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秘密文件
对于没有体制内身份的研究者,看“文件”——这个词在中国往往专指党政部门的内部文件——是最难之事。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兵团某办公室的书架上发现一本文件汇编。那是一本装帧简陋的32开书,厚厚一本,是兵团内部印刷的。上面汇集了从中央到新疆自治区针对兵团的有关文件,涉及各方面内容。如果能得到这样一本文件汇编,我可以省掉太多的事。让我喜出望的是,当我试着索要的时候,那办公室的负责人爽快地答应。也许是我的迫切之心过于外露,就在我生怕人翻悔,拿起就想溜时,办公室另一人突然抛出一句“内部文件不能外传”,搞得那负责人只好又把他的慷慨收回。当时他还尴尬地向我表示抱歉,但是若能知道后面发生的事,他一定会感谢手下人的及时提醒。
那文件汇编的封面上的确印着“秘密”二字,然而我当时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一是既然做研究就需要看到秘密,何况自以为是为国家来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二是中国一向把什么都搞成“秘密”,印着秘密的东西反而到处能看见,让人也搞不清什么是真秘密,什么是假秘密了。
自从发现那本文件汇编,它成了我心里的一个事,很想拿到它,不是简单看一遍,而是有一本。因为从法律角度切入研究,必须依据精确无误的文本,琢磨每一个字,而不是靠笼统模糊的想法。笼统在法律面前毫无价值。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这样,研究能不能搞下去,相当程度就取决于能不能得到那本文件汇编。
在我去见J的时候,事先已经打这个主意,我相信以J的身份,应该会有那本文件汇编。果然,我在他家的沙发上刚一坐定,马上就在他身后的书架上发现了已被我记在心的那个不起眼的书脊。
我能和J接上头,是他过去一个老部下给写了信,再加上作协的介绍信。他没有下层机关人员的官僚气,只要感觉出你真心关爱新疆,问题也能问到点上,就会视你为知己。他的谈话排山倒海,精彩纷呈。当然,他也不是信口开河,他讲的很多话隐含着要将其传到北京决策层那里的愿望。他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可能的中介。虽然我没提到任何与上层有关的渠道。但我这个作协的人兴趣太明显地与文学无关,因此就难免显得有点神秘,让人可能联想起一些“特派”之类的角色。J话中有话地向我感叹,从北京看新疆,会比从新疆看高得多,远得多,深得多,中央领导人应该学古代那些贤明君主,不用多,派几个人下来搞点“微服私访”,就能打破地方的粉饰太平,了解到真实情况。
当我提出借那本文件汇编看时,他爽快地答应,没有丝毫顾虑。我接受了在兵团办公室得而复失的教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随便翻翻,没有透露复印的打算。
为复印我又费了一番心思。虽然满街都是复印的地方,钱也不是问题,但是我记得不久前一位台湾记者就是在乌鲁木齐复印或传真稿件,被店家举报稿件中有对中央领导人的议论而被警方抓起来。我若上街复印一整本文件,当然更逃不过乌鲁木齐人民的火眼金睛。后来是辗转在私下做的复印。
再一次见J的时候,我还回了文件汇编。由于担心复印的文件丢失,我把它放在随身包里携带,而没有随通过邮局寄的材料一块走。就这样,我心满意足地认为完成了此次到新疆的任务,对正在身前身后张布开的罗网,没有丝毫察觉。
王立雄 2013-08-23 18:2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