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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对于美学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从改革开放以来即已开始，20多年来这种反思可谓绵延不断。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想在前此各位学者工作的基础上，将这种反思进一步集中为美学与文艺学的人文学科回归问题。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直到目前，都较为严重地存在着将美学与文艺学混同于社会科学的现象。这当然与前苏联季摩菲耶夫与毕达可夫以认识论为指导的教材影响密切相关。其结果是极大地模糊了美学与文艺学的人文学科的性质，从而使之难以走上健康的学科建设轨道。一些非常有分量的教材、理论专着和辞典都将美学与文艺学界定为“一门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因而都将美与文学本质的追求作为其最重要目标。有的学者早就试图突破，但美学与文艺学的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他们难以摆脱本质的追求，因而往往使其论述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其实，“学科”这个概念是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产物。在早期的学校教育中，无论中西方，所有的教育都是属于人文教育的范围的。西方古代希腊的贵族教育旨在培养优秀的“城邦保卫者”。而古代中国的“六艺教育”也是以“君子”的培养为其旨归。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极大发展，劳动者的需求数量空前，现代大学快速发展，建立了以学科为基础的现代大学教育制度。所谓“学科”是以相对稳定的知识主体、相对稳定的研究方法与相对稳定的学者群体为其特征的，是以课程的形式纳入大学教育体制的。这实际上是以自然科学为标准的一种教育体制的规范化建设，也就是说所有的学术都应向自然科学看齐，以其为规范榜样，才能在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样，早期的人文教育一概变成了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的、以知识传授为目标的“学科教育”。在这种学科体制下，所有的学问都分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前者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旨在探寻自然的本质与规律；后者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旨在探寻社会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于是美学与文艺学就极为自然地被划分到社会科学的范围之内。
　　在20世纪初期，正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愈来愈加严重之时，德国理论家马克斯·韦伯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求得拯救资本主义的方案。于是，他以“文化科学”一词代替今天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两大领域，并提出“价值无涉”的观念。他说，文化科学“作为经验学科提出的问题从学科本身这方面而言当然应以‘价值无涉’的方式予以答复”。① 这种以文化科学混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界限并将它们一概归之于‘价值无涉’是不全面的。其实，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人文学科是以人学理论为指导，以人性为研究对象，以人的灵魂铸造为其目的的，主要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属于存在论的范围。而社会科学则是以客观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本质与规律的揭示为其目的的，属于认识论的范围。由此可见，两者的明显区别之一是在研究对象上，人文学科是以灵动鲜活的人性为其研究对象，而社会科学则以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为其研究对象。而在研究态度上，人文学科是以明显的价值判断为其特点的，而社会科学则以其客观性与“价值无涉”为其特点。今天，我们将美学与文艺学从社会科学中区分开来，承认其人文学科性质，实现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的转变，这就是一种学科本性的回归，必将使其进一步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美学与文艺学的人文学科回归还与现实社会的需要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了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现代化、市场化与城市化过程中也同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发展与道德真空、社会富裕与精神空虚、城市繁荣与心理焦虑等一系列二律背反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人文精神的缺失成为当代的突出问题。由此，对于新的人文精神的呼唤成为时代的强烈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人文学科特有的发扬人文精神、塑造人的灵魂的重要作用重新引起重视。长期以来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趋同，失去自身人文特性的问题也在这种对现代化的反思中突出出来。在新的世纪，人文学科特殊作用和独立地位的重新发现及其特有人文性的回归，就这样被历史地提到议事日程。
　　同时，美学与文艺学的人文学科回归也是长期以来国内外理论工作者理论探索的总结。从国际上来说，从1830年黑格尔逝世之后众多美学工作者就开始了突破传统的主客二分认识论哲学—美学模式，并使之转变到现代存在论哲学—美学的轨道之上。特别是突破古典形态的以“物”、“理性”、“本质”对人的遮蔽，探索当代以存在论人学理论为基础的哲学—美学。可以这样说，现代以来整个西方美学发展的主流就是人生美学，是一种美学的人文学科性质的回归。我国现代以朱光潜、宗白华为代表的美学家也都立足于建构中国的人生美学。建国以后，许多美学与文艺学工作者也都着力于美学与文艺学的人文学科回归工作。例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钱谷融教授就提出着名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新时期以来，更有“新理性精神”、“文化诗学”、“后实践美学”、“当代存在论美学”与“主体性”、“主体间性”等可贵的探索。我们今天提出美学与文艺学的人文学科回归问题只是长期以来众多理论家艰苦探索的一个总结。
　　二
　　在美学与文艺学的人文学科回归问题上目前要着力解决的是如何将这两个学科的建设真正回归到人文学科的轨道之上。
　　首先，我认为美学与文艺学学科要坚持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其指导。我国当代美学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作为学科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这恰是由美学与文艺学的人文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在一次有关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学术工作会议上有一位老一代理论家曾经表示，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指导就会路愈走愈宽。我的老师、已故的狄其聪教授在1993年就明确指出文学“具有人学性质”，并在其所着《文艺学新论》中专列“文学的人学位置”这一章。这些都是积多年经验之谈，值得我们深思。长期以来，由于资产阶级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有诸多歪曲，我们常常讳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但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其实，早在1843年底至1844年1月， 马克思就在着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之中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人学理论。他说，“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又说，“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② 在这里， 马克思已经初步建立起自己的人学理论思想。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理论，其二是推翻使人受奴役的社会关系这一人学理论赖以存在的“绝对命令”。在此，马克思已经将自己的人学理论初步建立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此后，马克思又在着名的巴黎手稿中从资本主义导致“异化”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人学理论，有其特殊价值。如果进一步充实此后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有关社会实践的思想、《共产党宣言》中有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以及《资本论》中劳动价值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存在论指导下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实践性的科学的理论。其实，这一理论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当然，在当代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发展。包括吸收我国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中提出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等思想。还有当代国际学术界关于人的非理性因素的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学理论的探索，当代生态理论有关生态人文主义的探索等。
　　人文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那就是以“人文主义”、“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人文学科”条目指出：“人文学科（humanities），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特别在美国的综合性大学。人文学科是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总和。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独特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③ 这种对于鲜活灵动的人性、人的精神、人的价值与人文主义的研究显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于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的研究。这就是对于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的研究，或如马克思所说是对于作为“社会关系总和”之人的本性的研究，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是对于作为“此在之在世”的人的生存状态的研究。具体到美学则是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审美经验的研究。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指出，美学的审美经验研究是与人学理论必然联系的。他说，以艺术的审美经验为研究对象，“这种解释的优点是把审美和人性的关系靠拢了。因为我们知道，审美的本性是揭示人性。但审美唯一依靠的是人的主动性。而人归根结底只是因为自己的行动或至少用自己的目光对现实进行了人化才在现实中找到人性”。④ 这里所说的艺术的审美经验不是英国经验派所说的纯感性的“经验”，但又以这种感性的经验为基础。它以康德的审美作为反思的情感判断的“无目的的合目的的”经验开始，发展到当代审美经验现象学的经验。这种经验由感性出发，包含着某种超越。康德的审美判断是对于功利的超越，当代现象学的审美经验是对于实体的“悬搁”，最后走向自由，审美的自由、想象的自由、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
　　美学与文艺学作为人文学科应有自己不同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人学的研究方法。诚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人文学科”条目中所说，人文学科“运用人文主义方法”。这种“人学”的，或者“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是门罗所说的完全由下而上的方法。这种由下而上的方法实际上还是自然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这种人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是我们长期以来所误解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因为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社会科学的逻辑的研究方法。正如马克思在这个导言中所说，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论的逻辑的掌握“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⑤ 我们所说的人学的方法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莎士比亚化”⑥ 的方法。从创作来说就是“个性化”的方法，而从审美来说则是对于具有鲜明个性的体验。发展到后来就是现象学美学提出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方法，包含丰富的内容，经过波兰的英伽登和法国的杜夫海纳加以丰富发展。首先是审美态度的改造性，即是通过审美主体的审美态度将日常的生活经验改造为审美的经验。再就是审美知觉的构成性，就是审美主体凭借审美知觉在意向性之中对于审美对象的构成。在审美知觉构成审美对象之前它作为自然物或艺术品只是一种存在物，并没有成为审美对象。还有审美想象的填补性，即是通过主体的艺术想象对于“未定域”加以补充，对作品经过“具体化”的再创造，对于某些“缺陷”的弥补。最后是审美价值的形上性。这是对审美经验内涵的提升，是其人文精神的最好体现，也是审美走向自由的最重要途径。
　　事实证明，审美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而是有着明显的价值倾向的。鲜明的价值取向就是美学与文艺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其区别于社会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之处。首先，美学与文艺学有着明确的审美价值取向。的确，“艺术”（art）在英语中除了“艺术、美术”的含义之外还有“技术、技艺、人工”等含义。而从实际生活来看也不是一切的艺术都是美的。但我们的美学理论却应有明确的美的价值取向，鲜明地肯定美，同时否定丑。我们的美学与文艺学还应有社会共通性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在伦理道德上应该坚持善恶等人类共通的道德判断。再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取向，总的应该坚持审美活动与文艺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方向。最后是应该坚持对于人类前途命运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美学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应该包含着强烈的理想因素和终极关怀精神。
　　三
　　美学与文艺学的人文学科回归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美学与文艺学作为人文学科面临一系列二律背反式的矛盾。首先是美学与文艺学在学科建设中所遇到的非智性与智性的矛盾：作为美学与文艺学具有极强的人文性，是一种情感的判断，本身应该讲基本上是一种非智性的，但作为学科又是一种知识的系统，是智性的。这样，人文的非智性与学科的智性就产生了矛盾。这就决定了美学与文艺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尽管它具有一定的知识性，但总体上说是一种情感的教育，人的教育，或者说是一种“态度”的教育，明确地说它是一种审美的感受力和审美的世界观的教育。如果完全将它作为知识性教育就忽视了它的情感判断、价值取向和审美态度的确立等主要的特性。但如果完全忽视其知识性的一面，也就抹杀了它作为学科的基本条件，抹杀了它的知识可传授性，美学与文艺学作为学科将不复存在。因此，在这两者之间就要探寻一个适当的“度”。
　　另外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现象就是审美的个别性与共通性的矛盾。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审美作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所面对的对象的个别性与情感判断的共通性的二律背反。这样的二律背反恰是审美特性之所在，是其富有极强魅力之处，恰如黑格尔所说这正是康德说出的关于美的第一句合理的话。但这种二律背反毕竟是一种矛盾，需要加以解决。康德是通过主观的合目的性的“先验原理”来加以解决的。在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之中是通过现象学的“悬搁”达到一种“主体间性”来加以解决的。再就是，美学与文艺学作为人文学科以人性与人文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以存在于空间与时间之中的“在世”之人作为研究对象的，这就使其具有难以界说性，而其作为学科又应有着可界说性。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也是一个难题。那就要求从多侧面对其进行界说，而且包容多元的界说，不必强求一律。当然在学科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方面还是要有基本的要求。
　　以上就是我对美学与文艺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些粗浅的认识，提出来以就教于学术界同行。
　　注释：
　　①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5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5页，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760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④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588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东方丛刊桂林38～46J1文艺理论曾繁仁20062006
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　250100）
作者：东方丛刊桂林38～46J1文艺理论曾繁仁20062006

网载 2013-09-10 21: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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