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追记》29、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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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反省

　　发出给新疆安全厅的信后，时间一天天过去。其间北京国安局那位年轻处长约我见过两次面。两次我都准备被带回监狱，然而都没有。他们谈的是另外的话题。虽然很客气，我们之间却进一步摆明了分歧。我表示我愿意为国家安全做事，但国家安全不是党的安全，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在上，党的安全在下；那处长却立场鲜明，对他们而言，党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我真有点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叫国安部，应该改名为党卫军才对。另一次见面是在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之后，他来询问我《黄祸》中所写的气功和法轮功有没有关系。我告诉他法轮功相当程度上正是限制正常宗教发展的结果。从那以后，大概是我寄给新疆的信被转到了北京，他们就再没有跟我联系。

　　那段时间我心理矛盾，一方面盼着能这样就过去，不再回到监狱；一方面又觉得如果不重回监狱，我的自由好像就是靠“卖身”而得，无法轻松坦荡地享受。很长时间我难以面对友人，因为解释不清。他们都认为是母亲的信使我得到释放，我也只能任他们那样想。随着时间不断延长，越来越表明事情可能真会就这样过去。家人悬着的心逐渐放下，我的神经也慢慢松弛，然而内心却有另一种痛苦同时增长。

　　有一度，那痛苦曾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动摇了我做人的信心和对人生意义的信念。我无法摆脱灵魂拷问。如果事情真如我设想的那样，出来一下再回监狱，那是占了便宜，写过的保证书和悔过书也都一笔勾销。然而事情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完了，不再有下文，白纸黑字的保证和悔过就成了无法改变的存在，成了我的人生记录和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虽然我给新疆安全厅写了信，但那不足以使自己得到安慰。不管有多少条理由，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的软弱。

　　某种程度上，悔恨也有一部分来自投机心理。有时不免会想，如果我出狱真是别的因素起作用，“发展”我只是新疆安全厅附加的一个讹诈，即使不答应，他们最终也得放我，如果真是那样，我的“计谋”就只是白白弄脏自己。一种对没看准赌注的悔恨长久挥之不去。然而在理智上我很清楚，这样的投机心态要不得也没有意义。如果我当时以投机心态押宝在一定放我，最后却没有放，那照样会后悔。靠投机得到的赢不是赢，这次赢了下次还会输。我要反省的不是押宝的成败，而是在人生关头到底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决定，是以功利为标准，还是以道德为标准？按照功利标准，我的选择没错，理由充分，结果也挺好。可是我为什么不感到满意，反而感到痛苦？正是在那种心态下，我真正理解了康德的名言——“头顶是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生最终面对的不是功利，是永恒和终极，功利得失不能充填人的心灵，必定烟消云散，而人生的根本是要由道德支撑，并且由道德进行评判。

　　我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的人生失去了道德的圆满，生命中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道德缺憾。正是这一点使我失去人生自信，感受到人生支点的动摇。每当我读到别人在狱中坚贞不屈和英勇斗争的经历，都不免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

　　我出来后，经常有人问我在里面有没有受虐待。我难以回答。是受刑才算虐待，还是关押本身已经属于虐待？不过如果只是对我进行关押和审讯，我可以理解。虽然那是恶法，但也是法，只要是按法律办事，恶也有它的道德和道理。然而胁迫我变成它的爪牙，那就已经不仅仅是恶，而是邪恶。邪恶是没有任何道德和道理的，只有不择手段的卑鄙和吞噬一切的残暴。我打心底里憎恨邪恶。

　　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正碰上一个法轮功信徒在离我住处不远的街上自焚身亡。我虽然一直反对镇压法轮功，但也不奇怪专制政权对异己实行镇压。镇压只是恶，还不是邪恶。而在第二天（2000年2月17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焦点访谈》，事先不告诉自焚者的母亲真实情况，先对那母亲进行采访，然后再由警察通知她的儿子自焚身死，当场拍摄那母亲的震惊和嚎哭放给全国观众。这就是泯灭人性的邪恶！在邪恶者的眼中，这世界根本没有人的存在，所有人都是供其任意摆弄、使用和销毁的工具。

邪恶者可以一时得利，长远却会毁于它自己的邪恶，因为它的邪恶必定不断制造自己的敌人。我在监狱时曾幻想，假如真出现中共电影中常见的那种镜头，突然铁门打开，某党代表亮相，进来握住我的手念白：“同志，你受委屈了！”我不敢说我会涕零，但我肯定会感激。我的被关被审可能就此一笔勾销，而且还会感觉该给它回报。然而它没有，它把我从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抓进去，要变成一个见不得阳光的爪牙放出来。可以说，是新疆的这次经历彻底斩断了我和中共在渊源上的相联。在此之前，不管我怎么批评中共，根源上和它仍有相连之处。以往游离于中共之外，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有“未遇明主”的因素。一旦中共出现愿意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领导人，说不定我还真会去甘当“智囊”或“幕僚”。

　　其实我的新疆之旅，已经开始有了一点那样的味道。如果按照宗教信仰者的思路，也许可以把我这次被捕和其后的经历看作是神意的安排—— 神看到我有可能成为权力的工具，便用这一惩戒来改变了我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