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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是：“20世纪西方没有哲学。”此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河清无大鱼”。在20世纪西方哲学舞台上再也见不到从前那种包罗万象的伟大哲学体系；二是“玛赛克式的多元化”。哲学流派林林总总，但没有一个流派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充当整个西方哲学的代表。各派哲学划地为牢，彼此对立，甚至同一个流派的哲学家之间也迥异其趣。
　　由于缺乏完整而连贯的哲学图景，我们很难把20世纪西方哲学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运动来把握。尽管如此，20世纪各派哲学之间、各哲学家之间也不乏一些世界观、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的相似之处和相通之处，从而透过多元化图景，我们仍可追寻到哲学史进程中的连续性线索。因此，20世纪西方哲学不是一座沉寂的坟茔，而是一个开放的多空间融合体。
　　　　　　一、时代
　　哲学是通过各个哲学家进入世界的，但是每一个哲学家都生活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文化空间中。从这种历史编年史的角度看，哲学家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早产儿。20世纪西方哲学家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儿。他们生活在20世纪，并为20世纪进行哲学思维。他们的思想、活动乃至个人命运无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写照，无不与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世纪哲学先驱、20世纪科技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对20世纪哲学家的精神世界具有决定性影响。此外，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也对他们的精神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自然科学取向的哲学家来说，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性知识，尤其是弗雷格、罗素等人所开创的数理逻辑具有决定性意义。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奠定了数理逻辑的分析方法，成为人工语言派分析哲学家的重要思想依据。弗雷格的《算术基础》（1884）则提出了语言哲学的基本原则，对语言哲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直接影响了某些哲学家的精神世界。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尔、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把哲学与社会分析融为一体，深入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人的异化现象，进而把社会批判理论与西方学生运动联系起来。他们根据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提出了乌托邦革命的理想，即建立一种没有本能压抑的“爱欲文明”和“健全社会”。
　　政治局势决定了某些哲学家的个人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维持根斯坦未能如期去英国。战争期间，他在奥地利陆军服务，开始撰写《逻辑—哲学论》（1918）。战争期间，布洛赫是和平主义者，他到瑞士避难，在那里撰写了《乌托邦的精神》（1918）。20年代布洛赫加入了共产党。
　　纳粹上台后，大批德国哲学家被迫流亡国外。战争前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撰写了《启蒙的辨证法》（1947），着重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批判了法西斯主义的野蛮暴行。
　　1937年，雅斯贝尔斯因妻子是犹太人而被解职，甚至被剥夺了出版自由。对战争起因的反思，使他从早期克尔凯郭尔式的内在性哲学开始走向理性的生存哲学，进而把“无限交往”置于哲学思维的核心。
　　30年代，布洛赫曾为苏联当时的“清党”和“莫斯科审判”（1936～1938）进行辩护。这次辩护成为他一生“内心冲突”的焦点，因为这与他毕生所从事的博爱事业背道而驰。在对斯大林主义的道德评价上，萨特、卡缪、梅洛－庞蒂之间也发生了激烈争吵，最终导致分道扬镳。
　　与同时代德国哲学家不同，纳粹期间， 海德格尔不幸站错了队。1933年纳粹执政后，他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表示公开拥护希特勒。令人遗憾的是，1945年以后，他并未公开表示为过去的“政治迷失”承担责任。
　　二战极大地影响或改变了某些哲学家的生活、思想进程。战争期间，奎因在美国海军工作，马尔库塞则出任华盛顿战略服务局研究员。二战完全改变了萨特，使他由从不过问政治的知识分子变成着名政治人士。战争期间他参加抵抗运动，创办《现代》杂志，并与卡缪、梅洛－庞蒂等人结成“革命民主同盟”。50年代他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但苏联入侵匈牙利以后，同苏共、法共断绝往来。60年代他与罗素共同主持“国际仲裁战犯法庭”以反对美国侵越。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他积极支持学生，同年苏联入侵捷克，他坚决反对。1979—1980年，萨特又在欧洲第一电台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
　　60年代学生运动与某些哲学家，尤其是与马尔库塞相联系。马尔库塞被誉为西方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他的《单向度的人》（1964）表达了“新左翼”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极度反感乃至摧毁这种文明的愿望；他的“大拒绝”理论被视为现代乌托邦革命的纲领。相比之下，面对学生抗议活动，阿多尔诺的态度比较保守。他对现实政治的超然态度使他卷入种种争吵和冲突中去。“新左翼”学生公开反对阿多尔诺，称他为反革命分子。1966年阿多尔诺在瑞士抑郁而死。
　　 后期布洛赫的个人经历：再次表明了哲学家与时代的血肉联系。1949年布洛赫从美国回到东德，并在莱比锡大学执教，但他与东德当局不断发生政治、思想上的冲突。1961年他访问西德时要求政治避难，以后一直执教于图宾根大学。
　　　　　　二、哲学家
　　　　1.19世纪哲学先驱
　　20世纪西方哲学是19世纪西方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其思想材料源于19世纪哲学先驱们的思想遗产。19世纪德国哲学经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达到了顶峰。黑格尔逝世后，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思辨哲学运动。这场运动的旗手当推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和尼采。
　　克尔凯郭尔既是形而上学家，又是着名宗教哲学家。他从“孤独个体的存在”出发，反击了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用客观精神和范畴抹杀了个体的存在，建立了没有人居住的理论大厦，从而真理也就丧失了。存在是发自内心世界的孤独、恐惧、绝望等心理体验，故存在是荒谬的，它不可能有体系。他的存在思想成为20世纪存在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从海德格尔的此在结构分析、萨特的解释美学和早期雅斯贝尔斯的生存澄明中，都可以觉察到克尔凯郭尔存在思想的踪迹。
　　当克尔凯郭尔抨击基督教时，马克思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1844年，克尔凯郭尔发表了《恐惧的概念》、《哲学片断》，而马克思则撰写了着名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从劳动异化观出发，分析了人的存在发展。在他那里，存在即生命，而生命的特征是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导致人性的扭曲，即存在本真性的丧失。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带有“存在批判”的特征。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恰恰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思想来源。1932年马克思的《手稿》被发现之后，马尔库塞旋即发表了《论奠定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1932）。在此文中，他把当代工业社会的各种矛盾归结为人的本质与存在之间的矛盾，从而把总体革命看作消除整体异化的根本途径。
　　梅洛－庞蒂的历史观是一种存在主义历史观，但其中也渗透着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可视的与不可视的》（1963）中，他通过把历史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融为一体，试图重建历史哲学。历史源于存在。历史是存在的“铭文”，是存在的显灵或在场。但历史的决定因素不是存在本身而是人类。如果没有人类对历史的“挪用”，历史是不可能形成的。因此，在梅洛－庞蒂说来，唯有人类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再创者。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直接启发了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布洛赫认为，真正的人类精神的建立最终是以人类希望的极大满足为前提的，而希望的满足又与物质利益的极大满足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在《希望的原理》（1954—1959）中，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范围内重建希望因素，创立一种世界形态的“希望的原理”。
　　对现代惩罚制度的批判是福柯哲学的主题之一。从他的《监督与惩罚》（1975）中，亦不难发现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
　　尼采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支配着20世纪西方哲学家的精神世界。早在1936年，海德格尔就在弗莱堡大学主持过尼采讲座，后经整理发表了《尼采》二卷（1961）。雅斯贝尔斯则借助于尼采的思想思考了他后来毕生所研究的许多问题，并写下了《尼采》（1936）、《尼采与基督教》（1946）等专着。
　　早期萨特也曾受到尼采学说的熏陶，他的《苍蝇》（1943）中的道德“毁灭尝试”就渊源于尼采的基督教毁灭尝试。卡缪的代表作《西西弗斯的神话》（1942），其哲学底蕴就是尼采的“永恒轮回”和“命运之爱”。
　　福柯十分推崇尼采，视尼采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他的“反历史说”根源于尼采的“视点主义”史观，而系谱学则承袭尼采的“道德系谱学”。继尼采宣告“上帝之死”后，他宣告了“人之死”。
　　不过，必须指出，20世纪西方哲学家的精神状况还受到其他哲学传统的影响。摩尔、奎因等英美哲学家的思想发展与盎格鲁—撒克逊哲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胡塞尔毕生致力于所谓哲学的“新开端”，但他把自身的哲学努力与古老的哲学传统联系在一起。至于维特根斯坦是个例外。他与哲学传统格格不入，其思想、术语的独创性完全超乎哲学传统，特别是超乎德国哲学传统。　　　　　他致力于哲学的“自我扬弃”（Selbstaufhebung）， 他把全部传统哲学问题宣布为“不可理解的形而上学”。
　　　　2.对立—疏远—分裂
　　从哲学史上看，每一个伟大哲学家都是一个不可混淆的个人，一个自我表现的人。每一个哲学家都用个性来实现其哲学，通过他的思维和气质影响着世界。由于个性、思维风格和气质上的差异，20世纪许多同时代哲学家们时常处于一种特殊的紧张状态中。在他们内在的境界和高尚的素质后面，有时隐藏着一种偏激的、甚至是咄咄逼人的气氛；他们彼此怀有敌意，私人关系变化不定，彼此很少相互谅解。
　　在《本真性的隐语》（1964）中，阿多尔诺挖苦海德格尔的语言风格，称之为德国“残缺教养”的象征。而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中，他又指责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是“20世纪的存在神话”。
　　雅斯贝尔斯一生树敌颇多。尽管他承认，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是“大有教益的方法”，但他认为，胡塞尔要求哲学是一门科学，是“最天真最彻底地背叛了哲学”。在《关于马丁·海德格尔的笔记》（1978）等着作中，他认为，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是一条“歧途”，而后期向语言的新突破乃是一种“唯灵论”。
　　雅斯贝尔斯也把另一个同时代人布洛赫称作唯灵论的信徒。反之，布洛赫对雅斯贝尔斯也没有好感，称他为“老实的后生”、“亲法西斯主义的虚无主义”等。布洛赫还指责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是对“社会学的无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是从“过去的力量”中寻找人的形象和身分。对于他来说，人类最深层的根本冲动是“饥饿”。比起“饥饿”这一原始冲动，所谓“里比多”、“畏”等就显得太奢侈、太浅薄了。
　　马尔库塞则向维持根斯坦宣战。维氏热衷于“让一切依然如故”，这在他看来是学术上的“施虐—受虐狂”，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极端“自卑感和自责感”。日常语言批判虽能揭示许多语言歧义，但它本质上又都处于“语言游戏”和“学术胡诌”的范围之内。马尔库塞对萨特也提出了尖刻批评，指责后者的存在主义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虚假的“激进主义”。他抱怨，正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本身挫败了革命理论的出现。
　　海德格尔对其学生萨特也冷眼看待。他申明，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与《存在与时间》中所阐明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存在先于本质”乃是一种“倒转了的形而上学命题”，是对存在的真理的遗忘。雅斯贝尔斯对萨特的这一存在主义命题也颇有微词：所谓“自我选择”、“自我创造”的思想是不真实的，因为人从来都不会是既非生物的，又非社会的和形而上学的。
　　卡缪则孤军奋战，寻求思想上的交锋。他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全面反击了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思想。
　　个性、气质和风格上的差异，导致哲学家们旷日持久的争吵、公开的意见冲突，甚至导致某些哲学家之间友谊的破裂。例如，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舍勒；萨特与卡缪、梅洛－庞蒂。不仅学术分歧、政见相左也导致志同道合者各奔东西。例如，卡缪与梅洛－庞蒂。
　　　　3.渗透—趋向—连续性
　　尽管20世纪西方哲学家之间普遍存在着对立、冲突和分裂倾向，但他们之间也不乏相互渗透、相互趋向的倾向。例如，阿多尔诺—布洛赫—马尔库塞—卡缪—萨特—梅洛—庞蒂。显而易见，他们之间除了结论的分歧以外，还存在着提问和处理问题上的相似性。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连续性，首先表现在同时代哲学家之间存在着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堪称是学术合作的范例：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其次，连续性也表现在师徒之间的分工合作上：摩尔—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
　　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对后世哲学的效应中，我们能够寻觅20世纪西方哲学的连续性进程。众所周知，胡塞尔奠定了现象学基础，产生了世界性影响，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释学则开启了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哲学解释学。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比较奇特。海德格尔曾长期担任《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主编，被胡塞尔视为现象学传统的当然继承人。但是20年代，胡塞尔的主要兴趣是“先验现象学”，而海德格尔则倾心于“存在”问题。海德格尔曾把《存在与时间》（1927）敬献给胡塞尔，可是胡塞尔对此书大失所望。他指责海氏对“存在”的关注是对现象学运动的最大背叛。但事实上，海德格尔并未完全抛弃现象学，他的存在哲学中含有明显的现象学方法论成分，反之，海德格尔的着作对胡塞尔也构成某种挑战。1936年胡塞尔撰写了《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此书很大程度上是对海氏《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回应。尽管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但两人都涉及了人生问题，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海德格尔以“在世”概念，胡塞尔以“生活世界”概念分别描述了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
　　作为现象学家，舍勒曾是胡塞尔《年鉴》的合作者。虽然二人之间直接交往不多，学术旨趣各异，但这并不排除二人现象学之间的精神联系和亲缘关系。舍勒对现象学的领悟和把握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将现象学方法应用于伦理学、文化哲学和宗教领域，奠定了“应用现象学”的基础。
　　1913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普通精神病理学》，他把胡塞尔的现象学描述性方法应用于精神病理学研究，奠定了精神病理学研究中的现象学方向。
　　萨特的思想与胡塞尔、海德格尔也有亲缘关系。他的早期着作《论自我的超越性》（1937）便是胡塞尔现象学描述方法的具体运用。后来，他又深受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影响，　撰写了《存在与虚无》（1943）。
　　梅洛－庞蒂有时被认为是胡塞尔最好的解释者和继承者，有时又被认为是与海德格尔、萨特同属一类的存在主义者。因为他的着作兼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特征。例如，他的《知觉现象学》（1945）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阿多尔诺有时也被认为是胡塞尔的继承人，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叫《关于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矛盾》（1924）。30年代，他继续从事现象学研究留下了大量手稿，后经整理发表了《认识论元批判：关于胡塞尔研究和现象学的矛盾》（1956）。尽管阿多尔诺挖苦海氏的语言和存在论，但他的否定辩证法的核心内容恰恰体现了海氏的基本命题：即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他的“否定”（Nigative）概念与海氏的“无”（Nicht）概念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作为师徒关系，摩尔与维特根斯坦在研究方向、基本思路和结论上都有许多一致之处。前者为语言哲学扫清了道路，后者系这派哲学的主要代表。
　　　　　　三、哲学
　　　　1.哲学的任务
　　哲学是什么，哲学应是什么，哲学能够是什么，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以致被称为“哲学的丑闻”。面对自身时代的危机和危机意识，20世纪西方哲学家们对这个古老的问题纷纷作出了新的解答。大体说来，一部分哲学家坚持哲学的实践原则，把哲学与现实联系起来，通过探求哲学的新开端，重新规定哲学的任务。另一部分哲学家则积极评价当代自然科学成就，通过把哲学与科学结合起来，重新解释哲学的任务。
　　摩尔认为，哲学的首要任务是，要真正弄清楚某个哲学家所讲的某些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为此，他特别注重语言分析，即概念的各种特殊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探讨某些概念的用法，考察这些概念在哲学语言及日常语言中的异同，以澄清哲学概念、哲学问题和哲学命题的意义。
　　同摩尔一样，维特根斯坦也强调“全部哲学是语言批判”。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哲学的任务是自我扬弃，即拒斥一切形而上学问题：“凡是不可说的，对它就必须保持沉默。”照此说来，传统哲学问题都是形而上学问题，即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也把语言批判视为哲学的根本任务，甚至理解为“哲学的治疗”。他断定形而上学是一种“精神疾病的语言”，真正的哲学任务应该是治疗这种语言精神病，应该为哲学家们澄清语言的混乱而提示方向。不过，后期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语言唯我论，导入了“语言游戏”概念，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公共性和活动性。
　　奎因也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对科学语言作逻辑分析。但与维特根斯不同，他强调任何科学家的理论学说都具有某种本体论立场。哲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揭示或澄清其本体论立场。通过“本体论的承诺”，奎因最终将逻辑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起来。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毕生致力于哲学的“自我扬弃”，那么胡塞尔则毕生致力于哲学的新开端——现象学。在他说来，欧洲的一切危机，首先是人的危机，而科学主义哲学只能加深日趋严重的欧洲人的危机。先验现象学作为一门“严密科学”，既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人生问题。因此，他试图通过现象学这门“唯一正确”的哲学思维，解决哲学的传统任务：奠定全部科学的基础，澄明全部人类生活，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一种伦理规范和“实践关系”。
　　就像胡塞尔一样，梅洛－庞蒂也具有深刻的时代危机意识。但是，在他看来，现象学既非济世良方，亦非哲学的“新开端”。哲学是“源始的、无解的，它涉及的是运动”，故哲学的任务是学会重新看待世界。人是在世之在，而世界之在显现于人的知觉。知觉是先于科学抽象和反省思维的“直观体验”，是真正的存在，是人的生活的源泉。因此，哲学要“回到事实本身”就必须回到主体知觉，即科学以前的世界。进言之，真正的哲学知识是“知觉”（Wahrnehmung）， 即体验解释学和存在解释学。
　　福柯也意识到了自身时代的全面危机。他认为，时代危机的症状是“现代合理性”，这一症状反应在个人之中，也反映在制度中，业已成为科学和哲学中的最大威胁。因此，全力打破知识事业中的“合理化”乃是哲学的根本任务。一如梅洛－庞蒂，福柯也坚信人的思维的有限性和理性的复合性。主体反思并不能把握人与世界的深层关系，因而他要求把“话语”（Diskurs）置于哲学思维的核心。但是， 哲学不是提供一般的话语理论，而是提供具体的陈述领域里的“话语分析”。这种话语分析是一种“调节了的实践”，有其坚定的“权力倾向”。
　　阿多尔诺强调，哲学必须面对时代的挑战并对这个时代负责。但他反对一切本体论，反对把某物奉为第一性，因为任何一种“世界图景”都意味着一种现有事物的永恒性。哲学的真正功能是“批判的反省”。哲学不是体系，而是批判。近代哲学中，笛卡尔批判了斯多葛派的教条主义，莱布尼茨批判了经验主义，康德批判了休谟和莱布尼茨，黑格尔批判了康德，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因此，在当今“普遍社会压制的时代”，哲学的任务就是抛弃传统的总体性观念，作为“他律性的牵制力量”对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进行批判。唯其如此，才能维护自由，走向真正的人道主义。
　　布洛赫的早期哲学是对一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独特反思。他的《乌托邦的精神》不仅有对危机的判断，也包含着一种解决方案，即“具体的乌托邦”。“乌托邦”（Utopie）并不意味着静观或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参加社会改造的历史进程。因此，乌托邦是人们改造现实的能动原则。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现状，而是唤醒生活，即动员人的潜力，积极改造现存社会，把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之梦”变成现实。
　　马尔库塞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社会心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型的极权社会，它正在把人类拖入“新的野蛮状态”。当代资本主义正利用工业技术的“新控制”，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和控制，改变人的心理结构，使个人同社会强加给他的生活方式同化、溶合和一体化，从而使工业社会的合理性成为政治的合理性。因此，当今哲学的迫切任务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病态性”进行分析，揭露种种异化现象，为建立一种非压抑的文明提示方向。
　　像大多数同时代哲学家一样，雅斯贝尔斯也反对把哲学视为一门科学或学问。他认为，传统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中宣告结束，从此哲学不再是推论和说明的体系，而是一种澄明生存的活动。因此，他很少用“哲学”（Philosophie ）一词，　　　　　　而是代之以“哲学活动”（Philosophieren）。他的早期生存哲学就是一种危机哲学，带有一种“警世”性质：在日益平均化、机械化、大众化的时代里，呼吁人们追求“本真”，寻找“本原”，成为真正的人。鉴于科学技术时代的全球现实，后期雅斯贝尔斯探索了一门康德“世界公民”意义上的全球哲学——“世界哲学”（Weltphilosophie）。
　　后期海德格尔的思维转向与当代技术现实也不无联系。他把当代称为“技术时代”，技术标明了这个时代的本质。所谓“技术”并非手段和工具，　而是一种“强求”，　其本质是人们无法控制的“座架”（Gestell）。 现代人的悲剧多半在于科学技术抢占了古老的形而上学地盘。因此，他的后期哲学就是要从当代科技文明中唤起一种“危难意识”，从存在者面目全非的世界中得到治疗和拯救，回复或进入到健康的世界。对他说来，从“既无历史又无家可归”的工业技术时代中，把“存在”揭示出来，这是哲学的一大“宿命”。
　　　　2.哲学的主题
　　（1）价值与意义
　　价值与意义问题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题之一。在舍勒的全部哲学中，价值（Wert）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价值是终极事实，与此相关的是价值体验。舍勒把基本价值归纳为四类：a、感觉价值；b、生命力价值；c、精神价值；d、宗教价值。每一个价值等级都与特定人格类型相联系：感觉价值—艺术家；生命力价值—英雄；精神价值—天才；宗教价值—圣者。在与价值有关的整个情感领域里，舍勒着重探讨了“爱”（Liebe）。在他那里，爱不是一种反应行为， 而是一种“放射行为”。因此，只有爱才能触及被爱者的内心世界，只有爱才能达到人的最高价值。一个人越是能爱，就越能实现其价值，而世界对于他就越是充满着意义。
　　卡缪则通过对虚无主义的反思，发现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人意识到世界的荒谬时，　他就领悟到自己生存的空虚。　所谓“荒谬”（Absurd）就是指人的希望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合的冲突。但是，面对世界的荒谬与虚无，卡缪反对把“自杀”作为解决办法。对于他来说，对荒谬和虚无的唯一扬弃就是“反抗”（Revolte）。 反抗既是对荒谬的抗议，也是新价值的创造。“我反抗，故我们存在”。荒谬—反抗—价值，这是一个肯定的公式。在后期卡缪那里，反抗代表着人类的共同抗议和团结一致的社会行为。人们进行反抗，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扞卫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价值。
　　在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中，“抗议”（Protest）也表现为意义。“幸福的实质就是自由的实质”。但是，幸福与欲望是不可分割的，幸福乃是欲望即“精神化的欲望”的满足。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的高福利、高消费麻痹人们的反抗意识，对人性、爱欲加以全面压制，使人变成“单向度的人”，使社会成为一个“攻击性社会”。因此，马尔库塞强调，必须进行一场“乌托邦革命”，改变人的“单向性”，形成“新意识”，以造就一代“新人”，建立一种具有艺术美感和道德性质的自由社会。但是，面对全面异化的西方社会现实，他最终认为这个乌托邦革命是“最抽象、最遥远的东西”。于是，他转向“大拒绝”，号召人们用“暴力”来迫使资本主义社会撕下“民主”的假面具。
　　布洛赫的乌托邦观点是对“堕落”资本主义社会的抗议，是对普遍异化现状的抗议。但是，这种抗议不是仅限于对现状的批判，而是要对一个广泛的未来目标负有责任。因此，乌托邦的作用在于“意义发现”（Sinnfindung）。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乌托邦”不是怪论， 而是“同趋势和潜势的一致”，它包含着朝着“还不存在的事物”的方向上的人的积极因素、人的行为。与卡缪、海德格尔不同，在布洛赫那里，“死亡”（Tod）并非一切价值的毁灭者，“畏”也不是哲学思维的起点。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家”，他视死亡为无神论宗教的希望所在：死亡拓宽了不朽思想的乌托邦，加深了死亡所积淀的那个世界过程的意义。
　　（2）生存
　　“生存”（Existenz）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又一主题。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开了20世纪存在哲学的先河。他的“生存论的筹划”、“被抛状态”（Geworfenneit）等概念成为萨特自由哲学的重要因素，而“在世”（In-der-Welt-sein）则直接启发了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海德格尔通过生存分析，从新的思路论述了人生、世界、认识、情感、死亡、时间、历史等重大课题。本真的生存状态就是先行领悟到此在最本己的终极可能性—死亡。“向死而在”就是有所作为，死亡是生命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性力量。
　　“生存”是雅斯贝尔斯哲学的基本概念，他的哲学就是“关于生存的哲学”。生存哲学把“生存”置于现实的中心，但这并不表明它把生存作为唯一的现实。生存的结构就是生存的开放性：“生存必有超越者”。　　　 因此，　　　 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既是“生存澄明”（Existenzerhellung），又是“形而上学”。作为生存澄明， 生存哲学呼唤自由；作为形而上学，生存哲学呼唤超越者。
　　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出发，萨特把“生存”理解为自由。自由即境况中的筹划、选择和行动。生存包围着自我，处于自我之中，但永远无法触及它。生存具有主体性，它不断否定，投出自身成为它主观意愿的东西。“生存先于本质”，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人出生时没有先天的本质，亦没有设定人性的上帝，人通过后天的选择确定自己的价值，而这种选择是绝对自由的。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与海德格尔的理解不同，在萨特看来，“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人的出生没有道理，人的死亡亦没有道理。
　　（3）形而上学
　　20世纪西方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问题，尤其是对上帝与不朽问题大都采取怀疑或审慎态度：要么坚决拒斥，要么避而不谈。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舍勒单刀直入，力图以直观体验证明上帝之在。只要人是有限精神，人就追求无限，宗教行为深植于人的本性。人是“面向上帝的X”，人与上帝共存。 完整的人与上帝是可以互换的存在。上帝被体验为、被领悟为生命与精神的统一。人与上帝彼此独立，但也彼此包容。人通过上帝看到的是自身的完整性，上帝通过人看到的也是自身的完美性。人接近上帝，上帝也接近人。人的生成同时就是上帝的生成。
　　反之，萨特是个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者。他对上帝与不朽问题一概持否定态度。人是自为，他面对自在世界。人渴望成为“自在自为”，即成为“上帝”。但是，人的自为的本性就是要对自在进行否定和虚无，所以人永远达不到自在自为。上帝的观念是徒劳的，我们徒劳地牺牲自身。无独有偶，卡缪也固执地认为上帝、不朽等问题是不可解决的问题，最好放在一边，不谈为妙。
　　布洛赫致力于历史重建，试图在无神论范围内重新考虑宗教和形而上学问题。　　　他认为，　　　　人类的最高希望出现在“神本质”（Gott-Hypostase）。但是，若没有无神论，宗教就流于迷信，“救世主义”就失去任何现实基础。因此，他倡导一种“基督教无神论”。只有无神论者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反之，只有基督徒才能成为真正的无神论者。“上帝尚未存在，但他即将存在”。耶稣不是上帝之子，而是尘世之子，是尚未出现的人类的理想—善的化身。
　　雅斯贝尔斯强调指出，对上帝的反省是一切有意义的哲学思想的典型特征。但是，上帝的存在与上帝的不存在同样都是不能证明的。一个经过论证的上帝将不是上帝，而只是这个世界中的某物。因此，他反对基督教的启示信仰，而倡导“哲学信仰”（Philosophische Glaub）。上帝是不可见的，他不能被人看见，而只能被人信仰。这种信仰不是源于世间经验的界限之内，而是源于人的自由之中。一个真正意识到自身自由的人，便可获得“上帝的确定性”。自由与上帝是不可分割的。
　　阿多尔诺以“反体系”着称，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前提恰恰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全体是非真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否定的全体”，对此只有借助“否定的辩证法”才能有所领悟。因此，阿多尔诺并没有重复犹太人的“千年王国说”或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相反，他着眼于否定的社会现实，否认乌托邦理念的任何当下内容。但是，他通过揭示未来乌托邦社会图景中的肯定因素——主客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人与社会统一、人与自然统一等——试图克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性现实。因此，在他那里，批判与拯救是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否定逻辑的实质在于，揭示了未来乌托邦社会图景的肯定因素：“人类是高于一切的”，必须建立一个有人类尊严的社会。
　　早期海德格尔以拒斥或消解传统形而上学为己任，他的《存在与时间》批判了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尼采的整个西方哲学史。但是，他由于执着于“存在”的神话，被视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自《哲学论文集》 （1936—1939）起， 他另辟蹊径，　试图借助“事件”（Ereignis）概念重新标明人与存在的关系。但是，他由于把“事件”理解为“自身环绕的界域”，最终还是把形而上学留给了自己。海德格尔的全部哲学也始终贯穿着宗教因素，　他的早期哲学中的“非神话”（Entg＠①tterung）系一种否定神学，它并不排除宗教体验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仅仅标志着上帝和诸神的缺席状态。晚期海德格尔的宗教观几经变化，最终他自称是“等待上帝的人”。因此，他被后世认为是“追随基督教福音的人”。
　　　　　　四、结语
　　20世纪西方哲学的基本倾向是多元化，但多元化图景中始终贯穿着连续性线索。20世纪西方哲学家们大都具有深刻的时代危机意识，他们生活在时代中，并为自身时代进行哲学思维。20世纪西方哲学家们的精神世界主要受19世纪哲学先驱、20 世纪科技发展及政治局势的影响。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题是生存、价值与意义、形而上学等。人类学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乃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伟大转向。
　　21世纪将是世界时代。随着世界时代的到来，“世界”已被置于现实的中心，“世界哲学”已成为一切哲学研究的新任务。“世界转向”必将成为21世纪哲学的伟大转向。但是， 20 世纪哲学的诸主题仍将为21世纪哲学所关注。因为哲学归根到底是对人的追问、对世界的追问、对超越存在的追问。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82～91B6外国哲学梦海20002000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作者：社会科学战线长春82～91B6外国哲学梦海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0: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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