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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环境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也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急剧扩展，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使生态学成为离人类环境最密切的科学，也成为与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关系最近的科学。社会需求的“动力牵引”和相关学科的“感召效应”，使生态学在自我完善的同时，表现了对人类文化生活的强烈参与，使生态学成为连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成为人类与环境协同共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本文尝试用生态学的原则和观点，对人类的文化与古文明的兴衰作生态学的透视。
　　　　　　一、文化与文明的生态学内涵
　　文化，这一科学的术语，究竟如何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义呢？古今中外，诸子百家，众说纷纭，各执一说。美国历史学家B·M·费根对文化的理解是十分精辟的。他指出：“文化是我们适应所处的环境的重要手段。”〔1〕这已经触及了文化的生态学内涵。
　　在生态学里，生物和周围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生态关系。一方面，生物在整个生活过程中，一刻也不能离开它周围的环境，生物要从环境中取得它生活所必须的物质以建造自身，而环境又能对生物的整个生活过程和生长发育状态发生影响。另一方面，生物对环境的变化也产生各种不同的反应和多种多样的适应。这两方面的作用构成了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矛盾、斗争而又和谐的辩证统一关系，我们称生物与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为生态关系。由于存在这种复杂的生态关系，便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生物，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环境，使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进化，使环境由远古的严酷而缺氧的环境进化成了当今的现代环境。在人类出现以前，所有的生物都通过生态适应来适应环境，以达到繁衍种群的目的。在生态适应的过程中，生物本身也实现了生物的进化。
　　人是生物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人类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即是人类文化。作为生物的人，人对环境的生物生态适应使人类产生了不同的人种，在体质、生理、生化等特征方面出现了差异的人群。作为社会的人，人以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自己创造的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实现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从而形成了由自然文化、民族文化和科学文化3个层次组成的宏大的文化体系。 不同历史时代以不同的文化层次作为主流，并以此成为各个时代文化的主要特征。
　　人是大千世界的一个物种，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并且是所有物种中最有智慧、最能适应环境的高等动物，就因为人具有文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生物进化中，生活在北极的北极熊用厚厚的毛和脂肪层作为生态适应的手段，以抵御寒冷。而在那儿生活的爱斯基摩人并没有长出厚厚的一层毛和脂肪层，他们靠自己的文化、衣服和住所对环境产生相应的社会生态适应。他们穿上温暖的皮毛衣服，盖起暖和的冰屋，把自己与寒冷隔开。
　　生物的生态适应通过遗传而获得，而人的生态适应有生物遗传的一面，更重要的则是通过文化的传授和共享知识，一代又一代地传递感觉和经验。这就是文化的适应性。由于文化的进化而导致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
　　可以说人类的文化就是人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在人类文化初期，人类的原始文化以自然文化为主要特点。地球有人类活动的那些区域环境多属气候、地形、水源状况较好的地区。随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人类活动的区域开始由地球的某些自然环境较为优越的地区进一步扩大，人类居住的地理的、资源的自然环境差异日益增大。随之而来的社会环境的差异也越来越大，而人类的社会生态适应方式的差异也越来越大。环境的差异使当地的人群用不同的社会生态适应方式，解决衣、食、住、行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也就出现了世界上风格各异、五彩缤纷的民族文化。例如，由于各民族居住的自然环境的不同，居住在荒野草甸的民族便以饲养牲畜为业，出现了以畜牧为基础的民族文化；散居的山地和盆地平原的民族，使用烧荒开垦田地的方式，种植五谷杂粮，出现了以耕作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分布在湖泊沿海一带的民族，以捕鱼捞虾和获取海产为生，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以渔业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在地域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各民族在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在生活习惯、服饰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各有其特点。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和禁忌，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
　　由于有了文化，人类创造了文明。着名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把世界历史视为一个文化系列，把一个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称为“文明”。他提出：“文明发展的阶段论，即每个文明都可划分为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灭亡五个阶段。文明的起源和生长的法则是人类对各种挑战的成功应战，挑战和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是超乎其他一切因素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文明社会如果能成功地应付来自环境的挑战，那么它就可能走向繁荣和发展，反之则会导致衰落和灭亡。而最适度的挑战不仅能刺激它的对象产生一次成功的应战，而且还将刺激它积聚更大的力量去应付新的挑战，从一次成功走向另一次新的应战，以此方式有节奏地前进，以致无穷。”〔2〕
　　用生态学的思维方式来对文明作一个定义，可以说文明是某一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地理、时间和空间的三维进程。因此，人类与环境应该是协同进化的。人类用文化适应环境，也用文化来改造环境，环境在进化，从原始自然环境进化到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复合环境。人类的社会生态适应也在进化，从而有了人类文化的演进。当然，如果某一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是与环境协同进化，或在环境巨大变迁中不能创造新文化来适应变化的环境，就会导致生态危机、资源耗尽，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战争、疾病等等。当人们最后无法用文化适应新的环境时，就会导致文化的退化和文明的衰亡。
　　　　　　二、文明起源的生态学机制
　　考察人类的四大文明古国，不难发现，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华的出现，是因为那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在古老的年代，当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时候，人类的生活和人口的分布受自然环境的极大影响，凡是气候适宜、土地宽阔平坦而肥沃的地方，人口就易于繁殖起来。而且，这些地区多为大河流域。大河流域正是水生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的结合部。这也符合生态学的边际效应原理。即：“在两种环境的结合部或两类生态系统的过渡带……具有物种的优势。”〔3〕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的形成， 是与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的。
　　公元前3000年，埃及尼罗河下游建立的社会组织毫无疑问是由于尼罗河流域出现了农业发展所必须的灌溉技术，埃及如果没有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汛期，也是无法生存的。如果没有冲积层，这个国家就会像撒哈拉一样成为一片沙漠。
　　历史上曾经灿烂一时的古巴比伦文明，也是在亚洲、非洲和欧洲接壤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诞生的。这个平原在长期的地质时代中，主要由发源于小亚细亚山地（现属土耳其）的两大河流——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冲积而成。早在人类出现以前，上游山地是一望无际的林海，平原的东部是波斯高原，在其中虽有大面积的沙漠戈壁，但有扎格罗斯等山脉为屏障，该高原也有茂密的森林和丰美的草原。西南面是大面积的沙漠，但这个平原受两河丰沛的清流所滋润，就形成了土地丰美的千里沃野。在悠长的历史岁月中，人类定居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从距今4000～5000年前的巴比伦王国开始，一直到1000多年前的阿拉伯帝国，这里是欧洲农业的摇篮，也是历史上灿烂一时的巴比伦文明的发源地。
　　黄河流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从旧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已有人类活动。当时黄河有若干支流，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记载，当时黄河流域有48条河流和78座山。就在这些山河之间，形成了千里沃野。我国古乐府诗：“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窿，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这就是当时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的写照。我们的祖先——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这里定居、劳动，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正是在这里诞生的。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伟大的河流，它们中有的为古代人类提供了天然的通讯和交通的方便，有的为养育古代文明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水源，在这些河流两岸，农耕村落如同文明的明珠璀璨夺目。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古文明和当时的自然环境，特别是河流的影响和作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河流，正是这生命之河创造了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水湿条件，河流的冲积形成肥沃的土壤，疏松的土质，有利于人类使用当时简陋的农具进行耕作，河流也是当时交通的枢纽。河流是人类古文明的摇篮，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它同样适用于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印度的情况。
　　古印度产生于北印度平原。在印度南部的三角地带或半岛部分的德干，位置处在热带。北半部的大陆部分，形状亦为三角形，这里气候从热带逐次进入北部高山的严寒。德干北部是一个半山区，这里森林稠密，是若干山区原始部落的居住地。但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坡度徐缓的高原，境内江河纵横，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在北半部的北面，巍巍的喜马拉雅山似屏障耸立，南面则以低矮的文迪亚山与德干高原相隔。印度的平原地区面积远远大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总和。在这广袤的平畴沃土上，流淌着印度河和恒河。印度史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明——摩亨殊达鲁和哈拉巴文明，就是在北印度平原的印度河—恒河平原上产生的。广大的北印度平原被拉其普他拿沙漠和阿拉瓦利山脉分为两个不等的部分。沙漠以西的平原为印度河所灌溉，以东的平原为恒河及其支流所灌溉。河流将高原上的土壤带到平原上沉积起来，使土壤肥沃，河流使交通得到便利。印度河——恒河流域丰饶的平原地区，被人们称之为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古印度文明也就出现在这里。
　　有的历史学家把地理比作历史的左眼和右眼，文明的太阳和月亮。把地理称之为“是历史的哺育之地和教养之家”。应该看到，以地理因素为主的自然环境在人类早期文明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自然环境的优越、水源的便利和有利耕作的沃土，使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华，都成为人类古文明的摇篮。人类社会依靠河流及其流域的肥沃土地来进行耕作，并以此来加速自己的聚合和定居。文明一经形成，人类就开始把自己的摇篮编织得更大，甚至可以从摇篮中走下来，依靠人类的智力，去创造适于自己生活的环境，创造交往的方式和工具，去攀登文明进步的高峰。但是，不管人类文明如何进步，不管是古文明的摇篮，还是现代文明的居地，都离不开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三、文明衰退的生态学原因
　　许多历史学家把古文明衰退的原因归咎于战争和统治者的荒淫，而很少注意到与文明相依存的生态环境。实际上，“文明是人类在保持环境平衡的前提下不断导致进步的一种状态”。〔4〕古代的战争往往是以争夺土地和土地上丰厚的自然资源为目的，战争不可能把一个辉煌的文明全部毁灭。只要支撑文明的自然资源还存在，文明就只是统治者或统治者或统治民族的更替、朝代的变迁而已。而真正使一个辉煌的文明彻底消亡的原因，是支撑这个文明的自然资源的彻底破坏。当然，战争和其他方面诸多的因素，可以加速支撑文明的自然资源的耗尽。
　　有理由认为，人类的一些祖先正是自己所创造的文化及生产方式的牺牲者，因为这种方式超过了他们所居住的环境的再生能力的限度。他们曾用自己的文化创造过辉煌的文明，但今天，这些辉煌的文明已不复存在，是文明屈服于自然的威严，还是人类与自然的步调不一致？
　　古代巴比伦文明从人类利用水——灌溉开始，最终却因不合理的灌溉造成那个地区土地盐渍化和没完没了的淤泥，成为今天伊拉克境内的荒芜不毛之地。巴比伦对森林的破坏，加上地中海气候冬季倾盆大雨的冲刷，加剧了河道和灌溉渠里的淤泥，在巴比伦周围的灌渠，人们把不断挖出的淤泥沿着河岸和渠边堆成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挖新的灌渠，尔后又无可奈何地将它们放弃，这样不良的循环，人们越来越难于把活命的水引到田里。同时，两河被淤泥越抬越高，不断改道。由于巴比伦人只知道灌溉，不懂得排水洗田，他们的两河又不会像尼罗河那样泛滥，具有天然的洗盐脱盐作用，缺少排水的结果，使美索不达米亚的地下水位不断上升，给这片沃土罩上了一层又厚又白的盐外壳，有的地方竟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淤泥和土地的盐渍化，使古巴比伦葱绿的原野渐渐枯黄了，高大的神庙和美丽的空中花园也随着马其顿征服者的重新建都，人们被迫离开家园而坍塌了。如今的伊拉克境内的古巴比伦遗址，已是满目荒凉。
　　在欧洲文化起源中，“地中海地区文明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地的管理和使用不当。”〔5〕地中海地区的气候——冬季的倾盆大雨，在植被覆盖度较低的冬季尤其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加之那里古文明地区的人们对土地的认识十分肤浅，造成这一地区许多璀璨文明的衰亡。地中海地区在5000年来，没有发生过显着的气候变化。那里，虽然植被受到严重的破坏，但5000年前的植物代表种类——米诺斯文明时代人们曾种植过的雪松，迦太基人曾大量种植过的橄榄树仍在今黎巴嫩、突尼斯的土地上生长，只是不如古文明时那样大量种植罢了。植物指示着环境，如果气候发生了变化，这些植物就不可能在那里继续生长了。
　　从考古学家的发掘和研究里，我们可以看到地中海地区文明的盛况。历史学家证实，米诺斯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文明之一。在公元前3000～1300年的这一段时期里，米诺斯文明在克里特兴起并发展到它的顶点，然后开始迅速地衰亡。腓尼基文明在黎巴嫩开始出现并且有了很大的进展。赫梯文明在小亚细亚出现并在这个时期中达到自己的鼎盛时期。
　　在公元前1600年以后的两个世纪中，米诺斯文明达到鼎盛时期。然而，繁华瞬间即逝，在公元前1400年，灿烂的米诺斯文明在希腊征服以后很快就消亡了。米诺斯文明乃至地中海文明的消亡，有其深刻的生态学原因。原来，地中海地区的土地大部分是丘陵起伏的坡地，而这一地区的降水往往在冬季以倾盆大雨的方式降落。因此，这一地区土壤的侵蚀非常严重。虽然米诺斯有出众的建筑学家和航海家，但他们却缺乏农学家、林学家和生态学家。他们也没有形成像古中华文明那样一套养地保水的传统农业。更没有古埃及的尼罗河的天然泛滥和冲积层。加之由于领土不大，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仅仅依靠雨水浇灌的农业，一旦山坡的植被遭到彻底破坏，表土的侵蚀是十分迅速的。以至当时的希腊人征服这片土地时，立即发现曾是米诺斯文明的中心的迈锡尼、泰雷斯等城市周围几乎全是多石的贫瘠荒地。冲蚀作用已经剥去了克里特岛上绝大部分肥沃的表土，在这块土地上，几乎已经种不出葡萄和橄榄来了，这个岛上的资源已经只能支撑贫困潦倒的文明。于是，希腊人没有像其他征服者那样，在这块被征服的土地上延续已有的文明，这块土地慢慢地被抛弃了。
　　气候与环境巨大变迁导致文明消亡的例子，最精彩的要数现在的撒哈拉大沙漠。撒哈拉原来是生命的绿洲，那里曾经是一片雨量充沛、河川涌流、溪涧潺潺、草木繁茂的千里沃野。那里也曾有人定居，并且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石刻和崖画。这些石刻和崖画，以生动写实的风格，向后人翻开了5000年前人类日常生活的画卷。图画中有人在划着独木舟追猎河马，说明当时的撒哈拉有水流不尽的江河。画面上茂密的草原及姿态美妙的长颈鹿、羚羊、水牛、大象等等，更说明了撒哈拉那时丰厚的水源和美好的环境。
　　撒哈拉最后之所以失去往日的绿洲而成为满目凄凉的大沙漠，是因为这块沃土上原有的水分平衡遭到破坏的缘故。滋润这块土地的“季风雨”发生了历史性变迁，而人类也在自毁家园：牧养的家畜越来越多，大片森林被烧荒，草原过度放牧而退化，最终导致了沙漠的形成。而今，沙漠还像死神一般在吞食中非的沃土，那里的人们还在沿用祖先自毁家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破坏环境中水的平衡，无限制地消耗森林，过度放牧牲畜，而且把水井越打越深，这实际上是在继续撒哈拉的悲剧。
　　古文明的衰亡再一次证明，某一地区的社会文化与环境组成一个具一定结构和功能的自然——社会——文化复合生态系统，文明则是自然——社会——文化复合生态系统的一种动态平衡的时空状态。在自然——社会——文化复合生态系统中，人是通过文化对环境产生生态适应，并达到一种动态平衡，而文明则是某一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当支撑某一文明的的环境发生变迁，人类可以通过文化的进步和更新，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来适应新的环境，这样，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反之，当原有的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并且又缺乏进步和更新时，变化了的环境已经支撑不了这一地区的文明的时候，文明便衰亡了。历史证明，古文明的衰亡往往发生在自然——社会——文化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较简单、文化比较单一、文化水平即主要是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的地区。
　　　　　　四、延续文明的生态学分析
　　既然有古文明产生和衰亡的生态学原因，那也就必然有古文明延续的生态学因素。古文明延续的原因在于与文明相应的文化与其支撑的环境之间，一直保持一种社会生态适应的相对良好的状态。古代文明往往产生在生存环境条件优越、地域辽阔、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相并存的地区。
　　古巴比伦由于不合理的灌溉，导致了土地的盐渍化，以及表土的冲刷导致的无休止的淤泥而造成支撑这一文明的自然环境的恶化，最终导致这一历史文明的消亡。而与巴比伦几乎同时出现，自然环境十分相似的大河文明的古埃及并没有消亡，整个埃及文明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生态学家和土壤学家们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土地盐渍化，往往发生在干旱地区，这是和地球的生物及地球化学循环分不开的。因为干旱地区的地面蒸发强烈，在地势低平、排水不畅或地表径流滞缓、汇集的地区，或地下水位过高的地区，往往会造成土地的盐渍化。在这样的土壤里，通常会有较多的氯化钠、硫酸钠、碳酸钠，以及可溶性的钙盐和镁盐。从地球化学来看，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地区的气候均属于干旱地区的气候，灌溉以后如果没有排水措施，往往会造成土地盐渍化。这样，古巴比伦消亡了，而与巴比伦气候相似、自然环境和出现文明时间相似的埃及，只要尼罗河在流，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就会延续下去。尼罗河灌溉没有导致土地盐渍化的真正原因是，这个灌溉区得天独厚，有着充分的排水功能，地表水分能够有效地流出农田。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使洪水冲走了土壤中每年积累下来的盐分。因此，古埃及文明的发祥地历经几千年的变化，现在仍然是世界生产力较高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但是，为了解决尼罗河的洪水泛滥问题，埃及政府从1960年起修建阿斯旺水坝，大坝以1630亿立方米的蓄水量而名列世界前茅，它解决了尼罗河泛滥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进一步扩大了灌溉区。可是，阿斯旺水坝也使埃及失去了尼罗河泛滥给人类带来的利益，使得尼罗河河谷历史上土壤的自然脱盐作用也丧失了。如今，水涝和盐渍给埃及人民带来极大的困难，要解决这一困难就得有巨额开支和专门的技术。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阿斯旺水坝，却带来了新的生态问题。
　　与四大文明古国相比，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被很多学者公认是长期存在的延续文明，中华文明从诞生之后，一直延续下来，始终保持其主要特征。中华文明长期存在的原因有政治历史方面的，也有自然环境方面的。但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首先是支撑中华古文明的自然环境的相对稳定。虽然由于中国历代王朝对森林的破坏，使支撑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的环境状况发生了变迁，中华文明已经东迁南移，但中华文明与其他消亡的古文明比较，一是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而又大一统，生物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使整个中华文明系统对环境的变化具有较强的反馈机制。二是创造黄河文明的我国先民的生产方式并不像其他大河文明那样是以灌溉作为起始的，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中国先民，首先是“作为旱地耕作者出现的”，〔6〕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才有灌溉设施。而且，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灌溉地区夏季雨量集中，气候较湿润，地表径流畅通，不容易造成土壤的盐渍化；由于夏季植被状况较好，夏季多雨的气候也不如地中海地区冬季的倾盆大雨所造成的冲刷严重。加上中国先民形成的传统农业对养地有着一整套十分完备的技术，例如土地的轮歇、轮作套种，种植绿肥和施有机肥等。
　　中华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土壤以黄土为主，养育华夏人民的黄土地由颗粒细小的肥土和尘埃组成，这些尘埃由亚洲中部高原的西北风刮来，沉积在黄河流域和东北沿海。黄土质地松软，耕作不费力，使用原始的农具即可耕种，〔7〕而且不受草木丛生的影响。 黄河流域的主要作物是粟、麻、桑等，这些旱作植物一般不需要灌溉。后来，在关中地区以及东部及南部地区才出现灌溉农业。我国从中唐开始到宋时，南方水稻产量才逐步提高并超过北方旱作，使南方成为重要的经济区。我国南方农民精耕细作的传统，育秧、移栽技术和排灌水利，使南方的环境后来一直较北方好，这也是后来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发生南移的原因。
　　虽然中华文明是一种延续的文明，但不能说这块古老土地的自然环境状况一直是良好的。实际上，这个文明古国的大地上的生态环境由于森林的破坏、过度放牧及其他人为的原因，一直延续着一种十分令人担忧的演化，绿色的悲哀一直笼罩着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由古代的53％左右减少到现在的13.97％。 据最新的卫星遥感资料表明，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
　　作为大河文明的印度古文明也是一种延续文明。这块古老的土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样，虽然普遍种植水稻、小麦、棉花、黄麻、甘蔗等作物，但是古代灌溉并未引起那里土地的盐渍化，原因是这里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森林繁茂，雨量充沛，土壤多为酸性土壤，在植被情况良好的条件下进行灌溉，一般不会发生土壤的盐渍化。但是，印度近代文明最大的环境问题是森林破坏和由此引起的水灾、水土流失和土地盐渍化，这里的很多古文明古城昔日建在河岸上，现在由于河流的变迁而毁灭了。由于那里的人们对大自然无休无止的索取，昔日的沃野良田变成了不毛之地，终于形成了今天的65万平方公里的塔尔沙漠。森林的急剧破坏，使这个处于热带地区的文明古国的土壤极其脆弱。水旱灾连年不断，在印度的干旱地区的灌溉，又导致土地的盐渍化。
　　从60年代初期开始，在联合国专家组的帮助下，在印度河盆地采用通过管井将地下水抽出，并以足够的流量流过盐渍化的土壤排水洗盐的方法，并通过在印度河上游建立曼格拉等大坝使渠道中的水流适度以防止渗漏。经过几年的努力，那里的土地开始出现了奇迹，在昔日的茫茫的盐碱地上，又重新长出了绿油油的小麦。但是，森林是文明的摇篮，只要森林不恢复，整个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的土地沙漠化、盐渍化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这里的水旱灾依旧频繁，这仍然是困扰着文明古国的绿色悲哀。
　　西欧文明，包括今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典、丹麦、挪威、瑞士、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西欧文明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延续的文明。虽然西欧文明只有1000年历史，大部分的种植业只有不到900 年的历史，但这些土地至今仍然充满了活力。而且这些连成一片的众多国家的历史与文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地区的文明，虽然在中世纪黑暗时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确实有许多地方的文明出现了停滞和倒退。而且，诸多的战争和灾难，包括使欧洲1/4人口死亡的鼠疫， 都没有使这一地区的文明衰亡间断。这是由于支撑这一地区文明的环境没有衰亡，所以，这一地区的文明经受住了考验，依然延续至今。因此，可以将整个地区作为一种延续的文明来加以研究。
　　西欧地区出现延续文明的生态因素在于，这一地区的气候非常有利于水土保持。这里大部分是海洋性气候，常年浓雾弥漫，降雨十分温和，相对而言几乎没有倾盆大雨。冬季厚厚的积雪对保持水土和植被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这一地区的人民创造的文化——轮作制，对这一地区的气候和土壤的保护是一种十分贴切的社会生态适应。
　　现代轮作制是公元14世纪至15世纪起源于低地国家的一种农业制度，到公元16世纪已经普遍在欧洲地区实行。欧洲农民一般都用一种谷类植物、一种块根植物和一种豆科植物组成轮作次序。这样，人们既有粮食，又有了供牲畜食用的饲料，还能增加土壤肥力和有利恢复良好的地力。小麦、芜菁、三叶草是比较标准的轮作植物，而且，这里的农民还广泛使用牲畜的有机肥和石灰作为肥料。〔8〕可以说， 轮作制是欧洲文化与环境的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适应方式，它使这一地区较大的土地上的文化与环境常常趋于平衡和稳定。同时，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以后，欧洲大规模的人口向美洲的迁徒，对于缓解人口的矛盾、减轻土地的压力，也是一种新的文化生态适应方式。由于欧洲的文化与环境的这种适应状况，使这一地区的自然——社会——文化复合生态系统一直处于较良好的循环状态，也更易发展新的先进文化，并促成环境向良性方向——保持该地区土壤的肥沃与生物多样性的方向发展。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工业革命会首先在欧洲发生。虽然欧洲的文明发展中也曾出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包括本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西欧的环境污染和环境危机，以及战争之类的事件发生，对欧洲环境的破坏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使这一地区的环境特别是城镇环境恶化。但是，欧洲文化中善于更新传统和学习应用新的科学技术的特点，使这一地区的自然——社会——文化复合生态系统善于调节自己的内部机制，诸如农业技术的改进，在不损害土地的情况下获得足够的食品，发展绿色产业，特别是重视森林的作用，以及在治理环境方面的先进技术。这一地区的丹麦、挪威、芬兰、瑞典等国，除了建立比较稳健的农业以外，主要靠发展森林产业成为世界上的高福利国家，并以此来改善生态环境。
　　用生态学的原则和观点对人类的文化和古文明的兴衰作一透视，可以看到，文化即是人类对所处环境的一种社会生态适应，而文明则是某一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
　　面对人口、环境、资源的生态危机，人类必须调整自己的文化来修复遭到生态破坏的环境，发展新文化来与环境协同共进。“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观，正是当代人类生态文化的主流。
　　　　　　主要参考文献：
　　〔1〕周鸿：《生态学的归宿——人类生态学》，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6月。
　　〔2〕V·卡特等：《表土与人类文明》，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8月。
　　注释：
　　〔1〕B·M·费根：《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导论》， 文物出版社，1991年9月，第14页。
　　〔2〕A·J·汤因比：《生物圈》， 载《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81页。
　　〔3〕马世骏：《现代生态学透视》，科学出版社，1990年5月，第43页。
　　〔4〕〔5〕〔8〕V·卡特等：《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8月，第6页、43页、126页。
　　〔6〕〔7〕，E·M·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1月，第174页、第175页。
　　　　　　　　　　　　　 作者周　鸿，云南大学生物系，硕士。
　　　　　　　　　　　　　　　　　　　 （责任编辑　 何斯强）＊
　　
　　
　　
思想战线昆明82-89C8新兴学科周鸿19961996 作者：思想战线昆明82-89C8新兴学科周鸿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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