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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步，但随着改革深入，阻碍和制约深化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面对困境，学术界提出了众多理论与建议。笔者认为，虚拟经济作为一种新生经济力量，必然以其独特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中国面临的金融深化困境可以通过促进以金融创新为标志的虚拟经济适度发展得以解决。
　　一、以金融创新为典型特征的虚拟经济是信用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
　　1、虚拟经济的内涵
　　虚拟经济起源于虚拟资本，它是信用制度高度发展与货币资本化的产物。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和金融日益深化，以资本证券化和以金融衍生工具为标志的金融创新不断进步，衍生金融市场交易额和金融活动本身产值的迅速膨胀，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虚拟经济。
　　目前学术界对虚拟经济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将虚拟经济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是泛指与传统物质生产相对应的一切虚拟活动，包括虚拟资本交易（金融交易）、以信息技术为工具进行的经济活动和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狭义是专指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二是将其定义为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或虚拟资本以脱离实物经济的价值形态独立运动的经济。三是将相对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称为虚拟经济。另外，有的学者还将其定义为权益经济，即以有价证券方式持有并交易权益所形成的经济活动。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虚拟经济的内涵具备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首先，虚拟经济是一种与实体经济相对应，与传统物质生产及其有关一切劳务活动相区别的经济形态，其主体是虚拟资本以增殖为目的进行独立化运动的权益交易。它的虚拟性在形式上一方面表现为货币由贵金属转变为信用货币，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创造和经营货币过程的虚拟性，其本质在于资本证券化后的有价性和有息性，即价值的虚拟性。尽管一切有价证券都可以通过资本化过程表现为价格，并且可以通过不断运动的货币价值表现为一连串的价格运动，但这种价格始终是一种遵照现行利率计算所得收益的货币幻想，人们的交易对象实际是虚拟化了的产权、信用和风险，交易的目的在于谋取差价。因此，虚拟经济其实是一种异化过程，是人们对更多实体财富的追求异化成了对虚拟利润的追求。
　　其次，信息经济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虚拟经济运行提供了载体与媒介，使其变化更为快捷与便利。但信息经济并不等同于虚拟经济，电子化、网络化只是将物流、商流和信息流分离，而并未从根本上将利润与实体经济分离，只是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运行效率。
　　第三，虚拟经济具有“投入溢出”效应和“报酬递增”特点。传统经济学所认定的投入增加和科技进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在虚拟经济条件下依然具有合理性，但由于虚拟经济在资源动员、支付结算、风险配置及信息揭示等方面更具有克服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一般功能，因此，生产能力的提高就不再需要以增加成本为代价，也就使固定投入具备了“投入溢出”效应和“报酬递增”特点。
　　附图
　　第四，现代金融创新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虚拟经济以金融系统为基础，其主体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其交易媒介主要是金融衍生工具，其交易行为构建了金融衍生品市场。全球范围内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活动，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创新所在国的金融深化和金融制度变革，而且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续活力。
　　2、金融创新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金融创新是指金融领域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创造或引发新事物。它是一个动态的广义概念，它不仅伴随着金融发展的全过程而且是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金融创新的表现多种多样，既包括货币和信用形式的创新，又包括金融机构组织和经营管理上的创新，还包括金融工具、交易方式、操作技术等技术上的创新等。概括起来主要是业务创新、市场创新和制度创新三方面。
　　金融创新始终是虚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没有创新推动，只能出现同一级别、同一层次上的数量扩张，而不可能有更高层次和升级性的发展。虚拟经济的发展从初始走向繁荣并非是一种直线匀速运动，而映射出一条由低向高的螺旋形上升轨迹。历史表明：虚拟经济的产生是由创新发动的，发展进程中的每一次升级性的突破也是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实现的，创新贯穿了虚拟经济发展的全部历程。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当旧的运行方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新要求时，便会产生矛盾和冲突，而当单纯凭借原有层次上的数量扩张不能解决这一矛盾时，就只有通过创新使之发生质的变化，满足经济发展新需求，从而将经济推上一个新层次。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进入了一个全盛发展时期。广泛采用新技术、不断形成新市场、层出不穷新工具，有利的冲击着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创新不仅革新了传统的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方式，打破了金融活动的国界局限，而且改变了金融总量与结构，重塑了金融运作机制，提高了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导致金融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虚拟经济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将虚拟经济的内涵作如下表述：虚拟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通过金融创新使资本脱离于实体经济而独立运动的经济形态。
　　二、虚拟经济发展与中国金融深化的关联效应
　　附图
　　表4-2 国内信贷对GDP比率的国际比较
　　附图
　　1、虚拟经济适度发展促进中国金融深化的理论分析
　　1973年麦金农和肖建立了金融深化模型，分析了金融压制的危害，认为金融自由化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他们反对利率控制，认为利率控制对经济有扭曲作用，并指出对储蓄者的实际利率水平是取得高投资水平的关键，投资的质和量的改善将对经济增长有积极效果。麦金农和肖的建议是提高利率，降低通货膨胀率，取消利率和信贷管制。既深化论产生后，这一理论的继承者和各国经济学者不断补充完善它，产生了深化理论的第二代、第三代模型，并进而指出促进金融深化的措施不仅限于取消利率和信贷的管制，更重要的是从宏观和微观多角度完善整个金融体系，最终实现金融体系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金融深化论的产生和不断完善是金融创新和虚拟经济产生发展的理论支撑之一。
　　深化理论明确提出了金融创新的必要性，而以金融创新为特征的当代虚拟经济发展由于打破了金融压制造成的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局面并扩大了金融中介作用，最终促进了金融深化目标的达成。这一相辅相成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微观角度，虚拟经济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提供大量个性化金融工具、金融服务等手段，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同时增加金融商品和服务的效用，增强了金融企业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又借助电子信息技术提高了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从而提高了资金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率，相对减少了实际货币需求，节约了大量流通费用。运作效率的提高使金融企业的信用创造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引起了资金流量和资产存量急速增长，由此提高了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规模报酬，降低了平均成本，使金融机构的盈利增加，效率提高。
　　其次从宏观角度，虚拟经济提高了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一方面创新加强了全球市场一体化，提高了各国金融市场间信息传递和价格反应的能力，满足了国际化虚拟经济交易客观上要求提高市场价格对信息反应的灵敏度的需求，另一方面创新创造了大量金融新产品，使各类投资者不仅能进行多元化资产组合，还能及时调整其组合，在保持效率的同时分散或转移风险，增强了剔除个别风险的能力。特别是持续性创新使金融市场始终保持着对投资者的足够吸引力，活跃了交易市场。
　　第三，虚拟经济增强了金融产业的持续发展能力。金融产业发展能力主要体现为金融机构在经营活动中开拓新业务、新市场的能力、资本增长的能力、经营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的提高能力等。在当代虚拟经济浪潮中，这些能力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当代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方面的创新为金融机构开拓新业务、提供新服务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和组织保障，而金融业务和管理方面的创新则把金融机构的业务开拓能力发挥到最大。虚拟经济的出现导致了对资本一资产比率的国际一体化监管，在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推动下，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筹资能力大大增强，使资本增长能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加之各种新型的管理理论、管理技术和管理模式不断涌现，信息工程、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经营管理之中，促使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从传统的经验型向现代的科学型转化，从整体上提高了经营管理的水平，这就从根本上增强了金融产业的持续发展能力。
　　最后，虚拟经济使金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大大增强。金融对整体经济的作用通过对经济活动和经济总量的影响及其程度体现出来，深化程度越高，其作用力越大。当代虚拟经济通过提高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再配置效率使发达国家从经济货币化推进到金融化的高级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大幅提高，社会投融资的满足度和便利度上升，金融业产值迅速增长，加大了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从总体上提高了金融作用力，把金融业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总之，虚拟经济通过金融创新这一主要表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影响。金融创新不仅提高了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促进了一国金融体制的深化，而且大大加强了金融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保证了金融业和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虚拟化的加深，社会收入不断增加，社会储蓄也会增长，投资随之增长，投资效率会提高，经济会发展。经济发展又反过来刺激金融业再发展，会再一步推动经济增长，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实现了良性循环。
　　但在鼓励虚拟经济发展促进金融深化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应限定在与实体经济规模相适应的范围内，否则非但无助于经济稳定发展，还会引发金融甚至经济危机。即需要实行适当的“经济虚拟化约束”。这种约束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直接制定一系列金融政策，间接制约虚拟交易的过度膨胀，并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这里所说的租金是指超过竞争性市场所产生的收益。这样做是由于在现实中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难以普遍成立，况且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代理行为、道德风险等，即使在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下，资金资源也难以被有效配置，所以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对金融交易进行适当约束并通过“租金效应”与“激励作用”，可以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鼓励有效创新，维护金融稳定，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效应。可见，在政策上虚拟经济发展约束更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作用，有选择的政府干预有助于金融深化。
　　2、对中国金融深化现状的数量分析
　　(1)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金融资产总量是一个量性发展指标。它反应一国金融部门的总体规模和金融发展绝对水平。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个突出方面就是金融资产总量的迅速增长，其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见表1），体现了经济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的程度的变化。
　　(2)金融相关比率
　　作为不同增长速度的发展结果，以金融资产总量／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金融相关比率反映出一国金融深化的程度
　　(3)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
　　这一比率是一个质性发展指标，反映了融资方式的转变过程。我国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同贷款总额相比，我国证券余额所占比例年平均仅为11.39%；同存款总额相比，证券余额所占比例年平均仅为11.3%；同金融资产总量相比，证券余额占比例年平均仅为4.97%。可见中国的直接融资比重十分低下，间接融资比重太高，它反映出社会融资对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信用渠道单一，资本市场欠发达以及证券化程度低下。
　　(4)中国金融深化指数——M[,2]/GDP
　　近年来，我国银行信贷活动和货币需求水平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表现为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平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其后果就是金融深化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见表4-1）
　　如果我们从银行资产运用角度来看，结果会有所不同。表4-2给出5国银行国内信贷对GDP比率的对比数据。
　　从上述指标来看，中国这一比率比韩国、美国要高，与日本、英国情形相似。从国际经验看，尽管中国国内信贷对GDP的比率不特别高，但反映到M[,2]/GDP上，则显得较高，这说明中国的银行资产结构、负债结构单一，在金融创新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
　　3、对我国金融深化程度的理性评判
　　中国金融深化指数从表面上看同发达国家差别不大，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假象，通过以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金融深化在质上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首先，我国的金融运作效率较低。从概念看，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是外部融资和间接融资在储蓄一投资转化过程中比重逐渐扩大的过程，表现在金融结构上是非金融企业和居民持有的货币化资产增多的过程；表现在经济运行上则是更多的经济资源通过社会资金的流动来进行配置的过程。而我国由于金融市场欠发达，货币化其实仅是被动地适应着经济市场化，较高的货币化比率揭示了一种金融资源流动过程中的粗放经营。从微观上看，过多的货币实际上源于银行业务种类单一造成的中国各企业部门效率低下的信贷资金；从中观上看，高货币化实际上表示了我国整个金融体系的低效率；而从宏观上看则意味着储蓄一投资转化过程的渠道不畅，乘数没有达到应有的放大效果。实际上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一直超过了GDP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中国的GDP增长有相当部分是由货币供应增长量增长推动的。
　　其次，我国金融工具单一，金融市场欠发达。中国的银行金融工具单一，银行提供等量信用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平均创造的货币供应量就相对较多。另外，纳入银行概览以外的金融机构的业务量较小，金融机构的信用集中于银行，也使M[,2]/GDP的比率较高。公众的筹资渠道单一，公司债券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造成居民金融投资集中于银行，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这样在全社会单边债务对GDP比率不变的条件下，中国的M[,2]/GDP就比债券市场发达的国家的水平要高。要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在于鼓励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创新，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发展多样化的投资工具。
　　第三，我国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过高。从M[,2]/GDP的水平与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关系来看，不良资产比率高是M[,2]/GDP水平高的原因。一方面，不良资产比率较高，贷款回收较困难，贷款周转慢。为了维持正常运转，银行必须不断地提供新信贷。另一方面，不良资产不能得到及时冲销，表现为银行国内信贷对GDP的比率高于银行有效国内信贷对GDP的比率。存款人不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自然不能冲销存款人的存款，这就造成了M[,2]/GDP居高不下。此外，不良资产比率过高还会引起公众悲观预期，提高公众的货币需求。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金融深化指数的高水平并不代表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高效率，相反却是计划体制惯性的后遗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以金融创新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加速我国金融领域虚拟化发展已经成为促进我国金融继续深化的必要措施。
　　三、促进虚拟经济发展是加速中国金融深化的战略举措
　　1、虚拟经济发展必须遵循高效与适度原则
　　虚拟经济发展首先要对金融资源合理运用。合理运用既包括对国内金融资源的运用，也包括对国外金融资源的运用。一般而言，国内金融资源是较为稳定而安全的，而且国内资源运用效果对外部资源的运用具有极大的传导性。因此我国应首先对国内资源进行充分运用，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运用外部资源。在中国金融深化进程中，首先应注重培育内生的金融环境和金融机制。
　　其次，虚拟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于充分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强化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政府人为构造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会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这种发展是外生而表层的，因而获得的增长通常是短期的“量”的增长，缺乏深厚的持续增长的基础，使金融发展的效率降低。因此，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建立富有效率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同时由于金融业高负债性、高风险性以及高脆弱性的特点决定了政府需要对其加强监管。从中国监管实践来看，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监管技术和监管效能的提高。如果金融监管技术的发展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监管的效能就不能发挥，反而会诱导金融机构规避监管。这样既会使金融体系的风险增大，也会加大金融监管的成本。
　　第三，在积极发展虚拟经济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金融风险意识，积极预防虚拟经济膨胀演变为泡沫经济。泡沫经济总有一天要破裂，并造成实体经济的波动和虚拟经济大起大落。一旦虚拟经济危机与实体经济危机相复合，经济就会迅速走向萧条。因此，要高度警惕泡沫经济的发生。泡沫经济的产生表面源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金融冲击是其导火线，但实体经济的内在失衡才是导致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即投机仅是泡沫破裂乃至危机爆发的催化剂，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不对称发展才是内在根本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牢实体经济的基础，把握好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加强对虚拟经济运行的监督与管理，控制其与实体经济的偏离度，使虚拟经济形成的资产、交易量与实体经济的对应从发散变为收敛，促进与实体经济运行的良性互动。
　　2、加速金融创新是虚拟经济推动金融深化发展的核心
　　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成长从量性区间向质性区间转换必须依赖创新因素的推动，同时，长期维持质性成长的最佳状态也需要创新作用的持续发挥。概括地说，经济成长就是一种持续的创新过程。
　　以下是一个包含创新过程的金融深化模型（陈子季，《金融创新的宏观效应分析》，《金融与保险》2000.11），如图1所示。在图1(A)中，纵轴表示金融深化水平，横轴表示时间次序。现假定用平行线S表示一种标准深化状态，M[,0]是处于标准深化状态下的标准深化水平。一般来说，现实深化水平总是处在标准深化水平的下方，如处于M[,1]点。任何一种现实的金融深化政策总是把现实深化水平向标准深化水平的靠近作为追求目标。但是，由于创新因素的介入程度不同，现实深化水平向标准深化水平的靠近存在不同的时滞。从图1(A)中可以看出，注重创新作用的金融深化改策，将缩短时滞，现实深化水平在很短时同内接近标准水平，即与T[,1]时序对应，现实深化状态表示M[,1]S[,1]线。同理，与T[,2]T[,3]时序分别对应的M[,1]S[,2]、M[,1]S[,3]两条深化线则反映创新程度下降的深化迟滞状态。如果一国执行的是一种单纯追求金融量扩张的金融深化政策，那么，现实深化线则表示为一条几乎与S线平等的直线，如图1(A)中的线S'，从而导致金融深化的低水平徘徊。
　　附图
　　图1 含有创新过程的金融深化模型
　　考虑到创新因素对增长与发展的不同效应，可以在一个与图1(A)完全对应的时间次序中对深化过程作进一步讨论。首先假定：第一，在理论上存在一条增长与发展的对称线，用o表示；第二，在创新过程开始之前，相对于发展因素，增长因素一般占有较大份额。在纵轴M上，增长的起点G处在对称点M(,o)'的上方，而发展的起始点D处于对称点的下方。还需说明，在上述的增长份额与发展份额之间并不存在数量上的对应关系，它们仅表示金融资源的不同使用方式。
　　我们考察创新过程的增长效应与发展效应。在图1(B)中，当创新时序为T[,1]时，增长份额下降曲线GO[,1]和发展份额的上升曲线DO[,1]都较陡峭，二者迅速聚合于对称点O[,1]，这是一种以金融创新为基调的金融变革绩效。随着创新时序拉长，增长份额的下降曲线和发展份额的上升曲线都将变缓，二者的聚合点将在对称线上向右推移，如O[,2]和O[,3]点。如果创新程度进一步下降，两条曲线的走势将进一步变缓，甚至呈现相恃状态，如图中的O'与O''线，与此相伴随的将是金融资源的严重浪费，由此导致金融资源的高度短缺，经济产出只有依靠金融资源的单方面扩张来支撑。
　　从数理角度看，创新程度(I)与金融深化水平(M)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M=M(I)
　　在上式中，dM/dI＞0，表明金融深化水平是创新程度增函数，创新程度越大，金融深化水平越高。而创新程度对金融深化水平的促进效应，又是通过它对增长份额与发展份额的不同作用来实现的。事实上，就增长份额和发展份额而言，它们与创新程度存在不同方向的函数关系。若用D表示发展份额，用G表示增长份额，那么，可得到以下两个函数表达式：

　　D=D(I)　　　　　　G=G(I)

　　在表达式中，dG/dI＞0，表明发展份额是创新程度的增函数。相反则表明增长份额是创新程度的减函数。另外，我们已知，金融深化与增长份额、发展份额两者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
　　可表示为：M=M(D,G)
　　在式中，δM/δD＞0，即金融深化是发展份额的增函数，δM/δG＜0是增长份额的减函数。若将上述表达式一并代入最后函数，可以获得一个总括的函数表达式：

　　M=M[D(I),G(I)]

　　附图
　　上式如图2表示。
　　可见，金融创新是不断改变增长线与发展线交点的过程。当创新程度从I[,1]推移I[,2]时，两线交点从P[,1]推移到P[,2]，同时，金融深化水平从M[,1]提高到M[,2]，增长线沿着发展线向右上方移动的内涵是：随发展份额的增加，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会逐步提高，由此引起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和金融深化水平的提高。但对增长份额与创新程度之间的减函数关系是假设增长份额中不包含发展份额的激励因素，如果考虑到发展份额增大引起增长份额增加的情况，那么创新程序也对增长份额起间接的推动作用。基于以上分析，不难推论，提高一国金融深化水平的出路是增加发展份额，而增加发展份额的关键又在于推进金融创新。
　　3、培育金融衍生市场是推进我国金融深化的必然选择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步步深入，银行商业化、资金商品化、利率自由化和货币国际化正在逐步实现，与其伴生的价格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也愈加突出，各经济主体逐渐对风险及其管理愈加重视，这就必然要求金融市场提供价格发现和风险转移机制。鉴于国际经验，中国培育金融衍生市场将是必然选择。
　　发展金融衍生市场首先是中国经济国际化的客观要求。我国目前大量通过吸收产业资本和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这种融资方式要求开辟衍生市场为资本流动和避险增值提供场所和机制，并拓宽国际资本融资渠道。金融衍生市场的创立对于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和与国际市场接轨具有重要意义。其次，鉴于我国即将加入WTO，金融市场开放迫在眉睫，中国金融业面临与外国金融巨头竞争的严峻挑战，必然要尽快开发金融衍生工具，参与衍生品交易，走综合化发展，从监管到创新的阶梯式发展道路。因此衍生市场的建立是增强我国金融市场竞争力的需要。第三，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和我国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国内企业也需要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用于保值和规避风险，加之我国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都需要衍生市场的软硬件支持，而且衍生市场是吸引国际资金、防范金融市场空心化的重要保证。
　　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实际是虚拟经济深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既需要经济制度的支撑又需要金融市场的完善。从经济制度方面看，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宏观调控体系的逐步健全，都为衍生市场的建立和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可以说，我国的宏观制度基础基本具备。而从金融市场条件看，由于我国市场规模小、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进程尚未完成，因此发展衍生市场的微观条件尚不充足。这就要求我们在金融深化进程中，一方面要把发展基础性市场和金融衍生市场统筹考虑，既把衍生市场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又将其视为改革的手段；另一方面，又要把开放金融市场和发展衍生市场统筹考虑，使它既是开放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成为开放经济风险的预警器和吸收器。
　　从我国实践来看，目前促进虚拟经济发展，加速金融深化首先要完善基础金融市场。只有基础市场的金融产品品种丰富和交易规模适度了才能满足衍生市场的需要。我国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同业拆借、票据、外汇、股票债券等市场开了一个好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将其广度与深度扩展，并加强其规范性。其次，金融深化的发展要求尽快实现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只有实现了二者的市场化才能产生足够的金融衍生产品需求，衍生产品的形成才能真正体现市场规律。另外，我国金融衍生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还有赖于市场理性投资者的培育与参与。因此，尽快普及金融衍生产品知识和交易常识，促进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健全机构参与者的自我约束机制和风险机制就成为奠定衍生市场理性参与者的重要基础。
[from]F62金融与保险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课题组2001200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融创新与虚拟经济发展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本项目负责人：天津财政学院金融系教授王爱俭博士，课题组成员：孟昊、于兹志、于红鑫本文执笔人：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孟昊 作者：[from]F62金融与保险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课题组2001200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融创新与虚拟经济发展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本项目负责人：天津财政学院金融系教授王爱俭博士，课题组成员：孟昊、于兹志、于红鑫本文执笔人：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孟昊

网载 2013-09-10 21: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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