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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意见分歧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研究资源配置，还是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虽然国内外都有人试图区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但是都未见成功。我们在这里仍然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看作是同义语。事实上，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二者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具有相同的内涵和外延，可以互用。在有代表性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也常常是同义语。例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提法，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提法。还值得注意的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看作是同义语：“在即将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词都还存在。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所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看作同义语。”[①ａ]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上至少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学是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研究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的核心。
　　另一种意见认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也就包含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但是，决不能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只规定为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如果这样规定，就会把生产方式排除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就会把由生产方式产生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排除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
　　国内学术界的上述意见分歧，从更广阔的经济思想史背景上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分歧。为了弄清楚意见分歧的所在，有必要分别考察一下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和罗宾斯关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二、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国内学者的不同理解
　　我国目前有数以百计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每一本教科书开宗明义第一章都规定：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生产关系的科学，它研究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
　　这个定义的优点是突出了对生产关系的研究，缺点是没有把对生产方式的研究放在应有的地位。从研究对象中排除了生产方式，也就排除了生产关系所包容不了的重要经济问题，例如资源配置问题。这样，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狭窄化了。内容原本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现在被局限于只研究三方面的问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
　　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狭窄化，就应当从现今教科书的定义复归到马克思的定义上去。
　　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规定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他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ｂ]
　　从马克思的上述规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大家知道，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经济关系，也就是哲学教科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从内容到文字，都是准确无误、没有二义的。但是，我国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如何理解这一规定一直存在着争论，意见颇为分歧，而且始终未取得共识。《资本论》研究对象成了难解之谜。
　　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生产关系的科学，因此，马克思在这里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是，如果这样解释，前面引用的马克思的那句话就成了“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显然犯了逻辑混乱的错误。
　　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的是资本主义广义生产关系，“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指的是狭义生产关系。可是，如果这样解释，马克思的这句话就成了“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广义生产关系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狭义生产关系”。这同样犯了逻辑混乱的错误。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生产方式”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关于生产关系的科学，而且是关于生产力的科学。可是，如果这样解释，马克思的这句话就成了“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仍然犯了逻辑混乱的错误。
　　原本很清楚的问题，我国经济学界越争论反而越不清楚。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恐怕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头脑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政治经济学定义。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除极少数例外，都不是从《资本论》开始，而是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开始的。按照教科书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生产关系的科学。在研究和诠释《资本论》时，由于头脑中已经有了教科书的定义，就很容易用教科书的定义去解释马克思的定义，以便保持教科书定义和《资本论》研究对象之间的一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资本主义广义生产关系”的主要动因就在于此。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头脑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生产方式的定义。我们对生产方式这一范畴的认识，一般不是直接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自哲学教科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教科书中，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二者的统一。在研究和诠释《资本论》时，由于头脑中已经有了这种生产方式定义，就很容易据此解释《资本论》研究对象，并由此认为政治经济学还应当研究生产力。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一般只熟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而不熟悉马克思在一系列着作中阐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更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原理所作的重大修改。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正是建立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之上的。
　　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就在于理解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
　　（一）马克思在１８４６年１２月２８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他写道：“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①ｃ]请注意，这里不是生产力直接决定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生产方式，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
　　（二）马克思在１８４７年的《哲学的贫困》中再次阐述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他写道：“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②ｃ]
　　（三）马克思在４０年代形成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思想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马克思写道：“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③ｃ]这是马克思运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得到的科学结论。结论表明：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现成基础。一定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会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又会产生和自己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特殊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和它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具有特殊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
　　（四）马克思根据自己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在１８６７年出版的《资本论》中，对１８５９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作了重大修改。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①ｄ]，修改成“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②ｄ]。马克思的这一修改十分重要。修改后的原理表明：第一，不是生产力直接决定生产关系，而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决定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第二，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的，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不只是生产关系。
　　（五）马克思在１８７２年开始出版的《资本论》法文版中，又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修改成“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③ｄ]。
　　由上述可见，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贯穿于马克思从４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的着作，经历了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因此，决不能把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看作是偶然出现于马克思个别着作中的个别提法。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是一定的生产方式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现成基础。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生产力要求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
　　第二，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从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一定的生产关系是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必然关系。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生产方式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
　　第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暂时性。生产力是不断发展、不断变革的，因此，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具有特殊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具有特殊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
　　以上分析表明，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个范畴之间既不存在替代关系，也不存在包容关系。既不能将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的“生产方式”解释成生产关系或广义生产关系，也不能解释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在马克思的着作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相同的含义。在马克思亲自校订的《资本论》法文版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时就被改成“资本主义生产”。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写道：“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①ｅ]
　　理解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定义就不再是难解之谜。
　　第一，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者中，成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第一个组成部分的是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前提和基础，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剖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对抗。
　　第二，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者中，成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第二个组成部分的是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形式。马克思不是在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之后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将二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生产关系是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从生产方式中产生的。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②ｅ]。又说，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从生产方式产生的[③ｅ]。至于分配关系，马克思说，生产方式总是决定分配。
　　第三，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者中，生产力不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所决定的，但它本身不包括生产力。诚然，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时，不能脱离生产力和实际劳动过程。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把生产力或实际劳动过程作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①ｆ]又说：“正如考察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商品学的任务一样，研究实际的劳动过程是工艺学的任务。”[②ｆ]
　　总之，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是科学的定义。这一规定不仅实际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而且实际上也解决了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从马克思的规定中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导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从马克思的规定中还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导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
　　 三、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和西方学者的批评
　　在政治经济学史或经济思想史上，古典经济学家虽然都没有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在他们取得科学成就的地方，他们事实上把生产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透过物和物的关系看到人和人的关系。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一科学传统没有被他们的后继者所继承。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完全背离了古典传统，开始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在这方面，杰文斯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用西方经济学家的话说：“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③ｆ]。
　　１９３２年，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在题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的论文中，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④ｆ]直到晚年，罗宾斯还坚持自己的这一经济学定义，说：“我将继续我关于经济学问题定义的立场”，“我坚持按照由稀缺性所限定的行为描述这一主题。”[①ｇ]
　　根据罗宾斯的论述以及罗宾斯追随者的解释，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包含以下几个要点：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人的行为的目的是满足需要，而需要是无限的；资源有各种不同的用途，但资源是稀缺的或有限的；一切社会的中心问题是无限的需要和有限的资源之间的冲突，即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冲突；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研究人类如何在可供选择的用途之间进行资源配置。
　　罗宾斯的论文不仅在发表之初“产生了一场真正的轰动”[②ｇ]，而且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篇论文发表以来，西方正统的经济学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奉为圭臬，在教科书的导论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申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
　　这里，我们不妨浏览一下最近几年西方国家出版的一些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Ｅ．曼斯菲尔德在《经济学》一书中说：“按照一个标准的定义，经济学研究满足人们需要的在可供选择的用途之间配置资源的方式。”[③ｇ]
　　Ｗ．尼科尔森在《微观经济理论》一书中说：“经济学通常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在竞争性目的用途之间的配置。这个定义强调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特点：……第一，生产性资源是稀缺的。……对资源如何利用必须进行选择。进行选择的必要性导致经济学定义的第二个特点：发现如何在竞争性目的之间作出选择。”[④ｇ]
　　Ｋ．Ｅ．凯斯、Ｒ．Ｃ．费尔在《宏观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经济学研究人们和社会怎样作出抉择来利用自然界和祖先提供的稀缺资源”[⑤ｇ]。
　　Ｓ．费希尔、Ｒ．道恩布希、Ｒ．施马伦西在《经济学》一书中说：“经济学研究社会怎样以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⑥ｇ]
　　Ｍ．帕金在《微观经济学》一书中说：“经济学研究人们怎样试图用他们的有限资源来满足他们的无限需要。”[⑦ｇ]
　　Ｒ．Ｊ．拉芬、Ｐ．Ｒ．格雷戈里在《宏观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经济学研究人们如何选择用他们的有限资源（土地、劳动和资本）来生产、交换和消费商品和劳务。”[①ｈ]
　　Ｒ．Ａ．阿诺德在《经济学》一书中说：“我们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旨在满足一定目的而满足这些目的所需要的手段具有不同用途的个人和社会行为的科学。”[②ｈ]
　　Ｒ．Ｂ．埃克隆、Ｒ．Ｄ．托莱森在《宏观经济学》一书中说：“经济学研究实际上具有无限需要的个人和社会怎样作出选择来配置稀缺资源以满足他们的需要。”[③ｈ]
　　从上述引文中不难看出，这些定义尽管不完全一样，但都来源于罗宾斯，都把资源配置规定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由此可见。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不少有思想的西方经济学家先后从不同角度对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提出了质疑和批评。罗宾斯本人在晚年也承认，他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不时成为批评与讨论的对象”，甚至引起“强烈谴责”[④ｈ]。
　　Ｆ．Ｈ．奈特、Ｈ．Ｌ．Ａ．迈因特、Ｌ．Ｇ．雷诺兹、Ｐ．格罗奈维根、Ｊ．罗宾逊、Ｊ．Ｋ．加耳布雷思、Ｊ．Ｍ．布坎南等西方经济学家都是罗宾斯经济学定义的强烈的批评者。他们认为罗宾斯定义的经济学范围太窄，没有普遍意义。他们对这一定义提出了广泛的批评。
　　有的西方学者批评罗宾斯把经济问题仅仅归结为资源稀缺问题，而对资源过剩引起的经济问题却毫无所知。在罗宾斯经济学定义问世的１９３２年，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困扰西方社会的是劳动力过剩、资本过剩、土地过剩，即资源过剩，而不是资源稀缺。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提出的，可是，在３０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对微观经济学的兴趣丧失殆尽。”[⑤ｈ]Ｊ．罗宾逊不无讽刺地说：“１９３２年，罗宾斯教授……发表了他的着名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把经济学评述为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使用中间进行配置的科学。……可是本文发表的时间却是不幸的。在这本着作刊行的时候，英国有三百万工人失业，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刚好下降到原来数字的一半。当为了达到任何目的的资源完全没有先前那样稀缺时，本书出版了，这恰是一种巧合。”[①ｉ]
　　有的西方学者批评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不仅不适用于宏观经济学，而且还同宏观经济学相冲突。Ｐ．格罗奈维根说：“罗宾斯定义的主要缺陷是它与凯恩斯的着作和与失业均衡可能性的证明不相一致，因而与罗宾斯要求资源必须是稀缺的经济问题的存在相矛盾。”[②ｉ]有鉴于这一类批评，Ａ．里斯在《经济学》[③ｉ]中试图把微观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理论综合在经济学定义之中。
　　有的西方学者批评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只考虑生产，不研究分配，分配问题被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有鉴于这类批评，Ｐ．Ａ．萨缪尔森在《经济学》[④ｉ]中试图把稀缺资源配置问题和产品分配问题综合在经济学的定义之中。
　　有的西方学者批评罗宾斯的经济学只适用于实证经济学，而不适用于规范经济学。事实上，罗宾斯不仅在１９３２年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认为经济学只研究“是”和“不是”的问题，不研究“应当”和“不应当”的问题，“凡是使我们说明政策好坏的经济学都是不科学的”[⑤ｉ]，而且在１９８１年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中仍然继续坚持他在３０年代初的基本观点。罗宾斯的这一立场遭到新福利经济学家的普遍反对。
　　有的西方学者批评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把许多重要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Ｌ．Ｇ．雷诺兹说：按照罗宾斯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常常无法用数量表示的决定资源供给和技术的因素，逐渐被逐出了严格的经济学领域。在制度结构方面，可以观察到相同的趋势。”[⑥ｉ]Ｊ．Ｋ．加耳布雷思认为，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者的权力”，“权力系来自资本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而罗宾斯等人的经济学定义可能是“掩盖这种权力的幌子”。加耳布雷思主张扩大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把被掩盖了的这种权力包括在内[⑦ｉ]。Ｊ．Ｍ．布坎南认为，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不是推动着而是阻碍着科学的进步”。布坎南主张经济学要研究“人类关系制度”，他说：“我建议将此人类关系制度引进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广泛地包括集体制度和私人制度。”而罗宾斯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逃避了对“人类关系制度”的研究。布坎南认为，资源配置理论，“不应该在经济学家的思考过程中占主导地位”[①ｊ]。
　　有的西方学者批评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是把经济学研究“变成一种比较简单的求最大值的应用计算技术……如果经济学没有比这更多的事情可做，我们最好就把经济学研究完全交给应用数学家。”[②ｊ]
　　有的西方学者批评罗宾斯定义的经济学“只适用于私人所有制下的分散型市场经济”[③ｊ]，而不适用于其他各种类型的经济。
　　总之，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在西方国家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和有根据的批评。用西方学者雷诺兹的话说，罗宾斯定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甚至在罗宾斯写作的年代就已濒于死亡。”现在，罗宾斯定义已经成为“一种几乎没有人完全相信的学说”。西方经济学家正在为“酝酿一个罗宾斯后的定义”而进行探索。雷诺兹还说：在很多方面，“经济学均已超越了罗宾斯的定义。虽然我们仍引其言论，但是我们已不再循其足迹。根据我们的实践修改定义，现在正是时候。”[④ｊ]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有些西方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雷诺兹说：“当罗宾斯说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在相互竞争的用途之间分配稀缺性资源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是在胡说八道。”雷诺兹还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题“显然是比罗宾斯的经济学广泛得多的主题，它涉及财产所有权、收入分配以及政治结构等事项。”[⑤ｊ]这些说法虽然并不全面，但能说明一些西方学者意识到了两大经济理论体系在研究对象上存在原则区别。
　　现在的问题是，罗宾斯为什么只把稀缺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罗宾斯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１９３２年发表他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提出经济学的定义，不是偶然的。经济危机最严重的年代，也是西方传统经济学危机最严重的年代。就在１９３２年，凯恩斯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家今天是世界上一群最无能的科学工作者”[①ｋ]。在大萧条时期，英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命运和前途问题。一位西方学者说：“马克思主义在３０年代剑桥大学的学生中是尽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可供选择的经济学之一，……有人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者考虑到的问题。”[②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政治上敏感的罗宾斯出于在经济学领域抵消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考虑，精心地制定了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定义相对抗的经济学定义。
　　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首先把生产方式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罗宾斯及其追随者只研究抽象的没有社会内容的生产一般，不敢接触特定社会形式的生产，不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们知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缜密分析所得到的科学结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特殊性、历史性和暂时性，和历史上的其他生产方式一样，这种生产方式也不是自然的、永恒的。
　　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也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罗宾斯及其追随者不敢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敢研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们知道，马克思对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特殊的、历史的、暂时的，由这种生产方式产生的生产关系也是特殊的、历史的、暂时的。
　　可见，罗宾斯及其追随者的理论属于西方学者所说的“逃避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③ｋ]的理论之列。
　　罗宾斯及其追随者Ｔ．Ｃ．库普曼斯等人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区别，他们不合理地抽象掉生产方式，把资源配置看作是超历史、超制度的。库普曼斯的典型说法是：“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则是试图创立一项可以称之为超制度的资源配置理论。”[④ｋ]
　　由于没有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家在资源配置理论上常常陷入混乱状态。他们在研究“超制度的”资源配置理论时，缺乏足够的抽象力，还不时地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他们在得出“超制度的”最优资源配置的研究成果时，又错误地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实现那种“超制度的”最优资源配置。
　　我们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引导出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定义，都把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放在中心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定义并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但是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它不能取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成为全部经济学的核心。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也就是，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和人的关系。相应地，生产中的资源配置也表现为两种资源配置：一种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一种是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
　　劳动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属于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这种资源配置不以生产方式为转移，它是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所共有的。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在人和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劳动过程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劳动过程必具有几个简单要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即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也就是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间对生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就是说，在生产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的合理配置，或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一切社会共有的经济问题。
　　和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不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性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性质。不同的生产方式有不同的资源配置，资源配置方式是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中，资源配置表现为“会说话的工具”和“不会说话的工具”在不同用途间的配置，目的是满足奴隶主的直接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源配置表现为雇佣劳动和资本在不同用途间的配置。支配这种资源配置的，不是直接满足社会需要，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雇佣劳动从属于资本，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决定资本的分配，资本的分配再决定雇佣劳动的分配。正如马克思所说：“从属于资本的雇佣劳动，……必须按照资本的需要变来变去，让人们把它从一个生产部门抛到另一个生产部门。”[①ｌ]在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生产方式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①ｍ]“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②ｍ]。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③ｍ]马克思还指出：“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④ｍ]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有一些共同标志和共同规定。如果生产一般把这些共同点提取出来并确定下来，免得重复，那么生产一般这一抽象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用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来看待资源配置问题，从生产一般的层次上研究资源配置理论，探索最优资源配置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有其合理性的。研究共同点，可以更好地认识差别。认识到生产一般层次上资源配置的共同点，可以更好地认识不同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的不同点。然而，罗宾斯及其追随者库普曼斯等人只愿意研究“超制度的”资源配置，而不愿意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其全部智慧就在于承认共同点而忘记差别。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十分重要。例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研究会发现，这种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不能满足抽象的生产一般的最优资源配置所需要的条件，因而不能达到最优状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研究还会发现，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企业的资源配置即微观资源配置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是相对有效率的。然而，社会的资源配置即宏观资源配置是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的，是缺乏效率的。对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源配置的研究还会发现，这种企业的资源配置也不可能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只要存在着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关系，就不可能有最优资源配置。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定义对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作了正确的说明。以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不仅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而且为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区分和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相反，罗宾斯及其追随者的经济学定义根本没有触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以稀缺资源的配置为研究对象，满足于对抽象的和所谓超制度的资源配置的考察，不仅排除了对特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研究，而且也排除了正确理解和认识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前提。
　　[①ａ]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３卷，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７０页。
　　[①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８页。
　　[①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第４７９页。
　　[②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第１４４页。
　　[③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９９３页。
　　[①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第８页。
　　[②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９９页注（３３）。
　　[③ｄ]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６１页。
　　[①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第１５１页。
　　[②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８３２页。
　　[③ｅ]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７０２页。
　　[①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第２３页。
　　[②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第５６页。
　　[③ｆ] 西德尼·温特劳布主编《当代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版，第２页。
　　[④ｆ] 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伦敦，麦克米伦，１９３５年版，第１６页。
　　[①ｇ] 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美国经济评论》１９８１年５月号。译文载《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１４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
　　[②ｇ]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９７页。
　　[③ｇ] Ｅ．曼斯菲尔德：《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纽约，Ｗ．Ｗ．诺顿，第８版，１９９４年，第１、６—７页。
　　[④ｇ] Ｗ．尼科尔森：《微观经济理论》，伦敦，德累顿，１９９２年版，第３页。
　　[⑤ｇ] Ｋ．Ｅ．凯斯、Ｒ．Ｃ．费尔：《宏观经济学原理》，新泽西，普伦蒂斯—霍尔，１９８９年版，第４页。
　　[⑥ｇ] Ｓ．费希尔、Ｒ．道恩布希、Ｒ．施马伦西：《经济学》，纽约，麦格劳—希尔，１９８８年版，第３页。
　　[⑦ｇ] Ｍ．帕金：《微观经济学》，悉尼，艾迪生—韦利斯，１９９０年版，第９页。
　　[①ｈ] Ｒ．Ｊ．拉芬、Ｐ．Ｒ．格雷戈里：《宏观经济学原理》，伦敦，斯科特·福尔斯曼，１９８６年版，第３页。
　　[②ｈ] Ｒ．Ａ．阿诺德：《经济学》，圣保罗，韦斯特，１９８９年版，第６页。
　　[③ｈ] Ｒ．Ｂ．埃克隆、Ｒ．Ｄ．托莱森：《宏观经济学》，波士顿，斯科特·福尔斯曼，１９８８年版，第４页。
　　[④ｈ] 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美国经济评论》１９８１年５月号。译文载《现代外国经济学文选》第１４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
　　[⑤ｈ] 劳埃德·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７８页。
　　[①ｉ] 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美国经济评论》１９７２年５月号。译文载《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１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
　　[②ｉ] 彼得·格罗奈维根：《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３卷，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７０页。
　　[③ｉ] Ａ．里斯：《经济学》，Ｄ．Ｌ．西尔斯主编《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４卷，纽约，麦克米伦，１９６８年版，第４７２—４８５页。
　　[④ｉ] Ｐ．Ａ．萨缪尔森：《经济学》，纽约，麦克格劳—希尔，１９６１年版，第６页。
　　[⑤ｉ] 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伦敦，麦克米伦，１９３５年版，第１５３页。
　　[⑥ｉ] 劳埃德·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１页。
　　[⑦ｉ] 约·肯·加耳布雷思：《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４６、４６、１１、３２０页。
　　[①ｊ] 詹姆斯．Ｍ．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１６、９页。
　　[②ｊ] 詹姆斯．Ｍ．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７—８页。
　　[③ｊ][④ｊ] 劳埃德·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６、２９３、２９５页。
　　[⑤ｊ] 劳埃德·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７、２４页。
　　[①ｋ] 琼·罗宾逊：《凯恩斯以后》，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６页。
　　[②ｋ] 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５页。
　　[③ｋ] 沃伦·萨缪尔斯：《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西德尼·温特劳布主编《当代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３页。
　　[④ｋ] Ｔ．Ｃ．库普曼斯：《最优化概念及其应用》，《美国经济评论》１９７７年６月号。译文载《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２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
　　[①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２１８页。
　　[①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９２６页。
　　[②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下，第２２２页。
　　[③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２０９页。
　　[④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３９７页。＊
中国社会科学京53-66F11理论经济学吴易风19971997193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京53-66F11理论经济学吴易风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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