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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國故”自1919年倡導，1923年前后進入高潮。當然成績是可喜的，但也出現了一負 面效應，引起了魯迅、郭沫若、茅盾、成仿吾等人的批評。1926年6月6日召開的北京大學研 究所國學門第四次懇親會上，整理國故的重要倡導者胡適也表示：“這事我大約總得負一點 點責任，所以不得不懺悔。我們所提倡的‘整理國故’，重在‘整理’”，“我們不存什么 ‘衛道’的態度，也不想從國故里求得什么天經地義來供我們安身立命。”“然而看看現在 ，流風所被，實在鬧出多少弊病來了！多少青年，他也研究國學，你也研究國學，國學變成 了出風頭的捷徑，隨便拿起一本書來就是幾萬字的介紹。有許多人，方法上沒有訓練，思想 上沒有充分的參考材料，頭腦子沒有弄清楚，就鉆進故紙堆里去，實在走進了死路！”他提 出要以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才能走出一條生路，希望青年要走生路。
　　馬幼漁為胡適開解說，社會上復古思想的回光返照，與胡適主張整理國故并無因果關系。 但他又主張，少數專家責在表現國故學這一“死路”之真相，不必因噎廢食。“至于負有指 導青年之責者如各大學教授，極宜大聲疾呼，引導一般青年，向活路上走去”。此語正與魯 迅《未有天才之前》中的觀點相同。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18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英溪20022002 作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18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英溪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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