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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上午，北京的雨下得淅淅沥沥。到了十点多钟，雨停了，天空隐隐亮了起来，似乎还从云层中露出了缕缕阳光。雨后的杉园，似乎清爽了许多，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都被雨水洗刷得干干净净，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各种树木的味道混杂在一起的清香。

一个难得的天气。

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上午，曾在中国改革之初闻名遐迩的一些人，要聚会杉园。

早就想安排这次聚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不久，百废待兴，党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此时，一批年轻人崭露头角。

其中知名度比较高的，是“改革四君子”。

对四君子的描绘，着名的是一句顺口溜：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顺口溜当然第一要义是顺口，至于内容，大致而已，捡每个人最突出的说。据我对前三个人的观察，脑子、嘴、文章都很了得。而对于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岐山，说腿，只是因为他在四人中，交通工具总是最先进的，早早就有了摩托车。

四君子这样的称呼，在中国历史上屡有出现，其实是一种标志性意义，有时各个版本也不完全一致，改革中的所谓四君子也是如此，因为除了这四个人，改革的“君子”们还很多，他们只是个标志而已。

现在想来，“改革四君子”之所以在当时就成名，有这样一些因素，例如，他们年龄相仿，都出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们都集中于中央的政策研究部门，他们很齐心，按照当时的话说，是一台“康拜因”，他们很有激情又有互补性。等等。

四君子到了两个，朱嘉明和黄江南。本来是可以到三个的，翁永曦到医院打吊瓶，时间冲突了。前一天晚上，他还举着被针扎得伤痕累累的手向我表示，要尽量争取。至于四人中的那一位，也不太可能出席，这大家都懂得。

而四君子的故事流传很多。

翁永曦曾经从一般干部一下子提拔为副部级干部，后来又到安徽凤阳县当县委书记，后来又成为一般干部，再下海。黄江南在八十年代当了河南省的外经委副主任，朱嘉明当了河南省的体改委副主任，主任是省长兼的。两个人是因为被河南的省领导请去做咨询被省里留下的，当时不过三十岁左右的人能担大任，说明了当时用人的不拘一格。

说起这个话题，想起前几天翁永曦到杉园讲起的他的亲身经历。

八十年代初，他被分配到农民日报工作。一天领导让他到农研室给杜润生主任送一份文件。杜问：我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啊？翁答：我刚来上班。杜很有兴趣地和这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谈起了农村改革，翁说了一个观点，就是农村改革要给农民看得见的好处。也许，就是这个观点引起了杜润生的重视。

一个星期后，农民日报社接到了一份调令，调翁永曦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不久后，当时的总理赵紫阳和翁永曦就改革的问题谈了一个上午，直到该吃午饭了，赵说，没谈完，但是下午我有事，找个时间再谈。翁说，我们是一个康拜因（即联合收割机），还有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要一起谈。赵同意，几天后，在国务院会议室，总理副总理们和这几个年轻人又谈了半天。

赵紫阳有一句话，翁永曦至今记得，赵说，这个会议室，没有进过三十岁以下的人。

年轻人啊，那时赶上了好时候。

不过，那时的年轻人，现在大都年过花甲，年轻成了追忆。

这次聚会，也是追忆。

起因是送朱嘉明回维也纳，他在二十多年前去国之后，几经辗转，在维也纳大学已经多年了，这次回国探亲时间已到。当然，这也仅仅就是大家聚会的一个由头而已。

参加聚会的还有华生、王巍、荣剑、郝一生、周为民和王瑛夫妇以及朱嘉明的夫人柳红。

说起来，这几位名气也很大。

华生也是八十年代改革的风云人物，他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即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提出者、推动者；

王巍是着名的并购专家、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最近他在全国各地连续办了三家金融博物馆，颇令人瞩目；

郝一生在八十年代初时天津社科院的青年学者，参加了莫干山会议，现在定居日本，他的一本关于经济危机的专着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周为民和王瑛夫妇，前者八十年代初期当过北京之春的主编，以后去蛇口担任过袁庚的重要助手。王瑛八十年代供职于中国体改所，后来下海，办过“世纪中国”网站和《东方》杂志，现在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板；

荣剑八十年代初在人大读研究生，当时就写下了不少的文章，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着《超越与趋同》；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政治学专着《民主论》，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民主理论的着作，被美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后来他淡出江湖，下海做起了生意。最近，他又带着更加锋利的剑重返江湖，共识网上，他的文章总是引人思索。

至于柳红，年轻一些，但是，她为吴敬琏先生做了九年的学术助理，近几年致力于研究八十年代那段历史，她写的《八十年代那些人和那些事》，既深刻，又生动。

如果说，三十年前，这些人大都在体制内，为中央领导层提供决策参考，那么，现在大都远离权力中心。然而，有这样一句话，真切地描述了他们：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不管是在茶室，还是在饭桌上，话题总是离不开国家，离不开改革，这些词语，仿佛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

要全面记录这些充满睿智和具有历史感的话语是很困难的，我相信那是一篇大文章，荣剑会写，我这里只是我的感受。

归纳起来，是“三性”。

一是理性。

大家都看到了中国这三十多年来的巨大变化，也为自己能够参与其中而兴奋。当然也看到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以及社会治理和法制，问题显而易见，但是，大家没有抱怨，更没有攻击，共识是，中国是有希望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基本上是我们的同代人，经历也相仿，他们有经验，也有智慧，一定能够驾驶中国这艘大船驶向成功的彼岸。我们要努力，我们也要有等待的耐心。

有时候，耐心也是贡献。

二是建设性。

聚会的参加者基本上都在决策机关工作过，有些人现在还有把意见抵达最高层的渠道，所以，谈的很多的一个话题是应当怎么办？有些人专攻经济，当然是从经济着手提看法，有些人在体改上有心得，对体制改革，对党内民主的进程，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更为难得的是，他们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深入实际的调查。朱嘉明回国休假期间，跑了好多地方，甚至到收破烂的人群中做调查。王瑛做生意有了些钱，经常支持一些活动，最近，她就在组织一些优秀教师到北京来培训。她认为，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教师水平的提高。

到了退休的年纪，仍然是建设者。席间有人笑言：恐怕让我们停也停不下来了！

三是前瞻性。

这个前瞻性，主要是围绕年轻人来说。年轻人是中国的未来。在座的人都年轻过，和许多人不同的是，他们在年轻时都得到了机遇，有机会在很高的层次上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要重视年轻人，要重用年轻人。中国的改革面临瓶颈，也许，需要一股年轻活力来打破僵局。问题在于，现在的领导者有没有这个魄力和智慧来做这一点。

其实，现在的最高领导层也是在年轻时得到领导青睐而崭露头角的，他们一定记得住自己的成长史，也一定知道，有事业永续的前瞻，才能做到这一点。

饭是在杉园共识堂吃的，这里常常是高朋满座，谈笑风生，这次聚会也不例外。不过，在频频举杯之时，我倒是想起三国时煮酒论英雄的典故，环视这些略显沧桑的面孔，我想到，其实，他们都是英雄，三十多年前，他们叱咤风云，指点江山，如今，他们青春不再，霜衣染鬓，却仍然是英雄。

因为，虽然他们腰杆不那么挺拔，话语不那么机敏，甚至步伐不那么矫健，但是，我看到了他们的心。

他们心中，仍在唱着荡气回肠的英雄进行曲。

周志兴 2013-09-01 10:3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