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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在由愈演愈烈的中西文化冲突而导致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面前，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的鲁迅，与同时代人相比，总是具有一种同时代人所无法比拟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在置身于“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1〕行列之中，他的那种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所特有的敏感气质、批判精神和反省意识，都使得他的忧患意识体现出一种善于从总体性的超越位置上，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的独特视角，一种批判社会的精神力量，以及一种积极参与社会改造，推动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的自觉态度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因此，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从20世纪初中西文化冲突的文化背景上，来探讨鲁迅忧患意识的精神实质，将对于整体地认识和把握鲁迅思想发展的规律与特征，以及探讨他的意识构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20世纪初是中西文化冲突导致中国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对于近代中国来说，面对着内外交困的局势，一方面要挽救由西方列强入侵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和民族生存的危机，另一方面又要学习西方，努力地摆脱贫困与落后，追赶世界先进的文明。因此，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近代中国许多“先进的中国人”，都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特有的忧患精神，积极地投身于整个民族的救亡运动之中，从而表现出了一种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的博大关注之情。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在置身于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冲突之中，也同样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不过，与传统的忧患意识和同时代人的忧患意识相比，鲁迅的忧患意识表现出了一种走向主体高度自觉的特征，一种主动进取和独立性的特征。尤其是由于鲁迅在置身于中西文化冲突之中，成功地完成了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转换，这样，他就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心怀忧患的文人，而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反省，使忧患意识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巨大的思想张力，一种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观察与批判的思想穿透力。因此，鲁迅的忧患意识总是表现出能够透过现实中暂时的和谐与表面上的圆满，感受到社会变迁和发展中的更深层次的不和谐与不圆满，并由此而引发出一种执着于现实人生进行不懈的斗争的精神意志。譬如，当近代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迫结束后，整个中国实际上也就置于世界性的冲突之中。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传统文化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全面的震荡与冲击。与此同时，由文化冲突而伴随的文化失范及负面效应——社会的落后、贫困，人的思想和精神上的愚昧、麻木，其中包括与现代文化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对立，就日益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巨大包袱。所以，鲁迅在执着于现实人生的顽强搏斗中，通过对这种现象忧患性质的认识，他就总是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这种特殊的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鲁迅的忧患意识，其实质就深深地包含着如何使近代中国最终摆脱困境，迈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历史命题。
　　在近代中国步履艰难地跨过20世纪门槛之后，中西文化的冲突也随之愈演愈烈。置身于这样的历史环境之中，鲁迅深刻地认识到，中西文化冲突及其西方列强海盗式的侵略与掠夺，已导致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危机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但是，在这种危机面前，鲁迅又不是一般地赋予危机以贬意，相反，则是着重地强调了危机的警世作用，指出危机更能够促使人们去自觉地作出反省和选择，主张人们应当在危机之中奋起反抗，从中寻求出一条“生路”来。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2〕正确地认识危机，以及正确地反省与选择，实际上就是要通过对于危机的忧患体验与认识，为整个民族、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最终摆脱贫困、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消除传统的文化意识与现代文化意识的冲突与对立，寻找到一条符合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道路。于是，面对着近代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危机，鲁迅则是将这种危机及其影响效应，置于整个世界性冲突的广阔背景上来加以认真的考察与把握，来展开他深刻的忧患意识。鲁迅说，在世界性的冲突中，他最担心的是危机导致“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3 〕指出：“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4〕在20世纪初的文化转型当中， 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鲁迅自然会发现，由于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与传统文化的禁锢，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处在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落伍的状态之中，因而传统留下的包袱也就“太多”、“太特别”。如果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时期，不能有效地通过文化反省与选择，便难以与世界进行对话，与“世界人”一道“协同生长，挣得地位”。所以，鲁迅说：“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5〕无疑，鲁迅的这种忧患意识， 是觉醒了的“先进的中国人”的忧患——担忧中国被排斥在整个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之外。鲁迅在对近代中国的忧患认识当中，显然看到近代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在于世界，在于要靠被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所唤醒和激励起来的中国人。正是出于这样的忧患，鲁迅在投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就积极地去提倡“科学”、“民主”，主张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以便使整个民族能够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叩开现代化的大门，去赢得中国人的世界位置。所以说，鲁迅的忧患意识，包含着如何使近代中国最终摆脱困境，迈向现代化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是与近代中国要求摆脱历史困境，走向现代化的时代主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鲁迅的忧患意识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凸现出来，也深深地带有他对于整个社会变革难度的忧患成份。鲁迅认为，长期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禁锢，早已使中国人“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地生长，以至枯萎，”〔6 〕形成了国民的奴性心理性格特征（一是奴隶性，二是奴才性）。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7〕这种奴性的心理性格， 使得大多数人还仍然处在愚昧麻木之中，只能是“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8〕在鲁迅看来，国民的这种奴性心理性格， 是近代中国迈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巨大障碍之一。它增加了整个社会变革的难度。鲁迅曾指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又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9 〕对于国民的这种心理性格素质，鲁迅表示了深深的忧患，并由此建构了他有关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张。鲁迅深刻地认识到了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之际，先进的中国人与众多的仍处在愚昧麻木状态的不觉悟者，往往是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的，而要彻底地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应当对众多的不觉悟者进行“人”的思想文化启蒙。因此，鲁迅在忧患意识中所建构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虽然表达了他对于人的内部观念变革难度的深深忧患，但并没有由此在主观上对与先觉者存在观念上严重对立的众多不觉悟者，进行否定性的论断，而是始终相信他们是能够被唤醒的巨大的社会力量，认为只有这些众多的不觉者真正地觉醒起来，达到“群之大觉”的社会解放与民族解放的目的，整个中国才能“以立”。〔10〕所以，鲁迅的忧患意识，其中也包含着解决先觉者与不觉者之间的观念上内在差异的认识，并由此提出了“立人”的思想文化启蒙性质的社会变革主张，倡导建立“人国”。鲁迅指出：“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11 〕由此可见，鲁迅的这种建立在对先觉者与不觉悟者之间的对立冲突，具有深刻认识与把握之上的忧患意识，也就是要把近代中国如何最终摆脱历史困境，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命题，落实在如何深入民众，去进行最广泛的思想文化启蒙之上，使众多的不觉悟者从昏睡中清醒、觉悟起来，从而能够自觉地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历史重任。因为这是乡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封闭社会走向民主社会，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以至向人类高度文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
　　鲁迅的忧患意识包含着如何使近代中国最终摆脱困境，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命题。这使得他的思想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转型之际，集中地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和现代性的特点，洋溢着他寻找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思想风采，同时，也标明了他关于社会解放、民族解放的一种价值理想。
　　　　　　二
　　在20世纪初中西文化冲突和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里，鲁迅在他的忧患意识中构建了他的“立人”思想文化主张，从而显示出他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但是，就近代中国的特殊境况而言，“立人”的思想文化主张，能否得以完整的实现，鲁迅对此又表示了他的深深忧虑。
　　“立人”的思想，无疑是居于鲁迅思想的核心位置之中的。鲁迅在忧患意识中构建“立人”思想文化主张，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对人的忽视，尤其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忽视现象而确立的。但是，从鲁迅构建“立人”思想文化主张的来源上来看，则是受到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在接受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当中，鲁迅一方面接受了18世纪以来的西方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又接受了19世纪后期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双重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鲁迅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对人的忽视，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同时在文学创作当中，又形象地描绘了中国社会“吃人”的历史。〔12〕不过，面对着近代中国社会众多的民众仍然处在不觉悟的愚昧麻木状态的现象，对于立怎样的人，又怎样立人，鲁迅是忧心忡忡的。鲁迅从西方启蒙学者那里受到影响，认为“立人”也就是要求“个性解放”。于是，参照西方启蒙学者把“天赋人权”观念和理性法则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模式，鲁迅提倡“科学”和“民主”，与“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们一道，要请“德先生”（民主Democrar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来反对旧文化、旧道德，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空前浩大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使昏睡的国民觉醒、觉悟起来，即鲁迅多次强调的要“群之大觉”。〔13〕然而，参照西方启蒙学者的思想模式，把“天赋人权”和“理性法则”运用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领域，并认为社会的发展总是要受到天赋和理性的制约，甚至把社会发展完全归结到“科学”、“民主”的理性法则中去，却无法在“立人”的层面上构筑人的终极关怀。因为在鲁迅看来，民主在西方文化中，即便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不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工具，而科学的真实内涵也只是一种解释客观世界的方法，属于知识层面的工具理性，二者本身皆不含任何价值意义。把这种属于知识层面的工具理性，当作“立人”的终极关怀，实际上也就不能在精神上与现实的世俗形态拉开距离，从而造成终极关怀的失落。鲁迅在提倡科学理性精神时，同时也发现科学理性功能的局限。他指出：“盖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牛顿——引者注）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莎士比亚——引者注）……”〔14〕把“科学、民主”等工具理性当作终极关怀，一旦这种“偶像”崇拜失落，就必然会引起全社会的深刻的存在性失望，并由社会动荡而引发新的意义危机。〔15〕所以，鲁迅在参照西方启蒙学者的思想认识模式的同时，又广泛地接受了19世纪后期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认为“立人”的思想文化主张，也就是要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尤其是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真正地使人能够从一切外在的支配中独立出来，确立自由的内心信念，理顺人的主体性建立与人类解放的关系，不遗余力地关心人的生存境况和命运，寻找人被异化的原因与整个人类的出路。
　　根据这种认识思路，鲁迅在忧患意识中构筑“立人”的目标，一方面参照西方启蒙学者的思想认识模式，极力推崇科学与民主，认为社会的变革、人类的幸福“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16〕主张用“科学”与“民主”的方式来“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人心，”〔17〕但在另一方面，鲁迅又注重人的个体性、主体性的建立及其作用，并且把个人的自由意志，即人的自由与解放置于“立人”的核心位置，把人的主观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批判的依据，并由此设计出社会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蓝图。因此，站在思想文化启蒙的立场上，鲁迅“立人”的实践意义，就体现了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历史发展观，表达了他对于人性与社会发展的乐观主义信念，而站在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立场上，“立人”的理论意义则超越了启蒙思想，表现出对科学理性法则支配人、压迫人的倾向的深层忧患，洋溢着要求人从一切外在规范中解放出来和寻找人的真正归宿的思想风采。
　　鲁迅在接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结构、意识结构的复杂性和矛盾，譬如，相信进化论，看到历史发展的内在进程与规律，但又在中国历史的延续中具有一种近乎永恒轮回的忧患体验；又如相信“科学”、“民主”的历史作用，却又对由此而产生的“众治”、“大群”及其代议制等近代西方社会的制度，表示了深深的失望之情。这一切都说明，鲁迅在20世纪初文化转型中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直接地显示出了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所作的深邃思考，显示出了他的思想的独特与深刻性，使得他对于“立人”的思想文化主张能否得以完整实现的忧患情怀。同时，在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某些特殊性等一系列时，也表现出他自始至终都是联系着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的背景来思考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人的意义与价值的。于是，这就使人们看到，鲁迅在20世纪初文化转型之际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实质内容是具有双重内涵的：一是置身于文化转型之中，思考着整个民族如何最终摆脱奴役和贫困，迈进世界先进和强大的民族之林，跨入“世界人”行列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二是面对着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又思考着有关理想、信仰、价值取向等一系列涉及到人的存在意义、精神归宿一类的终极性问题。鲁迅在忧患意识中，力图把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所需要的理性法则与起源于近代理性主义信念破灭的现代主义思想融合起来，在“立人”的思想文化认识层面上，把具有独特性、主权性的个体置于对近代中国社会困境进行严峻思考的核心位置，提出了有关人的个体性、主体性和超越性的理论，并把这种理论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以指导现实人生。所以，在鲁迅看来，针对近代中国社会被侵略、被掠夺而导致的贫困落后的现状，必须首先在思想文化启蒙的层面上，用“科学”与“民主”的方式，大力倡导“立人”，而面对近代中国社会“先进的中国人”与众多的不觉悟者还处于悲剧性对立和冲突的现状，又必须大力强调人的个体性、主体性和超越性的历史作用，以便使每一个不觉悟者最终觉悟起来，认识到“人各有己”，“朕归于我”〔18〕的重要性，并且以个体的自由为目的，把个人的精神反叛与独立看作是“群之大觉”，“中国亦以立”的最佳途径。在倡导改造国民性的宏大工程中，鲁迅强调优秀个体的“独异”、“自大”〔19〕，呼唤“明哲之士”、“英哲”、“精神界之战士，”〔20〕就是要求在“立人”的思想文化认识层面上，每一个独特的、主权的个体能够超越自身的蒙昧状态，摆脱一切外在的强制性规范，具有深刻的自我意识能力和内在的坚强信念。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忧患意识，实际上也就标明了他关于人的自由本质、人的解放的价值尺度，具有相当的哲学思想深度，从而也使他真正地成为一位属于20世纪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正是因为鲁迅在忧患意识中把独特的、主权的个体存在意义和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作为思考的中心，这样，在执着于现实人生的斗争中，鲁迅也就难以摆脱许多现实人生苦恼的纠缠。人生的孤独、寂寞，生存的绝望与危机，在先觉醒起来的“先进的中国人”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鲁迅自然也不例外。他说：他“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21〕，甚至想到“杀人”和“自杀”。〔22〕然而，通过对人生的忧患体验，鲁迅并没有把那种刻骨铭心的人生苦楚，抽象为纯理论性的关于个体生存的哲学思考，而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联系，执着于在中西文化冲突和文化转型当中来寻找人的归宿。这样，鲁迅所选择的是对于“黑暗与虚无”的“绝望的抗战”，〔23〕是要使每一个独特的、主权的个体，成为自身价值的把握者和创造者，并赋予“黑暗与虚无”的现实人生以积极的意义。所以，结合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特定现实来探讨鲁迅忧患意识的实质，在发现它的广度和深度的同时，也可以发现它的独特性，即鲁迅的忧患意识总是夹带着对近代中国社会生存危机的深邃思考，夹带着一种对人的存在的忧患体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迅正是通过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和现实人生的深深忧患，而成为20世纪中国最为杰出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
　　　　　　三
　　鲁迅的忧患意识在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背景上凸现出来，既表现为与传统的忧患意识存在联系的一面，又表现出具有新的时代精神特征的一面，使之与传统的忧患意识相比，不仅在广度和深度上有量的差异，而且在精神内容上也有质的不同。
　　从鲁迅忧患意识生成的深层动因上来说，鲁迅的忧患意识与传统的忧患意识有着血缘般的联系。传统的“忠君爱国”式的忧患意识，如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白居易的“今愁古恨入丝竹，一曲凉州无限情”等，都对鲁迅的忧患意识的生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就可以从中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如果说传统的忧患意识体现了以积极的“入世”精神，通过对国家、对民族的忧患，来展现出富有理性精神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么，可以说传统的忧患意识实际上也是华夏民族的基本性格和基本精神的写照。鲁迅的忧患意识也同样体现了华夏民族的这种基本性格和基本精神。不论是对国民性的忧愤深广，还是担心被挤出“世界人”的行列之外的深忧巨痛，鲁迅都是在自觉地承担与承继历史和时代的各种忧患当中，来展现他的忧患意识的，同样体现了以国家、民族之忧而忧的赤子之情。正因为这样，鲁迅的忧患意识在保持对自身价值和个体意志独立性的清醒认识与把握中，并没有走向西方现代主义的那种“人生之路越走越窄”的境地，也没有刻意追求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家所强调的个体与社会截然对立的学说主张，尽管他在许多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忧患意识的基点是面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的，所蕴聚的是与传统忧患意识一脉相承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崇高的献身精神。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那种顽强的“实用理性”精神和感时忧国忧民的激情，使鲁迅即便是在热衷于把个体作为一种独立的真实存在，并认真思考其生存意义时，也没有象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家那样，建构起一整套关于存在的非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而是相反，从中所引申出来的却是一整套关于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使他作出的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承诺。
　　然而，鲁迅的忧患意识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鲁迅摒弃了传统忧患意识当中那种依附性的内容，那种愚忠式的忧患情愫，而是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价值判断，不依傍任何外在威权，怀着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挚爱的情感，来展现他的忧患意识的。同样，鲁迅也摒弃了近代西方文化当中的物质至上主义，极端功利主义的内容，始终把对于现实人生的思考，上升到既能够充分地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现实问题的本质高度，又能够充分地体现出由文化转型而引发的人类共有的困惑、共有的命运、共有的前景的高度来进行认识和思考。所以，鲁迅的忧患意识，使他走进了一个更为精粹的思想世界，表达出了他——一个置身于20世纪初文化转型之际的思想家——对于近代中国的出路、命运所作的深邃思考，以及对于整个人类共有的困惑、前景的终级关怀，从而引发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而鲁迅本人也在这场思想革命中，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中华民族的一代文化伟人。
　　无疑，鲁迅的忧患意识是觉醒的“先进的中国人”的忧患，它最深刻、最集中、最鲜明地体现了他由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抱有极大的关注之情而形成的社会进步要求，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实际存在的滞顿状况之间的巨大矛盾，同时，也比较集中地揭示出在近代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初期阶段中，整个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的先觉者与众多的不觉悟者之间的悲剧性对立与冲突状况。因此，结合20世纪初中国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境况，我们可以认定鲁迅的忧患意识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第一，深刻的文化反省意义
　　鲁迅从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熟知中，深深地认识到要使近代中国最终摆脱历史困境，关键的还在于人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根本性变革，并由此培养一种新型的人格，使“群之大觉”，进而实现“中国亦以立”的目标。鲁迅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必须对自身所奉行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反省，并在这种反省当中完成整个国民的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转换。因此，鲁迅在许多场合都一再大声地疾呼：“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24〕，要求“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25〕鲁迅甚至愤然指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26〕尽管鲁迅的这些言辞过于激烈，但这也正是他通过忧患的体验而表现出来的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识。因为在面对着近代中国社会种种的现实问题进行严峻的思考中，鲁迅认识到带有激烈反叛倾向的文化反省，则是向现代文化观念转变的逻辑起点。所以，鲁迅的忧患意识所显示出来的文化反省意义，表明了他对于建构民族新文化所作的努力。
　　第二，积极参与现实改造的意义
　　鲁迅毕生都致力于现实社会的改造，从不回避来自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他的忧患意识始终都洋溢着他积极参与现实社会改造的斗争精神。这主要表现为：鲁迅总是善于从历史、现实、未来的联系当中，以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来对现实社会进行自觉的审视，并在对于现实问题进行严肃思考中，找到问题的症结，针砭时弊，批判社会的黑暗势力。所以，在积极参与现实的改造中，鲁迅反复强调要做“真的猛士”，强调“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27〕主张要“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28〕由于突出了对于现实社会改造的意义，这使鲁迅的忧患意识表现出了一种主动进取的精神，一种强劲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第三，执着的“为人生”的思想意义
　　在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鲁迅的忧患意识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为人生”的思想意义。通过对于社会和现实人生的忧患体验，鲁迅发现了传统文化观念对国民的心理性格的制约机制，以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由此而确立了“为人生”的思想，即注重对国民性的探索，从思想文化的高度观照国民性，展开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改造的宏伟工程。鲁迅曾对国民的愚昧、麻木等落后的心理性格特征，表示了巨大的忧患，曾愤懑地指出：“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医治好的么？”〔29〕在深刻的忧患当中，鲁迅并没有放弃他的神圣职责，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30〕放弃从肉体上解除人的痛苦的工作，而是着重从精神上进行思想文化启蒙，这就形成了鲁迅忧患意识所体现的“为人生”思想的个性特征，使他总是将人的解放作为他广泛的社会批判的理论依据，不遗余力地寻找人被异化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并且在深刻的忧患意识中展现出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思想意义。
　　第四，坚持不懈的韧性斗争的意义
　　鲁迅一生致力于现实人生的搏击，并不受来自现实社会各个方面的种种诱惑，也不屈服于任何社会势力的压力，而是依据自己内心的准则和所确立的目标，对所忧患的问题展开认真的思考，从而在博大的精神世界中，保持了强大的人格独立，同时也使他敢于持异，不阿世媚俗。当然，针对中国社会变革难度大，任务艰巨的特点，鲁迅通过忧患的体验，也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艰巨性与曲折性的特点。在鲁迅看来，面对强大而顽固的传统势力，完成人的观念的现代转换，摆脱历史轮回怪圈的循环反复，就应该在保持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忧患体验中，坚持韧性的斗争精神。鲁迅认为，韧性的斗争，其意义在于强调了面对客观外部的强大势力，人的主动进取的作用，强调了对于客观外界的深刻的内心体验作用，从而使忧患意识能够透过表面的圆满与和谐而深入到问题的本质，保持对各种社会问题思考的敏锐性，完成思想的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总之，鲁迅的忧患意识是由他所确立的现代文化观念文化意识而决定和制约的，也是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产物。结合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考察鲁迅的忧患意识，可以看出，居于他的忧患意识中心的是围绕着如何使近代中国最终摆脱历史困境命题而展开的人的观念变革、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等一系列问题的严肃思考。正是在这个认识层面上，我认为，鲁迅的忧患意识反映出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整个社会的“疗救”注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忧患意识显示出了他的思想深刻性和独特性的特点。
　　注释：
　　〔1〕参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2〕〔27〕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3〕鲁迅：《坟·未有天才之前》。
　　〔4〕〔5〕鲁迅：《热风·三十六》。
　　〔6〕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着者自叙传略》。
　　〔7〕〔25〕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8〕〔30〕鲁迅：《呐喊·自序》。
　　〔9〕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
　　〔10〕〔13〕〔18〕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11〕〔17〕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12〕参见鲁迅：《狂人日记》。
　　〔14〕〔16〕鲁迅：《坟·科学史教篇》。
　　〔15〕参见拙文《“立人”与鲁迅的终极关怀》， 《长白论丛》1995年第3期。
　　〔19〕鲁迅：《热风·三十八》。
　　〔20〕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21〕〔23〕鲁迅：《两地书·二四》。
　　〔22〕鲁迅：《书信集·致李秉中》。
　　〔24〕鲁迅：《坟·灯下漫笔》。
　　〔26〕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28〕鲁迅：《华盖集·题记》。
　　〔29〕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田敬宝　＊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5-21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黄健19961996 作者：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5-21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黄健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0: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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