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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当代着名作家林语堂，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公允的评价。本文就林语堂的生命意识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作者认为，林语堂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一路唱着欢歌，显得非常轻巧、浅薄的作家；相反，林语堂在其诗化的语言，欢快的情调和健朗的心绪之下潜存着一颗孤独的心。林语堂有着对世界、人生非常浓郁的悲剧生命体验，从中可以使人们更好的理解林语堂的思想深度。
　　Ｃ·Ｐ·斯诺曾说过：“我认识的科学家多半认识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处境都是悲剧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单的，有时我们通过爱情或感情或创造性要素来逃避孤独，但生命的喜悦只是我们给自己造成的聚光点，道路的边缘依旧漆黑一团，我们每个人都将孤零零死去。”［①ａ］作为对生命有着更敏锐感悟的作家、思想家更是如此。远处不说，以鲁迅、巴金、曹禺、冯至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有着对生命尤其是悲剧性生命的深切感悟与表达。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生命的悲剧底色成为这些作家乃至于其作品价值、意义的深刻根源。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林语堂也是对生命中的悲剧性质有着清醒、充分而深刻的认识的。透过诗化的语言，欢快的情调和健朗的心绪，我们分明感到林语堂骨里的悲剧生命体验，就如同倾听一曲山乡牧歌，即使是清明的河水，鲜美的花朵和悠悠的白云也包裹不住那丝丝缕缕的悲凉与忧伤。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却不做如是观。人们普遍认为，林语堂与深刻、厚实无缘，在肯定林语堂介绍翻译中西文化的尝试成就和其作品的某些艺术价值外，差不多把林语堂与“轻巧”、“小气”，甚至“浅薄”与“庸俗”等字眼相联系。就如同陈平原认为的那样：“林语堂作品显得过分轻巧——一种对历史文化的隔膜而产生的‘浅’与对现实人生冷淡而产生的‘薄’。”［②ａ］从而“使他没有达到应有的思想深度。”显然，这与林语堂的真实人生境遇及浩瀚的作品实际内蕴是不相符的，反映了学术界与林语堂的隔膜和对他的误读。
　　生命象一条河，它在每个人的体内流淌，尽管它如血液般无声无息。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是写人的，当然也是写人的生命的。林语堂一生重视生命，爱惜生命，并把“生命”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关键，林语堂是这样看待生命的价值意义的：“其实说得浅近点，科学无非是对于生命的好奇心，宗教是对于生命的崇敬心，文学是对于生命的叹赏，艺术是对于生命的欣赏。”［①ｂ］可以说，林语堂本人一生就是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文学、文化事业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生命之歌。而且，这首生命之歌有着对生命的悲剧性体验与理解，反映了林语堂内心深处对世界与人生的深刻洞察。在林语堂看来，社会、人生、现实是有着悲剧性质的：“人生是残酷的，政治是污浊的，而商业是卑鄙的。”［②ｂ］而且，林语堂更多的是将生命的悲剧性视为一种天然的，本质的存在：“人类对于人生悲剧的意识，是从青春消逝的悲剧的感觉而来，而对人生的那种微妙的深情，是从一种对昨开今谢的花朵的深情而产生的。起初受到的是愁苦和失败的感觉，随后即变为那狡猾的哲学家的觉醒与哂笑。”［③ｂ］概括说来，林语堂的悲剧生命体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死亡情结”；二是人生的戏剧化；三是感伤的抒情基调。
　　 一
　　“死亡”作为人生的完成式在人的一生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换言之，从一个人对死亡的态度和其死亡方式上我们亦可见出他的思想、观念、价值、心态及情感诸方面的内容。尤其伟大的作家对“死亡”都有自己的理解，即使象孔子这样的人在谈“未知生，焉知死？”时，也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即对“生”的执着和对“死”的无知与畏惧。林语堂对孔子的“死亡”观念显然并不满足，而是对“死亡”表现出一种勇敢、达观与探究的态度。在众多的论述、随笔、散文及小说中，林语堂并不避及“死亡”字眼，相反，通过对“死亡”的思考与追述既表达了林语堂的“死亡”观，也表达了他的生命意识与人生哲学。有趣的是，林语堂在他的十多部长篇小说中，几乎篇篇涉及到“死亡”问题。作品中写到的死亡人物有：冯红玉、姚太太、姚体仁、银屏、阿满、曾平亚、孙曼娘（《京华烟云》）；博雅、陈三妈、ｐíｎ＠①ｐíｎ＠①（《风声鹤唳》）；杜忠、杜范林、杜祖仁（《朱门》）；保罗（《奇岛》）；费庭炎、金竹（《红牡丹》）；甘才（《赖柏英》）；……。初看起来，这些人物在作品中多是次要角色，对故事和意义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之，长期以来极少有人注意这个问题。其实，综合考察林语堂作品中的许多“死亡”人物，尤其将之与林语堂的死亡观念相参照，我们会发现上面提及的人物具有不可抵估的价值意义。
　　“死亡”在林语堂的文化本文中是一个“情结”，它既在作品中影响着结构关系和抒情基调，而且反映了作者的生命底色及文化观念。可以说，“死亡情结”是潜隐于林语堂文化观念、人生哲学中的一股潜流。并且，通过对“死亡”的充分认识，林语堂对人生的认识更加深切更为实在。首先，死亡使得生命更为匆促、短暂。综而观之，林语堂笔下的“死亡”人物几乎都不是善终的，他们大多是夭亡或未婚而终，甚至还未成年即撒手人间的人物占绝大多数。冯红玉、姚体仁、银屏、阿满、平亚、保罗都是这样，他们尚未享受到人生的诸多欢乐与悲伤，还未把自己的爱恋与生命奉献给人们，就象一枚花的蓓蕾，尚未来得及开放就凋落在一阵秋风里。另外，象博雅、杜祖仁、费庭炎、金竹、甘才这些人虽然已经结婚，但他们年富力强，正当生命的清晨，万事万物才刚刚开始，理想之光还在前面召唤他们，可他们多数人还未享受到作人父的光荣就匆匆离开人世了。即使年长的亡者象姚太太、孙曼娘、杜范林、杜忠和陈三妈，他们也多不长寿，仅在五十上下年纪。指出林语堂笔下亡者形象的“短命”这一特征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体会林语堂的死亡观念，即人生的短暂，生命的有限以及岁月的珍贵。林语堂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理智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就象风中的残烛，寿命使大家平等如一，”［①ｃ］林语堂进一步说：“我想显示一些异教徒世界的美，显示一个明知此生有涯，但是短短生命未始没有它的尊严的民族所看到的人生悲哀、美丽、恐惧和喜乐。”［②ｃ］可以说，林语堂用他的文学方式感知生命的无常与短促，在形象而生动地表达了中国文化“人生易老，天难老”的母题时，林语堂又有着自己的独到视点，即人生的异常虚幻，生命的极其脆弱，它象一丝蜘蛛灰网，稍有风儿就会烟云俱散。这是一种对人生、生命更细腻更敏锐的悲剧感受。
　　其次，死亡映衬了生命是何等廉价，何等空乏！林语堂笔下人物的死亡多是平淡无奇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即使死而有因也缺乏丰富的政治、社会、历史、思想和文化内容。比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子君，曹禺笔下的四凤、周萍，巴金笔下的鸣凤、瑞珏、汪文宣等形象之死亡就寓存着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内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封建思想文化的深远背景。林语堂往往从自杀、疾病、天灾人祸三个角度来描绘人物的死亡。冯红玉、银屏、博雅、孙曼娘属自杀，他们或是为了爱情，或是为了自尊（金竹虽是病死的，但也为失恋抑郁而致）；姚太太、曾平亚、陈三妈、杜忠、费庭炎则属疾病而死，他们多是具有偶然性；姚体仁、杜范林、杜祖仁、甘才、保罗、阿满或是死得天然或是被杀，他们的死亡都带有某些滑稽性。比如体仁骑马遇难，杜范林父子落水而死，保罗因与奇岛上的居民发生误会而身亡；甘才因执拗而被散兵击毙。可以说，林语堂笔下的人物死得真有点不明不白，没有什么崇高感，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原因，更看不出其中有多少阶级的、历史的、文化的意义存在。
　　在林语堂看来，一个偶然的冲动，一份热烈的情意，一场疾病，一次误会，一个疏忽，都可能造成死亡，从而使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宣告终结。在林语堂看来，生命的寿终与自然死亡倒是正常的，甚至是快慰的，但夭折人世却是不幸的，反映了人的生命是多么廉价！另外，林语堂笔下人物的死亡并不具有普遍的悲剧意味，除了博雅和阿满的死有某些悲感和崇高外，其他人的死多是微不足道的。保罗被奇岛上的人杀死后，很快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甚至连他的同行（又是恋人）尤瑞黛也很快把他从记忆中抹去了。岛上的风光绮丽绚烂，重新相恋的激情如火如荼，保罗就好象未曾来这个世界走一遭一样。杜范林父子一个是市长，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留学生，曾几何时，他们威风赫赫，举重若轻，享尽人间豪华，但一次失足落水竟会使他们转眼间命归西天，祖仁的妻子很快就另有他爱了。还有甘才，这个老实、巴脚、木讷而又勤劳的农民只因不顺从散兵意愿就被打死了。作者这样叙述甘才的死：“甘才头也不回继续狂奔。一排子弹射出，他立刻倒在地上。子弹正巧穿过他的胸膛。几分钟后他就死了，甚至不明白谁开枪打他，又为什么打他。”“这种事情已不是什么特殊事件，全国到处都曾一再的发生，只不过是发生的次数多寡而已。有些省份机会多些，就好象有些省份一年下雨的天数比别处多一点似的。村民对蝗虫、瘟疫、军人入境掳掠的灾变，都已看得稀松平常。”“几年以后，柏英就用这种听天由命的口吻把一切意外说给新洛听：“那年秋天，军人来到我们村庄，把他带走，不久他就死了。”［③ｃ］作为叙述人和作者林语堂对甘才的死显然有些漫不经心，而甘才妻子赖柏英也是如此。这里并不是指摘林语堂与赖柏英及叙事人过于冷酷无情，而是指出林语堂的“死亡”观念：“生命”与“死亡”在现实世界中是那样微不足道！人的生命就如同路边的一棵小草，一朵野花，它们随时都可能被无情地践踏、毁灭，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林语堂曾对鲁讯之死如此感慨说：“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瞑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惟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言所为之万一。”［①ｄ］每个个体的生命对于浩瀚的世界，茫茫的宇宙又算得了什么呢？再次，死亡是人生的终结，也是人生的开始。林语堂曾把人的生命比成自然的四季，春夏秋冬代表人生的不同内蕴，象自然之循环一样，人之生命也周而复始，在完成了其死亡时又重新开始新生。他说：“自然的韵律有一道法则，由童年、青年到衰老和死亡，一直支配我们的身体，优雅的老化含有一份美感。”［②ｄ］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林语堂肯定老年与死亡的自然性、必然性与美妙性，认为一个人的死去代之而来的是成长起来的儿孙，自己的生命通过死亡传承到后代身上，因此，面对死亡，虽然有几分忧伤几分怀想几分留恋，但心中是坦然也是欢愉的，这是一种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在生命循环的阶梯中，死亡是不可或缺的一级。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就是这样展示了生命的循环，年轻人一点点成长，原来一个个稚嫩的孩子也都长大成人，并取代了长辈的位子，象阿非、木兰；而年长者或衰老或死去，他们已在自然循环的周期中完成了生命的仪式，象陈三妈、姚思安、姚太太。另外，林语堂还间接地写到生命的循环，即对某些人的否定是以“死”来宣告的。而正是这些人影响、压抑着他人的“生”，成为生命展示与发展的巨大障碍。因为否定某物的最好方式是使其死亡，死亡意味着“权力意志”的终结。作为市长、家长的杜范林成为多少人生命发展的障碍，他的猝死不仅使柔安自由了，也使其蓄妾春梅自由了，还使三岔驿的平民获得了自由。对博雅的死，应该说林语堂与叙述人是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同情的，甚至是赞美的。博雅对丹妮有着纯真的爱，就象老彭说的：“我们完全误解了博雅。他的爱是真诚无私的至爱，他牺牲而死……。”［③ｄ］然而，透过丹妮的眼睛，博雅确实缺乏老彭的细腻、无私。博雅的大男子主义味道较足；他好空谈而少实做；他的爱较为狭隘，缺乏更为宽广的人道主义同情心；他感情粗糙，尤其对女性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对此，林语堂似乎较为清醒。所以，对博雅的“死”，林语堂不是没有深意的：博雅对丹妮的爱虽然“无私”，但丹妮更需要的是老彭那样的爱，即广大、深沉、细腻而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博雅的“死”就是丹妮的“生”。甘才虽是一个勤劳、诚实、善良的农民，但赖柏英并不爱他，而是挚爱着与她青梅竹马的新洛。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甘才的死使得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无爱婚姻的“死亡”为有爱婚姻的“存活”开辟了道路。
　　最值一提的是红牡丹的丈夫费庭炎的“死”，这不仅使这位灵魂肮脏的“小官僚”命归西天，更重要的是真正打碎了横亘于他们夫妻之间的锁链，从而还红牡丹以自由。正是这个“死”的起点，才使红牡丹获得了“新生”，从而有了以后一系列爱和自由的美好追求。最后，死亡不仅使得生命变得更为珍贵，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份忧伤的美感。林语堂在《风声鹤唳》中写到ｐíｎ＠①ｐíｎ＠①的死。这个小姑娘称丹妮是观音，作品写到：“‘观音姐姐，让我看看你的脸。’小孩看着她，笑一笑，然后又闭上了眼说，‘姐姐，你很美。’一道血丝不断沿着嘴角流出来，但是很稀薄，份量也很少，她已不再有感觉了。几分钟后停止了呼吸。她的生命象小小的烛光忽明忽灭，终于熄掉了。一条白手帕挂在窗边，临风摇曳，ｐíｎ＠①ｐíｎ＠①进入了永恒。”［①ｅ］林语堂把这个小小的生命比成风雨淫威中的一片树叶，转眼间就孤零零飘逝了，“甚至飘得有些快活。”［②ｅ］在生命的尽头，这个小生命是多么留恋世间的美好！她有那么多渴望与希冀，她多么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啊，同样是“死亡”，但它已不显得多么可怕了。林语堂在他的暮年黄昏之际也常常心事重重，面带忧伤，这并非表明他对“死”的畏惧，相反，他对“死”看得很开：“我的笔写出了胸中的话。我的话说完了。我就要告辞。”［③ｅ］林语堂是舍不下人生，舍不下曾给他带来诸多欢欣诸多苦痛的这个世界。此时，他变得常常流泪，尤其遇上风和日丽的天气，听到山中的鸟鸣，手握曾经遍览的书卷，他总是禁不住眼泪。林太乙回忆说有一次她与父亲圣诞节前到商场，林语堂看到各种装饰品，听到圣诞颂歌，手棒一串假珍珠链子，竟然泣不成声。店员大惑不解地看他，轻蔑之情溢于言表。林太乙曾满怀激情地写道：“饶了他吧，小姐，我想，你如果读过他的书，知道他多么热爱生命，方才知道他为什么掉泪。让他抓起一个个装饰品，对着这些东西流泪吧。”［④ｅ］林语堂也曾自己感叹：“生命，这个宝贵的生命太美了，我们恨不得长生不老。”［⑤ｅ］正是对“死亡”的感知，才使林语堂理解到生命之短暂，因之，每个人必须紧紧地抓住属于你自己的那些生命之光。
　　 二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人生对其个人来说，或许会呈现很大的差异，有着这样和那样的色调，但本质而言，它都是“舞台”，每个人都在其间扮演着一个角色。因之，人生、世界只不过是一场戏一场闹剧而已。这是林语堂生命悲剧底色的又一表现特征。明代屠隆在为自己的剧作《昙花记》作序时写道：“世间万物皆假，戏文假中之假也。从假中之假而悟诸缘皆假，则戏有益无损。”从中可见“世间”、“人生”与“戏剧”的内在关联。之所以人们将二者联系起来，我想可能是“世界”和“人生”确实表现出某些戏剧特色。
　　一是荒诞的主题。戏剧总体而言，多表达了一些令人惊奇，甚至荒诞不经的事情，而人生中的诸多内容也是如此。比如生与死，工作与睡眠，说话与行走都让我们难以说出其中的原因与奥妙，好象是上帝有意捉弄人；二是舞台性。人生与戏剧舞台一样，为每个人提供了表现自己的场所，比如，日本首相走马灯似的更换谁能说不是他们在人生的舞台上依次亮相呢？三是扮演性。戏剧角色实际上是暂时的，而一旦卸装演员就回到生活中去了，而人生角色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日本首相下台后不是又回到生活中去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屠隆的关于“世间”与“戏文”的微妙关系就较为容易理解了。林语堂正是站在这个角度将人生看成一场滑稽的戏剧：“大概世事看得排脱的人，观览万象，总觉得人生太滑稽，不觉失声而笑。”［⑥ｅ］基于人生的滑稽与荒唐，林语堂倡导一种冷眼看世界，凡事不可过于认真、执着的人生态度，否则就是糊涂，就是不明人生真味的俗人。林语堂说：“人生比如一出滑稽剧。有时还是做一个旁观者，静观而微笑，胜于自身参与一分子。”［①ｆ］这显然与“贵在参与”等人生观不同，从中我们可见林语堂一生与“社会”、“党派”、“团体”相疏离，而且身居内室，着书立说，成为一个自由文人的深层动因。所以林语堂总是反对生活中过于严肃的人和事，认为那是不智慧的明示，是生命干涸，缺乏兴味的特征：“生活是一场大闹剧，个人不过是其中的玩偶。如果一个人严肃地待人生，老老实实地按阅览室规章办事，或者仅仅因为一块木牌上写道‘勿踏草坪’就真的不去践踏草坪，那末他总会被人视为傻瓜。”［②ｆ］如果孤立看这句话，还真有点莫名其妙，好象林语堂在教导人们违章犯错，但如果站在人生哲学的角度看，这句话还真有点大彻大悟的味道，就好象佛语警句说的“饥则食，渴则饮，困则眠”中所含的人生真味一样。试想，如果一个人凡事都墨守成规，那么，他还有望对人生、生命有本根的理解吗？对于戏剧化的人生，林语堂并未采取消极的态度，而是十分清醒、达观：“他在那人生舞台闭幕时，也应该可以心满意足地由座位立起来，说一声‘这是一出好戏’而走开吧。”［③ｆ］“宇宙是无知，人生是笑话，是无意义的。但是要靠你自己的选择，‘造出’人生的意义。”［④ｆ］林语堂还把“戏剧人生观”作为观察人、事的标尺，这样，有些荒唐的事情则变得非常必要和合于情理，而另一些看上去非常“正确”的事情则显出其荒谬性和违反人的性情。如林语堂对西方每年一度的“愚人节”进行了哲学意义的思考与理解：“老子言‘大智若愚’，袁中郎作《拙效传》，皆未道及此层要理。若夫谓世界一大戏场，生死一场把戏，则西洋曲家萨士比亚及中国小说家早已言之，其理解与此较近。苟知世界一大戏场，则一年一次互相愚弄以归真返朴，复何憾焉？狂欢之‘玄秘意义’在此。”［⑤ｆ］应该说，这种解说还是颇有新意的。
　　对中国的葬礼和婚礼，林语堂也见识不凡，认为：“葬礼有如婚礼，只应喧哗铺张，没有理由认为非严肃不可。肃穆的成分在浮夸的衣袍里已有蕴含，其余皆为形式——闹剧。我至今分辨不出葬礼与婚礼仪式之不同，直到我看到一口棺材或一顶花轿。”［⑥ｆ］倘使将这两种相去宵壤的民俗形式用“人生戏剧”的生命体验去观察，林语堂的见解不仅不显得可笑，不是危言耸听，而且令人深长思之，就好象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那首《了字歌》给人的启迪一样。林语堂还曾对忽必烈入主中原后禁赌的法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与忽必烈不了解中国文化有关。林语堂说，忽必烈“这种反常态度与一个发明了纸牌、骨牌、象棋、麻将的民族的精神气质格格不入。对赌博之偏见基于一种对生命，特别是对人生的无知。忽必烈可能根本不明白这种人生哲学，他没有认识到生命本身就包含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把戏，以为事情总以人的意志为转移。”［⑦ｆ］这一见解笼统讲来有些荒唐，但站在林语堂人生哲学的角度看又显然顺理成章，富有深意。人的一生诸多作为，如事业的选择，恋爱婚姻的决断等，在林语堂看来，又有哪一种不是具有“赌博”性质呢？在此，赌博已非贬意，而是一种人生本相了。还有，林语堂并非一位自得其乐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他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并且他也常常关注着启蒙的问题，他的“戏剧化”了的人生哲学也是如此。林语堂曾象鲁迅一样关注年青人的成长：“若说我们一定有何使命，是使青年读者，注意观察现实罢了。人生是这样的舞台，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时俗，尤其是一场把戏，不过扮演的人正正经经，不觉其滑稽而已。”［①ｇ］鲁迅曾批驳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与腐朽性，指出其虚妄的本质，以便增强青年人的分辨能力。而林语堂则指出人生、世界以及意义的荒唐与虚妄，从而希望青年人对社会、党派、团体、人生、理想等方面不要盲从、狂热，以避免成为傀儡和工具。在此，我们并不试图对林语堂的“戏剧化”的人生观进行功过得失评价，只想指出林语堂生命悲剧底色的“人生是一场戏”这一命题，并认为林语堂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内容。
　　林语堂生命悲剧还有一个特点，即忧伤的抒情基调。如果我们说鲁迅、巴金、曹禺、郁达夫、沈从文、艾青、许地山、萧红等是孤独感较强的中国现代作家，他们的作品有着感伤的抒情基调，那么，没有谁会提出异议的。可是对林语堂人们就不这么看，认为林语堂的生活及创作都呈现明朗的乐观的色调。比如，陈平原就说过：“中国古代闲适并不是纯然闲适，而是其中有苦有忧有愁的，而林语堂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②ｇ］其实，这是对林语堂的误读。
　　 三
　　林语堂的乐观与明澈仅是他的一个方面，甚至不是主要的，统摄林语堂人生与文学创作始终的主调是感伤，只是林语堂的感伤抒情基调与众不同罢了。首先，林语堂的抒情具有复调性质，就是说欢乐与悲伤共在，欢乐形于外，而忧伤质于内。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看似欢乐的格调下潜隐着忧伤。比如，表面上看林语堂的一生是无限辉煌的，他真是应有尽有——钱、事业的成功、地位名誉、家庭的幸福以及长寿快乐；但林语堂内心却另有痛苦的一角——对故乡和祖国的眷恋，被大陆冷落的孤寂，对陈锦端思恋的刻骨铭心，还有对人生、生命悲剧的感喟，……。这些都构成了林语堂的孤寂与忧伤。比如，林语堂的许多作品看似欢乐和积极进取的，但其中隐含着一股悲感情绪。在《诗样的人生》中，林语堂写道，正常的人生是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目标前进。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震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此听来甚觉刺耳；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以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地永远地向着大海流去。”［③ｇ］在自信与坚定中寓存着一股豪迈与悲壮。二是欢乐与忧伤相合，欢乐中渗合忧伤，感伤中洋溢达观和快乐。比如林语堂写秋天，写秋天的成熟与美，而同时又感怀生命的逝去与死亡的逼近：“很快便到了晚秋，名目繁多得无以复加的菊花在隆福寺和厂甸同时上市，正阳楼的螃蟹又肥又香。草木已变得枝叶干爽松脆，正象岁月在老人身上带来的变化一样。”［④ｇ］这里，秋天的丰盛、成熟与老人生命的消损相混杂，从而将喜悦与悲感相融合。三是悲感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悼鲁迅》一文中，林语堂直抒胸臆，在颂扬了鲁迅伟大战斗的一生时，又表达了生命的悲剧感受。当然，作品并未堕入悲观主义的泥淖，而是充溢着达观进取的向上精神。总起来看，林语堂多是将快乐与悲伤混合来写，在一种相互对照与补充中表明对生活、生命的复杂感受。总之，林语堂的欢乐中包裹着用水也难以洗去的悲哀底色。
　　其次，林语堂的忧伤非常淡雅，其表达方式也是采取曲曲的渲染方式，具有徐徐的特点。我们知道，鲁迅、巴金、郁达夫、艾青、徐志摩的感伤在作品中表现得相当浓烈，甚至浓得化不开，其抒情方式也是直抒胸臆，一泄千里式的。象鲁迅的《伤逝》开首即写涓生的忏悔、伤感之情：“如果我能够，我一定写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象艾青对大堰河保姆抒情中那一份感伤之情也是不可抑止，还有徐志摩的《别康桥》也是如此。应该承认，鲁迅等作家这种感伤方式具有真挚、热烈、明快而简凝的审美艺术效果，而林语堂则不同，他的感伤方式有着内在的底蕴，从容的韵致和细腻的体味。林语堂曾写道：“我们的生命总有一日会灭绝的，这种省悟，使那些深爱人生的人，在感觉上加添了悲哀的诗意情调，然而这种悲感却反使中国的学者更热切深刻地去领悟人生的乐趣。我们尘世人生因为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必须趁人生还未消逝的时候，尽情地把它享受。如果我们有一种永生的渺茫希望，那么我们对于这尘世生活的乐趣，便不能尽情领略了。”［①ｈ］可见，林语堂的悲感与中国现代许多作家的痛快淋漓不同，它如同水用绵绵密密把你渗透。所以，读林语堂的作品，我们并没有感到轻松、浅薄，相反，它那贯通一体的感伤情调时时敲打着我们的灵魂，于是，我们可以在甜美与欢乐里细细品味一颗孤独而又苦涩的心。在《吾国吾民》结尾处，林语堂引辛弃疾的词表达自己的心境：“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说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是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林语堂内心的伤感尽在不言之中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人们或许再也不会简单地说林语堂是一位“只有快乐、闲适而显得轻巧与浅薄”的作家了。林语堂不仅有着异常强烈的生命意识，而且对生命的体悟具有浓郁的悲剧意味。那么，林语堂是怎样产生了生命的悲剧意识呢？首先，林语堂个人的经验性体会有着某些悲剧意味，这是他悲剧生命底色产生的基础。林语堂出生在１８９５年，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处在旧中国内忧外患的悲剧性情境中，所以民族的苦难对林语堂肯定是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与鲁迅等作家不同的是，林语堂较少谈到“民族苦难”对他的深刻影响，倒是有几件事对他影响颇大。
　　一是家乡的山水。林语堂的家乡四面有高山相环，小时候，他常攀上高山，俯瞰山下的村庄和人群，他惊异于人们看上去是那么小，象蚂蚁一样在山脚下的方寸之地移动。这幅情景让他深知山之高，人之渺小：“成年后，每当他看到人们在奔忙，争夺时，儿时登高山俯看蚂蚁的情景又浮现于他的眼前。”［②ｈ］这可能是最早影响林语堂生命意识和人生哲学的童年意象，从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一枚悲剧人生观的嫩芽。二是二姐的早逝。林语堂家中兄妹甚多，而林语堂与二姐美宫最投合，感情也最深。二姐是他心灵中美好的偶像，是他童年时光快乐的源泉，也是他理想与追求的动力。直到晚年林语堂仍记得二姐出嫁时亲手送给他四毛钱，并劝慰他要做个“好人”，做个“名人”，那情景历历在目、铭刻于心。可是二姐却英年早逝，她竟死于一次鼠疫。当时她已有身孕八个月。林语堂说：“我青年时所流的眼泪，是为她（指二姐，笔者加）流的，”“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永远不能忘记。”［③ｈ］所以在林语堂的生命和文学创作中，我们常感到“二姐”影子的存在；常感到他对二姐那满腔挚情；常感到二姐早逝给他留下的那一份生命的悲感。三是恋人陈锦端。陈锦端是林语堂与廖翠凤结婚前热恋的女子，因为陈家父亲的反对，最后林、陈未能结为眷属，为此林语堂曾连着几天闭门哭泣，不吃不喝，一颗年青的“心”被伤透了。虽然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林语堂极少提及陈锦端，但他从未把她忘怀。林语堂是一直把陈锦端珍藏在心灵最隐蔽的角落。然而，这曲爱情悲剧却对林语堂产生至为深刻的影响，这是考察林语堂生命悲剧意识不可缺少的因素。不管是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还是苏东坡对表妹的相思，抑或是抒情色调的悲凉性质，我们都可以从林语堂的恋爱悲剧中得到解释。人的生活是异常丰富的，生命的感受亦是如此。当一段悲歌，一曲血泪曾震撼过你的灵魂，那么，它就极容易幻化成永难泯灭的意象和情绪，并成为左右你生命的重要部分。
　　其次，老庄道家哲学对他的深广影响。在老庄看来，“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是万物之始。它是无边无际，浩瀚无垠的，而“人”则是宇宙中一个极小的微粒。显然以有限来认识无限是具有悲剧意味的。林语堂曾把十八世纪的巴斯葛（Biaise）与庄子放在一起比较，认为：“他们两位同样对于人生有涯，知也无涯，不能以有涯治无涯，发出深痛的哀鸣。”［①ｉ］可见，庄子在人与宇宙形成的强烈对比中看到了人的悲剧性，这对林语堂有着明显的影响。二是老庄的生命意识与死亡情结对林语堂的影响。应该说，对生命的真正思索始于老庄。“道”的内核即生命，“道”即生命的原始，亦即永恒的生命，所以“道”的本体论亦即生命的本体论。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即写：“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显然，其中以母为生命本体。在《道德经》第５０章中，老子开始探讨生死因素的比例及转化问题：“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存之厚。”庄子在《大宗师》中也提出他的“恶生悦死”的生死观：“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绝疣溃痈。”对此，林语堂深有所悟。他说：“老子思想的中心大旨当然是‘道’。老子的道是一切现象背后活动的大原理。是使各种形式的生命起的、抽象的大原理。……它是物的原始，同时也是一切生命所显示的形式最后还原的原理。”［②ｉ］“因此老子想到生命的短暂形式时，达到了一切相对消灭的结论。”［③ｉ］林语堂进一步说：“庄子说及死这个问题时，常有些十分高妙的文章。”［④ｉ］如果说林语堂童年在高山上俯瞰山下人群时获得的悲感还是朦胧的，直感的；那么，通过老庄哲学林语堂获得的悲感则是清晰的，自觉的，理性的。
　　再次，西方文化中的悲剧精神也值得注意。上面提到十七世纪的巴斯葛，他是林语堂十分喜欢的哲学家，林语堂多次谈到他，总是将他与庄生相比照，从中可见巴斯葛的生命悲剧观对林语堂的影响。林语堂曾这样描述说：“庄子象巴斯葛一样，以探究生命之道开始，而感到有点失望。没有人比他更能感到应为一切变迁所摆布的人生是何等可悲，那是在一个短暂的存在中天天被磨损，为忧愁及恐怖所笼罩的辛酸。”［⑤ｉ］这里，林语堂将二人相互认证，可见巴斯葛对林语堂之重要程度。哈代是英国着名作家，他有着悲观厌世的色彩，林语堂对此颇感兴趣，相反，对泰戈尔则不以为然，认为泰戈尔太欢快，缺乏生命的悲剧色彩。他说：“也许我们可以说‘人生’之待哈第不薄。但是这种人生冷眼严肃寡爱的态度，的确是哈第思想中之第一要点。”“泰戈尔的什么花喏鸟喏，饥饿的石头喏，新月喏，我都不懂，”“但是哈第翁这种观察人生，个人倒感兴趣，或者是哈第翁唯一有趣的方面。至少在我个人是如此。”［①ｊ］林语堂还说：“哈第对于人生的悲戏，曾有一种愤怒的感慨，略与莪默相同。”［②ｊ］这里明显表明林语堂本人也厌烦缺乏对生命的悲剧性体悟而一味追求欢快的作家和人生哲学思想。
　　另外，希腊文化中的死亡观念对林语堂也产生过影响，他认为：“希腊人都承认凡是人类都免不了要死亡，并且有时还必须受残酷命运的支配。”［③ｊ］这里似乎与基督教文化中的人生悲剧性质相联系。我们知道，林语堂自小就接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到晚年仍坚信不疑，可以说，基督教文化是对林语堂影响最大的文化之一。而基督教文化中“原罪”、“苦难”和“悲剧”情结是作为一种精神渗透在林语堂的灵魂之中的。虽然林语堂不象基督徒那样相信人的“原罪”，但他仍然觉得好象冥冥之中有一个主宰让人类受苦受难，以至不能尽如人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语堂倒好象把“苦难”与“悲剧”看成是上天给人类的赐予，是与“幸福”一起赐予的。这样，对上帝难以超越的悲感就成为林语堂悲剧人生观的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是饮誉世界的戏剧大师，在他以后的文学家好象较少未受其影响的。林语堂也是这样，“戏剧”、“人生”以及“悲剧”等概念对林语堂富有极大的启迪作用，至少在莎士比亚那里，林语堂看到了自己追求的价值意义。他赞叹莎士比亚说：“他的文字中也充满着一种现代文字所缺少的人类悲剧意味和堂皇的气概。”［④ｊ］当然，林语堂所受的西方悲剧精神之影响是十分复杂的，比如，存在主义哲学尤其是尼采和萨特肯定对林语堂的人生观之形成不是可有可无的。林语堂曾作《译尼采〈走过去〉：送鲁迅先生离厦门大学》一文，文中对萨拉士斯脱拉十分称道，并表现出悲郁的情调；林语堂也曾专门介绍了萨特，并说萨特的“着作中，充满‘幻灭’、‘绝望’、‘苦痛’、‘悲哀’这些字面。”［⑤ｊ］再比如，林语堂说莫扎特的“音乐是那样细腻缠绵，是含泪而笑的那种。”［⑥ｊ］综而言之，林语堂的生命悲剧底色有着多方面的形成因素，既有现实的人生感受，又有历史文化的积淀；既受中国老庄道家文化的影响，又受西方悲剧生命精神的启迪，从而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林语堂背后那广大而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
　　如果把林语堂与其作品看成一个“本文”，那么，“生命的悲剧底色”则是这一“本文”的核心部分，其他方面都是由此开始、推演的。对此，林语堂本人似乎较为清楚，他表示：人们“必须先感到人生的悲哀，然后感到人生的快乐，这样才可能称为智慧的人类。因为我们必须先有哭，才有欢笑，有悲哀，而后有醒觉，有醒觉而后有哲学的欢笑，另外，再加上美与宽容。”［⑦ｊ］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在解读林语堂这一“本文”时，就不会仅仅停留在他表面的欢快上，却把其深层的更富本质意义的悲剧感遗落掉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责任编辑：马光
　　＊ 本文是作者博士论文《林语堂的文化选择》的一部分，指导教师是林非教授。
　　②ａ Ｃ·Ｐ·斯诺：《两种文化》，见《中国文化》第一辑。
　　③ａ 陈平原：《论林语堂东西综合的审美理想》，《在东西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１页。
　　④ａ 陈平原：《林语堂与东西文化》，《在东西文化碰撞中》第３３页。
　　①ｂ 林语堂：《我的信仰》，《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１８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３６页。
　　②ｂ 林语堂：《吾国吾民》，《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２０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１０页。
　　③ｂ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转引自梅青苹等选编的《林语堂人生哲语精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９月版，第１６９页。
　　①ｃ 林语堂：《八十自叙》，转引自梅青苹等选编的《林语堂人生哲语精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９月版，第１７４页。
　　②ｃ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自序》，北方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２页。
　　③ｃ 林语堂：《赖柏英》，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①ｄ 林语堂：《悼鲁迅》，《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１８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８８页。
　　②ｄ 林语堂：《八十自叙》，北京宝文堂书店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９页。
　　③ｄ 林语堂：《风声鹤唳》，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２２页。
　　①ｅ 林语堂：《风声鹤唳》，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６２页。
　　②ｅ 林语堂：《风声鹤唳》，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６２页。
　　③ｅ 林太乙：《林语堂传》，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８６页。
　　④ｅ 林太乙：《林语堂传》，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８６页。
　　⑤ｅ 林语堂：《八十自叙》。
　　⑥ｅ 林语堂：《会心的微笑》，《披荆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１４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５６页。
　　①ｆ 林语堂：《吾国吾民》，《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２０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３４页。
　　②ｆ 林语堂：《幽默》，转引自梅青苹等选编的《林语堂人生哲语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９月版，第６０页。
　　③ｆ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９页。
　　④ｆ 林语堂：《从辜鸿铭说起萨尔忒》，《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１６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３０页。
　　⑤ｆ 林语堂：《跋众愚节［字林西服］社论》《拾遗集》（上），《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１７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５７页。
　　⑥ｆ 林语堂：《幽默》，转引自梅青苹等编《林语堂人生哲语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９月版，第６１页。
　　⑦ｆ 林语堂：《辉煌的北京》，《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２５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１８页。
　　①ｇ 林语堂：《我们的态度》，《拾遗集》（上），《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１７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９页。
　　②ｇ 陈平原：《林语堂与东西文化》，《在东西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版，第４６—４７页。
　　③ｇ 林语堂：《诗化的人生》，《生活的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９页。
　　④ｇ 林语堂：《辉煌的北京》，《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２５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５页。
　　①ｈ 林语堂：《尘世是唯一的天堂》，转引自梅青苹等编的《林语堂人生哲语精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９月版，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②ｈ 施建伟：《林语堂在大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页。
　　③ｈ 林语堂：《八十自叙》。
　　①ｉ 林语堂：《说汤因比教授》，《无后不谈合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１６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１６页。
　　②ｉ 林语堂：《道山的高峰》，《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１０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３２页。
　　③ｉ 林语堂：《道山的高峰》，《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１０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④ｉ 林语堂：《道山的高峰》，《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１０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５２页。
　　⑤ｉ 林语堂：《道山的高峰》，《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１０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４６页。
　　①ｊ 林语堂：《哈第论生死》，《拾遗集》（上），《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１７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２页。
　　②ｊ 林语堂：《哈第论生死》，《拾遗集》（上），《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１７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４页。
　　③ｊ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页。
　　④ｊ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４页。
　　⑤ｊ 林语堂：《从辜鸿铭说起萨尔忒》，《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１６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２９页。
　　⑥ｊ 林语堂：《杂谈奥国》，《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１６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５７页。
　　⑦ｊ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６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头加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67-7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兆胜19971997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67-7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兆胜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0: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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