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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诒和的《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载《五柳村》海外文存）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浪中，章，史两户名门世家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是20世纪历史长卷中的一折。

建国初期，史良（1902-1985）是民盟副主席，司法部长；作者的父亲章伯钧（1895～1996）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长；其母李健生是民盟盟员，北京市卫生局局长。


 （一）作者笔下的史良阿姨

  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温情和细腻，活生生地描绘了“一代风流人物”——史良的风貌，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人轶事。行文富有人情味，在政治逆流中，仍保持和平心态，不计恩怨情仇。情意绵绵，为人间留下一份真情。这是作者的文品，也是她的人品。

 作者从孩提时起，对史良的天生丽质，气度，品格，一直是羡慕和崇拜得五体投地。解放初期，史良已五十多岁，而作者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女孩天生爱美。她写道：“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自已长得不漂亮，常对着镜子自语：不是说女大十八变吗？我啥时能变得有点像史良阿姨，就好了”。

史良与章伯钧的私人关系很好，因而章史两家亲密无间。从几件生活小事可见一斑：有一天，史良送来两打雪白的洗脸毛巾，笑眯眯道：“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一次，伯钧先生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用宜兴小罐闷好鸡汤叫人送来，她还带话给作者母亲：“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史良来章家总是单身一人，她的丈夫呢？她的婚恋是不美满的。抗战时期在重庆，她曾倾情于罗隆基（民盟副主席，新中国农林部长），关系已基本默认。后又插进个浦熙修来。史便果断地结束了与罗的浪漫史，找了一个年龄比她小，资质比她低得多的小女婿陆殿东结了婚（那时，史已是着名的大律师，陆只是上海巡捕房的巡捕，后挂牌当律师。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安排他在外交部当一名专员。）所以，史的一切社交活动从不带她的先生一道出席。伯钧先生曾对女儿说：“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作者不无惋惜地写道：“不想史阿姨地位那么高，每逢“三八”妇女节便要向全中国妇女大谈或大写女性解放问题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掩埋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伤痛。”

但史良在感情问题上是严肃的。有一次，陪同苏联友人旅游。几个苏联男士请史合照，她对翻译说：“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遗憾的是，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作者不胜景仰地写道：“古书上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我面前的史阿姨，确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伯钧先生读后，想不通，当晚就找史良说叨说叨。史良或许由于长期以律师为业，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章理性得多，或许已有人指点迷津，替她拨正了船头。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问题的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线。史良的话，未能引起章的警觉，却引发出他的对现实的不满，大发议论。他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在史良跟前，章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觉得很痛快。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史良主持，作长篇发言。她首先推出费孝通说的“党天下”，申斥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又把6月8日章伯钧向她发的牢骚抖落出来，说章是费的后台；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史良的讲话是按照上面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支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

第二天，新华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章伯钧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话，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80年代初，全国政协举行委员活动，作者的母亲李健生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特意将作者的姐夫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是她出卖了章先生，难道李大姐忘了？”

后来，有人告诉作者，在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罗联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连那个“六六六”会（即六月六日六教授会）也是胡布置的。只不过临到开会时，他借故走掉。而运动的收尾时，胡怕泄漏天机，便把具体操办这件事（即“引蛇出阵”）的干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调离北京，驱赶到大西北。（这就是在《五四》时期，主编《东方杂志》，大力鼓吹科学与民主的那个胡愈之！）作者听了，先是震惊，后也不觉奇怪。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反右后，史良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毛泽东不同意。弃之如敝帚！

不难看出，作者在行文时设下许多宽容史良的“伏笔”，认为在她的位置上，受制于人，不得已而为之。作者始终是崇拜和爱护史良的，不愿毁了她心中的偶像。

1965年，罗隆基（1898～1965）因突发心脏病，猝死家中，那年他只有67岁。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被有关单位收走。文革中，一日，民盟的造反派勒令章伯钧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下午一点多，年迈的他徒步而归。说：“我满以为民盟今天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罗隆基）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这是章伯钧对史良的赞赏，更是作者对这位史阿姨的敬佩。章又说：“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而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竟成了章史最后的会晤。1969年伯钧先生病逝。享年74岁。


1978年，作者章怡和从四川省第二监狱释放回京。她母亲说，为了她的出狱，托了许多人，要带她去面谢。第一家去拜谢的是史良。

在一楼客厅见到史良。几十年未见，她身着白衫青裤，略显老态，但依旧是仪态雍容。光泽的肌肤、白皙的面庞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难相信她已是78岁的老太太。吃午茶的时候，作者母亲关切地问：“小陆（史良的丈夫）走后，你的生活还好吧？”不料引出史良眼泪无数。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着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告别时，母女俩走出大门，便听见有人在喊 “健生！”，回头一看，原来是上到二楼寝室的史良靠在临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摇动着那条擦拭过泪痕的白手帕。她俩走一段路，就回头望一眼，那白色始终在阳光下晃动，闪耀。作者动情地写道：“当我跨入老龄，我的生活之侣也撒手人寰的时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记忆，便愈发地生动起来，也深刻起来。”

1983年2月春节，作者母女去向史良拜年。此时的她已是83岁的老迈之人，稀疏的头发，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着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迟缓、冷淡。作者写道：“我们不便久留。听说我们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颤的手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卷，递到我的面前，说：“小愚，今天是春节，史阿姨要送你压岁钱”。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是5元的钞票。刹那间，心头泛起缕缕难以名状的伤感：是伤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态？还是伤感于她视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妇人？——这一切，连我自己也无法辨析”。——在作者的笔下，对史良始终是情意绵绵。

1985年，史良病逝。作者的母亲患有心梗，但她执意要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进得大厅便痛哭失声，站立在遗体前，几乎跌倒在地，情绪难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个在职部长低声问身边的人：“她是谁？”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钧的夫人”。另一个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问：“章伯钧是谁？”老者无语，一片沉默。

“此时无声胜有声”。历史就这样无情地翻过这辛酸的一页，令人有一种苍凉之感。有道是：“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本文着作权属箫弦先生，Yu jinsong先生编辑校对，三秦记仅修改网页并发布）

（二）名人的尴尬

我知道史良其人，是上世纪30年代，抗战爆发前夕，我还是个15岁的初涉人世的农村少年，身处穷乡僻壤，知识很闭塞。偶尔看到一本关于《救国会七君子》的书。鼓吹救亡图存，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蒋介石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关在苏州监狱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书中收集了七君子的声明和二十多名大律师的抗辩，义正辞严，铿锵有力，使少年的我受到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书中还收入七君子在狱中的生活照片，美髯公沈老在狱中练太极拳的的威武不屈的形象，令我肃然起敬。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是巾帼英雄、女中豪杰，成为我心中的偶像。

读完章怡和女士这篇约15000字的长篇，使我怅然若失。当年这位令我景仰的“民主斗士”，却沦为装饰“民主”的傀儡！充当“引蛇出洞”的打手！耸立在我心目中60年的这位自由女神的偶像轰然坍塌。但冷静想想，也不能过苛地责备史良，这是时代的悲剧。

自古以来，在封建专制政体下，知识分子就是一个不能独立存在的弱势群体，笔杆子斗不过枪杆子已是不争的事实。马克思也斗不过拿枪的冒牌假马克思。毛泽东的“皮毛说”只是重复了古人的见解。知识分子只能存在于群雄争霸的夹缝中。“百家争鸣”只能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梁启超、蔡元培这些大儒只能驰骋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局面中。一旦天下霸权定于一尊，知识分子就只能是依附在他这张皮上的毛。统治者需要的是那种“三忠于”“四无限”的知识分子，对那些“不三不四”的知识分子，说坑就坑，说阉就阉。说什么“孔子着春秋，乱臣贼子惧”啦，什么“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国”啦，什么“太史简”“董狐笔”啦，哪有那么牛气！不过是知识分子自吹自擂罢了。在抗日救亡，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曾显示出凛然正气、铮铮铁骨，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如“救国会七君子”、“李闻惨案”、“较场口事件”、“反饥饿反内战”中的“下关事件”、反美的“沈崇事件”等反蒋爱国运动，着名知识分子都挺身而出，不惜牺牲生命，成为进步的旗帜。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国共逐鹿中华大地，他们精神上找到了个阿基米德支点。老百姓有首顺口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反映了其叛逆性，也透露其先天的依附性。此时，共产党尚弱小，但它已成为受压迫人们的精神支柱。那些着名的“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文学艺术家、着名学者大师等）之所以一身正气，满腔热血，其精神支柱也基于此。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彻底覆灭，共产党终成大业。那个“阿基米德平衡”一旦倾覆，这些“民主人士”就只能接受“皮毛说”，成为依附在政权这张皮上的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其中都有“民主”二字。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南尼提出一个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康生的解释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这个概念是不确定的，你“老老实实”，就给你民主；你乱说乱动，就专你的政。这是多次运动所证实了的。

“民主人士”们满怀着胜利的喜悦进入新中国。此时，毛泽东在七大上向党内发出指示：“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见《李锐访谈》，载《五柳村》）。其斗争的策略是“团结、利用、改造”。“改造”是渐进式的。（很多人听说过这个比喻：把一只青蛙扔到热水锅里，它马上就会跳出来；但如果把青蛙放到凉水锅里，慢慢将水烧热，它就不会往外跳。等青蛙再想跳时，已无能为力了。）

首先，把这些人安排在各种名义的官办组织里（民间结社是绝对禁止的），圈养起来，接受改造。给一个荣誉官衔，享受高级官员的物质待遇。每个组织都派共产党员贯彻党的领导，实权就操纵在这位共产党员之手，这就是所谓的“互相监督”（例如民盟的主席是张澜，副主席有沈钧儒、史良、章伯钧，而实际是民盟副主席、共产党员胡愈之一手操纵——见《史良侧影》）。

改造“民主人士”的第一步就是政治学习，学马恩列斯毛的着作，学共产党的文件。这些“民主人士”都是读书破万卷的学者，而在这里一篇简短的文件却要反复学习，反复讨论，反复体会，不厌其烦，以磨掉你的棱角。这就像古代伊斯兰初创时期的“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宝剑”。

再就是写自传，一遍、两遍、三遍、五遍地写。交待历史——要像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交待思想——要深挖狠批，把民主人士过去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批成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把人情、亲情、友情批成反动的人性论，把个人奋斗、个人尊严批成反动的个人主义：一律批倒批臭。如挖得不深，批得不透，就开会“帮助”。人生如瓶，只有把瓶子倒空，才能装进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巴金在他的《说真话》中说：“我是认罪服罪的”。

名人们还要写些阿时附世的文章，写些图解政治的文学作品，或修改过去的旧作，添个革命的尾巴。名家们都否定了自己，把全部精力用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致使半个世纪的文学史一片空白，没有出过像《阿Q正传》《骆驼祥子》《子夜》《雷雨》等传世之作。

最可怕最痛苦的是揭发、批判。1953年毛泽东狠批梁漱溟。在政协大会的公开场合，毛指着梁的鼻子，居高临下，霸气十足，横蛮无理，臭骂一顿。使梁无地自容，毛也有失“伟人“风度（参见《毛选》第五卷）。这是对这批大知识分子的“杀威棒”。郭沫若指斥沈从文为“反动文人”，逼得这位文学巨匠想割腕自尽。从此折笔改行，脱离尘世，躲进故宫，以研究古代服饰以避风雨。但他仍逃不脱“批判靶子”的命运，其中，最厉害的是常和沈来往的画家范增。文革中范无中生有，揭发沈一百多条莫须有的“罪状”，致使沈在劫难逃，揪入牛棚。胡风的万言书，开头就批朱光潜，把他上纲到“为蒋介石法西斯服务”。还有，巴人批聂绀弩，巴金批萧乾；萧乾批沈从文；老舍批吴祖光；吴祖光批丛维熙；钱学森批钱伟长；史良批章罗；吴晗更是批“章罗联盟”的积极分子。胡风被钦定“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后，名人学者闻风而动，万炮齐轰，衮衮诸公中只有一个小小的吕荧不识时务，敢于唱反调，终被关入大牢。……若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可编一本《20世纪名人混战大全》。有一首民谣：“今天你整我，明天他整你。螳螂欲捕蝉，黄雀在其后。且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到文革横扫一切，“落得个白茫茫的大地多干净”。连以整人为专职的周扬也被扫入秦城监狱，成为最后一名殉葬者。 　


（三）灵魂的畸变

知识分子经历了长期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后，关节都错位了。生存哲学降到道德的底线以下。从“士可杀不可侮”跌到“士既可侮也可杀”；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跌到“好死不如孬活着”。他们逆来顺受，阿谀逢迎，造神者提出“三忠于，四无限”（“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大名家进一步发挥：“相信毛主席要信到迷信的程度；忠于毛主席要忠到愚忠的程度”。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但不知顾老先生活到今日他会怎么样？

在这种外加压、内攻心的双重煎熬中，名人也有不少自杀的。这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使我们活着的人想起来就悲痛欲绝。现在人们为景仰死者，激励来者，都称他们是“以死抗争”。其实死者并没有抗，也没有争，只是想当“驯服工具”而不可得，委曲求活而无法活下去，只得一死了之。请读读一些死者的遗书吧：

文革中，着名史学家翦伯赞夫妇服毒自杀，在翦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鲁南信息港》2001-12-06）

着名翻译家傅雷夫妇服毒自杀。傅的遗书是：“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干干净净的傅雷》——刘水清 载品味网）

邓拓的的遗书是“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对他妻儿的遗书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之死》——摘自《炎黄春秋》第9期）

革命元勋李立三自杀，留下的字条是：“敬爱的毛主席！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了”。（出处未记）

彭德怀病死狱中，他的遭遇也够凄凉的。

1965年彭曾向毛作了三条保证：1、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当反革命；2、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3、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1965年9月，彭被派往西南区工作。同年月12月被造反派揪回北京。
彭给毛写过几次信。1967年元旦，给毛写了最后一封信。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3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
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1967年9月17日，专案组建议：永远开除彭德怀出党，判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含恨去世。骨灰运回四川，谎称王川，32岁，成都人。
（《彭大将军的遭遇》——摘自《老年时报》03/01/22）


这是千百自杀者遗书的中的几份。没有反抗，没有愤怒，没有怨恨。笔者读这些遗书时，既悲且愤。白居易诗云：

兽中刀枪多怒吼，鸟遭罹弋尽悲鸣。羔羊口在缘何事，暗死屠门无一声。（白居易《禽虫十二章》）

那些屠刀下连一声呼喊都没有的弱者，说明不但“身”被征服，而且“心”也被征服了。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鲁迅则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暴力重压下，如果无力抗拒者尚可理解，无心抗拒者就不值得同情了。（《今晚报》副刊03/06/27廷献点评）。

文天祥被元蒙统治者俘虏时，高唱《正气歌》；岳飞抗金时；高唱《满江红》，成为千古传颂的人间正气。可是当岳飞被赵构、秦桧害死于风波亭时，不也是“暗死屠门无一声”吗？敌我，忠奸，自古就是一个说不清的模糊概念。


（四）十年前死为完人

对弱者、对受害者的指责并不是表明自己是一条硬汉。我也是从“万家墨面”的泥潭中爬过来的人，我也曾求做“驯服工具”而不可得，我也曾一再“表忠心”想蒙混过关。假如我当时死去，也必是“暗死屠门无一声”。

梁漱溟曾指责冯友兰在文革中“诌媚江青”，冯的女儿宗璞针对这一指责说了段至为沉痛的话：“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这是最深刻的悲哀！”（湖南人民出版社《梁漱溟访谈录》）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红色恐怖年代，有一句流行语：“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突击手们选中一个攻击的目标，就认定是一个敌人的堡垒（如民盟、胡风集团等）。他们惯用的伎俩是：避免自上而下，单刀直入，而是寻找突破口。即找一个关键人物，施以重压，让其戴罪立功，站出来揭发，从而发动其他人，划清界线，狠批狠斗。这叫“挽救大多数，孤立一小撮”。——史良不幸被选中为突破口。

1978年，作者（章怡和）由她母亲偕同去拜访史良，偶尔提起她去世的丈夫，她痛哭失态，泪如泉涌。此时她已78岁，夫妻间的感情并不甚笃。她哭的恐怕不单是失去了丈夫，更哭失去了知心朋友，而且也失去了自己。她的后半生是凄凉的、痛苦的。被迫违心批人者和挨批者心灵的创伤是相同的。（当然，那些乘风起舞，落井下石，踏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至今毫无反悔的人，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把他们称为畜牲，那是对畜牲的亵渎！”）

还有一位沉冤难申的舒芜先生！他是胡风的至友，肯定是在劫难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于是被突击手们选定为“突破口”，他被迫交出与胡风的私人通信（那时，公民是没有隐私权的，心都要交，信能不交？）。这些信中并无任何“反革命言论”，交出可能为冤案申辩，不交反可能成为“见不得天的罪证”。一经那位“顶峰”曲笔批注，捕风捉影，上纲上线，就成为“反革命”铁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舒芜也被戴上“胡风分子”后又戴上“右派分子”的双重帽子，受尽折磨。

胡风冤案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1956年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骨干分子23人。1980年9月平反。25年中，阿垅死于狱中，方然自杀，卢甸悲愤病逝，路翎折磨成精神病。没入狱的后来在“反右”和“文革”中也受尽苦难。

此最大冤案现已平反。熬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含冤者死的死了，疯的疯了，幸存者都垂垂老矣。逝去的年华和才华都一去不回了！但舒芜白发苍苍，至今仍不为他的朋友们和文坛诸公所谅宥。

“七斗八斗”之后，人间充满仇恨、积怨、芥蒂、隔阂、猜忌、恐惧、戒备……这是以斗争为乐的人生哲学，给我们这个敦厚和睦的民族造成的难以愈合的创伤。

对一些被迫违心地伤害过朋友的人，受害者不妨换位思考一下，你处在他的境地，你又能怎么样呢？他的心灵所受的伤害并不比你轻，只是在这场旷古的大悲剧中，各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罢了。

1985年，一位记者去采访83岁的沈从文先生。当记者无意中提到文革中沈老打扫厕所时，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禁嚎啕大哭。当时，文革破灭已18年，他深埋在内心的创痛依旧无法弥合。晚年的沈从文再也无法恢复他的写作能力了……

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力量，不是致力于剥夺人的财产、消灭人的肉体，而是致力于贬低人的尊严、摧毁人的信念、破坏人的亲情。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闻一多的子弹并不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更加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风、路翎变成疯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的看不见的力量。鲁迅说过，即便是“真的猛士”，也斗不过“无物之阵”。那个时代，被毁掉的是“尊严”、“个性”、“自由”、“亲情”、“信任”和“文明”这些人类最值得珍惜的东西，直到今天，伤口依然没有愈合。

在新中国，唯一没有被批倒批臭的文学家只有鲁迅，那是因为他早死了。但他投向敌人的匕首却被用来投向人民。我曾设想：鲁迅如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呢？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郭沫若的路，一条是走老舍的路。后来读到周海婴着《我与鲁迅七十年》，我才发现他还有一条路——那就是胡风的路。

据《我与鲁迅七十年》中载：1957年，罗稷南（翻译家）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有位作家的文章标题是《十年前死为完人》（从“反右”回溯），这句颇具哲理的箴言，适用于鲁迅、胡风、郭沫若、史良………，也适用于毛泽东。


2003年4月2日初稿
2003年8月12日修订


 本文转载于陶世龙先生个人主页五柳村

箫 弦 2011-04-11 17:5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