如果把漫长的中国历史理解为一幅长卷画，卷面上，前边、后边，到处都是血污的场景。而北宋定都开封的这一段（不过一百六十多年），民众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屠杀，知识分子更受到了特别的保护。对于专制制度下的臣民，这真是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什么受到历代人的珍爱，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张择端笔下的开封，看到了一种颇理想的生存方式，时间虽然比较短，但始终不失为一份值得保存的回忆和向往。 

雷池月 2011-04-11 20:2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