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三）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性质嬗变和市民阶层初兴
　　把原始工业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视作同一历史过程，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在历史的座标轴上，两者都位于封建后期，其时各种人身依附关系大为松弛，多数农民已经或正在取得日益增多的迁徙自由和退佃自由，可以自主择业了；在工商业日趋繁盛的历史环境中，相对于耕地显得增加过快的人口，被迫另谋生路，持续不断地流入城镇市郊或工矿企业；导致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膨胀，城市功能渐趋多样化，城市性质发生嬗变，近代型城市风貌随之逐步显现；以工商业人口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初露端倪，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切既是原始工业化进程的逻辑结果，又是资本主义萌牙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彼此是互相涵摄的。
　　众所周知，在中唐杨炎两税法出台之前，农民头上的人身依附关系还是相当强烈的。无数均田小农被田制框架束缚在土地之上，从总体上看并不享有迁徙、择业的权利。北魏太和均田令规定“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１）ｏ］至唐，农民流移仍有限制，武则天时凤阁舍人李峤说：“军户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人，贯不可改。”［（２）ｏ］而被束缚在部曲庄园经济中的各类依附农民，则一如北宋时期仍在实行地客制的西川四路和明清时期仍在实行佃仆制的徽州地区那样，各种旁户、地客、大佃、佃仆“有同仆隶”，［（３）ｏ］“相承数世”，［（４）ｏ］“不得自齿于齐民”。［（５）ｏ］但在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转移率的提高，导致累世相承的主仆名分趋于瓦解；平民地主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行政统辖权与土地所有制基本分离；地权集中而地块分散的背离状况，则迫使部曲庄园制经营方式日趋衰落。［（６）ｏ］在上述经济变革趋势的推动下，宋代农民之主体确已挣脱了昔日部曲、宾客、徒附、私属、奴婢、佃仆之类的类农奴地位，并日趋普遍地获得了迁徙和退佃等权利。所谓“民罕土着”，［（７）ｏ］“转徙无常”、［（８）ｏ］“徙乡易主”、［（９）ｏ］“去来不常”、［（１０）ｏ］“流移他所”、［（１１）ｏ］“起移不定”、［（１２）ｏ］“作息自如，刑责不及”、［（１３）ｏ］往往“舍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利而居之”［（１４）ｏ］等等记载，这是当时多数农户享有迁徙自由的真实反映。
　　北宋仁宗时文彦博说：“不数年间，租佃之户或退或逃……”［（１５）ｏ］哲宗时王严叟称，（佃户）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１６）ｏ］徽宗政和二年诏书语：“佃户多是贫民……不辞离即逃走，宜加宽恤。”［（１７）ｏ］李元弼劝诫佃户“待要移起，被人窥见所为。”［（１８）ｏ］以及《清明集》中“佃人洪再十二欲行退佃”［（１９）ｏ］等语，则是宋代多数佃户享有退佃权利，已可到期辞离、移居别住的明确记载。北宋仁宗《天圣法》明确声言：“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２０）ｏ］南宋初年户部重申：“如租户不伏，许令退佃。”［（２１）ｏ］说明起码在法律条文上，此种退佃权利，已受国家保护。所以当时不少有识之士，曾反复申诫地主应靠经济手段来笼络佃户。神宗时苏轼说：“民庶之家……水旱之岁，又须放免欠债，其心诚恐客散而田荒。”［（２２）ｏ］这正是租佃经济之下，广大佃农拥有相当程度的迁徙、退佃自由的反映。他们一旦脱离土地，流入城市或矿区，就有可能以出卖劳动力谋生，从而成为近代雇佣人的前身。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各部门的繁荣、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交换手段的进步，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在宋代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都市化进程得到加速。此点意义特别重大，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演进史告诉我们，在所有社会分工中最有意义的是城市从乡村中分离出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可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１）ｐ］如果说中世纪给人的印象是田园诗般的乡村风光，那么近代则是城市独领风骚的时代。
　　以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为表现形式的都市化进程，正是在唐宋之际明显加速的。朱瑞熙先生据《元丰九域志》统计，北宋全境拥有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４０多个，到１２世纪初的徽宗崇宁年间上升到５０多个。［（２）ｐ］人口在２０万户以上的有汴京（开封）、京兆府（治今西安）、临安（杭州）、福州、泉州、潭州（长沙）六个城市。［（３）ｐ］汴京在１１０２年有２６万多户，按一户五口计，达１３０万口之众。［（４）ｐ］周宝珠先生考订的结果是，汴京最盛时有“人１５０万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５）ｐ］两浙路首府杭州亦繁盛无比，苏轼估计在哲宗年间（１０８６－１０９４年在位）“约计四、五十万人”，［（６）ｐ］到南宋，“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目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７）ｐ］这与唐代都城长安郊区除别墅、花园、墓地、寺庙外，其余全是耕地的景观，［（８）ｐ］形成鲜明对照。
　　由于人口膨胀，不少地方州府，也在突破城墙，向外发展。据《永乐大典》卷７８９０所载，福建汀州在治平年间（１０６４－１０６７年）城内只有三个坊，城外四郊倒有２３个坊。北宋中叶张方平说，“徐城（按，指徐州）隘，廛肆列城外，公（按指李宗冰）筑而广之，民以安居。”［（９）ｐ］这是增广城墙，把市郊商业区揽入城内。再如淮南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兼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１０）ｐ］这是城外，众多草市墟集作为卫星城镇环绕中心城市。
　　至于草市的勃兴和商业城镇的兴起，更是两宋都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草市，是指市郊、特别是乡村地区自为聚落、私相贸易的定期集市，初见于南北朝，隋唐时数量增加，入宋以后如雨后春笋般成批涌现。其居民成份主要是各类商贩和手艺工匠，亦有少量官商、豪贾及揽户、市驵之流杂居其间，因而至宋多数草市已发展为新的居民点，这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宋人刘宰说，在浙西镇江府一带，“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１１）ｐ］他“如荆南沙市、太平州黄池，皆客商所聚。”［（１２）ｐ］南宋初年王质溯江而上，西入川蜀，记沿途见闻，说“市无翕于沙头，九支次之。”［（１３）ｐ］沙头市在湖北江陵，即今沙市前身。孝宗时沙市一次大火，“燔数千家，延及船舰，死者甚众。”［（１４）ｐ］可见规模极盛。
　　市再向前发展一步，就上升为镇。镇的原意是军镇，与商业无涉。入宋后兵权上收，大多数镇失去军事意义。史称“（宋）收藩镇权……诸镇省罢略尽。所以存者，特曰监镇，主烟火、兼征商。”［（１５）ｐ］《宋史·职官志》也说“（镇）设监官，管火禁，或兼商税之事。”可见镇官职责，一是防禁火灾，说明镇上房屋不少，人烟稠密；二是征收商税，说明镇确系当地商业中心。不少商业城镇甚至在建筑规模、居民数量和繁华程度上超过州县府治。如密州板桥镇“正居大海之滨，其人烟市井交易颇伙。商贾所聚，东则二广、福建、淮浙之人，西则京西、河北二路之众，络绎往来。”［（１６）ｐ］南方、特别是浙西太湖流域，镇的密度更大。秀州澉浦镇，居民５０００余户，“人物繁阜，不啻一大县。”［（１７）ｐ］杭州北关镇，“物货辐萃，公私出纳与城中相若。”［（１８）ｐ］湖州乌墩镇、新市镇“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１９）ｐ］奉化县鲒琦镇“生齿厥多……居民环镇者数千家。”［（２０）ｐ］因此在五代和两宋史籍中，我们常可见到升市为镇、升镇为县的记载。［（２１）ｐ］
　　这些有着固定居民和商业设施的市、镇，作为散布在农村地区的初级商业中心，既是周围乡村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外运销的起点，又是各地运来的农村居民日常消费品的销售终点。各色工匠的手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一道，构成了此类镇市经济的主要成分。其重要意义在于，乡村地区通过数千个墟集市镇而与以城市为基地的交换经济发生日趋广泛而又频繁的联系；与此同时商品货币关系通过遍布各地的基层市场，更加深入而持续地侵蚀自然经济的封闭体系。这就从市场这个角度，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和加速提供了条件。
　　无庸讳言，我国城市兴起甚早。但宋以前绝大多数城市是各级政府所在地，其政治、军事意义超过商业意义。城市的商业活动只能局限在“市”中进行，市有围墙环绕，市民按时启闭，有限的商业活动主要是为城中统治者服务的。然而随着城市商业意义的成长，城市性质发生嬗变，城市面貌亦随之改观。此点意义更为重大。晚唐五代以降，商人开始突破封闭性的坊市体制，侵街造舍、面街设铺的现象愈演愈烈。［（１）ｑ］宋代商人只要纳税便可在城内经济地点开设店铺，徽宗时税务机关正式征收“侵街房廊钱”［（２）ｑ］标志着面街设铺的合法性终于得到官方承认。城市商业在空间上扩及整个城区以至城郊要道等处，在时间上打破昼夜限制，既可五更开门，也可三更方休，这两大胜利带来了城市商业意义的递增、居民成分的衍进、及其在新的经济格局中发挥新的作用等一系列结果。近代型的城市风貌，正是在宋代奠定了它的基本格局。宋都汴京、行都临安仍是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但其经济意义仍在增长之中。［（３）ｑ］另有部分州级城市，虽然也是封建统治的堡垒，但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交通孔道之旁，逐步成长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和国内贸易的中转站，起着联系各方区域市场的枢纽作用。例如苏州，“商贾以吴为都会，五方毕至，狱市杂扰；缙绅以吴为乐土，侨民闾里，几亚京洛。”［（４）ｑ］这是太湖流域的中心城市。成都，地处西川四路的交通枢纽，既是川蜀地区粮食、纺织品、陶瓷、纸张、书籍的集散地，又是宋廷与吐蕃、大理进行茶马贸易的商埠口岸。［（５）ｑ］扬州，地处长江、淮河和运河等水上交通网络的交汇之地，“节制淮南十一郡之地，自淮南以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返皆出其下，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十。”［（６）ｑ］长江中游的鄂州（今武昌）“市邑雄富，列肆繁错”，沿江“贾船客舫不可胜计”。［（７）ｑ］也是一个地当冲会的商业重镇。更重要的是，当时还产生过一些生产性、至少是准生产性城市。例如浙东金华“县治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８）ｑ］可以看作是纺织城镇。前述陵州井研县，是因卓筒井而兴起的盐业城镇。而“以蕃舶为命”［（９）ｑ］的刺桐港泉州，则显然是外贸港口城市了。
　　宋代城市性质的嬗变和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对于原始工业化进程来说，至少具有如下几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加速了部分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过程。特别是城镇周围和交通孔道两旁的乡村农户，其产品包括粮食、蚕桑、布帛、果蔬等，有日益增多的部分被抛入市场。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原来自给自足体制中的封闭型农民，会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到商品经济的洪流中去。
　　其次是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市镇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推动着城市雇工群的扩大，商品经济的繁荣则必然需要更多的店员、驵侩和运夫，处在人口压力之下并已获得迁徙、择业自由的无地或少地农民必然会进城（包括码头、港口等水陆交通枢纽和新兴矿区）谋生，两宋时期城市数量的激增和城市人口的膨胀，就是这样达成的。
　　第三是在利孔大开的刺激之下，兼营工商业的官僚、地主日渐增多。“今则沿海郡县寄居（官）不论大小，凡有势力者皆为之”，［（１０）ｑ］“白屋士人多是占护为商，趋利过海。”［（１１）ｑ］近代的企业主阶层中就有相当部分是从此等人中转化而来的。
　　第四是城市（包括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服务业等在内）的繁盛为近代雇佣关系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城市中日趋普遍的雇佣关系必然会向农村地区迁延渗透。前述冶金、陶瓷、井盐以至茶、桑、果、蔬业中存在的雇佣关系即是明证。
　　最后，作为这一切的重大结果，便是城镇（含矿区、港口）市民阶层的初兴。两宋文献中的“富商巨贾”“磨户”、“冶家”、“茶培主”、“行老”、“市头”（以上为一方）和“裨商细贩”、“杂作工匠”、“百姓绣夫”、“游手末作”（以上为另一方）等，就是这个阶层的基本成份。就是明清时期被人视为资本主义萌芽之重要表征的市民、矿工斗争，宋代亦有端倪可察。南宋安徽舒州就曾发生过汪革领导的矿工起义：［（１）ｒ］
　　淳熙辛丑（１１８１年），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铁冶之众叛。……（革）闻淮有耕、冶可业，渡江至麻地家焉。……稍招合流徙者，冶炭其中，起铁冶。（革叛）……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众。炭山皆乡农，不肯从，争迸逸，惟冶下多逋逃群盗，实从之。夜起兵……有众五百余。
　　前文所述井研县卓筒井“佣身赁力”之盐工，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值，偃蹇求去”，至少也可看作是为工资、待遇而起的经济斗争吧。按照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说法，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结合是近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性结构［（２）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雇佣关系发展和市民阶层初兴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视为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社会条件。无可否认而又令人惋惜的是，带来近代曙光的原始工业化进程只在北宋阶段风光了一个世纪（整个十一世纪）的样子。十二世纪初，女真铁骑频频南下、饮马黄河，赵宋皇室仓皇南迁、偏安一隅。黄河流域沦为金国辖地，煤铁革命因失去了北方基地而黯然失色。宋金对峙时期，淮河、长江一线成为战场，长江、黄河流域分属两个并立政权，这一切既打断了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势头又缩小了国内市场。接踵而来的十三世纪是由蒙金、宋元战争拉开帷幕的，中原、江南同遭战祸蹂躏。其后在元朝统治下虽复归统一，但领主分封制、匠局制度（实质是工奴制）和驱口、人市等前封建制因素死灰复燃；要到明朝初年才重新回到宋代开启的轨道上来。［（３）ｒ］这就是说，在长达二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段中，原始工业化进程因屡遭打击而奄奄一息。因此对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所获致的成就当然不能估计过高，然而这毕竟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容待另文论列。
　　　　　　　　　　　　　　　　　　　　　　　　　　　责任编辑：王颉
　　（１）ａ　高军：《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２）ａ　田居俭、宋元强：《中国资本主义萌牙研究述略》，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巴蜀书社１９８７年版。
　　（３）ａ　邓拓：《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历程》，载邓着《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三联书店１９５９年版。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书店，１９３７年版；《中国历史研究提纲》，载吕着《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１９４０年版；《简明中国通史》，大连光华书店，１９４８年版。
　　尚钺：《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１９５６年版。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４）ａ　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２期。
　　李之勤：《关于清初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发展水平问题》，《教学与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２期。
　　许大龄：《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５６年第３期。
　　洪焕春：《论十五一十六世纪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历史教学问题》，１９５８年４月号。
　　（１）ｂ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参与该书撰写的还有汪士信、石奇、方行、方卓芬、简锐、胡铁文诸先生。
　　（２）ｂ　刘文娟：《从（织工对）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２辑，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３）ｂ　孔经纬：《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载《新史学通讯》１９５５年１２期。《关于唐宋时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事实》，《新史学通讯》，１９５６年第３期。
　　（４）ｂ　胡寄窗：《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载《经济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６期。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５）ｂ　束世ｃｈéｎｇ＠②《论北宋时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５６年第３期。
　　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历史研究》１９５７年第２期。
　　华山：《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文史哲》１９５７年第２－３期合刊。
　　（６）ｂ　《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７）ｂ　《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三联书店１９８１年版。
　　（８）ｂ　〔意〕卡洛·Ｍ·奇拉波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５０页。
　　（９）ｂ　刘兰兮：《门德尔斯原始工业化理论简述》，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１０）ｂ　《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载《经济史评论》第３２卷１期，１９７３年３月。
　　（１）ｃ 《工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哥廷根，１９７７年德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英文版。史建云《（工业化前的工业化）简介》对其观点作过评述，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２）ｃ 《工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哥廷根，１９７７年德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英文版。史建云《（工业化前的工业化）简介》对其观点作过评述，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３）ｃ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６７页；第３卷，第３６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
　　（４）ｃ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６７页；第３卷，第３６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
　　（５）ｃ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第５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
　　（６）ｃ　参见《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考古》１９６０年第５期；《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考古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１期。
　　（７）ｃ　见许惠民：《北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８）ｃ　《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１９６０年第３期。
　　（９）ｃ　《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２５《石炭诗·引》。
　　（１）ｄ　请参拙着《宋辽夏金经济研析》七章二节“六·宋代煤炭产地的空间分布”，第１７８－１７９页，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２）ｄ　《中国冶金简史》第１０３、１５２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
　　（３）ｄ　《陕西铜川耀州窑》，第５６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
　　（４）ｄ　李国肖：《定窑考略》，《河北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５）ｄ　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第５８１－５８６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６）ｄ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六，中华书局影印本。
　　（７）ｄ　《宋代的铁》，载〔日〕《中国科学技术史论集》，日本放送出版协会１９７２年版。
　　（８）ｄ　《北宋时期中国煤铁工业的革命》，《亚洲研究杂志》１９６２年２月号。有杨品泉先生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１年第５期。
　　（９）ｄ　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第４６２－５５５页；拙着《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第１８５－１８８页。
　　（１０）ｄ　拙着《宋代夏金经济分析》第１９８页、１８８－１８９页。
　　（１１）ｄ　拙着《宋代夏金经济分析》第１９８页、１８８－１８９页。
　　（１２）ｄ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１４《炉户·坑冶附》。
　　（１３）ｄ　《苏轼文集》卷２６《徐州上皇帝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二册第７５９页，孔繁礼点校，１９８６年版。此段材料柯昌基先生首先引用，宋史专家漆侠亦十多重视，请参前引漆侠书和柯昌基文。
　　（１）ｅ　《太平环宇记》卷１５，钞本。
　　（２）ｅ　庆历年间张方平说：“利国监总八冶，岁赋铁三十万（斤）。”语见《乐全集》卷３９《李宗泳墓志铭》。四库珍本初集本。
　　（３）ｅ　《资本论》第３卷，第３５６页，１９５５年版。
　　（４）ｅ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２１６页，１９７５年版。
　　（５）ｅ　《资本论》第３卷，第３５６页，１９５５年版。
　　（６）ｅ　拙着：《宋辽夏金经济研析》十六章一节“二、从完全禁榷到不完全禁榷的宋代盐法”，第４３７－４３８页。
　　（７）ｅ　文同：《丹渊集》卷３４《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此札约撰于熙宁四、五年间。四部丛刊本。
　　（１）ｆ　郭正忠：《宋代四川盐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６期。
　　（２）ｆ　《江西通志》卷９３《陶政》。据陶瓷史专家白ｇｕī＠①⑤、傅振伦两位先生的研究，蒋祈是南宋人。傅文见《湖南陶瓷》１９７９年第１期，白文见《景德镇陶瓷》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３）ｆ　《江西通志》卷９３《陶政》。据陶瓷史专家白ｇｕī＠①⑤、傅振伦两位先生的研究，蒋祈是南宋人。傅文见《湖南陶瓷》１９７９年第１期，白文见《景德镇陶瓷》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４）ｆ　浙江文管会《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１９６３年第１期。
　　（５）ｆ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６４４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６）ｆ　《晋江县磁灶陶瓷史调查记》，《海交史研究》第２期，１９８２年。
　　（７）ｆ　朱ｙù＠①④：《萍州可谈》卷２。丛书集成本。
　　（８）ｆ　罗大坚：《试论宋代桂东南的陶瓷业》，《玉林师专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９）ｆ　此章译文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１９８３年），白英译。
　　（１０）ｆ　此章译文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１９８３年），白英译。
　　（１）ｇ　《南朝鲜出土的宋代瓷器》，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１年６月）。
　　（２）ｇ　刘敞：《公是集》卷５１《先考益州府君行状》，丛书集成本。
　　（３）ｇ　《夷坚志乙》卷８《无颏鬼》。中华书局排印本。
　　（４）ｇ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二三。
　　（５）ｇ　《求实集》，第１４８页，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６）ｇ　《文献通考·市籴考（一）》。
　　（７）ｇ　《通典》卷６，《册府元龟》卷４８７。
　　（８）ｇ　《列宁全集》第３卷，第３２０页。
　　（９）ｇ　《资本论》第３卷，第３７３页。
　　（１０）ｇ　《永乐大典》卷１３１３６《送韵·梦字·梦夫令诉冤》。中华书局影印本，第６册，第５６７６页。
　　（１１）ｇ　《宋代包买商人的考察》，《江淮论坛》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１２）ｇ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１）ｈ　《宋史》卷１８５《食货志》（下、七）。
　　（２）ｈ　参阅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３期。及前引三杉隆敏文。
　　（３）ｈ　丁谓：《东溪试茶录》，载《百川学海》壬集。
　　（４）ｈ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７《尝新茶呈圣俞》。
　　（５）ｈ　庄季裕：《鸡肋编》卷下。
　　（６）ｈ　《东坡志林》卷１１，中华书局本。
　　（７）ｈ　毕仲游：《西台集》卷１３《朝议大夫贾公墓志铭》。
　　（８）ｈ　参阅周志艺：《华夏图书之府与八闽古代造纸》，载《纸史研究》第一辑（１９８５年）。
　　（９）ｈ　《剡录》卷５，载舒元舆《吊剡溪古藤文》。
　　（１０）ｈ　《剡录》卷５，载舒元舆《吊剡溪古藤文》。
　　（１１）ｈ　参阅李致忠：《宋代刻书述略》，《文史》第１４辑（１９８６年）。
　　（１２）ｈ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１９《赠鬻书人杨良辅序》。
　　（１）ｉ　《资本论》第１卷，第９８３页。
　　（２）ｉ　《通典·食货七》载唐玄宗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年）有５９８４万余口，由于僧尼、军士、游民等未计算在内，所以实际人口要稍高于汉代人口。
　　（３）ｉ　请参拙着五章一节“突破一亿大关：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第１１５－１２６页。
　　（４）ｉ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４《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条。
　　（１）ｊ　参杨宽：《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和使用》，《历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５期。
　　（２）ｊ　犁刀，《宋会要》称“郦刀”，王桢《农书》称“郦刀”，专门用于开垦江南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可将其置于小犁犁床上，用一牛牵引，“置刃裂地”；也可附置于犁辕上，把辟地垦荒与翻耕田土合成一道工序，如此则与新式步犁的工作原理完全相同。说见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第２０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３）ｊ　秧马，又称“秧船”、“秧橙”、“秧鞅”。北宋中叶苏轼首见于湖北，《秧马歌·并引》称其“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苏东坡全集·后集》卷４）王瑞明先生将其正名为“扯秧工具”，极是。说见王撰《宋代秧马的用途》，文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４）ｊ　耘荡，水田中推荡草泥的钉耙式农具。
　　（５）ｊ　从淮东长达４００里的“江北扞海堰”（亦即“范公堤”）。南经浙西（北起金山、南至钱塘，亦长３００余里）、浙东（北起余姚，南至温州）扞海石塘，一直延伸到福建沿海的“海埭”和“长围”南北连成一线，长达千余里。
　　（６）ｊ　塘浦圩田系统兼有蓄水、防洪、排涝和水陆交通功能，宋时江南东路、淮南西路和浙西太湖流域均有修筑，而以太湖流域为最。
　　（７）ｊ　参拙着四章二节“耕作技术与耕作制度的革命”，第１０３－１１４页。
　　（８）ｊ　范成大：《吴郡志》卷１９“水利下”。江苏古籍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８７页。
　　（９）ｊ　陈ｆú＠⑧：《农书》卷下，《粪土之宜篇》，丛书集成初编本。
　　（１０）ｊ　苏州地区的耕制演进，黄粟嘉《从苏州地区历史上的沿革看耕作制度的沿革》论之甚详，文载《农业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１１）ｊ　《双溪集》卷９《务农札子》，丛书集成初编本。
　　（１２）ｊ　《诚斋集》卷１３《江山道中蚕麦大熟》，四部丛刊本。
　　（１３）ｊ　《尊白堂集》卷１《和姜总管喜民间种麦》，四库珍本初集本。
　　（１４）ｊ　许淳仁：《三山间诗》，见《舆地纪胜》卷１２８所引。
　　（１５）ｊ　《宋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一八。
　　（１）ｋ　见拙着五章二节“农业生产率：一个新的台阶”第１２７－１４４页。
　　（２）ｋ　见柳随年、吴群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第３８５－３８６页，“表十二主要农产品产量”。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３）ｋ　参阅黄世瑞：《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载《农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４）ｋ　陈ｆú＠⑧：《农书》卷七，《种桑之法篇第一》。
　　（５）ｋ　《嘉泰吴兴志》卷２０《物产》。
　　（６）ｋ　《鸡肋编》卷中。
　　（７）ｋ　陈ｆú＠⑧：《农书》卷七《种桑之法篇第一》。
　　（８）ｋ　吕陶：《净德集》卷１《奏置场买茶旅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
　　（９）ｋ　《铁庵方公文集》卷２１《上乡守项寺丞书》。
　　（１０）ｋ　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１３《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
　　（１１）ｋ　吕陶：《净德集》卷１《奏置场买茶旅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
　　（１２）ｋ　蔡襄：《荔枝谱》，载《蔡忠惠公集》卷３０《杂着》。
　　（１）ｌ　《鸡肋编》卷中。
　　（２）ｌ　前引方大琮：《上乡守项寺丞书》。
　　（３）ｌ　《梦溪笔谈》卷３，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影印版，第１４页。
　　（４）ｌ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４《玉石部》。四部丛刊本。
　　（５）ｌ　《梦溪笔谈》卷２，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影印版，第１４页。
　　（６）ｌ　《太平环宇记》卷１０７“信州·铅山”条。
　　（７）ｌ　洪咨夔：《平斋文集》卷１《大冶赋》，四部丛刊本。
　　（８）ｌ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五。
　　（１）ｍ　《宋会要辑稿·方域》三之五一。
　　（２）ｍ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第３页，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３年版。
　　（３）ｍ　参阅：《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８期定县博物馆文。
　　（４）ｍ　苏轼：《东坡志林》卷４，中华书局标点本。
　　（５）ｍ　前引：《丹渊集》卷３４《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６）ｍ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１４《蜀盐》。
　　（７）ｍ　参阅李崇州：《我国古代的脚踏纺车》，《文物》１９７７年第１２期。
　　（８）ｍ　《文物》１９５９年第１２期上载有复原图，可参阅。
　　（９）ｍ　王桢：《农书》卷２２。
　　（１０）ｍ　《范文澜历史论文集》第１０５－１０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
　　（１１）ｍ　黄赞雄：《高度发达的宋代丝绸业》，《丝绸史研究》第５卷第３期（１９８６年）。
　　（１）ｎ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５６。
　　（２）ｎ　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卷２９。
　　（３）ｎ　《金佗续编》卷２５，卷２６。
　　（４）ｎ　周去非：《岭南代答》卷６《木兰舟》条，知不足斋本。
　　（５）ｎ　吕颐浩：《忠穆集》卷２《论舟楫之利》，四库珍本初集本。
　　（６）ｎ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载《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一书，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７）ｎ　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３４《神舟》。
　　（８）ｎ　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３４《神舟》。
　　（９）ｎ　罗壁：《罗氏识遗》卷１。
　　（１０）ｎ　《苏轼文集》卷１１《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华标点本，第２册，第３５９页。
　　（１１）ｎ　前引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
　　（１２）ｎ　黄宽重：《南宋活字印刷史料及其相关问题》，载〔台〕《历史语言所集刊》第５５本，第１３３－１３８页。
　　（１３）ｎ　《两宋工艺革命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１）ｏ　《魏书》卷１１０《食货志》。
　　（２）ｏ　《文献通考·户口考一》。
　　（３）ｏ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７４，哲宗元ｙòｕ＠①②元年四月纪事。
　　（４）ｏ　《宋太宗实录》卷７８，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
　　（５）ｏ　转引自叶显恩：《明清徽州田仆制试探》，《中山大学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２期。
　　（６）ｏ　拙文《对宋代超经济强制变动趋势的经济考察》，《江汉论坛》，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７）ｏ　《宋史》卷１７３《食货志（上一）》。
　　（８）ｏ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１７《均户口第九》，四部丛刊本。
　　（９）ｏ　王之道：《相山集》卷２２《乞止取佃客札子》，四库珍本初集本。
　　（１０）ｏ　沈辽：《云巢集》卷９《张思勋墓志铭》。
　　（１１）ｏ　张方平：《乐全集》卷２５《论免役钱札子》。
　　（１２）ｏ　《景定建康志》卷４０《田赋志·序》。
　　（１３）ｏ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４７。
　　（１４）ｏ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１７《均户口第九》。
　　（１５）ｏ　《文路公文集》卷２１《论监牧事》。
　　（１６）ｏ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二一。
　　（１７）ｏ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三一。
　　（１８）ｏ　《作邑自箴》卷６《劝谕民庶榜》。
　　（１９）ｏ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９《争墓木致死》条。
　　（２０）ｏ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四。
　　（２１）ｏ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一三。
　　（２２）ｏ　《东坡文集·东坡奏议》卷７《奏浙西灾伤第一状》。
　　（１）ｐ　《资本论》第１卷，第３９０页。
　　（２）ｐ　《宋代社会研究》第１４页。
　　（３）ｐ　据《宋史·地理志》。
　　（４）ｐ　据《宋史·地理志》。
　　（５）ｐ　《宋代东京研究》第３４８页。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６）ｐ　《苏轼文集·东坡奏议》卷６。
　　（７）ｐ　耐得翁：《都城纪胜·坊院》。
　　（８）ｐ　参阅吴伯伦：《唐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第三辑（１９６３年）。
　　（９）ｐ　《乐全集》卷３９《李宗泳墓志铭》。
　　（１０）ｐ　《东坡奏议》卷１２《乞罢宿州修城状》。
　　（１１）ｐ　《漫塘文集》卷１１《丹阳丁桥太霄观记》。
　　（１２）ｐ　《梦梁录》卷１９《塌房》条。
　　（１３）ｐ　《雪山集》卷５《西征丛记序》。
　　（１４）ｐ　《宋史》卷６４《五行志》。
　　（１５）ｐ　《嘉泰吴兴志》卷１０《管镇》。
　　（１６）ｐ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４３。
　　（１７）ｐ　《海盐澉水志》卷上《户口》。
　　（１８）ｐ　《咸淳临安志》卷２１。
　　（１９）ｐ　《浪语集》卷１８，永嘉丛书本。
　　（２０）ｐ　《许国公奏议》卷３，丛书集成本。
　　（２１）ｐ　拙着《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第２８３页。
　　（１）ｑ　参阅〔日〕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考证》第１卷。
　　（２）ｑ　《文献通考·征榷六》。
　　（３）ｑ　参阅周宝珠：《宋代汴京研究》第六章“商业（一）第一节坊市合一型新市容面貌的形成。”
　　（４）ｑ　范仲俺：《范文正公奏议》卷上。
　　（５）ｑ　参阅谢元鲁：《宋代成都经济特色》，《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６）ｑ　沈括：《长兴集》卷２１《杨州重修平山堂记》。
　　（７）ｑ　陆游：《入蜀记第五》《陆游记》，第５册，第２４４１页。
　　（８）ｑ　刘敞：《公是集》卷５１《先考益州府君行状》，丛书集成本。
　　（９）ｑ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１０）ｑ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四。
　　（１１）ｑ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七。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②原字没去殳右加山下加一下加王再右加攵
　　＠③原字后下加土
　　＠④原字限去艮加拖去
　　＠⑤原字仁去二加表
　　＠⑥原字眉右加限去艮
　　＠⑦原字仁去二加叔
　　＠⑧原字甫下加方
　　＠⑨原字草去早加宁
　　＠⑩原字钅加柔
　　＠①①原字仁去二加孱
　　＠①②原字社去土加右
　　＠①③原字红去工加翟
　　＠①④原字或再加两撇
　　＠①⑤原字王加圭
　　
　　
　　
社会学研究2京091－108K23中国古代史（二）（宋辽金元明清）葛金芳/顾蓉19951995 作者：社会学研究2京091－108K23中国古代史（二）（宋辽金元明清）葛金芳/顾蓉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33:19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