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望长安

2005-09-05人物周刊朱学勤

　　现在才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有什么历史意义：英美发生“撒切尔—里根革命”，当改则改，当干则干，一改此前工党政府与民主党人的粉色混乱；文明世界自凯恩斯以来60年、越战以来20年的自杀未遂，就此结束，起死回生；而在中国，也在发生类似变化，如果确有“时代精神”，这一次总算一息相通，踩准了节拍。但在当时，我们这些历史系学生却不知晓这些“历史意义”，整个社会洋溢着返老还童的青春懵懂。能够感受到的是农民恢复了土地使用权，大地上飘起欢快歌声——“在希望的田野上”，写得最好的几句歌词是：“老人们举杯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西出潼关去母校报到，火车穿过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乘客点唱最多的就是这首曲子，后来成为我记忆中80年代的背景音乐。到校不久，教授们观看内部录像：“英、阿马岛之战”，出门后不对我们讲看到了什么，而我们却看到了他们出门时的一脸肃穆。3年后毕业回沪，看到了里根访问复旦的车队。那时能够进礼堂听他讲演的人少而又少，我只是在戒严线外，看到了他的车队近在咫尺，一闪而a过。那根黄线的内外距离，恰好就是我们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80年代我完成研究生学业，印象最深的3位老师，一个是据说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惟一的中国记者，后来发愤研究日本史的胡锡年。当时他年届八旬，穿着臃肿的棉裤说一口吴侬软语，就讲中日关系史。他私下对我说，“啥格是好文章？让外行看个热闹，让内行看出门道” 显然融合着他前半生为记者后半生为学者的双重血液。另一个有西洋背景的前辈，是30年代毕业于哈佛的朱本源，他刚从右派身份平反不久，开讲西洋史，英语好，常发技痒，半当中会突然停下来问：“这一概念的原文是什么？”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抑扬顿挫地吟哦克罗齐名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听说我选择做西洋史而且是思想史，他却叹气，欲言又止。我自己的导师何汝璧先生，应该说是恩师了，当时报考他的有本校本班本科生将近10人，而我只能填“同等学力”，自惭形秽。笔试成绩出来后，老先生发电报，说要来河南小县城亲自面试，两地相距千里，弄得我忐忑不安。后因他身体欠佳，才让我坐火车去复试。见面后，蔼然一长者，和颜悦色，才放下心来。他查看了我带去的所有笔记，提了几个问题，很快就结束了面试。

　　入学后才知道他只要了我一个，而他在西北高教界可谓元老：抗战前即入党，后随彭德怀部队接管兰州大学；1976年复出后谢绝一切行政安排，回关中安心带学生，做教授。师母曾经私下对我抱怨，说当年在兰大，他“利用”职权，几次卡下她晋级调资。他们惟一的儿子也跟我说，老爷子在家还是个布尔什维克，有一次他在饭桌上对时局说了一些不恭敬的话，老爷子勃然怒喝：“你再说，我就打电话叫公安局把你抓进去！”但是我跟何先生3年，没见过他高声说一句，总那么低声慢语。1983年春天第一次跟他进京开会，他是高干，软卧，我是学生，硬座。凌晨时他高一脚低一脚，挤过好几节水泄不通的硬座车厢，非把我叫进软卧他的铺位上去补睡一觉。当时年轻，也可能是第一次睡软卧，头一挨枕即呼呼入睡。不觉天大亮，猛一起坐，车厢里满是阳光，旅客全已走完，服务员把另外3个铺位上的卧具整理好也已离去，只剩何先生这么一个高干，干坐在那里看着我穿衣服。他显然是想让我多睡一会，实在挨不过去，才下决心把我唤醒。多少年后回忆这一细节，不由感叹80年代师生关系此后在校园里再难复现，那时招得少，双方都珍惜，情同父子。1985年临近毕业，征求他意见，他显然是想留我。恰巧有华东师大陈崇武先生来西安讲学，何先生请他吃饭时指指我说：“我就这么一个学生了，你如果能帮他回老家，尽可先给他介绍。”在陈崇武帮助下，我告别西安回上海，此后与先生通信不断。后有一年遭遇坎坷，他闻讯后寝食不安，连连来信，有一封信这样写：“我昨天又去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唐僧好生糊涂，居然又给悟空带上了紧箍咒！”他都快80了，哪里会去看什么三打白骨精？我也不是什么悟空，他只是变着法儿写一则老年人的童话来宽慰，没有一句那一年那一辈人很容易出现的那种言语。春节到了，我还可以给他寄贺卡，那一年写的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那种言语我老师一辈在淡去，却在80年代同学一辈中很快复生。有一次研究生们大盆小碗地聚餐，酒酣耳热不免有些题外话。一位学古代史的同学估计是喝多了，突然发作 ：“我警告你们，这样下去是危险的，总有一天要出事！”说完，“哐”的一声摔门而去，众人愕然。

　　他并没有说错，我们那个年代就是那样结束的。那10年既有“在希望的田野上”，也有老同学留下那“哐”的一声。他现在已经在外国教书了，但这两种声音互为背景，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萦绕不去。

 

[新一篇] 朱學勤文匯 以文明制度約束人性

[舊一篇] 朱學勤文匯 以民為主是和諧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