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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10月以来，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等影响，我国出现了市场低迷的现象，许多企业因此陷入了亏损的艰难境地，甚至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对此，一些观点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除外部因素外，主要是企业间不正当竞争的结果。对这种观点笔者不尽苟同，并尝试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不正当竞争的含义和判别标准
　　西方经济学最早是从企业定价行为的角度考察不正当竞争问题的。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只有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当价格与成本完全一致时，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而主张任何单一企业都只能作为市场的“价格接受者”，不应对价格形成产生影响。据此所确定的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企业利用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垄断企业为了维持垄断高价，必然设置市场的进入障碍，阻挠其他企业进入同类产品市场。这种行为妨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同时也不利于技术进步，属于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另一类是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称为倾销。倾销可分为三种。偶然性倾销通常不被视为不正当价格竞争。掠夺性倾销是各国反不正当价格竞争的主要对象。持续性倾销，指某一企业通过竞争独占了本国市场以后，以低于本国市场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出售产品，这种倾销往往为出口国政府所鼓励，却为进口国政府所不容，形成国际贸易纠纷。
　　8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大体都是依照上述理论进行反不正当竞争实践的。例如，根据美国谢尔曼法第一条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五条，价格协定、销售协定和维持零售价格行为均违法。
　　但是上述方法本身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这是因为：第一，在现实经济中完全竞争只是偶然的现象，垄断竞争才是主要的竞争形式；第二，创新日益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企业由于创新而暂时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已成为市场上的一般情形。鉴于这一原因，目前西方国家大多抛弃了以市场份额作为反不正当价格竞争主要依据的方法，而是直指维护市场正当竞争秩序这一宗旨，把是否存在滥用垄断优势，是否损害行业的健康发展作为判定不正当价格竞争的标准。这样，就把判别标准从静态的市场份额对比变成了动态的市场竞争形势分析。
　　新旧两种判定方法的区别在于：第一，传统方法以完全竞争最优作为判别标准，否定任何形式的垄断优势，新方法则充分肯定垄断竞争作为市场的主要组织形式这一基本事实，并不简单否定所有的垄断优势；第二，传统方法重在甄别是否存在垄断优势，新方法重在甄别是否存在滥用垄断优势；第三，传统方法看重市场份额，新方法看重市场进入压力，只要行业内企业能够对具有垄断优势的企业形成足够竞争威胁，或业外企业能较自由地进入该行业，或虽有进入障碍但仍存在其他企业可能进入的潜在威胁，已足以促使行业内企业不断创新，就认为不存在不正当竞争；第四，传统方法以所有业内企业为监控对象，新方法只以少数影响行业发展的企业作为监控对象。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判定不正当竞争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存在滥用垄断优势，是否损害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目前我国市场形势的主要特征和性质
　　目前我国市场形势具有如下主要特征：（1）总需求急剧下降。 具体来说，有四个因素导致总需求下降。一是亚洲金融风暴和我国稳定人民币政策导致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急剧下降。二是由于对住房、医疗、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等方面改革的强烈预期，居民的风险和储蓄意识大幅度提高，导致消费支出减少。三是经济形势趋于不景气，居民收入预期下降，导致消费支出减少。四是消费者持币待购心理强烈。（2）总供给存在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从供给方面看， 有两个因素明显左右着市场态势。一是市场创新体系尚未形成，企业创新能力差，无力开发出适销对路产品充分吸纳居民购买力。二是由于就业和职工生活方面的压力，很多企业无法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在商品严重供过于求、企业严重亏损的情况下仍然大量生产，导致人为的供给结构失衡和局部市场过剩。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商品库存有逐年大幅增长的趋势。（3）整个经济范围内市场价格走低。（4）企业竞相降低价格，嬴利水平大幅度下滑，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的现象。
　　依据前文对不正当竞争的界定和对我国目前市场形势特征的描述，不难发现我国目前的市场形势很难简单地用不正当价格竞争来解释。第一，我国企业的市场集中度还不高，少数企业在某一行业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尚不是普遍现象；第二，目前我国企业不论大小纷纷降价，其目的不在于扩大市场份额，谋取日后的垄断利润，而更多是为了在严重供过于求的市场上首先出售自己的产品；第三，降价行为不是由少数企业发动，而是表现为全行业、全市场的行为，某些小企业甚至在其中一马当先。因此不能断定我国市场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市场形势应定性为供求严重不平衡条件下由过度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所导致的过度竞争。
　　所谓过度竞争是指在宏观经济上通过企业竞争所得到的利益小于失去的国民经济利益，通过竞争不是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导致资源的浪费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过度竞争，首先因为存在过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当市场供求基本平衡或供不应求时，过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处于隐性状态，市场上不会出现过度竞争行为；一旦市场严重供过于求，过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则会转化为显性状态，过度竞争行为就会在市场上出现。
　　判别是否存在过度竞争的市场结构有三个标准：即市场集中度高低、产品差异化程度强弱、市场进入壁垒松紧。一定程度的产业集中度是企业取得合成效应的前提条件，产业集中度高还有利于企业自主协调行业发展，规范行业秩序。产品差异化是与消费需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相吻合的，既是微观上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宏观上变市场供给为有效供给、实现市场供求态势的动态平衡的重要手段。此外，产品差异化也是提高企业市场垄断力、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手段。较低的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是确保产业正常竞争秩序和企业竞争活力的重要保证。
　　判断是否存在过度竞争的标准有两个：（1）从企业定价行为看，是否市场通行价格已使大多数企业处于利润率极低，甚至亏本经营的状态；（2）从时间上看，低价竞争只是一时的行为， 还是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存在。
　　对我国市场结构进行粗略考察，就会发现，过度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三个特征：即市场集中度低、产品差异化程度弱、市场进入壁垒松，在我国都明显存在。第一，我国产业集中度严重偏低。据统计，1985年中国属于寡头垄断的产业（即C8（注：指某一产业最大的八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之和。）〉40％）所占比重为22.61％，而日本1963 年的同一数据为50.4％；大规模寡头垄断产业所占比重中国为13.1％，日本为23.7％；中度集中寡头垄断产业所占比重中国为15.5％，日本为26.7％；极高位寡头垄断产业所占比重中国为7.1％，日本为23.7％； 竞争型产业所占比重中国为74.4％，日本为49.6％（注：见卢东斌《中国产业组织分析》，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由此可见，我国产业集中度远远低于日本。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产业的集中度呈下降趋势（注：谢地，乔梁《为垄断正名与反垄断》，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九期。），与世界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第二，我国产品差异化程度严重偏低。产品差异度主要采用广告费用和广告密度指标来衡量的。中国广告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81年为0.024％，1986年上升为0.087％，1992年进一步上升为0.283 ％（注：《国际广告》1993年第一期。）。而美国1967年该比重为2.1％，日本1984年该比重为1.0％。由此不难看出，我国市场的产品差异化程度是很低的。第三，我国异地市场进入障碍偏高，而同地市场进入障碍偏低。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产业的组织化水平都很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不断发展，大部分产业的进入障碍都很低，乡镇企业的崛起即是明证。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诸侯经济愈演愈烈，我国完全的国内统一市场始终无法形成。异地企业的市场进入障碍非常大，即使能够在异地经营，也往往得不到与当地企业平等的条件。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在一省、一市范围内组织生产和经营活动，无法通过异地兼并或开办分支机构实现较高程度的市场集中度。另一方面，由于体制上和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大多数国有和集体企业即使亏损也无法停止生产经营活动退出市场，导致企业市场退出壁垒过高。
　　上述种种结构性原因决定了中国经济具有高度的过度竞争性市场结构。在企业具有较强逐利意识的情况下（这是改革深化的结果），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大的变化（如我国目前的情况），这种过度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弊端就会显露无余，全行业甚至全市场性的超常价格竞争就会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市场形势应定性为供求严重不平衡条件下由过度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所导致的过度竞争，其最终根源在于过度竞争性的市场结构。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为企业活力不足、市场竞争不活跃的问题所困扰，对于我国市场产业组织化程度过低这一问题研究和重视不够，丧失了一个及时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时机，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三、相应的对策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优化市场结构入手。具体如下。
　　第一，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阻碍产业正常发展这一问题。在改革初期，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对于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性，加快国家经济建设速度确实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其弊端也显示得愈益显现，对国内统一市场的正常发育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处理这一问题过程中，最敏感的是税收利益的分配，例如异地连锁企业是否只在总部所在地纳税。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税收制度的安排，既达到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的目的，又充分尊重地方的经济利益。
　　第二，要从政策上支持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发展企业集团，鼓励兼并。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上述措施并不必然提高产业集中度，因为发展企业集团和兼并可以跨行业进行。事实上，这种情况目前在我国十分突出，不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目前低迷的市场形势既给企业带来一定困难，使劣势企业退出市场，也为优势企业兼并、重组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应抓住这一时机，加速产业组织结构调整。
　　第三，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按市场经济要求经营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国有企业摆脱体制包袱和历史包袱。要摆脱体制包袱，就必须使国有企业甩掉其承担的社会和政治责任；要摆脱历史包袱，就必须由国家承担起其应负的责任。从历史上看，在计划经济时期，甚至在改革以后，企业盈利和职工养老金中全部或大部分多以各种形式由国家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了，退休职工工资不应再由企业来负担。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处理不良金融债务的做法，由国家通过财政拨款或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甚至转让部分国有资产的方式来解决退休职工工资问题。
　　第四，要鼓励企业管理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差异化程度，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更好地满足消费需求，降低无效供给和产品积压。
　　目前一些观点主张用企业自律、行业自律、法律约束等措施解决目前的问题，这样做虽具有一定效果，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宜提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采用制定新的法律条文的方式去直接制止目前全市场范围的企业价格竞争，实际上是干预企业正常的价格行为，既违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与我国目前有关的法规相抵触，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商业经济研究京14～16F51商业经济、物资经济王文潭19991999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邮编：100872 作者：商业经济研究京14～16F51商业经济、物资经济王文潭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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