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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忠孝观的整合是中国古代忠孝观念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为抛砖引玉，本文仅就经学对于汉代忠孝观的整合及其作用作些初步的分析。
　　 一
　　中国古代的孝忠观念源远流长。一般来说，孝的观念的产生颇早，它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所谓“孝道”形成的产物。孝的内涵最初是指“敬老”、“尊亲”和奉养父母等，主要用于规范亲属关系，特别是父母关系。《说文解字·老部》云：
　　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忠的观念产生较晚，有忠君、忠于国家、忠于朋友等内涵，是进入文明社会后所形成的一种价值取向。随着社会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子百家的重视和研究，尤其是儒家的极力倡导，这时的忠孝观念已基本形成了“孝亲”、“忠君”的共识，并成为两个最重要的政治伦理观念。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孝经》便征引孔子说：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注：《孝经·开宗明义章》）
　　再如《荀子·礼论》，“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又《韩非子·忠孝》说：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但是总的来看，这时的忠、孝观念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分离，而且孝亲也明显重于忠君。
　　西汉王朝建立后，为巩固统治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高祖刘邦在思想上竭力强调忠道。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例，就是对于丁公、季布的不同处理。丁公与季布乃异父兄弟，在楚汉之争中都是项羽麾下的大将。季布对刘邦曾穷追猛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令高祖恨之入骨；而丁公则手下留情，使高祖免于危难。然而刘邦称帝后，却赦免了季布，处死了丁公。《汉书·季布传》载：
　　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汉高祖将仇人赦免却将恩人斩首的做法，从道义上讲完全是恩将仇报，也可以说是一种得了便宜反而卖乖的小人做派。但是他即位伊始就采用这种无赖手段来提倡忠道，却无疑表明了他对提倡忠道的急切心情。
　　在提倡忠道的同时，汉王朝也把这时已经被视为“美德”的孝观念运用于统治之中。史载高祖六年，为表现孝道，高祖尊太公为太上皇，便公开下诏说：
　　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注：《汉书·高帝纪》。）
　　从惠帝开始，汉王朝还在选举制度上设置了“孝弟力田”科。《汉书·惠帝纪》载，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汉书·高后纪》载，元年春正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在高祖之后，汉家皇帝（光武帝除外）的谥号也都被冠以“孝”字。《汉书·惠帝纪》注云：“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
　　尽管如此，在西汉前期人们对于忠孝观念的理解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异。即以忠为例，当时就有许多人没有把忠君视为最高的伦理标准。据《汉书·郦商传》记载，在诛灭诸吕的过程中，郦商的儿子郦寄曾将执掌北军的吕禄骗出北军，使太尉周勃得以夺取北军兵权，才最终平定了诸吕之乱。然而就像这种决定汉家王朝命运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许多人却竟然都做出“郦况卖友”的评论。更有甚者，淮南王刘长谋反，汉文帝予以惩治，在押送刘长到蜀郡严道邛邮的路途中，刘长绝食而死，也有人作歌谴责说：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注：《汉书·淮南王传》。）
　　可见其忠观念的淡薄和混乱。再从孝观念看，这时对孝的理解也仍然没有上升到忠君的高度。在汉初思想家的着作中，我们很少能找到把孝亲与忠君完全联系在一起的论述。因此，对理论界来说，究竟怎样才能澄清忠孝观念中的“模糊”认识，以便更好地维护汉王朝的统治，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从有关记载看，汉代经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主要是采用由孝劝忠的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在理论上强调“家国同构”，在实际生活中则把孝作为忠的手段，而把忠作为孝的目的。
　　所谓“家国同构”，简言之，就是把君、父的角色合而为一，使皇帝（后）既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同时又可以成为天下所有人都必须尽孝的父母。关键乃在于：向皇帝尽忠也就等于最大的孝亲，因而如果能在家庭中做到孝亲，那就必然会在朝廷里尽忠。这种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渊源很早，如《尚书·洪范》云，“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至春秋战国时期，所谓忠孝互通的说法已开始比较多地出现。《礼记·祭统》说：
　　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如此之谓备。
　　《孝经·广扬名章》说：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但是这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成为其孝忠观念的主流。直到西汉前期，随着对忠观念的强调和倡导，许多儒生才开始竭力宣扬家国同构的理论。特别是董仲舒，他根据阴阳五行说，把孝忠都论证为“土德”，对家国同构理论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例如，对《孝经》所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董仲舒即阐发说：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首，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
　　这是关于孝为“天经”的论证。
　　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盛于黄，此谓孝者地之义也。（注：《春秋繁露·五行对》。）
　　这是关于孝为“地义”以及孝、忠皆源于“土德”的论证。
　　董仲舒以所谓五行相生来论证孝忠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他竭力要把孝忠统一起来，却是无疑义的。而既然孝道和忠道都被他说成“土德”，那么忠、孝实际上也就成为“土德”的不同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孝道就是忠道，忠道亦就是孝道。因为就国家而言，它无非是家庭的扩大；就皇权而言，则无非是父权的扩大。所以对孝道的论证，在这种理论架构下，也就完全变成了对忠道的论证。如董仲舒说：“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事君，若土之敬天也”，“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注：《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当然，对统治者来说，要想倡导人们尽忠，其最好的办法亦莫过于推崇孝道。所谓“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即“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注：《孝经·孝治章》。）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要履行神圣的忠孝义务，即必须做到《孝经》所要求的“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所谓“退家则尽心于亲，进宦则竭力于君。”（注：《汉书·张敞传》。）这样也就基本完成了对忠孝观念的整合。
　　因此，为了更加鼓励人们尽忠，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这种家国同构、由孝劝忠的理论体系便成为汉代政治理论的一个主要内容，并越来越得到重视。如《汉书·严助传》记载，严助被任为会稽太守后，以会稽鄙远而“数年不闻问”，在受到武帝责问后，严助即据此请罪说：
　　《春秋》天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臣助当伏诛。陛下不忍加诛，愿奉三年计最。
　　再如《盐铁论·备胡》载桑弘羊称：
　　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
　　又灵帝时傅燮上疏说：
　　臣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尽其情？（注：《后汉书·傅燮传》。）
　　所以东汉具有法典性质的《白虎通》曾总结说：“臣之于君，犹子之于父。”（注：《白虎通·丧服》。）
　　另一方面，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统治者也极力倡导孝道，以达到其劝忠的最终目的。甚至为推广孝道，他们还把重孝作为推行教化的一个主要途径，如宣帝说，“导民以孝，则天下顺”（注：《汉书·宣帝纪》。）。而且从宣帝开始，为了更加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方针，汉王朝明令规定“亲亲得相首匿”（注：《汉书·宣帝纪》师古注曰：“凡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藏匿罪人。”参看拙文《以经治国与汉代法律》，载《江海学刊》1991年第3期。）。《汉书·宣帝纪》载宣帝诏曰：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载！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廷尉以闻。
　　到东汉时，随着《孝经》经学地位的确立，（注：参看拙文《论〈春秋〉〈诗〉〈孝经〉〈礼〉在汉代政治地位的转移》，载《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他们竟然已把孝视为最高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注：《孝经·圣治章》引孔子语。）史载章帝公开宣称：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注：《后汉书·江革传》载章帝制诏。）明帝时韦彪也说：
　　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注：《后汉书·韦彪传》。）
　　因此，人们当时纷纷重孝，可以说蔚然成风。从效果上看，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由孝劝忠的目的。仅就三公而言，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其任为三公者便大多有“孝谨”之称。例如：《汉书·公孙弘传》，弘“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汉书·王商传》，王商父薨，“居丧哀＠①”；《后汉书·刘般传》，刘恺“素行孝友，谦让洁清”；《后汉书·胡广传》，广年逾八十，“继母在堂，朝夕瞻省，旁无几杖，言不称老。及母卒，居丧尽哀，率礼无愆”；《后汉书·杜乔传》，乔“少为诸生，举孝廉”；等等。三公尚且如此，普通官吏就更不用说了。如张霸“年数岁而知孝让，虽出入饮食，自然合礼，乡人号为‘张曾子’”（注：《后汉书·张霸传》。）；江革“负母逃难，备经阻险，常采拾以为养。……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ｗǎｎ＠②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注：《后汉书·江革传》。）等。而孝子如此之多的涌现，则自然造就了更多的忠臣，并多少达到了《孝经·三才章》所憧憬的“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的效果。
　　 三
　　汉代忠孝观念的整合虽然曾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存在着某些问题。主要就是过分强调了孝的作用。一方面由于统治者极力重孝，在政治、经济上对孝子贤孙们给予了种种的优待，因而许多人为了表示孝亲，并得到社会的承认，往往都标新立异，甚至于弄虚作假。所谓“察孝廉，父别居”（注：《抱朴子·审举》。），就是对于这种伪孝现象的揭露和抨击。至于其具体形式，则可以说五花八门。（注：参见应劭《风俗通·愆礼》。）桓帝时，乐安太守陈蕃对赵宣伪孝的惩治，就是一例。《反汉书·陈蕃传》：
　　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黩故也。况乃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ｗū＠③鬼神乎？”遂致其罪。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在孝道被竭力宣扬而成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注：《孝经·三才章》。）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忠孝的理解越来越出现“偏差”。尽管汉代对忠孝观念的整合，其目的就是要做到家国同构来劝导人们尽忠，而且统治者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注：《汉书·哀帝纪》载哀帝语。），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却仍然把孝看得比忠还重。因为就按《孝经》解释，孝敬父亲本身即高于忠君。如《孝经·士章》说：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所以，当忠孝出现重大冲突亦即不能两全时，他们就往往会舍忠而取孝。这种情况在西汉时期已有所表现，史载“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汉书·王尊传》：
　　（尊）迁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④折阪，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后以病去。及尊为刺史，至其阪，问吏曰：“此非王阳所畏道邪？”吏对曰：“是。”尊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
　　东汉时，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乃至统治者把它视为应予以扭转的不良风气。（注：参看拙文《论“以经治国”对我国汉代社会生活的整合功能》，载《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例如，在关于究竟应如何处理忠孝的冲突问题上，这时有不少人都公开提出忠重孝轻的观点。曾师从经学大师桓荣的鲍骏，便针对同门丁鸿的让爵批评说：“《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注：《后汉书·丁鸿传》。）。为了更加鼓励忠道，着名的经学家马融还参照《孝经》的格式撰写了《忠经》一书，并把“忠”提到了“天地神明”的高度。他说：
　　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注：《忠经·天地神明章》，《汉魏丛书》本。）
　　这显然是希望忠在理论上能与孝的“天经地义”相抗衡。同时，有关孝忠的关系及地位的讨论也成为人们相当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些讨论中，最着名的一次，就是东汉末年由曹丕主持的关于君父孰重的论辩。《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邴原别传》曰：
　　太子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谘之于原，原勃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
　　当然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关键在于君臣乃是社会关系，父子则是血亲关系，故不可能完全等同。特别是秦汉时期，封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还刚刚确立，统治者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来强制人们完全或绝对尽忠。再从具体操作来看，统治者的目的非常明确，重孝就是为了劝忠，它已成为汉王朝培养忠臣的捷径，甚至是一条最主要的途径。因而必须重孝，否则即无以劝忠；但过分重孝又必然会出现变形，乃至本末倒置，使得手段竟变成目的。换句话说，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让统治者颇感两难的问题。所以，尽管汉王朝也试图改变这种重孝轻忠的现象，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直到东汉末年，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不能不削弱汉代以经治国的作用和影响。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忄加戚
　　 ＠②原字为车加免
　　 ＠③原字为氵加于
　　 ＠④原字为来加阝
江海学刊南京124～127B8伦理学晋文20022002汉代忠孝观的整合是中国古代忠孝观念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了强调和倡导忠君，汉代经学提出了“家国同构”理论，也就是把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这种忠孝观念的整合实际是一种由孝劝忠的方法，即把孝亲作为忠君的手段，而把忠君作为孝亲的目的，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因之，汉王朝极为推广孝道，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尽管如此，汉代忠孝观念的整合仍存在着一些自身的缺陷。汉代/经学/忠孝观念/整合晋文，1958年生，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作者：江海学刊南京124～127B8伦理学晋文20022002汉代忠孝观的整合是中国古代忠孝观念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了强调和倡导忠君，汉代经学提出了“家国同构”理论，也就是把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这种忠孝观念的整合实际是一种由孝劝忠的方法，即把孝亲作为忠君的手段，而把忠君作为孝亲的目的，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因之，汉王朝极为推广孝道，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尽管如此，汉代忠孝观念的整合仍存在着一些自身的缺陷。汉代/经学/忠孝观念/整合

网载 2013-09-10 20: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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