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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究竟产生于何时？作者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是从定义入手，搞清楚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条思路是从资本主义萌芽赖以生成的历史条件入手，看哪个时段正在出现这样一些条件。
　　这样就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宋代的结论。
　　作者：葛金芳，男，１９４６年生，湖北大学历史系教授。
　　顾蓉，女，１９４４年生，湖北大学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序言：讨论历程的简略回顾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先后有过三次热潮。如果说本世纪３０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激起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首次关注，［（１）ａ］那么５０年代中叶因《红楼梦》论争而引发的明清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则是第二次热潮。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在探究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之原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再次成为热门话题。［（２）ａ］海外有人对此问题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大陆学者套用马克思主义附会中国历史的“假问题”，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国封建社会究竟有无资本主义萌芽，如有，又产生于何时、有何表现，其后有无曲折、命运如何等等，关涉到我国现代化演进历程的历史考察，这是一个真问题，而且关系重大。
　　数十年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我们今天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手工业各部门中逐步生长的途径、方式、程度、地域及其曲折的历程有了清晰得多的了解，但在资本主义萌芽究竟产生于何时的问题上，诸家说法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多数同志力主明清说，邓拓、吕振羽、尚钺侯外庐、傅衣凌等史界前辈倡言在先，［（３）ａ］黎澍、李之勤、许大龄、洪焕春等先生证明在后。［（４）ａ］１９８５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１）ｂ］可以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的集大成之作。但是也有不少同志持有不同意见。主张元代出现说者有刘文娟女士，［（２）ｂ］唐中叶出现说者有孔经纬先生，［（３）ｂ］胡寄窗、傅衣凌甚至上溯至战国秦汉时期。［（４）ｂ］还有一些同志力主宋代出现说，除上述孔先生外，５０年代首倡宋代说者有束世ｃｈéｎｇ＠②、柯昌基、华山等先生。［（５）ｂ］柯先生则因发表了异于正统观点的文章而屡经磨难，英年早逝，诚为学界的一大损失。与此同时，范文澜先生也说过“宋朝生产力的顺利进展，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６）ｂ］傅筑夫甚至认为，宋代的商品生产远较１４、１５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发达，因而“宋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产生时期。”［（７）ｂ］。
　　笔者亦持宋代出现说，但论证方法与以往不同，全文以美、德新马克思主义者于本世纪７０年代创立的原始工业化理论为切入视角，上篇胪列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启动的种种表现，下篇分析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历史条件，试图由此达致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宋代的结论。
　　　　上篇：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的启动
　　顾名思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当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产生初期的原生形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把握：从形态特征上看，它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化机器大生产；从内部结构上看，它又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有机结合。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关系当然集中体现在机器大生产中，但在初始阶段，则是萌发于作坊、手工工场、乃至商品性农业的某些分支之中。经济史家们发现，早在１８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乡村地区小型、分散的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等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意大利学者多梅尼科·塞拉指出，“在近代初期，为数最多的生产单位便是在那些不可胜数的作坊、城市的陋室或乡村的茅舍中，由工匠带着他的几个助手或亲戚，从事打铁、操作织机、印刷机或丝带织机这样的工作。”［（８）ｂ］美国学者门德尔斯（Frenklin F.Mendels）为此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Proto-Industrailization），把人们的视线导向传统社会即前工业化社会内部的经济变动。［（９）ｂ］在门氏看来，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这样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１０）ｂ］为与早就存在的家庭手工业相区别，门氏指出原始工业化由区域经济内同时并存的三种要素构成，这就是乡村工业、外部市场、以及与乡村工业相辅相成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城市是批发商人的基地，技术、资本密集，小商品生产者的产品向城市汇聚，再由商人发运各地出卖，城市甚至通过商人资本开始参与、支配乡村地区的某些手工业生产，这样城市就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第四个要素。其后不久，德国历史学家Ｐ·克里特、Ｈ·梅迪克和Ｊ·施卢伯姆吸取了门德尔斯的研究成果，把原始工业化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并以此为书名，合着成又一本关于原始工业化的理论着作。［（１）ｃ］他们把原始工业化定义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间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商品生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２）ｃ］其意义在于把人口作为第五个要素引入了原始工业化理论，而且由此引发出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孕育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机制。
　　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意义在于它为工厂工业化铺路搭桥，推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向以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经济转变。因为正是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资本逐步增殖，企业主开始成长，雇佣工人日渐增多，机械使用不断推广，市场赖以扩大，雇佣劳动、包买制等作为惯例随之成长，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重要特征日渐鲜明起来。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适当地转换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问题，当然还要谨慎从事，以免削足适履之讥。在我看来，门氏、克氏的原始工业化理论，在精神实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３）ｃ］“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４）ｃ］门氏特别强调市场，认为原始工业化与传统家庭手工业的区别是，处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的手工业，是为市场、其中包括本经济区域之内的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是海外市场提供产品的，而家庭手工业则主要满足农户本身的需要，只有小部分剩余产品，才间或投入本地小市场出卖。所谓“为市场而生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门氏特别强调“乡村地区的工业发展”，马克思亦曾指出，“在这些商业大城市以外，工场手工业起先不是以城市为基础，而是以乡村为基础，在一些没有行会之类的农村里边的。”［（５）ｃ］应该说从原始工业化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难怪西方学术界要把门氏、克氏等人归入“新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了。
　　如果说在１８世纪开始的工厂工业化阶段，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的确滞后于西方特别是西欧地区，那么这并不等于说为工厂工业化准备条件的原始工业化进程我国也无足称道。恰恰相反，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封建文明高度发达，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在煤铁革命推动下民营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就是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启动的主要标志。
　　　　（一）煤铁革命和民营铁冶中的雇佣关系　
　　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时期。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所激发的。我国先民虽然早在汉代就认识到煤的燃烧功能并曾用于炼铁，［（６）ｃ］但正式进入规模开采和用作工业能源则在北宋，其时河东、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７）ｃ］考古发掘表明，今天河南鹤壁市中新煤矿至迟北宋中叶已进入规模开采阶段，当时已有较大的巷道４条，总长５００余米，通向８个采煤区，作为升降通道的圆形竖井深４６米，排水井深５米，附近有木制辘轳和宋元瓷器。据此估计，这座煤矿当时拥有数百名矿工，其开采范围和生产规模与现在的中新煤矿大致相当。［（８）ｃ］在煤炭产区，不仅居民的生活用能开始向煤倾斜，而且冶铁铸钱、工具制造、陶瓷烧制等业亦大受其惠。神宗元丰元年（１０７８）十二月，徐州白土镇发现丰富的煤炭蕴藏，开采后用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９）ｃ］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四大铁冶基地即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邢州棋村冶务和磁州固镇冶务，除兖州一地无采煤纪录（但靠近河北煤田）外，其余三处都在产煤区。［（１）ｄ］煤、铁产地在空间分布上的叠合，带给我们一个重大信息，这就是煤已成为冶铁业的新能源。我国科技史工作者利用金相、硫印和化学分析方法，检测过若干冶铁遗址出土的铁器，结果发现北宋以降的部分生铁含硫量较高，认为这是用煤炼铁所致。［（２）ｄ］因为木炭不含硫，煤炭则含硫量较高。至于陶瓷业中以煤为燃料，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例如陕西铜川市黄堡镇宋伐耀州瓷窑的窑体火膛内有煤块遗存，［（３）ｄ］，河北定窑亦以煤炭为主要能源。［（４）ｄ］
　　北宋煤炭采掘业的兴起和这种新型能源的工业利用，对当时的冶金生产意义有二，一是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二是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和各类工具的进步。据《宋史·食货志·坑冶》和《文献通考·征榷（五）》所载数据，宋代铁课在英宗治平年间（１０６４－１０６７）达到最高点，为８２４万余斤，相当于唐宣宗元和初年（８０６）２０７万斤的四倍。其实北宋铁冶最盛期是在神宗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但元丰元年（１０７８）的铁课只有５５０万斤，原因在于此时宋廷把北宋中叶兴起的“私人承买”制推广到宋辖全境，官营铁冶退居次要地位，而民营铁冶只需交纳２０％的产量作为铁课，［（５）ｄ］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６）ｄ］如按５５０万斤铁课的五倍计，则当年产量达２７５０万宋斤，合今３３００万斤，即１．６５万吨。日本学者吉田光邦估计，宋代铁的年产量当在３．５万－４万吨之间。［（７）ｄ］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all）估计更为大胆，他说北宋中叶年产３００万缗铁线，即需２．９万吨铁，仅此一项即相当于１８世纪初法国全部产量的四分之三；到１０７８年，每年约生产７．５万吨到１５万吨。这个数字是１６４０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产量（３万吨）的两倍半到五倍，并且可与１８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总产量１４．５万吨至１８万吨相比拟。［（８）ｄ］漆侠和笔者亦曾从消费角度估计过宋代的铁产量，结果表明宋代全年用铁约在１５万吨上下。［（９）ｄ］与此同时有色金属产量亦急剧增加，据笔者推算，神宗元丰年间（１１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仅铜（３．３３万吨）、铅（２．１万吨）、锡（０．５２万吨）三项合计即近６万吨，相当于铁产量的三分之一强。［（１０）ｄ］概而言之，新型能源的利用，钢铁产量的激增，冶铁技术的提高，特别是灌钢法的推广，［（１１）ｄ］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就是宋代煤铁革命的重要内容。
　　自熙宁年间实行“二八抽分制后”，民营矿冶业得到极大发展，史称“抽收拘买之数外，民得烹炼，于是诸县炉户籍于官者始众云”。［（１２）ｄ］那么民营铁冶又是如何经营的呢？神宗元丰年间苏轼所言徐州附近利国监铁冶的情况可资参照：［（１３）ｄ］
　　“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近者河北转运使奏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诸臣而诉者数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户，为利国监之扞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而官又为除近日之禁，使铁得北行，则冶户皆悦而听命，奸滑破胆而不敢谋矣。”
　　利国监遗址在今徐州市铜山县东北约８０公里的盘马山下，今陇海铁路利国驿东站附近。这一带煤铁资源十分丰富，北宋初年设官营铁冶工场，称“邱冶务”。［（１）ｅ］北宋中叶，发展成利国监，下设８个冶务。［（２）ｅ］到元丰时，已是“三十六冶”了，发展迅速。位于乡村地区的３６个民营铁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说是手工工场亦无不可。这些炉主以铁冶致富，“藏镪巨万”，可见资本雄厚。他们购置冶铁设备和雇佣工人的投资，只有在卖出铁制产品后才能收回并赚到利润，所以政府关闭河北市场，即有“失业之忧”；反之，使“铁得北行”，冶户们“皆悦而听命”，可见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炉主”们雇工经营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私人的服役，而是为了增殖垫支在这上面的资本的价值。”［（３）ｅ］也就是“以生产商品的目的来剥削劳动者。”［（４）ｅ］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产业资本的主要特征。而总数达三、四千名的冶铁工人，多是“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他们不仅已经脱离土地，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中挣脱出来（“饥寒亡命”），而且已经从封建的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强力鸷忍”）。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对国家，均无人身依附关系之束缚，从而获得了“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处分”［（５）ｅ］的自由。苏轼此奏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铁冶工人按其所属炉主重新编制起来，纳入政府监控系统，以收维持地方冶安之效。因此封建痕迹也是有的，如市场的存在取决于政府的恩准，工人们又被编制在地方保安系统中等。但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萌芽时期的正常状态；如果一点封建痕迹没有，反倒是不可理解的了。
　　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宋代民营手工业各部门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其商品生产性质极为鲜明，盐、茶、书籍等民生用品不仅在宋辖境内拥有区间市场（当然也有封建性限制），而且是宋、辽、夏、金间官方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贸易的主要商品；陶瓷、铜镜、漆器、丝织品等甚至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更为重要的是，雇佣劳动、包买制度作为习俗、惯例也在成长之中。现按行业择要分述如下。
　　　　（二）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崛起及其经营方式
　　自晚唐以还，盐、茶禁榷成为中央财政的重要支柱，宋初仍是“盐利皆归县官”。但自仁宗庆历八年（１０４８）推行范祥盐法以来，政府逐步开放商旅贸易，食盐通商成为稳步增长。［（６）ｅ］大约就在庆历年间，四川井盐区发明了深井开掘技术，民营卓筒井因此而如雨后春笋，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神宗熙宁年间，文同任陵州知州，据他调查所见，至少井研县的百余家卓筒井作坊中也已存在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７）ｅ］
　　伏见管内井研县去州治百里，地势深险，最号僻漏。在昔至为山中小邑，于今已谓要剧索治之处。盖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炼盐色。后来其民尽能此法，为者甚众。……访闻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今本县界内，已仅及百家。其所谓卓筒井者，以其临时易为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实多少数目。每一家须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着之徒，抵罪逋逃，变易名姓，尽来就此佣身凭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值，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镇市，饮博奸盗，靡所不至，已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况复更与嘉州并樟州路荣州疆境甚密，彼处亦即有似此卓筒盐井者颇多，相去尽不远三二十里，连溪接谷，灶居鳞次，又不知与彼二州工匠移人合为几千、万人矣。
　　这百余家筒井作坊，大者拥有１０－２０个井，中等也有７－８个井，据此全县当有千余筒井。作为作坊主的“豪者”，或由商人、地主转化而成，或由小商品生产者上升而来，身上不免烙有封建印记，但他们与受雇工人、贩盐商人已是赤裸裸的货币关系。数万工匠，绝大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有意见，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或者即与主人算帐，索取工钱，退雇之后另谋高就，显然来去自由。这些情况说明，他们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依附关系，是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者。郭正忠先生认为，这些“豪者”，即是资本家的前身，“豪者”和“工匠”之间的关系，在其基本性质上可以看作是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出卖者之间的货币交换关系，筒井业中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大约是第一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１）ｆ］
　　　　（三）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
　　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当时瓷窑遗址，遍布全国１７个省份和１３０余县。中原地区形成定、耀、磁、钧四大窑系，各窑精品迭出，各具特色。江南地区后来居上，其中以龙泉窑、景德镇窑最为着名。南宋蒋祈《陶记》称，“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２）ｆ］“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侔商算。”［（３）ｆ］显系民窑性质。浙江龙泉窑以青瓷闻名于世，在瓯江两岸和松溪上游，现已发现窑址２００余座，遍布今龙泉、丽水、遂昌、永嘉等县，形成长达五六百华里的瓷业地带，规模极为可观。除了章氏兄弟主持的哥窑、弟窑系官窑性质外，其余亦是民窑性质。［（４）ｆ］前述河南钧窑虽系官窑性质，但是“在禹县的神ｈòｕ＠③镇、方山、花石等处及河南的临汝、郏县、安阳、鹤壁、新安、鲁山，河北的磁县和山西省的一些地区，都陆续发现了烧制钧窑瓷器的窑址，数量达几百处，皆为生产民间日用品的民窑。”［（５）ｆ］而福建的德化窑和晋江、厦门等地瓷窑，以及泉州磁窑，安溪、南安、同安等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产品以军持、执壶、盒子、瓶、罐、碟等日用品为主，主要运销海外，［（６）ｆ］深受各国人民喜爱。在有罗盘针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７）ｆ］这是当时陶瓷外销情景的真实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广西桂林地区陆续发现的十多处瓷窑遗址，产品以青白瓷为主，胎质洁白，釉色滋润，现已确定为宋代瓷窑。［（８）ｆ］这批瓷窑目前尚无统一名称，笔者暂仿宋代以地名器之成例，称之为“桂窑”，其产品称“桂瓷”。桂窑主要集中在桂东南的北流河流域，多系斜坡式龙窑，容积大，产量高，以适应外销量大的需求。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曾多年沿“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实地考察，于１９７９年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在第二章《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中，分地区详述其考察结果。［（９）ｆ］据他介绍，现在陈列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等博物馆的瓷器中，有不少产品在今广西容县、永福、桂平等地均有出土，显系桂窑产品。此外在印度迈索尔邦、马德拉斯邦，巴基斯址首都东部的班布尔遗址，西亚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北的萨马腊遗址，北非埃及首都开罗近郊的福斯坦特等地，出土物中“有南宋宁宗庆元通宝，理宗绍定通宝等钱币，同时出土大批青瓷类，包括越州余姚青瓷和龙泉窑青瓷，以及景德镇白瓷、广东仙山（今佛山，窑青瓷。”［（１０）f］南韩学者崔淳西也说过，“朝鲜发现的中国瓷器，以宋瓷、特别是北宋产品数量最多，并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的中南部沿海地区。就品种而言，输入高丽的宋瓷，有越窑、汝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和定窑、景德镇窑的青瓷、白瓷和黑瓷，几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窑的制品。”［（１）ｇ］史实表明，宋代陶瓷业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完全具备商品生产性质，并拥有广阔的国际市场。
　　　　（四）机户和包买商：纺织业中资本主义经营惯例的初现　
　　从生产形态上看，纺织业在宋代之重大进步，就是“机户”的大批涌现。所谓机户是指由家庭成员组成的、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属小商品生产者范畴。如浙东金华县“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２）ｇ］更多的机户是在城郊以至乡村地区，如南宋洪迈说，他家乡饶州附近的“白石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３）ｇ］可见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的。北宋仁宗时（１１世纪中叶）四川梓州有“机织户数千家”，［（４）ｇ］漆侠先生据此估计北宋各路约有１０万机户，［（５）ｇ］但其中应有部分尚未成为专业纺织户。如果脱离土地的专业机户占５０％以上，则亦有五、六万之众，数目可观。北宋哲宗元箬元年（１０８６），政府岁入绢帛２４４５万匹，［（６）ｇ］相当于盛唐最高额７４０万匹［（７）ｇ］的三倍多，机户应有功焉。因为作为独立手工业者，机户的生产效率当更高。问题是这些机户分布在城郊乃至农村地区，他们的产品需要由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才能运销到市场上去，真正成为商品——这就是包买商。列宁说，包买商将自己的商业资本投入生产领域，“把小批的、偶然的和不正规的销售，变成大宗的、正规的销售。”［（８）ｇ］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又一条产生途径。马克思也说过，“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支配生产。”［（９）ｇ］我国学术界常把明清时期纺织业中的“帐房”，以及商人对茶农实行的“先价后茶”，对糖民先放“糖本”，对烟民“给值定山”，对纸坊“以值压槽”等惯例，视为“商人支配生产”类型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实这些现象在宋代同样存在。洪迈《夷坚志》卷五所载《陈泰冤梦》，即是反映江西纺织业中存在包买商惯例的典型事例。这段材料亦保存在《永乐大典》中，语言更为清晰，移录如下：［（１０）ｇ］
　　“抚州民陈泰，以贩布起家。每岁辄出捐本钱，货崇仁、乐安、金溪诸绩户，达于吉之属邑，各有驵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敛索，率暮秋乃归，如是久矣。
　　淳熙五年，独迟迟而来，尽十月不返。妻颇以为念，夜梦其披发流血而告之曰：“我此行不幸，到乐安曾家，为所戕杀，盍（盖）丞为我雪此冤！”……遂诉于郡太守。……
　　后五日，里正报“严ｄｕò＠④村道侧有卧尸”，牒尉检视。曾（小陆）坐以甲首往会，曰：“非也”。又五日，或与曾素仇，告其实杀陈泰，埋于舍后竹林中，于是捕送狱。才鞫问，即承伏云：“初，用渠钱五百千，为作屋停货，今积布至数千匹。因其独来，妄起不义之义。醉以酒随行只一仆。诈主人之命，使先归语其妻云：‘掊索未就，尚须小淹。’仆去少时，追毙之于山下……”。
　　这是南宋孝宗淳熙年间事，时在１２世纪７０年代。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还有吉州属县的织户发放生产性贷款，作为其织布本钱；到夏秋之间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以供贩卖。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代理人，为陈泰放钱敛布。仅乐安一地就积布数千匹，为建仓库就化去陈泰５００贯钱，有一定规模。再从“如是久矣”看，这种经营方式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这就是说，布商陈泰的商业资本，通过给织户发放带有定金性质的生产性贷款而进入生产领域，而分散在城镇乡村的细小织户的产品，则先由曾小陆等各地代理商集中起来，再由布商陈泰贩卖到外地而成商品。事实说明，陈泰所为，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帐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性质。郭正忠先生曾经指出，在两浙丝织业、四川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帐”以及“预ｂｉàｏ＠⑤丝花钱物”等惯例，［（１１）ｇ］包买商正是从这些惯例中生长出来的。其实，宋代纺织品亦如陶瓷业然，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史称北宋初年的出口商品就有“金、银、缗线、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１２）ｇ］等数十种。宋代不时重申禁止铜钱出口的敕令，至南宋丝织业与瓷器同为大宗出口商品，宁宗（１１９５－１２２５年在位）时规定出口商品“止以绢帛、绵绮、瓷器、漆器之属博易”，［（１）ｈ］此后精妙绝伦的丝织品外销量更大，深受域外各国喜爱，所以有学者将宋元时代的海上贸易航道干脆称作“海上丝绸之路。”［（２）ｈ］由此看来，宋代丝织业中包买商惯例的存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五）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中的启动
　　在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中，到北宋时期同样是民营作坊（有些已成为手工工场）占据主导地位，从事商品性生产，拥有可观的市场，在其内部并可见到雇佣劳动的存在。
　　例如制茶业，据北宋丁谓所言，仅福建建安一地，“官私之培千三百三十有六，而官培三十有二。”［（３）ｈ］民营制茶作坊占总数的９９％以上，其他各地大率如此。茶叶生产季节性强，每年三、四月份采茶培制大忙季节一到，制茶作坊必得雇佣大批工匠。建安茶坊“夜间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喊呀”；［（４）ｈ］建溪茶坊“采茶工匠几千人，日支钱七十文足。”［（５）ｈ］
　　我国古代造纸业到两宋时期迎来了它的极盛期，纸张产地几乎遍及宋境各路，两浙、四川和福建是当时的三大造纸中心。成都西南郊浣花溪一带有上百家专以造纸为生的“槽户”，所造“布头笺”，据苏轼说“此纸冠天下”。［（６）ｈ］陕西凤翔府ｍéｉ＠⑥县一带，“今人以纸为业，号纸户。”［（７）ｈ］闽北地区“山青多竹林，水秀纸透明”，每年农历谷雨前后，竹农、纸工便上山“杀青”。春夏之交，山村“槽户”进入造纸繁忙季节，“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８）ｈ］场面壮观。浙东剡县所产剡纸以藤皮为原料，剡溪两岸“多纸工，刀斧斩伐无时，辟剥肌肤，以供其业”，致使当地古藤“方春且有死色”。［（９）ｈ］此纸行销全国，享有盛誉，所谓“异日过数十百郡，东雒西雍，见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１０）ｈ］可见市场广阔。那些“以纸为业”的“槽户”、“纸户”当属独立手工业者（即小商品生产者）无疑。
　　至于雕版印刷业在宋代的兴起和发展，则为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壮了行色，其于经济、社会、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巨大影响，更为中外学者所公认。北宋中叶，从京畿到岭南，从浙东到四川，官、私刻书作坊遍地林立。中央的国子监、秘书监和地方各路转运司、茶盐司均设刻书作坊，主要承印官颁历书和历代经史，时称“官刻”。然而数量更多的是私家刻书作坊，时称“坊肆”，即“书坊”和“书肆”的合称，各地又有“书林”、“书堂”、“书铺”、“书棚”、“书房”、“经铺”、“经坊”、“经书铺”、“书籍铺”、“文字铺”、“经籍铺”等不同名称。［（１１）ｈ］它们多半是集雕版、印刷和售书于一身的民营作坊型店铺。宋人吴澄摹画当时盛况，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１２）ｈ］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评论。
　　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我们看到，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全方位的。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造纸、印刷等业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一度呈现出全面繁荣态势；民营手工业普遍崛起，除军工、铸钱等少数行业外，其主导地位已确立无疑；并程度不等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其间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包买制惯例亦在逐步生长，缓慢地但是顽强地扩大着自己的地盘。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前近代化时期。这个势头如果不被宋金、宋元之际的战乱所打断，如果没有金元时期被周边部族带入中原的前封建制乃至奴隶制因素（例如“驱口”、“驱丁”、“人市”、“投下户”、“投下军州”和“匠局制度”等）的干扰，亦即这个势头如能保持二、三个世纪的持续发展的话，那么它必将为其后的工厂工业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下篇：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经济基础、科技条件及其社会环境
　　现在我们要问，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宋代社会是否具备呢？
　　毫无疑问，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事情。门德尔斯、克里特等人着力考察的，正是工业革命之前即１５－１７世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马克思也强调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１）ｉ］战国、秦汉、隋唐，正处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各种形式的封建隶属关系仍是一种普遍性存在（在不少场合还十分强烈），官营手工业还是多数手工业部门中的主要成分，在这样的历史时段既谈不上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也谈不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主张战国秦汉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同志，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始形态，只是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前提条件，这种定义取消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本质规定，有扩大概念内涵、泛化讨论对象的倾向，不一定恰当。一定要到封建后期，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各种超经济强制持续弱化，农民阶级取得日益增多的迁徙和退佃自由，可以流移他乡（包括城市）、自主择业时，商品经济的成长，包括民营手工业的兴盛、城市的繁荣、区域市场的形成、乃至海外市场的开拓等，才会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辟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既然资本主义萌芽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始形态，那么带有某些封建痕迹乃是不可避色的正常现象。
　　如果上述认识还算客观公允的话，那么已经进入封建后期的宋代社会应该说基本上具备了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之下，耕制革命的发生、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为原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和工艺革命的急速推进，导致机械使用的普及和手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手工业各部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人身依附关系的松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导致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性质的嬗变和市民阶层的初兴，这一切则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社会条件。
　　　　（一）在人口压力下农业革命的发生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
　　我国古代人口增长，出现过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在战国秦汉时期，《汉书·地理志》载元始二年（公元２年）在籍人口有５９００余万。南北朝时人口下降约三分之一，估计在４０００万上下。到隋唐时又恢复到５９００余万。［（２）ｉ］宋辽夏金是第二个高峰期。五代以降，人口再次大量南移，长江流域得到加速开发，人口增长率明显提高。笔者曾推算过当时的人口，结果如下：［（３）ｉ］北宋开国时在籍人口有９７万户，４８５万人，这是赵宋从后周继承的人口遗产。在此后进行的２０年统一战争中，太祖削平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和南唐，得到１６０万户。太宗时陈洪进献章、泉二州，钱ｃｈù＠⑦献吴越，又得７０万户。以上合计２３０万户，１１５０万人，这可看作是五代南方九国的在籍人口。可见五代时南方人口已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人口分布格局由汉唐时期的北重南轻，一变而为南重北轻了。到１０２９年，赵宋辖区已恢复到１０１６万户，５０８０万人。此时辽区人口已达２８８万，西夏权按辽区人口的一半计亦有１４４万口，宋辽夏三方合计共１１０２．６万户，５５０２万人，恢复到汉唐水平。再过８０年，到１１０９年，宋区人口达到１．０４亿，加上辽夏，超过１．１亿，相当于汉唐的二倍。这是一个新的台阶。从十世纪中叶即北宋初年到十二世纪初，人口增长率为１４‰。
　　前面说过，在克里特等人看来，促进原始工业化出现的首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增长给经济运动造成的巨大压力。由于人口增长速率超过耕地面积的增长速率，人均耕地占有量不断下降，产生了大批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处在失业和半失业状态，为了谋生被迫进入工商业领域。南方，特别是两浙、福建沿海和成都府路，由于耕地有限，迫使日益增多的农业人口离开土地，流入城市，成为日佣贩夫，加入城市雇佣劳动者的行列。于是城中出现了专门的劳动力雇佣市场，如东京开封“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竹木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４）ｉ］其他州县城镇中也有各色工匠充作日夫佣作。这种雇佣关系必然会波及到乡村、矿区，如我们前面在铁冶、井盐等业中所看到的那样。
　　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则为不断增长中的非农业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两宋时期钢刃熟铁农具逐步取代此前的韧性铸铁农具，［（１）ｊ］特别是适应江南水田耕种的农具进展极大，犁刀［（２）ｊ］秧马、［（３）ｊ］耘荡［（４）ｊ］等新式农具即诞生在开发江南沼泽地的艰苦劳作之中，我国传统农具的配套与定型化过程随之在两宋完成，这是我国古代农具演进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变革。五代以降江南沿海扞海石塘的连点成线［（５）ｊ］和塘浦圩田系统的建成，［（６）ｊ］则标志着水利建设史上新时期的到来，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大面积开发。圩田、坝田、涂田、梯田的兴起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改善了耕地结构，水田比重上升，水稻取代小麦成为“五谷之首”。更为重要的是，以稻作北上和麦豆南移为标志的南北作物之大规模交流，导致作物品种稳态结构的形成，不仅增强了抗灾能力，而且推动了稻麦连作和双季稻的逐步推广，这就促成了我国耕作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战国以来延续上千年之久的单作制向一年两熟的复种制过渡。大约在两宋之交，即１２世纪上半叶，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苏皖平原和浙江福建沿海等主要农业区，一年两熟制成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来。［（７）ｊ］徽宗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年），水利专家赵霖指出，昆山县有不少农户的圩田因圩岸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８）ｊ］稍后，浙籍农学家陈ｆú＠⑧也有“早田刈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曝，加粪雍培，而种豆、麦、蔬茹”［（９）ｊ］的话头。季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称，苏州地区“其稼则割麦种禾，一岁再熟、，出现了“春花（麦）熟，半年是”，“以小熟（麦）种大熟（稻）”的局面。［（１０）ｊ］宋人苏籀也说“吴地海陵之仓，天下莫及，岁稻两熟。”［（１１）ｊ］
　　进入南宋以后，双熟制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杨万里诗“却破稻田秧晚稻”，［（１２）ｊ］虞俦诗“腰镰割晚稻，荷锄种新麦”，［（１３）ｊ］，许淳仁诗“负廓潮田插两秋”［（１４）ｊ］等，反映的是福建沿海的双熟制。高宗绍兴二十年（１１５０年）淮西知庐州吴逵说当地种植制度是“稻田又种麦”，“岁收谷麦两熟”。［（１５）ｊ］《宋史·地理志》载，川西成都平原“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矿，岁三四收。”估计是稻麦连作后还种一、二荐蔬菜。在现代农业出现之前，复种多熟制是传统农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其最大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大自然赐予的光热资源，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复种指数，宋代的农业生产率因此而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根据我的推算，宋代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在７０００斤上下，［（１）ｋ］较唐代增产５０％，较之１９８４年的最好年成每劳产粮４７７９斤，［（２）ｋ］还要高出６２％。前文述及的井盐业、陶瓷业、纺织业等所在的四川、江西、两浙等地，正是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几个地区。因此从粮食剩余率这一点看，原始工业化赖以启动的条件显然已经具备。
　　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粮食剩余率的提高，不仅保证了城镇和工商业人口的粮食供应，而且可以腾出更多的耕地来种植ｚｈù＠⑨麻、桑梓、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药材、花卉等经济作物；而江南地区特别是两浙、江东、成都府路和福建沿海地区地狭人众的情况也逼迫着当地农户寻求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当这些产品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同时产地周围存在着相应的市场时，生产者的着眼点会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向它的交换价值。这就是说生产者不再是为自家的消费而生产，而是通过把产品投入市场，转换成货币，来补偿其生产成本和活劳动的消耗了。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并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商品性农业由是而发展起来。
　　例如蚕桑业。大约在北宋中晚期，两浙地区发明了桑树嫁接技术，这是桑树栽培史上的一次革命，［（３）ｋ］极大地推动了两浙蚕桑业的发展，因此蚕桑业的商品化在这一带表现得最为突出。两宋之交，农学家陈ｆú＠⑧说，湖州安吉县农户“唯籍蚕办生事”［（４）ｋ］《嘉泰吴兴志》说，（湖州）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有蚕至数百箔，兼工机织。［（５）ｋ］庄季裕说，苏州太湖洞庭山方圆数十里，“多种柑桔、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６）ｋ］既然这些农户专以蚕桑为业，自家口粮尚需买进而食，可见已是地道的小商品生产者。而种桑业的生产率确实高于种粮业。陈ｆú＠⑧算过一帐：“彼中人唯籍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蚕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斛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７）ｋ］据此，五口之家只需养蚕五箔即可维持一年生计。按一亩桑叶可饲三箔计，只需一亩七分桑地，即可织绢１５．６匹，合米２１．８４石。按当时江南每亩产米二石（合谷四石）计，则２１．８４石米至少需田１１亩。可见植桑生产率较之种粮要高出５倍！
　　再如种茶业，北宋神宗时吕陶报告说：“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税赋一律科折，役钱一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８）ｋ］亦与粮食种植相分离了。甘蔗种植业，福建与广东、四川等地同是着名产区，宋人方大琮说：“（今）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淮浙者，不知其几千、万坛。”［（９）ｋ］显然也是商品生产。果蔬业，在人口稠密的太湖流域和福建沿海亦十分发达。太湖之中的洞庭山，“地占三乡，户率三千，环四十里，皆以树桑栀甘柚为常产。”［（１０）ｋ］简直可以视为水果生产基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商品性农业部门中，北宋时也可见到包买商人的踪影活动于其间。例如神宗熙宁七年（１０７４），以前，四川彭州茶园与茶商、茶铺间就有这样的交易习惯：“茶园人户……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乘时高下，相度货卖。……累时相承，恃以为业。其铺户以贮变易，却以白土拌和，每斤之息不及十文。”［（１１）ｋ］客，即茶商，茶园户在头一年就接受茶商预付定金（“客放定钱），茶商即取得包购包销该茶园产品的权利（“指当茶苗”）。福建水果种植业也很发达，其中尤以荔枝为盛。“（福州）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初着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悉为红盐者，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之，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而乡人得饮食者，盖鲜矣！以其断林鬻之也。”此例表明，通过签定购销合同（“立券”）、实行“计林断之”的荔枝包买商，不仅拥有国内市场（“京师”、北戎、西夏），而且开辟了国际市场，远销东亚（朝鲜、日本）、西亚（“大食”即阿拉伯半岛）各地。而且市场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了荔枝种植业的扩大，所谓贩易益广而种植益多。然而当地百姓竟大多吃不上，可见包买商插手后，荔枝交易带有明显的垄断性。
　　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虽仍处于初兴阶段，但其意义不可低估。一是商品性农业的较高效益具有示范效应，不断诱使着更多的农户从自给性粮食生产向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商品性生产转化，以至绍兴二年（１１３２）洞庭山上的数千果农因冬季“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１）ｌ］方大琮亦因“仙游县田，耗于蔗糖”而惊呼“蔗之妨田固矣”［（２）ｌ］二是ｚｈù＠⑨麻、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增加，为纺织、制糖等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而麻农、蔗农的较高收益显然也有助于扩大手工业品市场。三是各种经济作物同布帛、瓷器等手工业品一道，推动着流通中的商品构成发生实质性变化，原先主要为上层社会服务的贩运性奢侈品商业因此而朝为黎民百姓服务的规模性日用品商业转进。农业小商品生产者队伍的扩大，手工业各部门原料的增加，以及商品构成和流通性的转折，均是原始工业化进程的促成因素。
　　　　（二）煤铁革命的推动和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导致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的兴起　
　　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当然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煤铁革命的推动下启动的。然而若就手工业本身而言，则日趋扩大的区域市场、区间市场和海外市场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外部刺激因素，而各行业中普遍发生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成本，无疑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内在动力。两宋时期，手工业领域中重大的技术革命层出不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国古代史上成果最丰，成就最大的一个技术进步时期。就其总体成果和推进速度而言，不仅超过汉唐，而且为明清所不及。现略述数例，以明大势。
　　１．炼钢工艺——灌钢法的推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在近代坩锅制钢法发明之前，利用熟铁炼钢主要有“百炼钢”和“灌钢法”这两种办法。百炼钢是通过把熟铁反复加热锤击，让碳分逐步渗入，费时费工，效率极低，虽在汉代出现，但一直应用不广。北宋大科学家在磁州锻坊见此工艺，十分惊讶。竟认为这才是“真钢”，［（３）ｌ］，正说明这种工艺至宋已被基本淘汰。南朝炼丹家陶宏景把“杂炼生ｒóｕ＠⑩作刀镰者”称为钢铁，［（４）ｌ］，此即灌钢法，但要到唐宋之际才推广开来，沈括说“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封泥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５）ｌ］灌钢之名，即因生产过程中生铁汁灌入熟铁块而得，在熔液炼钢法发明之前，这种半流体炼钢法最为快捷简便，较之百炼钢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晚唐以降熟铁钢刃农具、工具迅速普及的主要动力。
　　２．冶铜工艺——胆铜法的发明和推广
　　胆铜法又称胆水浸铜术，胆水即天然硫酸铜，把铁片浸在胆水中，利用元素活性的不同置换出铜来，这种水法冶金技术汉代已知，但大规模用于生产领域，从而真正形成为生产力，是在宋代实现的。史称北宋初年信州（今江西上饶市）“又有胆水，出观音石，可浸铁为铜。”［（６）ｌ］北宋中叶以后，试验性生产的纪录渐渐多了起来。不久，胆水浸铜法在冶铜业中迅速推广。绍圣年间（１０９４－１０９７），信州铅山场最早采用胆铜法进行工业生产，所谓“铅山兴利首鸠ｃｈáｎ＠①①功”。［（７）ｌ］宋人游经说，他在任提举江淮等地铜事官时（１１世纪９０年代）发现有１１个地方产胆水，其中韶州岭水场、信州铅山场和饶州这三处已经用胆铜法来生产铜。［（８）ｌ］其工艺流程据《宋史·食货志·坑冶》和《文献通考·征榷五》的记载：“以生铁锻成薄片，排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时，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括入炉，三炼成铜。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法冶金技术，由于原料简便易取，无须开挖矿井，成本低廉，兴办容易，为利厚博，所以在北宋晚期得到迅速推广，铜的产量也急剧上升。
　　３．金属加工工艺——“旋作”的出现与简易车床的使用
　　有色金属产量的提高为金银和铜器制造业的繁盛提供了物资基础。在宋廷文思院中，除专门制造金属器皿的镀金作、银泥作等外，还专设“旋作”。［（１）ｍ］朱瑞熙先生指出：“旋作”中装备的简易车床，专事金属切削和加工。［（２）ｍ］本世纪７０年代初，河北定县博物馆在该县两座宋代塔基中发现一批金属器皿，其中一些铜盆和银盆的表面十分光洁，从加工纹迹上看同心度很强，纹理细密，子母扣接触非常严密，据此他们认为，北宋初年机床使用已经比较普遍［（３）ｍ］机床的使用是机械加工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进步。
　　４．掘井工艺－－卓筒井和小口深井技术的推广
　　盐井的开掘，早在秦汉即已开始，但直至北宋初年，一直处在探索阶段。其特征是钎锹挖掘，用木桶或皮囊取卤，属大口井范畴，固井困难，深度更受限制。北宋庆历、皇ｙòｕ＠①②年间，即１１世纪中叶，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这在掘井工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苏轼记述说：“自庆历、皇ｙòｕ＠①②以来，蜀始创筒井。用环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碱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桶，无底而窃，其中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４）ｍ］３０年后，知陵州文同奏称，“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碱泉，鬻炼盐色。后来其民，尽能此法，为者甚众。”［（５）ｍ］
　　较之以往的大口浅井，卓筒井在技术上有四大进步。一是钻井工艺上，用碗口大的“环刃”作冲击式掘进，成倍提高工效，开近代各类凿口钻井之先河；二是取屑工艺上，使用活门式扇泥洞，解决了小口深井取屑出土的技术难题；三是固井工艺上，用巨竹去节，“牝牡相接”，作井膛导管，既防岩土塌陷，又能阻隔淡水渗透；四是汲卤工艺上，用“无底而窃”的唧筒取代皮囊，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活塞启闭技术。正因具有上述优势，所以无论是生产效率、安全系数还是成本投资都优于大口浅井。卓筒井所产食盐亦因之质优价廉，远胜价高质劣的官井之盐，所以一经出现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迅速传播开来。到南宋初年，川蜀地区已有４９００余井，年产井盐６０００万斤，［（６）ｍ］井数较北宋中叶的６４０井增长７倍，产量增加２．７倍，政府盐税亦从８０万缗增加到４００万缗，高出４倍。
　　５．纺织工艺－－进入第二技术高峰期
　　纺织技术继秦汉之后，到唐宋之际进入第二高峰期，其标志有三。一是纺织机具有重大改进。手摇缫车至唐代仍是主要的缫丝工具，更为先进的脚踏纺车最早可能出现在唐代，但要到宋代才得到普遍运用。其重大改进是用脚踏转动绳轮，不仅把右手解放出来与左手一道纺纱合线，而且牵引力大为提高，可以同时带动三人以上的莩ｄàｏ＠①③，提高了生产效率。［（７）ｍ］还有一种水转大纺车，是世界上最早的以水为动力的纺织机械，［（８）ｍ］工作时“弦随轮传，众机皆动，上下相应，缓急相宜，遂使绩条成紧，缠于轮上。”［（９）ｍ］应是一种水力驱动的麻纺合线机。范文澜先生认为，这有可能是宋代发明的，［（１０）ｍ］此说甚是。二是丝织技艺有重大进展，宋代普遍采用的轴架整经法，较之唐代耙式整经法效率更高，并导致织物结构从平纹向斜纹、从经显花向纬显花的过渡。［（１１）ｍ］三是染印法又有创新，受雕板印刷业的影响，腊染法得到推广，大量用于丝帛染印，均是至今被人称羡的重大革新。
　　６．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车船、水密舱的发明和航海罗盘的使用
　　所谓车船，是在船舷两侧对称地装上数对车轮，轮上装有激水叶片，人在船内用脚踏动轮轴，带动舷外叶轮旋转，将原先桨楫的前后间歇运动改进为叶轮的回转连续推进，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推进效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明轮船，晚唐虽出现，但到南宋初年才见推广，并首先用于战舰制造。高宗绍兴二年（１１３２）知无为军王彦造飞虎战舰，“旁设四轮，每轮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１）ｎ］稍后南宋将领李纲等亦造车船，最大的一种上下三层，高７．５丈，船长３６丈，两舷装有３０－４０轮，速度快，攻击力强。［（２）ｎ］１２世纪３０年代活跃于洞庭湖一带的钟相、杨么起义军曾用车船大败官军，［（３）ｎ］可见车船之制已较普及。
　　水密舱技术是宋代“海舶”制造业处在领先地位的重要标志。用于这样贸易的海舶，“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４）ｎ］据此测算，其载重量当在五六百吨以上。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带动了东南沿海造船业的繁荣，所谓“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５）ｎ］这是因为当时最大的外贸港口刺桐港是在泉州的缘故。１９７４年８月，福建泉州湾出土一艘宋代沉船。据《发掘报告》，［（６）ｎ］该船底部呈尖型，此即文献所谓“上平如衡，下侧如刃”，［（７）ｎ］吃水深，稳度高，便于在大洋中破浪航行。船体和底部采用多重外壳板构成，此即“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８）ｎ］坚固异常，经得起风浪冲击。船舱用１２道隔板分成１３个舱室，每一舱室都是密封的，一舱受损漏水，它舱并不进水，抗沉性能好，大大提高了远洋航行的保险系数。这种技术较之西方要早好几百年，难怪至南宋泉州港取代广州港一跃而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繁荣的港口城市了。
　　导向仪器航海罗盘的发明，更是世界航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技术突破。沈括《梦溪笔谈》载有“水浮法”、“碗唇旋定法”、“指甲旋定法”和“丝悬法”等四种磁针装置方法，其中水浮法是用磁化钢针横贯灯芯，让其浮于水面，装在刻有２４个方向的罗盘上，这种“浮针”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罗盘。北宋朱ｙù＠①④《萍州可谈》卷二说：“舟师识地理，……阴晦则观指南针……便知所至。”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说：“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进。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这是世界上航海用“浮针”指南的最早记载。“浮针”的出现，奠定了现代磁变仪、磁力仪和航空、航海罗盘的结构原理，其于海外贸易、地理大发现之巨大使用，已为众所周知。
　　７．印刷工艺——雕版、铜版和活字版的相继发明
　　雕版印刷发明于晚唐，但直至北宋初年并未得到普及，所以“唐末年犹未有摹印，多是传写。”［（９）ｎ］文豪苏轼称其早年求学之时，“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于自书。”［（１０）ｎ］然至北宋中叶，雕版印刷术即风靡全国，“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１１）ｎ］这无疑是两宋时期知识传播和技术推广速度明显加快的重要原因。
　　至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杭州工匠毕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更是众所周知的技术跃进。近有台湾学者黄宽重根据南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１９８《程元成给事》一文中“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恩台览。”以确凿史据说明活字印刷术在南宋淳熙、绍熙年间（１１７４－１１９４）确实得到了实际运用。［（１２）ｎ］
　　仅从以上七个方面来看，两宋工艺革命成果之丰，进展之快，涉及面广，及其对社会经济（如手工业发展、海外贸易兴盛等）、文化（如书籍流转、文化普及、知识传播等）的影响之大，至少在近代以前，既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确是空前绝后的。如此巨大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显然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最为直接的内在动力。笔者曾有专文论及宋代工艺革命硕果累累的诸般原因，［（１３）ｎ］此处不再赘述。
　　
　　
　　
社会学研究3京091－108K23中国古代史（二）（宋辽金元明清）葛金芳/顾蓉19951995 作者：社会学研究3京091－108K23中国古代史（二）（宋辽金元明清）葛金芳/顾蓉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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