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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109.4；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1999）06—0109—05
　　中国的散文发展源远流长，但作为艺术散文的自觉创作，则是自韩柳古文运动始。韩柳虽以其卓越的艺术实践，完成了对散文这种艺术形式的确立和建设，但他们对这种新文体的艺术特征，尚乏清晰的认识，因而也就提不出明确系统的艺术理论。归有光虽在散文创作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闻一多语），但也终未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桐城派”作为中国古典散文的终结，其在创作方面虽是强弩之末，无法与唐宋古文运动比拟，但在散文创作艺术理论方面，却是集大成者。它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论，尤其是对唐宋八大家和归有光的文论，加以总结和发展，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散文艺术理论。仅此一点，就值得在中国文学史上大书一笔。可惜学术界过去对桐城派文论视之过低，直到近年方有好转。笔者认为：方苞把前代古文家关于语言修辞、章法变化的理论予以系统化，提出了散文创作的艺术技巧论——“义法”说；刘大＠①继方苞以后，深入到散文创作个性和艺术意境的领域，提出了“神气”说；姚鼐集方、刘之大成，在综合各种艺术因素的基础上，论述了散文艺术的总体美——“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交融。由艺术技巧论，到艺术意境论，再到艺术风格论，这就是桐城派散文艺术论发展的主要脉络。
　　这是拙着《戴名世论稿》（黄山书社1985年版）中的一段话，旨在勾勒戴名世在这一发展脉络中曾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限于篇幅，对这一“发展脉络”本身却未作详细论述。为补此阙，笔者对方苞散文艺术技巧论、刘大＠①散文艺术意境论已分别撰文言之，此篇则对姚鼐散文艺术理论略事解说，以了前愿。
　　姚鼐散文艺术理论之核心自然是其风格论，但风格并非空中楼阁。无有效的创作途径，创作的不是真正的艺术散文，更无散文之艺术风格可言。因而在姚鼐，创作论、文体论、风格论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而是逐步升级的三个台阶，是层层递进的一个较完整体系。遗憾的是，以往的有关论着对姚鼐文论似未作为一个完整之体系进行梳理，而多为零散的叙说，从中国古文论研究之先驱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到近来多种文学理论批评史莫不是如此。因而拙文论述虽极其简略，却力图着眼姚氏文论之体系。
　　　　　　一、三者兼济的创作论
　　姚鼐创作论的核心为义理、考据、词章合一说。他在《述庵文钞序》中有云：
　　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据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据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之贵。
　　姚氏生活的乾、嘉之际，汉学与宋学各立门户，相忤甚激。两派虽都宗经崇儒，但又都轻视词章，如姚氏所谓“言义理之过者”，其空疏不文为宋学之弊；“为考据之过者”，其繁碎不当为汉学之病。两者均属“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对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处理不当。方苞之“义法”说也有这种不当，所以姚鼐说：“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鉴于此，姚鼐则主张在古文创作中，将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兼收并用，以期“能兼长者之贵”。
　　就义理与词章的关系而言，前者为精，后者为粗，精摄于粗，而粗饰于精。姚氏有云：“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与翁方纲》）因而为文不可单纯“饰其辞而遗其意”。但为文若徒有精干主躯而无粗枝大叶，也会“索然无生气”，因而姚氏又云：“达其词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复汪进士辉祖书》）；古文词章美者，“即之而光升焉，诵之而声闳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气勃然动乎纸上而不可御焉，味之而奇思异趣而横出焉”。只有这样，才能使古文获得艺术素质，以自立于文学之林。
　　就考据与词章的关系而言，姚氏既反对繁琐考证，又反对言之无物，他说：“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又云：“以考证累其文者，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议证考核，其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正是文之佳处。
　　姚氏之“义理、考据、词章”合一说，就作家的修养而言，是要才、学、识俱佳；就古文的创作而言，是要三途并进。有人称“义理、考据、词章”为古文的三要素，也有人仅视之为“学问之途”（当然也不排斥“学问”之途，此留待后文言之）。我则不以为然，而以为其为创作三途径或程序：确立命题、发掘素材、行文章法，故称之为创作论。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云：“惜抱自守孤劳，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一阙，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故其文源流兼赅，粹然一出于醇雅。”是对其创作论的赞赏。
　　　　　　二、诸体兼容的文体论
　　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可见有无精当的文体论，有关古文之命运；而精当的文体论，源于正确的古文观念。
　　姚鼐的文体论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其一，以“为用不同”，分古文为13类，即：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姚鼐对每类文体的源流、功能及其规范都有简明的论述，如在论辨类中指出，其“源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着书诏后世”，其流则“退之着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贾生，明允（苏洵）杂以苏（秦）、张（仪）之流，子瞻（苏轼）兼得于《庄子》”。碑志与杂记虽均属歌功颂德，但有记事大小与是否施之金石之别，这样就各司其职了。序跋与赠序，似皆为序类，但前者系对正文“推论本原，广大其义”，后者则为“致敬爱，陈忠告之谊”。奏议自汉以后虽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却与书说有别：“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书说）。”是为各有规范。就具体类别而言，姚鼐枉正了欧阳修、茅顺甫对墓志、墓表司职不明之误，纠正了司马迁、刘向对辞赋虚实不辨之弊，使各类文体有了严格的界说。就整体而言，姚鼐的13类分法不简不繁，既不像《文选》那样“分体碎杂”，他不录子部、史传以及六朝古文，以纯洁古文家族（钱基博云：“此分文体为十三类，每类必溯其源而竟其流，以视《昭明文选》分类碎琐、立名可笑者，为简当矣。”）；也不像方苞《古文约选》之偏狭（方仅选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且谓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垂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不可入古文）。姚鼐不墨守唐宋古文的樊篱，而对上自秦汉下迄本朝的古文都兼收并蓄，甚至对诗歌化的散文如辞赋，以及小说化的散文如韩愈之《毛颖传》等，都纳入古文王国。使后学既有章可循，又能自由驰骋，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诚如钱基博所言：“此书之善在于既分摄其英华”又“历代文章质变，各家面貌风格，罔不可以分别体认”，“荟斯文于简编，诏来者以途径”。[1](p.114)
　　其二，以“所以为文”，立古文“八要”说，即“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其精者指作品的内在因素：神（神韵）、理（事理）、气（气势）、味（韵味）；粗者指作品的外在形式：格（格局）、律（法度）、声（音节）、色（文采）。只有精粗结合，内在因素与外在形式相辅相成，古文才能成其为古文。这八要素不仅综合、发展了方苞之“义法”说、刘大＠①之“神气”说，而且校正了他们各自的偏颇。一般论者多易舍粗而取精，忽视艺术形式，姚鼐则认为“诗文，皆技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与翁方纲》）13类中的文章，都以此八要素组成；“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因而以此八要素为标准，对13类中文各有取舍。如奏议、诏令、箴铭等，似难成艺术散文，但由于它们或“诵忠而辞美”，或“意与辞俱美”，或“辞尤质而意尤深”，符合上列精粗八要素，所以不仅可称为艺术散文，而且列入古文规范。而“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如此取舍，方能使古文得其“当”。
　　姚鼐将13类与八要素相结合，而成《古文辞类纂》，收文700 余篇，横呈古文家族全貌，纵显古文发展全程。其“ｓōｕ＠②之也博，择之也精，考之也明，论之也确”，不仅是姚氏文体论的实践产物，更成为桐城文派延绵久远、传薪接火之圭范。曾国藩说：“嘉、道以来，知言君子群相推服，谓学古文者求诸是而足矣，国藩服膺有年。”（《曾文正公杂着上》）吴汝纶更说：“姚选古文为古今第一善本。”（《与裴伯谦》）并一再倡言，尽废古籍，惟保存《古文辞类纂》一书为国粹精华。
　　　　　　三、阴阳兼美的风格论
　　古文既有八要素，其精者构成古文内在美，其粗者构成古文形式美，两美并存而构成古文风格美。姚氏将古文风格分为两极：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
　　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ｌｉú＠③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
　　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其于人也，＠④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复鲁ｘｉé＠⑤非书》）
　　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虽为古文风格美之两极，但在姚氏看来，这两者非但不相互对立，反倒辩证统一。姚氏虽未挣脱阳上阴下的传统观念，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以为“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阳刚阴柔并行而不偏废”，“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皆不可以言文”：损害了和谐就无所谓美。他所说的“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遗意，有若自然生成者”，就是阴阳相济、刚柔浸透的自然中和之美。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仅是古文风格美最基本的两极，而非古文风格美之全部。在姚氏看来，由于阴阳刚柔的配伍不同，浸透不齐，偏胜不一，又能生成多种多样风格的古文。他说：“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也”。
　　尤为可贵的是，姚氏不仅对古文风格美之两极和它们的交融、变化有精湛而形象的描写，更对其起因与形式有着较正确的论证。他说：“文章之原，来乎天地。天地之道，阳刚阴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而作家得乎阴阳刚柔之精而为文，“必由其人胸臆所蓄，履行为止，率然达之翰墨，扬其菁华，不可伪饰，故读其诗如见其人”。简而言之，“其诗即其人”；详言之，则风格即由自然因素（天地阴阳）与社会因素（作家其人）、精神修养（胸臆所蓄）与生活实践（履行所止）相结合的产物。
　　姚氏“阳刚阴柔”说，远可追溯到《周易》与《文心雕龙》，如《易·说卦传》云：“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文心雕龙·ｒóｎｇ＠⑥裁》云：“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定势》云：“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近则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和发展了方、刘之论，如刘大＠①有“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之见，近似阳刚阴柔说；方苞有“古之作者，其人格风规，莫不与其人性质相类”之论，也近似“其诗即其人”说。只是他们都未将自己的观点系统化，亦不似姚鼐论述精湛。因而明确而系统地提出“阳刚阴柔”兼美的风格论，是姚鼐之首创。姚氏此论亦为尔后的桐城派作家广为接受，影响极大。如曾国藩之“古文四象”、“八字之赞”；张裕钊以“神、气、势、骨、机、理、意、识、脉、声”与“味、韵、格、志、情、法、词、度、界、色”20字分配阴阳，均为姚氏之论的推衍，然他们化系统为琐屑，有失其精彩。
　　　　　　四、了得一个“兼”字
　　姚鼐古文理论之特征与魅力显然一个“兼”字：兼济的创作论、兼容的文体论、兼美的风格论，真可谓了得一个“兼”字。然这“兼”字的获得，自有其文化渊源。首先就师道而言，姚鼐为学是私淑方苞、亲炙姚范、刘大＠①，可谓转益多师。姚鼐有《望溪先生集外文序》言及与方苞的关系，说：
　　计鼐少时，亦与先生之老年相接，然先生居江宁，鼐居桐城。惟乾隆庚午年乡试，一至江宁，未及谒，其后遂入都。又数年，先生没，遂至今以不见先生为恨矣。
　　可见姚鼐并未曾见过方苞，只是私淑之。而姚鼐之父季和同伯父姚范，皆与刘大＠①友善。姚范曾为翰林院编修，以贯通经史着名，于诸子侄中独爱姚鼐，每谈必令姚鼐傍侍，稍长即授以经学。姚鼐从18岁开始同时从刘大＠①学诗与古文辞，他有《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云：
　　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学文于先生。游宦三十年而归，伯父前卒，不得复见。往日父执往来者皆尽，而犹得数见先生于枞阳。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平，扶曳出与论文，每穷半夜。
　　刘氏亦有《送姚姬传南归序》称道姚鼐：“姚君姬传，甫弱冠而学，已无所不窥，余甚畏之。”足见师徒情深。
　　姚鼐生活的时代，汉学、宋学壁垒森严。姚鼐却无门户之见，他曾欲拜汉学大家戴震为师，不意遭拒。戴震有《与姚孝廉姬传书》云：“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作为汉学代表人物戴震婉谢姚鼐，是视之为宋学中人，道不同不相谋。然姚鼐即使未入戴氏之门，但对戴氏之治学方法却能“兼收之”。戴氏治学之道：“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文章。”（《戴东原集》卷首段玉裁序）对此，姚鼐能融合并加以改造以为己所用。姚氏云：“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复秦小岘书》）。相对而言，戴氏重考核，轻文章，以为“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有所偏废。姚氏则倡三者统一，相得益彰。诚如曾国藩所云：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以义理为质，而后词章有所附、考核有所归。（《欧阳生文集序》）
　　其次，就其司职而言，姚鼐乾隆二十八年以32岁中进士，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然到馆不到两年，即于冬季辞官归里。其辞官的原因是与同僚意见不合。姚莹《惜抱先生行状》云，当日四库馆内“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余力。先生往复辩难，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将归，大兴翁覃溪学士为叙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馆内戴震、纪昀为着名汉学家，视姚鼐为宋学派代表而排斥之。叶昌炽云：“乾隆中开四库馆，姚惜抱鼐与校书之列，其拟进书题，以今《提要》勒之，十但采用二三。惜抱学术与文述（纪昀）不同，宜其枘凿也。”（《缘督庐日记》卷四）姚鼐自43岁乞归，至85岁去世，执教鞭长达40多年。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徽州紫阳书院，实则淡泊功名，只以文章传授弟子。以“惜抱”自名其轩，即取陶渊明《饮酒》“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诗意，作为精神写照。
　　以教书为终身职业的姚鼐，有憾于“四库全书”馆内门户之见，长期在其教席上坚守“有教无类”之准则的同时，对大江南北之文化从善如流，广为吸收，表现为极为广阔的文化视野，这对其文论也有积极影响。如其在扬州梅花书院执教时，受“扬州八怪”遗风余韵熏陶，而提出“阳刚阴柔”说。因为艺术大师郑燮就有近于“阳刚、阴柔”的艺论（参郑燮《赠潘桐冈》诗）。
　　再次就其学风而言，姚鼐所处的乾隆时代是个“十全大武”的“极盛”时期。学界虽有汉、宋之争，朝廷却采取汉、宋调和政策。如《清史稿·儒林传序》云：“崇宋之性通，而以汉儒经义贯立。”文坛虽派别林立，但朝廷所要求的还是高文典册、炳炳琅琅的大块文章。姚鼐虽长期远离庙堂，却不能不受由朝廷倡导的文化大气候的影响。固而姚鼐为学就不同于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而能“上究孔、孟，旁参老、庄，百氏之书，诸家之作，皆为咀含其精蕴，而外沈浸其辞章。是以诠经注子，纂言述事，刻峭简切，和适斋庄。淡泊乎若无酒之＠⑦蕴，希夷乎若古琴之抑扬。浏然而来，若幽泉之出于深涧；飘然而逝，若轻云之漾于大荒”（管同《因寄轩文集·公祭姚姬传先生文》）。其为文也不同于方苞“文章介韩、欧之间”，而认为“文章之事，能运其法者，才也；而极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无定之法。有定者，所以为严整也；无定者，所以为纵横变化也。二者相济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窥吾才，乃所以达吾才也。非思之深、功之至者，必不能见古人纵横变化，所以为严整之理，思深功至而见之矣，而操笔而使吾手与吾所见之相副，尚非一日事也”（《与张阮林》）。以思深功至为根本，抒写性灵，法有定而又无定。有定者，为一派之总脉；无定者，方显示作家之独创。
　　可见，姚鼐有开放之胸襟，有广阔的视野，转益多师，虚怀若谷，为学为文故能兼收并蓄。唯其能兼收并蓄，姚鼐才能继方、刘之后成为桐城文派之集大成者。姚莹《惜抱先生行状》云：
　　自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为文章正轨，刘海峰继之益振，天下无异词矣。先生亲问法于海峰，海峰赠序许之。然先生自以所得为文，又不尽用海峰法。故世谓望溪文质，恒以理胜；海峰以才能，学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方、刘皆桐城人也，故世言文章者称桐城云。
　　可见姚鼐既兼方、刘之长，又能超越之，如吴德旋《古文绪论》云：“姚惜抱享年之高，略如刘海峰，而好学不倦，远出海峰之上，故当代罕有其伦；拣择之功，虽上继望溪，而迂回荡漾，余味曲包，又望溪所无也。”而桐城后学多出姚门，桐城文派之门庭实亦自姚鼐而日益扩张。曾国藩于《欧阳生文集序》中更说：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①，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田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
　　金天翮在《皖志列传稿》中更突出了姚鼐作为通博之鸿儒、文章之泰斗的形象。他说姚鼐“宾接后进，气凝色怡，士守其教，咸端悫有文。桐城家法，至是乃立。流风余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然鼐于文章、经术、义理之外，诗词书画，无不精究，尤精力之过绝人”。
　　凡此种种，足见那了得的一个“兼”字，不仅是姚鼐古文理论特色与基础，也造就了姚鼐作为一个集大成古文家的形象，更为姚鼐在桐城派发展史上争得一席何等重要的地位。
　　收稿日期：1999—04—15
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09～113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钟扬20002000作为桐城派集大成的作家——姚鼐的古文理论实为一较完整的体系：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兼济的创作论，诸体兼容的文体论，阴阳兼美的风格论。姚鼐古文理论之特征与魅力显然在一个“兼”字，而这“兼”字的获得，自有其文化渊源。参透这富有魅力的“兼”字，会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迪。姚鼐/桐城派/古文理论/文化背景钟扬：男，1948年生，安庆师院副教授；安庆 246011。 作者：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09～113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钟扬20002000作为桐城派集大成的作家——姚鼐的古文理论实为一较完整的体系：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兼济的创作论，诸体兼容的文体论，阴阳兼美的风格论。姚鼐古文理论之特征与魅力显然在一个“兼”字，而这“兼”字的获得，自有其文化渊源。参透这富有魅力的“兼”字，会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迪。姚鼐/桐城派/古文理论/文化背景

网载 2013-09-10 21: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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