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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关中士族近处京畿，又受时代精神的薰陶覆育，作者辈出，名作荟萃，在整个唐代文学创作队伍的构成上，俨然一生力军。江南士族与山东士族因仕进和科举，寓居或往来于长安，与关中士人切磋交流，角逐竞赛，彬彬乎一时称盛，使长安长期成为创作活动的中心。学术界对六朝士族与文学的关系多有研究，而对唐代士族尤其是关中士族与文学的因缘关系，却较少措意。本文从地域与家族的角度审视唐代文学，通过纵向历时与横向共时两条线索，为关中文学世家定位。纵向以考察关中士族与时俱变，随俗雅化；横向以比较江南士族、山东士族与关中士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分歧与融合，并由此来突显关中文学世家的一些特点。
　　　　　　一、关中文学世家的形成
　　与其他地域的士族发展过程类似，关中士族也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与时代洪流相伴随，起伏跌宕，变化不息。从东汉灭亡到唐代立国，垂历四百年，关中士族经过了从崇文到尚武，再由尚武到崇文的环状发展，但是这种运行并非是再度回到原来的端点，而是历史机运鼓荡中的上升，其中“文”的内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代关中文化的主潮是经史，所以文化士族实即经学世家；而唐代文化的主潮已让位于文学，所以文化士族实即文学世家。下面即循此思路来勾勒关中士族性质的演生变迁。
　　　　1.由经学世家到武力强宗
　　西汉统治者是依靠一大批社会下层成员和武人而成帝业，故其开国功臣不乏亡命无赖，这些人因立功受赏而多成为豪族。初期的豪族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经济性；其二，区域社会性；其三，武质集团（注：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76页。）。汉武帝以后，文治思想逐渐为统治者所接受，而士人参政逐渐形成风气，士人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亦日显重要。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士大夫阶层。地方豪族不断加入士大夫阶层，士大夫不断家族化，最后促成士族的产生。士大夫一词最早主要是指武人（军官）而言，后来含义变广，到东汉时其指义已与士族、大姓、缙绅、豪右、强宗等略同（注：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284页。），这一名称指义的演变亦透露出一些新的消息。
　　依靠通经而成为经学博士，不仅可以由政府安排弟子承学，传授学术，而且可以进入官僚机构议政参政，经术与仕进之途被打通。于是由累世经学，变成累世公卿，完成了由地域性的私家学术向中央官僚化的转变过程。也有因武士而成公卿，又由公卿而向慕儒术，子弟继世承绳，蜕化而变为经学世家，殊途而同归。东汉以来，不仅重经学，而且重士人的名节，经明行修之士，成为社会的名星，是所谓的清流、名士，他们不仅自己有望坐致公卿，而且可操纵舆论，品题、荐举其他士子，故为社会所推重，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这种社会力量对国家组织系统具有一定程度的制衡作用。
　　关中为周秦旧壤，原本有土着居户和旧臣遗民。秦汉时期不断推行的强干弱支政策，使大批六国豪富之家迁入关中，为关中本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并逐渐融入关中文化的土壤中。如韦玄成、韦贤即从邹鲁迁至关中，后成为三辅着姓。关中人在保有高上气力风习的同时，亦受时代精神所薰染，出现了许多经史方面的专家，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平当、谷永、朱云、张山拊、郑宽中等。
　　东汉迁都洛阳，儒学中心亦随之而东移，汝南、颍川两地人才辈出，为当时文化名人的根据地，孔融曾作《汝颍优劣论》比较两地士人的优劣异同。但关中士人仍相当突出。《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列传》收录有关中士人杨政、宋登、李育，卷八○《文苑列传》亦收有杜笃、傅毅、苏顺、曹众等。见于独传合传的则有扶风安陵班氏家族（班彪、班固、班昭），弘农华阴杨氏家族（杨震、杨修），右扶风茂陵马氏家族（马融、马续），马融之师京兆挚恂、马融之侄婿赵岐，贾逵、杜林、冯衍、梁鸿、廉范等。延续到西晋，虽然洛阳一带出现了玄学新思潮，经学正在消解，但关中之士仍能保守汉儒传统，继世承绳，如京兆长安的杜预、挚虞，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的傅氏家族（傅嘏、傅玄、傅咸）等。这种“由武质而文质，由社会性而政治性，由代表性而官僚性，由区域性而中央化，由经济性而形而上趋向”（注：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序》。），标志着士族阶层的确立和独化。
　　晋室南渡，神州陆沉，玄学新思潮亦被大士族带往南方，留于北方包括关中的士族仍然讲诵经学，传习不废，并试图以此思想资源来匡正北方社会。但是在北方异族面前，不论是抵抗以自保，还是迎合统治者以进入政府系统，强大的经济、军事后盾是必不可少的。
　　追溯起来，西汉末社会大变动，群雄竞起，士族施展其影响者，多非个人孤身，而是举家从征，故光武帝刘秀亦不重单身之士（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268页。）。 大姓冠族的代表人物往往又有能力组织武装队伍，因此名士与武装队伍的豪帅有时相兼（注：唐长孺《魏晋南北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东晋以下，篡弑相寻，异族交侵，北方士族无论是自保还是进入统治集团，以整个宗族的经济和武装来投入，无疑砝码更重，更有力量。
　　西魏北周时期，出自武川系军事贵族的宇文氏集团承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重视文教，所倚重的苏绰、卢辩等士人便起到了用儒家思想教化异族的作用。但关中士族绝大多数是以军谋战事等武功被西魏北周所接纳，如华阴杨氏（杨忠、杨宽）、京兆韦氏（韦孝宽）、河东柳氏（柳庆、柳带韦）、河东裴氏（裴侠、裴宽）、河东薛氏（薛端、薛善）、武功苏氏（苏椿）、京兆杜氏（杜杲）等。征战攻伐所看重的是武力，赏赐封爵皆叙军功。
　　宇文泰“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因此“军士多是关西人”，具体方法是令关陇豪右带乡兵加入府兵，给带乡兵来投的豪右加上都督、帅都督以至大都督的官衔，使其纳入府兵系统。“广募关陇豪右的意义有三：一、要注意‘关陇’二字，它为关陇集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把乡兵转化为府兵，也就是把掌握在豪右手上的武装，变成为国家的军队；三、扩大了府兵中汉民族的成分，有助于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在军队中的实现”（注：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而隋唐政权的核心人物， 皆出自具有武勇传统的关陇集团。北周世宗时还发诏书说：“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周书·明帝纪》）这些汉化的鲜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加入到关中士族中，更强化了关中人的武勇传统。
　　　　2.由武力强宗到文学世家
　　唐代统一盛运之再临，是数百年间的大事，但立国伊始，内外战争仍连续不断，征高丽、攻突厥，故沿北朝之旧，武勇仍然是获取功名、步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太宗时宰相侯君集以材雄武勇着称，所以《新唐书》卷九四《侯君集传》谓“君集本以行伍奋，不知学”，《旧唐书》卷六九本传也有类似的说法。武德九年，唐太宗论功行赏，武将淮南王李神通发牢骚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可见武勇之人瞧不起太宗智囊团的成员，更遑论一般文士了。又据《旧唐书》卷六一《窦威传》：“威家世勋贵，诸昆弟并尚武艺，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诸兄哂之，谓为‘书痴’。……时诸兄并以军功致仕通显，交结豪贵，宾客盈门，而威职掌闲散。诸兄更谓威曰：‘昔孔丘积学成圣，犹狼狈当时，栖迟若此，汝效此道，复欲何求？名位不达，固其宜矣。’”同宗兄弟，因尚武与崇文，导致荣枯迥异，难怪尚武者要揶揄讽刺文士。“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集》卷二《从军行》），“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集》卷二《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便是尚武观念在诗歌中的折射。唐人的基业肇始于关中、陇右和河东，这个区域恰好是西魏建立府兵时的辖区。所以关陇士人响应李唐革命，亦多为武勇之人。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描述李渊率兵入关中时的情景：
　　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来者如市。帝皆引见，亲劳问，仍节级授官。教曰：“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凑，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余，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剌，咸畏后时。扼腕连＠①，争求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于是秦人大悦，更相语曰：“真吾主也，来何晚哉！”咸愿前驱，以死自效。
　　但是这种尚武习气逐渐已开始转变。“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日夕与之言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胡三省注。但汪＠②认为胡注有误，弘文馆所选并非皆东南儒生，亦有山东及关中士人。参见氏着《汉唐史论稿》，第169页。）！马上打天下，不能在马上治天下， 和平统一时期侧重文治，也是一般常理。所以太宗贞观时期开始对战时偏重武勇进行反拨，强调儒家德治的重要性，他曾多次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他命颜师古考订《五经》，颁行天下，以为定本；又责成孔颖达等人修撰《五经正义》，统一南北各家经学，作为钦定的教科书。政府还规定科举试经义，并在各地创设学校，讲解儒经。京师国学增筑学舍，广置生员，“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卷七）。社会风尚逐渐由重武趋向崇文。
　　武则天当政期间，大量从科举及第尤其是进士科中擢用人才，于是人们纷纷竞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摭言》卷一），但武后柄政以来的崇文，并没有回归到东汉时的独尊儒术，再造经学辉煌，而是偏重于对文学诗赋的强调。故武则天所欲压制关陇势力者，实有两把杀手锏：府兵制的逐渐废弛，关中的武勇传统随之亦黯然失色，这是重文轻武的趋势。及至天宝以来，“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六）。重进士而轻明经亦导致经学的式微和文学的兴盛，这是尚文辞而轻经术的趋势。所以陈寅恪总结说：“故科举制之崇重与府兵制之破坏俱起于武后，成于玄宗，其时代之符合，决非偶然也。”（注：见氏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制度，使得寒素之士亦可凭借才艺而步入仕途，官僚体系与社会阶层因此种开放性而具有流通的孔道，王亚南曾对此有极透彻的分析：“要在人事升沉上或在仕途的控制上，让一般所谓‘下品’或‘寒人’，也有上达的展望，而当社会经济向前发展，文化传播较为频繁，有较多人民得到教育机会的场合，更须把封锁的仕途放得开一些，藉以冲淡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注：见氏着《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科举制不仅扩大了阶级的范围，而且扩大了地域的范围，非士族成员、非关陇区域的士人也缘此而可以步入仕途，甚至登上宰辅之位。但若以为科举进士就是寒素的专利，关中士族随着关陇集团的被破坏而日渐衰落，则是不符合史实的。
　　科举固然打破了门阀制度铨选人才的僵化政策，但是具备较好文化教养、经济基础、图书条件的士族子弟，在科举角逐中较寒素仍有许多有利条件。傅璇琮先生指出，一些高门大族及新兴的贵族官僚，在科举取士上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注：氏着《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页。），田廷柱说士族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有优越的文化条件，士庶在科举竞争中，士族往往占有优势，其子弟多以进士、明经入仕（注：氏着《隋唐士族》，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页。）。毛汉光先生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总结说， 以科举出身者其中69％是士族，13％是小姓，18％是寒素。他还以唐代十八家大士族子孙为相者为例，说明士族子弟大幅度地带有进士第，表明其找到了保持政治地位的良方，利用科举制度延续了其政治生命（注：氏着《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九篇《唐代士族的进士第》。）。这与杜佑所说因贞观中秀才科几乎废绝，“自是士族所趋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通典》卷一五）是一致的。
　　以关中士族而言，唐太宗“秦府十八学士”中出自关陇或其家世与关陇文化有较深关系的人物有杜如晦、李玄通、于志宁、苏世长、薛元敬、薛收、颜相时、苏勖等，唐太宗所任命的二十二位宰相之中，握有重权的长孙无忌、杜淹、杜如晦、李靖、侯君集、杨师道等六位，均来自关中，并且是西魏北周杨隋之勋贵或大臣的后裔。武则天柄政后，破坏府兵制，推行科举制，引用进士词科之士，对李唐旧臣及关陇集团核心成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关中士族并没有被彻底摧毁，而是与时俱变，由金戈铁马的武夫变为羽扇纶巾的文士，继续在唐代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据毛汉光先生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资料的研究显示，关中郡姓士族中京兆韦氏宰相16人，其中前期（即武则天以前）有8人，中、后期（即睿宗、玄宗以后）有8人；京兆杜氏宰相10人，其中前期有2人，中、后期有8人；弘农杨氏宰相11人，其中前期有5人，中、后期有6人；河东裴氏宰相17人，其中前期5人，中、后期 12人；河东柳氏宰相3人，其中前期1人，中、后期2人；河东薛氏宰相3人，其中前期有1人，中期有2人。毛汉光先生的统计还显示出，唐前期百年大士族子孙拜相者，纯门第与带进士第比例为77.6％比12.1％，中期百年为46％比34％，后期百年为16.5％比82.3％，说明“政治社会上有力量的人或人群，恒利用制度空隙获取利益”，“进士第成为大士族振兴或延续其家族的重要因素”（注：见氏着《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九篇《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第348页，362页，363页。）。所以， 关中士族与山东高门、江左士族一样，除了传统的社会地位以外，还具有悠远的文化传统，他们凭借这种优势，在科举制时代，仍能猎取世所企羡的进士科，藉以维持门户，重新获得业已丧失的政治经济特权（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下面再看田廷柱先生的论述：
　　韦氏家族世居关中，在周隋之际尚武风气很浓，其着名人物如韦孝宽、韦世康等都以军功至显。而唐代的韦氏家族则多尚文偃武，有着较好的文化素养，其显宦人物多以文职着称。这一风气的转变，大概和唐代发展了科举制有关，同时与国家的相对安定也不无关系。
　　裴氏家族有着较好的文化素养。见于史传的五十多个裴氏人物，从入仕途径来看，有明文记载的就有八人门荫入仕，通过明经、进士科举入仕的有二十八人，占总数的一半。……裴氏的仕宦人物多是文官，从裴氏五眷的宰相出身来看，除裴谈、裴行本、裴澈三人两《唐书》无传，出身不详外，有五人以门荫补官，经明经、进士等科举入仕的就有九人，占绝对多数， 但却无一人出身行伍（注：氏着《隋唐士族》， 第100页，第95页。）。
　　王昌龄《从军行二首》其一说：“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早知行路难，悔不理章句。”他由投笔从戎，又回乡重操旧业，复理翰墨，于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二年，又应博学宏词科，改授汜水尉。这一由文向武又由武向文的转变，颇能代表当时关陇士人的入仕心态。
　　根据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学者的大体相同的看法，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关中士族入唐以来，尤其是在武则天柄政后，迅速发生蜕化质变，由尚武转而崇文。换言之，武则天破坏关陇集团后，关中士族并未被彻底打垮，退出历史舞台，关陇文化亦未如有些学者所论逐渐衰落（注：参见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第100页。），而是适应现实，与时俱变， 在科举尤其是进士试中与寒素、山东士族及南方文学士族展开了争夺竞赛，变成了进士词科阶层即文学士族。曾经对中晚唐政坛及文学发生重大影响的“牛李党争”，其中李党固多为山东士人，但牛党核心人物则几乎全为关陇士族，且亦多为进士及第或进士带制科出身（注：笔者另有《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一文专门对此论述（待刊）。），这说明由尚武向崇文转变过程中，关中士族既未消失，也没有完全落伍，而是仍然活跃于唐代政坛和文场上，为唐代文学的繁荣昌盛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二、唐代关中文学的兴盛
　　唐代关中文学兴旺发达，除因其所处政治文化中心外，江南、山东士人为求仕宦奔走帝都，萃处长安，加盟关中文坛，造成京城文学的一时之盛。另外，关中士族本身亦具有较优秀之文化素养，随着武则天之后科举仕进的制度化而与时俱变，由尚武而趋向崇文，在时代主潮的促进下，继世承绳，人才辈出，除在政坛上叱咤风云外，还涌现出不少实力派作家，驰骋翰墨场。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二：“有唐一代，诗文兼擅者，唯韩、柳、小杜三家。”三家中有两家即属关中士人，足见关中文学是构成整个唐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节拟从纵向的时序变迁来审视关中文学，以传统的“四唐说”为框架而略加损益，将关中文学的流变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隋及初唐时期　如果不拘限于朝代更替的话，可以发现由隋到初唐转折过程中，文学却有许多一致性。隋代文学主要有三个群体，一是围绕杨广的作家群，这一群体大多数是从南朝来，创作倾向上仍沿梁陈之旧。其二是文中子王通讲业河汾龙门，形成一个在野的文化学术团体，贞观政坛的许多重要人物，即出自王通门下（注：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则这一群体虽在创作方面成就较少，但却对此后的关中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其三是由北朝入隋的作家群，如重臣杨素、历仕北齐北周的薛道衡、卢思道、牛弘等。除卢思道外，这一群体多为关陇士人，其作品多刚健质朴，情思亦较浓烈真挚。
　　初唐时期关中地域继续受到南朝文学风气的影响，注重声律词采，但由于关陇文化居于主体地位，所以贞观诗风呈现出北方化倾向（注：尚定《走向盛唐》，第23页。）。除太宗李世民外，还有杨师道，他的《陇头水》与薛道衡的《出塞》有渊源关系，奠定了有唐一代边塞诗的叙述模式，但比薛诗更真切自然。窦威的《出塞曲》以汉喻唐，寓现实于历史叙述中。另外如“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武功苏氏家族的苏瑰、苏＠③父子，其中苏＠③与燕国公张说俱以文章显名，时号“燕许大手笔”。雍州武功富嘉谟，与吴少微同在晋阳尉任，魏郡谷倚为太原主簿，皆以文辞着名，时人称之为“北京三杰”。嘉谟与少微所撰碑颂，以经典为本，崇雅黜浮，浑厚雄迈，时人争效之，号为“吴富体”（亦称“富吴体”），“诚继陈拾遗（子昂）而起之一派，韩、柳不得专美于后也”（注：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第209页。）。
　　盛唐时期　盛唐时期是整个唐代文学最鼎盛时期，但是关中文学的高潮似乎还没有真正到来。文学高潮的出现应伴随着众多作家的活跃（量）和伟大作家的诞生（质），从这两个方面衡量，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在整个帝国文学繁荣兴盛的时期，关中本土的创作却显得有些岑寂，与热闹的大环境相比，甚至有些冷落。韦氏家族中的韦述、韦承庆、韦嗣立、韦济，严氏家族的严武，苏氏家族的苏晋，裴氏家族的裴迪等较为突出。韦济为逍遥公韦嗣立之子，承庆为嗣立异母兄，皆有文名。其中韦嗣立与王维等多有酬唱，韦济与杜甫、高ｓｈì＠④有交往，杜甫困守长安时期的一篇名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就是题赠韦济的。韦济作《先德诗》四章，颂父祖功德，辞致高雅，杜甫称其“词场继国风”（《杜诗详注》卷一《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但是，总的说来，除王昌龄卓然秀出外，此时期的关中士人在地域上虽为主人，在政治上亦多显达，但从文学成就来看，却反屈居宾从的地位，如韦嗣立之于王维，韦济、严武之于杜甫，这倒应证了杜甫所总结的规律：“文章憎命达”（《杜诗详注》卷七《天末怀李白》），现实选择与历史选择往往表现出不一致性，而人们只能从某一方面进入自己的角色。
　　但是，初唐时期仍然困扰作家的许多理论问题，如文与质，声律与风骨等在此时期创作实践中已获解决，其他地域的作家萃处京城，其作品为关中士人提供了范本，这些都为关中地域文学高潮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中唐时期　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了剧大灾难，关中为帝都，故灾祸尤烈，给人们心灵上也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战乱的阴影一直弥漫到晚唐。当整个唐代文学由大历时期的低迷艰难行走时，关中文学却迎来了他最为辉煌的时期。关中士人已完成了由武向文的质变过程，在仕进竞争中，关中人不仅适应了以诗赋取士这一游戏规则，而且能纯熟地运用掌握这一规则，且能利用规则的不完善处，获取科举的成功（注：参见笔者《唐代关中士族与教育》，《西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所以，中唐时期的关中作家多为进士词科出身，有些还是进士带制科，或明经、进士带制科，几乎包揽了文学竞技会上的所有奖牌。
　　韦应物可以说是由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柳氏家族中的柳芳、柳冲、柳浑、柳宗元、柳公权在此时突然崛起，形成了文坛上的柳家军，白氏家族中的白居易、白行简、白敏中亦影响广远。另如扶风窦叔向与其五子窦常、窦牟、窦群、窦庠、窦巩等，还有华阴三杨（杨凭、杨凌、杨准）、杜佑、薛涛等，关中文学的特色于此亦显露出来，学有本原，文史兼通，关注现实，锐意进取。影响中晚唐政坛文场广且深的“牛李党争”，从士族郡望上说，可以看出牛党多为关陇士族，而李党多为山东士族，初唐政坛上相持很久的山东士族与关陇士族的矛盾，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中晚唐的政坛上。
　　尤当注意者，关中士人除了在传统的诗创作中争奇斗艳外，还在古文、传奇、曲子词的写作中积极尝试，为这几种文体的发展卓有贡献。如柳冕、柳宗元之于古文运动，白行简《李娃传》、李朝威《柳毅传》之于传奇的繁荣，韦应物、白居易对新体的曲子词的染指，反映出关中士人对文学新事物的敏锐，求新纳异，勇于创造，这一趋势在晚唐时期仍在发展。
　　晚唐五代时期　当唐帝国进入摇摇欲坠的衰亡时期，文坛上也呈现出一派衰飒景象，落日、晚花、暮秋是诗文中最频繁的意象。如果在这一时期将杜牧、韩＠⑤、韦庄、牛峤、牛希济等名字抹掉，晚唐五代文坛将会更加“寂寞沙洲冷”了。富有启迪意义的是，唐代文学是由关中作家拉开序幕的，又将由杜牧、韩＠⑤、韦庄、牛峤等拉上帷幕。在杜牧身上，可以看出他对南方文学的吸收和改造，这种吸收与西魏北周时关中作家对南朝文学的一味否定或全盘照抄，已截然不同，杜牧作品中既保持关中作家的豪健，又不乏南方文学的清隽，而又能戛然独造，自成名家。韦庄在诗创作中仍然沿袭传统的方法，但在词的创作上则显示出关中作家吸收新文化的魄力，且在这种新文体的创作中显示了极大的创造性，与温庭筠并称“温韦”，同温“香而软”，ｎóｎｇ＠⑥丽细密、严妆相对，韦词具有自然显豁、淡妆的特点，为西蜀词坛上一重镇，对后来的宋词影响极大。牛希济作《文章论》抨击当时的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的风气，《表章论》亦认为章表应“词尚简要，质胜于文。直指是非，坦然明白”，提出“愿复师于古，但置于理，何以幽僻文烦为能”的主张，在当时是有针砭之功的。虽然这种批评有些简单化，甚至与其创作实践自相矛盾，但在娱乐绮艳泛滥成灾时，这种功利主义的呼声，也算是一种抗议。而其与西魏苏绰功利实用的文学观至少从话语形式上有某些一致之处。概言之，本时期传统的文学样式显得较为冷落，而新兴的曲子词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五代词的创作从时间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空间上有两个中心。其中西蜀为前期的中心，南唐为后期的中心。韦庄、牛峤、牛希济等关陇作家飘寓西蜀，为这种新文体的发展颇多贡献，潜转暗传，影响广远，而花间词亦成为词史上的转捩点。但因北方社会动荡，沦为战区，故关中本土作家多已风流云散，关中地域文学也自然趋于衰微没落，需要另外一次文学的革新来振兴。
　　　　　　三、从比较的视域看关中文学世家
　　为了便于立体地考察关中文学士族，准确地为其定位，我们再移形换步，通过不同地域文学士族群体的比较来观照。
　　　　1.江南士族与关中士族
　　江南士族包括吴姓士族和侨姓士族。唐代柳芳《士族论》中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柳芳所论士族是一个历时概念，虽由南北朝时期而来，但同时是构成隋唐士族的主体部分。其中“侨姓”是指西晋末年为避乱由中原南迁的士族。“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隋书·食货志》）。“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北齐书·颜之推传》）。百姓、百家同义，皆指南迁的大姓望族。“吴姓”则是三国鼎立时东吴境内的土着门阀。依照田余庆先生的观点：“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注：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版。）因南朝时已多用寒素掌机要，故南朝的士庶之间、侨姓与吴姓之间经数百年的矛盾斗争，融合统一，为江南地区的开发拓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迄于唐代，江南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权早已荡然无存，但其在文化上仍具许多独特性。杜佑述江南地域文化时说：
　　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通典》卷一八二）
　　“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新唐书·柳冲传》）。江南士族与关中士族在文学观上有较大差别，江南重文，关中尚质；江南重声律绮丽，关中尚风骨凛然；江南重阴柔秀美，关中尚雄深雅健。北周时庾信、王褒流寓关中，受到关中文士的欢迎，庾信似已主盟长安文坛。显示出关中精神的开放性，质朴的具有包容气魄的关中文化正是在不断吸收异质成分的过程中来壮大自己。比较一下北方文学（包括关中作品）在南方的遭遇及其南方作家对北人的倨傲，则暗示出这种优越与自足似同时包含着自我的反动。
　　隋唐时期，历史的旋转舞台移到了关中，江南士人背井离乡，来到长安，其文化素养、诗赋才华亦得到展示。晋王杨广“好为吴语”，曾先后三幸江都，在他的周围簇拥着一个作家群体，其中大多是从南朝来，历仕梁、陈之旧。《隋书·柳＠⑦传》：“（晋）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ｙáｎｇ＠⑧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⑦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篇什，必乞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⑦作序，词甚典丽。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⑦以后，文体遂变。”柳＠⑦本亦为河东望族，属关中郡姓，但侨迁南方已久，故诗文繁辞丽句，轻艳雕琢。
　　初唐时，江南绮靡轻艳诗风仍弥漫在关中，唐太宗本人就写宫体诗，还曾让朝臣赓和，虞世南谏阻说：“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太宗说：“朕试卿耳。”其实唐太宗所说不过是一句圆场的话，而虞世南自己也曾是写宫体诗的老手，“文章婉缛，慕仆射徐陵，陵白以类己，由是知名”（《新唐书·虞世南传》）。所以魏徵对这种绮靡文风痛加责伐：“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以亡国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隋书·文学传》）南方士人给长安文坛带来的绮靡浮艳，固有其可訾议处，魏徵站在儒家教化论的立场上的批评亦有其特定的话语背景，但是南风北渐客观上也促进了江南文学与关中文学的互相交流，激发京城作家共同探讨文学的艺术特征，尤其是以声律对仗为核心的形式美，使得近体诗得以最后定型。
　　至于南朝作家对唐代诗人的积极影响，如鲍照、谢ｔｉǎｏ＠⑨之于李白，何逊、阴锵、庾信之于杜甫，谢灵运之于王维，陶渊明之于韦应物、柳宗元，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另如萧颖士、陆象先、贺知章、陆贽、陆鸿渐、顾况、皎然等江南作家对整个唐代文学均有影响。《旧唐书》卷一九○《贺知章传》：“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上京。”又据《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包融诗》下注：“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余杭尉丁仙芝、缑氏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ｙǔ＠⑩、长洲尉谈＠(11)，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十八人皆有诗名。殷＠(12)汇次其诗，为《丹阳集》者。”但须要指出的是，江南作家在流寓关中影响关中作家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受到关陇方土风气的薰染陶育，而饶有风骨，这显示出隋唐统一盛运再临后，南北风气差别因互补而逐渐缩小。
　　从西魏、北周到唐天宝年间主要是江南士人北上关中，但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再次为兵燹所困，北方士人包括关中士族又重蹈晋人旧辙，纷纷渡江避乱。“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全唐文》卷五二九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全唐文》卷七八三穆员《鲍防碑》）。所以，在大历时代，大体上形成了两个创作群体，“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那就是钱起、卢纶、韩＠(13)等大历十才子诗人，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呈献当时的达官贵人。一是以江东吴越为中心，那就是上文所举的刘长卿、李嘉ｙｕò＠(14)等人，他们的作品大多描写山水风景”（注：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2页。）。诗僧皎然曾指出：“大历中， 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素、刘长卿、李嘉ｙｕò＠(14)、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春，以为己有。”（《诗式》卷四）但是，研究者对京城作家与江南创作群体的划分并不是以其郡望籍贯，而是就其任职所在地。前者多为供职台阁的京官，后者则为外迁的地方官（注：见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册第1章、第2章，中华书局1995年版。），故不易看出望贯与家世对这两个群体的影响。
　　以关中士族而言，安史之乱后，既有留在关中故地并在京城供职的作家，也有因外任、流贬、逃难等原因来到南方的作家。如韦应物曾先后在滁州、江州、苏州任刺史，柳宗元则先后贬永刺柳，杜牧亦在宣州与扬州任幕僚，又分别出守黄州和湖州。此外，扶风窦叔向家族亦曾客寓东南，窦常《秋月洛阳客舍寄怀十韵》：“幼为逃难者，才省用兵初。去国三苗外，全生四纪余。”褚藏言《窦常传》：“迨拾遗下世，力养继亲，家无旧产，百口漂寓。”另如弘农华阴杨凭、杨凝、杨凌一支亦曾迁居苏州。关中文士寓居江南时期影响着江南的文风，柳宗元称杨氏兄弟“东薄海、岱，南极衡、巫，文学者皆知诵其词，而以为模准”（《柳宗元集》卷九《唐故兵部郎中杨君墓碣》），又称凌“少以篇什着声于时，其炳耀尤异之词，讽诵于文人，盈满于江湖，达于京师。晚节遍悟文体，尤邃叙述。学富识远，才涌未已，其雄杰老成之风，与时增加”（《柳宗元集》卷二一《杨评事文集后序》）。窦氏家族中，窦叔向与滞留江东的地方官李嘉ｙｕò＠(14)、梁肃、皇甫冉、崔峒等诗酒酬唱；窦常隐居广陵，编皎然等江南文士作品为《南薰集》；窦牟学问于江东，奇文异行闻于京师；窦群被认为江左文雅，无出其右（注：参见笔者《中唐窦叔向家族贯望新证》，《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 ）。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昌黎文集》卷七《柳子厚墓志铭》）。与隋及唐初相反，关中士人流寓江南时期，一方面受到江南方土风气的薰染，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影响着南方的文坛。这反映出包括关中在内的北方文化整体上仍然高于南方文化。富有戏剧性的变化是，南北朝时是南朝作家流寓北方，影响北方文坛，而安史之乱后，则是流寓南方的北方作家（包括关中作家）影响南方地区的文坛。
　　　　2.山东士族与关中士族
　　山东是一个很宽泛的地区概念。战国、秦汉时期通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因崤山有函谷关，故山东又称关东。大致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魏晋、隋唐时期仍旧。山东郡姓是指西晋末年永嘉乱后仍留居于此的世家大族。主要是指以崔、卢、李、郑、王为代表的五姓。柳芳《氏族论》说：“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资治通鉴》卷一四○记载魏太和年间定族姓时说：“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
　　柳芳《氏族论》中还说：“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尚婚姻是就其社会地位的“清”而言，尚冠冕则是就其政治地位的“贵”而言。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山东人实有士族、寒族和胡汉杂糅的“山东豪杰”的区别，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因反对魏晋门第不得不压制山东士族的声望与权力，但对山东豪杰则采用联络重用的策略，武则天出身山东寒族，所以她通过进士词科擢用人才，逐渐形成一新兴的政治集团，反过来瓦解破坏关陇集团（注：见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均载《金明馆丛稿初编》。）。
　　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与山东士族发生过多次冲突。贞观元年，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即评论高低，引出张行成的一番议论。但就文化意义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贞观六年间围绕着重修《氏族志》而展开的文化冲突，起因则是婚姻问题引出的士族等第之争（《贞观政要》卷七）。山东士族讲究婚与宦，但宦在隋唐以来已不再按门阀高下论品第了，那么只剩下婚一项作为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的标志了，所以他们以此抗衡政治力量。而政治组织系统对此亦加以限制：
　　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新唐书·高俭传》）
　　所谓的五姓、七姓、十家，还有四十四子，实际上就是姓、望、房、支的区别。“禁婚家”的规定非但没有限制山东士族的婚姻交易，反而愈发抬高了他们的身价，唐太宗时的一些宰辅大臣仍然私下与山东士族缔婚，关中士族、高宗武后时的宰相薛元超以“不得娶五姓女”为终身三大憾恨之一（《隋唐嘉话》卷中），唐人小说中所述人物的婚配，凡佳偶者亦多为五姓，足见一种观念并非随制度的灭亡而迅速衰微，往往要绵延很长时间。
　　白居易《崔公墓志铭并序》通过崔玄亮之口说：“自天宝已还，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迁。”毛汉光先生已据唐代山东士族及江南士族籍贯迁徙两京说明士族走向中央化及官僚化的过程（注：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八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史化》。）。山东士族既已将籍贯迁往关中，又不得不通过科举的孔道进入仕途，则山东士族自矜的清华正不断丧失，他们用以抗衡政府系统的优越感也不断被消解。
　　影响中晚唐政坛及文场长久且深入的牛李党争，是唐代文史研究界的一热点问题，其中李党多以为代表山东旧士族，而牛党所代表为何，诸说纷纭，但从士族郡望差别来考察，牛党成员多为关陇士族，则牛李两派的分野，除学人们所指出的外，尚可以从地域家世的角度来考察。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就唐代艺术家籍贯的地理分布而言，以关内道最多，其次分别是河南道、江南道、河北道及河东道，而关内道又集中在京兆府所在的长安、万年等县（注：费省《唐代艺术家籍贯的地理分布》，见《唐史论丛》第4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显示出文化政治中心和城市与艺术成长的密切关系。但从诗歌创作来说，“唐代着名诗人几乎有一半出自河南，尤以洛阳、南阳两地最为集中。河南人对唐诗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注：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胡应麟曾以崔氏为例，说明着姓家族在唐代仍有影响。崔氏“能诗之士弥众，他姓远弗如也。……初唐之融，盛唐之颢，中唐之峒，晚唐之鲁，皆矫矫足当旗鼓。以唐诗人总之，占籍几十之一，可谓盛矣。他如崔莅、崔＠(15)、崔战、崔ｇｕǎｎ＠(16)，群从数十，秉铨列戟，当代所荣，而勋德文章，靡有杰出，吾无取焉。执政玄ｙī＠(17)、ｙｕò＠(14)甫差着，自余知温、彦昭，登公相者十余辈，而浮沉史传，后世鲜知。总之，未敌《黄鹤楼》一首也”（《诗薮》外编卷三）。
　　山东地域范围远比关中广大，河南又为东都所在，唐前期统治者的许多政治活动皆在洛阳举行，从东汉以来的文化积淀一直优于关中，故如以山东与关中两大地域相较，其所产生的文学家无论从数量还是成就均要高于关中，这是无庸置疑的。本文只是就这两个区域内士人家世的文化背景立论，比较异同，以见出关中文学的独特性，而非为曲成己说，故作抑扬。
　　本文的结论是：
　　一、关中士族经历了从经学世家到武力强宗，再由武力强宗到文学世家的演生变迁。其中武则天柄政后，压制摧抑关陇集团，其核心人物受到严重打击，但关中士族并未被消灭，而是由武质集团蜕变为文学士族；
　　二、隋唐五代关中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隋及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其中中唐时期是关中文学全面繁荣时期；
　　三、从比较的视域来看，关中士族与江南士族、山东士族鼎足而三，在文学观念、作者队伍、创作成就等方面互有异同，其异是各自地域文化所致，其同则是因人员的迁徙流动和作品的交流传播所形成的一种融合状态，比起南北朝时期，以上三个地域同大于异，且有不断缩小差别的趋势。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马右加镳右半部
　　　　＠②原字为笔上半部下加钱繁体
　　　　＠③原字为延右加页
　　　　＠④原字为适的繁体
　　　　＠⑤原字为伯左半部右加屋
　　　　＠⑥原字为稼左加侬右
　　　　＠⑦原字为巧下加言
　　　　＠⑧原字为王右加汤右半部
　　　　＠⑨原字为月右加兆
　　　　＠⑩原字为王右加禹
　　　　＠(11)原字为寅右加戈
　　　　＠(12)原字为王右加番
　　　　＠(13)原字为雄左半部右加羽
　　　　＠(14)原字为社的左部右加右
　　　　＠(15)原字为王右加缪右半部
　　　　＠(16)原字为王右加官
　　　　＠(17)原字为社左半部右加韦
　　
　　
　　
文学遗产京35～46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李浩19991999李浩，1960年生。1998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西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发表过专着《唐诗美学》等。 作者：文学遗产京35～46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李浩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0: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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