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理欲论的历史理性与政治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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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所共知,儒家主流思想中没有“原罪”意识,相反是信奉人性善的,但对于人欲,儒家的态度却是猜忌、排拒以至于摈斥的,即“存天理,灭人欲”。那么,儒家为何对人欲持这种态度呢?就此学术界已给出了种种解答,本文这里则提出一个新的视角,以为儒家之所以那样一以贯之地坚决主张存理去欲,还在于其理欲思想中所蕴含的强烈的政治关切,即“格正君心”的政治诉求。
  一
  从儒家鼓吹存理去欲思想的内容本身来看,其矛头所向,主要是“治人者”。这一点在儒家学派奠基者那里,就已有清楚的表露。孔子严辨义、利,但突出强调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实即要求“为政者”见利思义的自我约制,因为文中的“君子”不仅有品节之意,亦喻指那些“学而优则仕”的有爵位者。孔子周游列国,向各路诸侯所宣扬的“节用而爱民”的仁政,也显然是要为政者节制嗜欲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以“私淑”孔子自许的孟子,更为着意地宣扬了这一“节用而爱民”的意向。他认为“为民父母”,决不应“独乐”的“率兽食人”,为此,孟子特别强调“养心莫善于寡欲”,以期规劝为政者收敛奢欲,力行“仁政”。事实上,他就曾多次警告梁惠王不要耽于声色物欲之中,着名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奉劝,就是直接针对梁惠王而发的。
  受孔、孟此类“寡欲”意向的引导,后世儒者在论及义、利与理、欲问题时,大我寄意于规诫君王,冀其惩忿制欲。典型的如董仲舒、朱熹。董氏在应对汉武帝的贤良对策中,提出了着名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论断。以往论者多就字面意义讨论董氏此说,认为他武断对立“义(谊)、利”,仍然固守传统儒家的道德至上主义立场。其实董氏并非反对言利,他否定的是“为政者”谋利。董氏主张“卿大夫”应“急于谊而缓于利”,应像公仪休那样,怒出织帛之妻,“茹癸愠而拔其癸”的不争民之利。而所谓“急谊缓利”,实亦即抑制私欲(利、功),谋求百姓的福祉。也正基于此,董氏对汉武帝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其规劝旨意已是不言而喻。宋朝大儒朱熹,众所周知是禁欲论的集大成者,也是鼓吹禁欲论最烈者,而其意之所在也是寄意于“人主”的节制人欲。出于对宋孝宗偏安江南的不满,朱熹于淳熙十五年(公元1187年)写出了着名的《戊申封事》奏折,洋洋洒洒一万五千余言。他认为,孝宗所以碌碌无为,壮志未酬,正是天理未纯,人欲未净,因此,他奉劝宋孝宗存天理、灭人欲:“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则圣心洞然……无一毫人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宋史·朱熹传》)虽然我们不能说,朱熹的禁欲论只针对宋孝宗的,但可以肯定,朱子鼓吹“存天理,灭人欲”,主要是想廓尽“人主”心中之“人欲”的。
  二
  为什么儒家禁欲学说要侧重于警策那些“为民父母”呢?
  这首先缘于儒家深刻地体察到,在“朕即国家”的集权政治中,君为天下的“大本”,其德与不德决定着国家的兴衰、人民的祸福,即“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新语·无为》)。于是,促使君“行德”也就有着治平天下的政治意义,此诚如孟子所说:“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至于如何“正君”,儒家以为其要在正君之心,因为君心是为天下治乱的根本,上引朱子的“大本”说就清楚地点明了这一点。由此,为求得天下升平,“格正君心”就是必然的。当然这儿的“格正”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不仅仅指物欲,但在儒家的语境中,也不可否认物欲是其基本所指,换句话说,“格正君心”也就是要求人主节欲。历史上那些欲“致君尧舜”的仁人志士,大多希望通过节欲来推进人主行善进德的。如魏征谏唐太宗:“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陛下取鉴于隋,去奢从约。”(《纲鉴易知录》卷四四)为什么君主革去人欲方为有德,也才能无不如志的心想事成呢?这是儒家基于其“民本”观念对王朝兴衰的一种解读。在儒家看来,“民为邦本”,得民心者得天下;人主禁欲,就会减省开支,从而减轻人民的负担,因此也就会获得人民的拥戴。所以先哲将“节欲”视为为政的根本:“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宁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淮南子·泰族训》)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此也有很好的揭示:“盖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静奢俭而已。”(《白氏长庆集》卷四六)因此,白氏呼吁君王节欲以富民、福民。君主的俭、奢亦即禁欲与否关系到天下的忧乐,这也就在政治层面上揭示了君主禁欲的重要性,儒家汲汲于禁君之欲,这恐怕是个强劲的诱因。
  其次,儒家认为人主的品行有着率先垂范的影响。从政治上说,古代社会的君主身系天下安危,他有责任修身禁欲;而从道德上说,君主也有义务禁欲。儒家视家、国为一体,君既是天下的统治者,又是天下子民的父母,“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在此政治格局中,君主既享有至上的权力,又被认为是万民所仰仗的仪则与榜样,“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荀子·君道》)。君主的行为有着广泛的社会示范效应,“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死人”(《荀子·君道》)。由此儒家强调,君主理应为天下风俗是淳厚还是浇薄,人心是善还是恶负责。在此视君主“为民父母”的道德化理解中,君主自觉的修身养性也就具有了内在的必要性,“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语》)正人先正己,“为民父母”理当身先士卒,躬行实践,把人主看作“改政移风”的关键,实际上也就是要人主在道义上为社会的道德状况负责,于是乎邀君禁欲,也就有了道德上的正当性。
  其三,古代圣王禁欲苦行的感召。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天命有德”的理念,“有德”成为权力转移的一种内在的不可缺少的人格条件。有权必有德,这固然也被一些窃国大盗作为幌子来宣扬其王位的合理性,但在历史上它也形成了一种氛围,即“有德必有权”。正是基于这种价值判断,成功的统治者都被描述成德行的楷模,尧、舜则是其间的典范,儒家直视之为“圣王”。“圣王”有诸多特征,但在儒家看来,先利后义、节俭远奢的禁欲则是“圣王”的基本属性,“是故古先圣君务修俭德,土阶茅宇,绨衣粗裘,舍难得之货,掊无用之器,薄赋敛,省徭役,损一人之爱好,益万人之性命,故得天下之欢娱,各悦其生矣。”(《罗隐集·两同书》)儒家是非常执着地崇拜“圣王”尧舜的,以至于达到了言必称尧舜的程度,所以儒家力倡“法先王”(圣王)。“先王”的表率既然如此,后王理当仿效。圣王节俭无欲的理念既使儒家谏说帝王禁欲有了历史性的权威根据,同时也激励儒家为“致君尧舜”而不畏险阻、前赴后继地规劝人主禁欲。
  由上可见,儒家之所以着意于君主的禁欲,是有其对现实与历史的透彻理解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儒家也才会始终将其禁欲说教的重点放在君主身上。
  三
  认知与评价儒家“格正君心”的禁欲思想,必须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出发。儒家禁欲思想所根据的“天下大本在君”的理由,虽然有种英雄史观的个人崇拜倾向,但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为历史上,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一直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帝王被视为神圣的“天子”,他是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至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的权力是绝对而无限的,天子拥有一切的政治体制,在理论上就默认了君主有权挥霍、有权纵欲;而集权专制的权力结构,也使君主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地穷奢极欲,纣王的酒池肉林,秦始皇的阿房宫,隋炀帝的纵情声色等等,就是封建帝王纵欲奢糜的典型例子。要之,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是君主而不是人民控制与垄断了社会的生存资源,是君主而不是人民有可能贪欲而“穷天下”,“侈心一动,穷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洪迈:《容斋续笔》卷十四)。因此,当然是君主而不是人民更应禁欲;换句话说,“格正君心”的禁欲思想是种历史的需要,也是儒家对此历史需要的自觉回应。
  应该说这种回应不仅是自觉的,也是极富历史理性精神的。在“一人定国”的专制下,对天子的权力难以形成有效的体制性的外在制约机制,主要靠天子自身“正心诚意”的内在自律。而要真正实现这一自律,则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批评与督促的声音:醒其良知,激其向善,怒其趋恶,在诱使其自省中做到自我检制。为了实现这一点,董仲舒发明了“神道设教”——即从“天命有德”的前提出发,以“天人感应”为武器,企图驯导封建帝王弃暴政而行仁政。而此“感应”理论的精意,诚如宋儒富弼所揭示:“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纲鉴易知录》卷七○)在迷信盛行的古代世界,这种借“天”行道的报应惩诫思想,固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制约帝王的手段,但其说教中的神秘与恐吓性,仍然是非理性的,而是愚昧性更是不利于民族精神进步的。从政治功能上说,儒家的禁欲思想,显然也属于这一制约君权的声音。不过,它不依凭神秘主宰的“天”,也不醉心于诡谲的报应恐吓,而是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娓娓论辩,竭力使人君领悟克制人欲的意义,从而自觉“正心诚意”。儒家“格正君心”的说教,洋溢的是一种朴素的人生哲理,透现的是一种实在的历史智慧,较之“天人感应”,其理性趋向是不言而喻的。
  儒家“格正君心”的禁欲说教,不仅是理性的,也是颇富人民性的。儒家“格正君心”,所反对的是人君的“独乐”,所提倡的是人主的“与民同乐”,其实质无疑即是要求改善黎民百姓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对于君主的“纵欲”,儒家痛斥之为“率兽食人”的“穷天下”,这显示在儒家的视野中,重要的不是人主的享乐而是黎民的饥寒。儒家“格正君心”,固然也出于其“平天下”的政治谋划,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谋划的落脚点也在于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还应该加以区别的是,身居庙堂之上的儒者,当然会追求统治秩序的维护,镇压一切反抗者(如王阳明),但这种具体的个人行为,不能涵摄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全部意义,更不能代表这一思想的价值取向。简言之,儒家的禁欲说教,意在寻求天下的长治久安,着意于黎民百姓的安危冷暖。这一点充分反映了儒家作为知识群体的独立批判意识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对儒家的禁欲思想,不能过于僵化地予以理解,更不应过分夸张地进行意识形态化的诠释,如果仅视其为统治阶级的纵欲张目,视其为掩抑劳动人民正当需求,则既不公允,也是缺乏学理根据的。
  本质上禁欲呼吁是一种非刚性的软约制,由于缺乏强权作依托,软性制约的效果不是必然的。因此论者多认为,儒家“格正君心”之说,对封建帝王并无多少影响,因为历史上大多数君主不仅难以真正做到崇俭节欲,相反无不是穷奢极欲的。这固然也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尤其不应因此就一笔抹杀这一思想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载籍所见,固然多有荒淫之君,但也不乏尚俭节欲的帝王,前述西汉的文帝、唐太宗、明太祖等等,就是其间的一些突出者。促成帝王节俭节欲的具体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儒家的禁欲教诲无疑是其间的重要的精神因素。文献记载,历史上一些力图有所作为的君主,就十分重视儒家的禁欲呼声。如朱熹的《戊申封事》递上去后,宋孝宗连夜起床挑灯阅读,“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孝宗)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宋史·朱熹传》)受儒家禁欲言论的濡染,不少贤明君主也自觉认同、接受这一思想。如西汉平帝就如是说过:“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于节俭。……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之优矣,莫高于俭。”(《史记》卷十)唐高祖也有这样的体悟:“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肤常以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贞观政要》)诸如此类不正说明儒家“格正君心”之效吗!事实上崇俭节欲已成为古代帝王治国的重要心得,并演为帝王家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远古如周成王死后,召公与毕公就教育太子招“务在节俭,毋多欲”(《史记》卷四),后世如唐太宗在去世前就着《戒盈》、《崇俭》之类的帝范告诫太子,这些都说明了历史上的有为之君,都深谙“成由俭、败由奢”的道理,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儒家“格正君心”的实际功效。当然由于等级制度,君主难以真正与民“同乐”,君主的消费必然要迥异于黎民百姓,强求君、民一致的生活水平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也不能以此来衡量“天子”是否节俭、禁欲,而只能看他立身行事是否以人民为怀,努力并自觉地克制他本完全有可能无限膨胀的物欲。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应当肯定他是节俭和贤明的,同时也就应该肯定先贤的禁欲思想是有历史作用的。
  此外,历史地看,儒家呼吁为政者禁欲的思想也有益于富国强民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社会,其生产水平不高,其所创造和积累的生产和生存资源也都是有限的,“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就表现了古代社会的生存资源是普遍短缺的,在此情形下,帝王的纵欲既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导致重税厚敛并不断诱发政治动乱,而且也使社会好不容易积累的财富极不经济、也极不合理地被挥霍掉。有鉴于此,儒家的禁欲说就不仅是种道德批判,因为它在警醒、阻止帝王纵欲的同时,也有助于防止宝贵的社会财富的白白浪费,从而有益于资源的合理使用。而资源的合理使用,一般而言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的。君主的节欲,在专制体制下,实即意味着减少财富的非生产性支出与消耗,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有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因为国家不需要在正常的捐税外又横征暴敛,人民就能休养生息,生产也会因此而获得更好的恢复和发展的机会,历史上盛世之所以会有经济的繁荣,其缘由恐怕也在于此。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儒家的禁欲论还是推动古代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消费和积累本就是一对矛盾,在生产水平相对低下的古代,剩余产品较少,这对矛盾则更为尖锐。故而在古代社会,为“图治”则必“励精”,亦即为建设则必须大力强调积累,必须克制消费,特别是制止奢侈、浪费。中国古代不仅建设了万里长城、开筑了大运河,修建了数不尽的水利设施,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事业(如办学校、编图书等)。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很显然,没有充足的积累是不可能实现这些浩大的工程的;而积累的同义语就是要抑制消费,实即广义的禁欲。如果说儒家格正君心的禁欲思想,在全社会造成了一种崇俭节欲的心态,尤其是促使君主们自觉“务在节俭”的话,它就为古代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做了最好的精神动员,使得古代中国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形下,有可能积累起可观的财富,从而使得华夏文明的发扬光大有了可靠的物质保证。由此可以推论,儒家以格正君心为旨归的禁欲思想,不啻为推动古代社会持续进步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
《学海》南京52~55B5中国哲学胡发贵20012001彰扬天理、抑制人欲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态度,其内容不仅是对清贫而理性的人生的颂扬,更有着极为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也透现出其一贯的兼济天下的政治关切;其“格正君心”的理论旨趣,既源于对中国古代社会深刻体认,也对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所衍生的人文情怀和批判意识,积淀为社会的良知,并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儒家理欲论/历史理性/政治关切胡发贵,1960年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南京 210013 作者:《学海》南京52~55B5中国哲学胡发贵20012001彰扬天理、抑制人欲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态度,其内容不仅是对清贫而理性的人生的颂扬,更有着极为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也透现出其一贯的兼济天下的政治关切;其“格正君心”的理论旨趣,既源于对中国古代社会深刻体认,也对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所衍生的人文情怀和批判意识,积淀为社会的良知,并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儒家理欲论/历史理性/政治关切

网载 2013-09-10 21: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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