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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东欧民主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附件1）

张博树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和公开性、从而实质性地启动了苏东政治体制变革开始，这个伟大的民主化进程如今已经历经20余年，且仍在继续之中。越来越多的第一手材料的翻译、引进已经使客观研究这一进程成为可能。然而，对大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官员和更广大的普通中国公众来讲，前苏东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和各欧洲新兴民主国家政治建设的真实情形，仍然了解甚少，甚至充满了误解。原因并不复杂：当政者从维护现存党专制体制的需要出发，在大众传媒中回避有关情况的介绍、讨论，使公众得不到完整信息；在内部宣传、组织“学习”和“培训”中，则故意曲解事实，把苏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说成是戈、叶（叶利钦）“背叛”马列主义，和内外“敌对势力”合谋的结果。加之90年代的俄罗斯确曾遭遇巨大的经济困难，市场改革走了不少弯路，更给激进的俄罗斯政治变革蒙上一头雾水，甚至泼上一盆污水，很多人搞不清楚俄罗斯到底发生了什么，似乎叶利钦到普京的“独裁”和俄罗斯寡头的得势就是今天俄罗斯的一切。

这些，当然都需要借助严肃的、科学的研究加以澄清。

但本文更想强调的是：

就中国宪政改革而言，这个刚刚发生的、就在我们身边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苏（俄）、东欧政治“转轨”的过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解构共产党党专制体制、建构多元宪政民主体制的过程。而这也是中国必将走上的路。在制度现代化演进的一般意义上，俄罗斯、东欧各国的今天，即是中国的明天。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转轨过程中经历的一切，它们的痛苦和收获，经验及教训，对我们来说就拥有了特殊的价值。如何吸收前苏东各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正面成果，避免它们犯过的错误，乃是中国的改革者从事改革的可行性探讨、从事中国宪政设计和研究时必须思考的问题。换言之，我们要做的与那些“左王”和官方御用学者完全相反：他们是要“总结”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我们则是要总结苏东民主化的历史经验；他们的任务是维护党专制体制，我们的目标是解构党专制体制；他们只是面对僵死的过去，我们则朝向光明的未来。不但如此，既然我们把中国宪政改革视为一项需要朝野共同努力的、艰难而伟大的事业，我们对邻人改革进程的总结就不能处于浅尝辄止的水平，而要深入进去，从转型所包含的全部复杂性中探讨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从具体历史场景和既定约束条件出发来理解政治家和普通人的选择，这样，才有可能把邻人的经验、教训变成我们自己的财富。

还需要说明的是，既然本文是中国宪政改革报告的一个配套文件，我将尤其关注中国改革和苏东改革之间的异同点，包括制度背景、起始条件、博弈过程、预期结果等。注重操作性，注重他人经验可能给予我们的启示或参考，是本文的一大特色。中国的宪政改革是一个尚待推进的事业，因此，本文从根本上说是建设性的。中国人对俄罗斯、东欧政治转型的研究应该有助于中国人自己更好地把握、驾驭中国的政治转型。

限于篇幅，也为了突出重点，本文的讨论以前苏联和俄罗斯为主，兼顾东欧和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其它国家。研究总体上说是粗线条的，有些具体制度设计方面的讨论本文不拟展开，而把它们放到有关的分报告中。

本文的研究顺序是：1、改革背景的比较（主要指前苏东各国与中国的比较）；2、苏（俄）、东欧民主化的大致过程；3、苏（俄）、东欧民主化的基本经验；4、苏（俄）民主化过程中的失误及教训；5、结语。

改革背景的比较

无论苏东还是中国，其改革背景中有一条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曾属于（或至今仍属于）共产党一党专制统治的国家，政治变革的根本目标就是改变这种不合理的体制，构建体现制度现代化一般要求的宪政民主体制。[1]

但是，同为党专制，这个体制在各国的形成和运作却仍然有着诸多差异。理解这种差异乃是理解各国宪政改革之不同特征、“路径”选择或“路径”依赖的重要切入点。

我们首先来看前苏联。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最早建立了系统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体制，并把这个体制输出到许多其它国家；它自己则把这个体制维持了超过70年的时间，甚至在这个制度坍塌之后，其余威仍然对俄罗斯的政治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个由“党”控制一切的体制所能取得的成就和自身蕴含的危机，在列宁时期还仅仅以逻辑胚芽的形式存在，在斯大林时期则迅速达到其顶点。前苏联制度中包含的最核心的东西，诸如党对国家权力的绝对垄断，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党的意识形态对全民思想的控制等，均成为各国党专制体制的共同特征。中国1949年、特别是1954年后建立的制度，在许多方面都是对苏联制度的模仿。

但中国与前苏联相比较，仍然有着一些重要的不同。革命前的俄国也曾有长期的沙皇专制历史，不过总的讲，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更为悠久，臣民文化在国民性格中的积淀更为深厚；俄国人自认俄国是欧洲的一部分，其18～19世纪的历史基本上是“崛起”和“扩张”的历史，而同期的中国历史却是一部遭受外人欺侮，民族衰败、走向落伍的历史；部分地与上述一点相关，列宁的革命通常被理解为“阶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浪漫性和俄罗斯知识分子“建设人间天堂”理想的结合，而中国革命既是“阶级革命”，也是“民族革命”，即带有乌托邦色彩，又带有浓厚的自强色彩；从革命发生的过程看，十月革命显得极其偶然，革命并没有获得大部分俄罗斯知识精英的认可，由此导致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的残酷镇压造成了民族精神深处的可怕裂痕；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却经历长达20多年的历史，1949年对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取代又显得那样水到渠成，并受到包括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内的全国民众的拥护。所有这些都在证明一件事情：虽然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比俄国晚成功30年，它所拥有的合法性基础和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却更坚实，更深厚。仅此一点，就已经预示了未来中国改革的更加艰难。

谈到“30年”，这里还可以做些比较。从确立共产党的统治言，俄国的1917年相当于中国的1949年。从共产党内开始有人反思过去的错误并导致社会的一定程度的“解冻”或“开放”言，苏联的50年代（赫鲁晓夫时期）相当于中国的80年代（邓时期）。从改革经历的反复言，苏联的“勃列日涅夫17年”又和中国的“江时期”有些类似。上述“时间差”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上的某些现象。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当时中国人自认为是在扞卫马列主义的“崇高原则”，其实从今天看，当年被中国共产党人批判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恰恰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并对作为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做出某些改革的勇敢尝试；中国人自己则是保守的，无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方面，还是在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方面。更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苏共党内本来也存在意识形态左与右之间的激烈斗争，而中国人的攻击恰恰帮助了苏共党内本来处于困难境地的改革派。[2]

当然，我们也要清楚看到上述比较的局限，特别是“勃列日涅夫17年”和中国“江时期”的比较，只能说，它们在“停滞”、“倒退”（对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反动）等历史蕴含上有类似之处，但二者的具体历史内容却有重大不同（前者仍然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后者则已经是大变革失败后的黑暗年代）。

从历史的共时性角度看，“勃列日涅夫17年”（1965～1982）与同期的中国历史有着下列对比：它的前一段正是中国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后一段则与文革后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平行。可以说，到了这个历史时段，党专制最主要的制度性弊端（政治上的极权主义，经济上对市场原则的否定，精神文化领域创造力的极度萎缩）在中苏两国都已经得到充分展现。我们甚至要说，与前苏联相比，中国文革式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实验更加凸显了极权主义制度的荒谬。因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两国均面临着改变这一荒谬制度的历史任务，中国在启动经济改革、重新承认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动力功能方面甚至走在了前苏联的前头。

总之，中国、苏俄都是大国，都有相对漫长的前现代专制制度史，都有几十年共产党掌权的经历，都曾自认为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真理，又都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干了许多蠢事乃至罪恶。在这些大的方面，两国是高度近似的，不同也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的不同。这正是本文极其重视苏俄后来改革进程的理由，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最具比较价值的参照。

现在再来看前东欧“社会主义”诸国。从改革背景的比较角度出发，我们又可以把东欧国家区分为两组。

第一组是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三个国家有下列共同特点：

首先，它们在历史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民主传统。波兰的议会传统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时的贵族议会坚决反对共和国的中央集权，维护有利于贵族利益的地方自治。匈牙利的等级会议也拥有选举君主的合法权利，并在很长的时间里有效地了抵制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主义。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且一问世就采取了民主共和的建国形式。1918～1938年的“第一共和”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很高成就（这当然和它承袭了奥匈帝国3/4的工业有关），又是当时东欧唯一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三国的上述历史背景与革命前的中国和俄国均有很大不同。

其次，党专制体制对这三个国家来说，都是外部势力强加的，带有“强迫入伙”的性质。波兰战后的首次大选是在1947年1月举行的，由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农民党和民主党组成的民主阵线候选人共获得81.1％的选票，主要反对党波兰农民党获得10.8％的选票。匈牙利则早在1945年11月就举行了战后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小农党得票57％，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各得票17％，全国农民党得票7％，根据事先协议，各党组成了联合政府。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后各党派联合政府成立于1945年4月，后又在1946年5月举行了全国大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获得38％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尽管并不稳定，波、匈、捷三国议会民主框架本来已经大体建立起来并开始运作。只是由于苏联政策的转变，这三个国家的命运才随之发生转变。斯大林出于同西方对抗的需要，1947年9月成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9年又在“莫洛托夫计划”的基础上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从政治、经济两方面把东欧各国绑在莫斯科的战车上。于是，共产党的一党政府取代各国的多党政府，就成为势在必然的事情。

第三，即便是在苏联强加的体制内，波、匈、捷三国仍然先后出现过较为大胆、开放的党的领导人，比如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纳吉、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哥穆尔卡早在战后初期，就倡导波兰应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波兰式道路），不主张在波兰搞工人阶级的一党专政。正是这种观点导致1948年哥的党的总书记职务被亲莫斯科的保守派人士取代。1956年哥的复出又曾给波兰带来“十月里的春天”，虽然时间并不很长。纳吉作为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早在1949年就批评匈集体化搞得过快，50年代初担任匈总理后即提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允许退社和取消合作社。纳吉也因此被解除职务，甚至被开除出党。1956年的匈牙利民主运动把纳吉重新召唤到权力中心，纳吉政府勇敢地宣布了在匈牙利废除一党制政府的决定，并准备举行自由选举。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强行干预下，纳吉本人最后为他的勇敢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杜布切克则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时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主持通过的捷共《行动纲领》虽然没有纳吉走的那么远，但仍然是一个极具积极意义的改革文件，该文件宣称要同时在经济、政治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取消新闻检查，实施言论自由。

第四，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波、匈、捷三国都有比较活跃的民间自由力量，虽然时断时续，仍然对各国的党专制体制构成冲击和巨大压力。波、匈两国50年代的民主运动是非常着名的，特别是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成为当时匈牙利自由思想的大本营。[3]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也曾产生巨大的民间改革动力，有力地呼应了捷共党内的改革派。到了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波、匈、捷三国更是先后出现了势力强大、影响深远的民间政治反对派组织，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人权运动”、波兰的团结工会、匈牙利的“民主论坛”都是这样的组织，它们分别为解构乃至最终结束各所在国的党专制体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比较角度看，上述三国与中国的差异十分明显。历史传统的不同不再赘言，仅就党专制体制建立后的控制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言，中国共产党显然远远高出这几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当50年代波兰、匈牙利的“持不同政见者”已经走上街头、向共产党政府示威时，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正沉醉于党号召的“三大改造”的“伟大胜利”中，憧憬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未来。当然，东欧发生的事情还是提醒了毛泽东，他一方面力迫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4] 另一方面也对自己领地内的“阶级斗争”异动提高了警觉（半年后发生的反右运动就是这种警觉提高的部分结果）。毛的铁腕统治，决定了50～70年代的中国既不可能产生纳吉那样具有彻底改革意识的党的领导人，也不可能产生有组织的民间自由力量。只是到了改革开放的文革后时期，这样的条件才部分地出现。

另一组东欧国家包括了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它们分别代表着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几个不同特例。

德国分裂、东德作为一个国家出现在欧洲政治版图上本来是战争和战后很快到来的东西方“冷战”的结果。制度的不同，以及苏联对占领区的巨额索赔政策和美、英、法占领区内实行的完全相反的政策，造成了东、西德经济发展差距的迅速拉大，这种差距先后导致1953年“铁幕”内东柏林工人的暴动和1961年柏林墙的修筑。“民主德国”的共产党执政者（德国统一社会党）对本国公民实施了严酷的、警察式的、极不民主的统治。由于与西方离得最近，东德这个靠一堵“反法西斯防卫墙”才“扞卫住了我们工农政权的社会主义成就”[5] 的国家也自然成了莫斯科指挥棒下最俯首帖耳的卫星国。

另一个最“听话”的国家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原是巴尔干半岛一个落后的农业小国，在历史上就有亲近俄国的传统。二战期间，保加利亚臣服于纳粹德国，是苏联红军赶走了保境内的德国人。1946年9月，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后40余年，保一直紧跟苏联，是苏“忠实的臣民”，被称为“不带刺的玫瑰”（保加利亚盛产玫瑰）。

南斯拉夫则是东欧共产主义范围内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二战期间，那里保持着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巴尔干地区最大的武装抗德组织，还产生了铁托这样深孚众望的党的领导人。部分地和这种经历有关，战后的南斯拉夫执行了颇不同于苏联的内外政策，结果招致斯大林的极度反感。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把南共开除，南斯拉夫索性走上了一条更彻底的社会主义自我发展、自我探寻之路。它的“自治制度”，曾经遭到过来自苏联和中国不同角度、不同意义上的批判、攻击，也曾引起西方世界的巨大兴趣。南的共产主义实验确曾提供了不同于苏联、中国模式的另一种版本。

罗马尼亚也很具个色。首先，这是个历史上专制传统浓厚的国家，国王直到1947年12月才正式宣告退位。其次，罗共掌权后，以乔治乌-德治为首的“国内派”清洗了“莫斯科派”，但并没有发生波、匈那样的非斯大林化过程，而是建构了一整套典型的斯大林主义政治、经济体系。1965年齐奥塞斯库接替去世的乔治乌-德治继续掌权，居然又创造了长达十几年的稳定与繁荣，令东西方世界均对之刮目相看。在对外政策方面，齐奥塞斯库能同时与冷战中的东西方和当时势不两立的中苏两国均保持良好关系，也算创造了一个奇迹。

最后就是那个着名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这也是个专制传统浓重，经济、文化均很落后的国家，全国绝大部分人口是文盲，战前全国仅有11所中学，没有一所高等学校。恩维尔· 霍查就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建立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权。这个政权之“左”，之“横”，在全世界都是出名的，既反“帝”，又反“修”，难怪整个20世纪60年代恩维尔·霍查成了毛泽东最亲密、最重要的国际盟友。中国人在自己还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居然向阿提供了总额近100亿人民币的经济援助，可见两国关系之不一般。

上述几个国家虽各有特点，其相同之处则是党的控制总体而言是有效的。党的领导人专权而独裁，其中尤以阿尔巴尼亚的霍查、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等人为甚。与上述两点直接相关，在这几个国家中，除南斯拉夫曾经出现吉拉斯 [6] 这样的特例以外，很少产生或几乎没有产生过有影响的持“不同政见”的人物或运动，更没有有组织的民间自由力量生发、活动的可能。所有这些方面倒是与毛泽东年代的中国十分相似。

这样一个背景决定了第二组东欧国家不可能成为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排头兵。

张博树 2013-08-26 15: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