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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法国出版时，在社会上引起两种极端的反应。“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波伏娃在书中提出这个着名的观点，对这句话的进一步解释——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性硬安在她们头上，用来限制她们的自由的——震动了很多人，也包括教皇。梵蒂冈把它列为禁书，而女性主义者则奉为至宝。书在法国上架第一周就卖出2万本，完全超出了一本哲学着作的预期的销量，迄今，它的法文版累计销量已超过300万册，英文版、俄文版、日文版与德文版的销量也以数百万计。

    到90年代，这部书传到我国的时候，时间已证明它是“女性主义的奠基石”，这样的评价把这本书捧到一定的高度，也很容易把一般读者吓着。然而不像它的名字，有时感觉像是看《国家地理》杂志，有很多生动且活泼的内容。波伏娃首先从动物的性生活讲起，从蜜蜂和鱼讲到哺乳动物和人类，讲到男女先天性的差异——“女人的甲状腺比男人发达，内分泌紊乱影响了交感神经系统，所以神经与肌肉的控制会失常，这种不稳定性与缺乏控制，构成了女人唯情论的基础。”

    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它的理论框架。从生物学常识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妇女观，从游牧民族的女人到母系社会、父权社会的女人，再到18世纪贵族社交圈，大革命后至她写作本书时女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根本原因，还有文学作品中男作家对女性的态度。在第二卷中，她描述女人是怎样从女孩变为女人，怎样历验各种不同的处境（婚姻、母亲、社交、妓女、中老年），在这些处境中受到怎样的局限，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解放。

    如果这本书仅仅是讲“女人的秘密”的话，可能喜欢的人还会更多一些。然而这其中蕴涵着一条清晰逻辑，所有的论据都指向那个名副其实的书名。前面提到，生理性因素导致女人缺乏稳定性和控制力，以致她们对世界的把握能力比较有限。波伏娃后面便讲，这个所谓的生物学弱点是按照男性的价值观呈现的，如果不是男性想驾驭世界，那么“把握能力”的概念就毫无意义。就这样逐渐深入，波伏娃最终完成了她写作本书的任务——发现女性为什么会成为弱于男性的第二性。女人的本性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是怎样受影响的，人类是怎样对待人类女性的。

    很多时候，波伏娃采用了存在主义的立场，就是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探讨问题。她从女性内部分析女人的角色，有学者评价说是最没有遮掩、最无畏的描述。问题在于，她采纳了一种近似男人（而非她自己的性别）的态度看待女性这个角色。在自序中，波伏娃讲到一个例子，她很介意别人说她:“你这么想是因为你是个女人。”她自卫的方式是回击对方:“我这么想是因为这是事实本身。”然而她自己也提到，男性在这个世界上，既相当于阳性也相当于中性（比如人们通常用“man”来泛指一般人）。那么，所谓事实的标准正是由男性制定的。她的语调冷静，甚至显得有些苛刻，谈论女人的口吻，很多时候，看上去好像一个居高临下的男人。而真正的男人是不可能这样谈论女人的，这件事可以这么来解释，波伏娃把女性的地位比做黑人，那么在文明社会，除了黑人自己，没有哪个白人公然敢说他们坏话，那就是他人品有问题了。一场巨大的感情波折还有周围女性朋友所忍受的情感痛苦，成了她写作本书的初衷。也是，正享受家庭幸福的女人都在家偷着乐呢，大概也体会不到“生为女人”的委屈吧。■

    写作背景

    波伏娃的女性主义倾向不是与生俱来，在《回忆少女时代》中，她曾提到过对“另一半”的憧憬:“我们共同攀登高峰，我的丈夫比我稍稍敏捷，强壮一些，他常常要助我一臂之力，与我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实际上，我是一个比较贪心，不太慷慨的女孩，我愿意得到，不愿给予。如果对方不如我，需要我拖着他，我会非常不耐烦。如果遇上这样的人，不如过单身生活，不要结婚。我最重要的事业是拥有世界，我的婚姻生活应该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这个事业。命中注定能成为我丈夫的人，不能是有别于我的一类人，既不比我差，也不超出我许多，他保证我很好的生活，但不剥夺我的自主权。”然后我们知道，她在20岁的时候遇见了萨特。

    如果萨特不是那么风流成性，波伏娃也就不会写出这部着作。年轻时的萨特有个信念，就是大作家都是花花公子，如果他要想当大作家，也应该睡很多女人，也许还出于一个相貌丑陋的知识分子缺乏自信或怎样，总之，他对受他的思想吸引的女青年来者不拒。波伏娃骤然察觉到萨特只是在为他自己而生活，在半自传体的小说《女宾客》中，她写道:“轻率信任的代价，就是她猛然面对一个陌路人。”然而对于这个法国最早进大学学习哲学的女学生之一，比她“稍微敏捷”的男性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多。波伏娃被动地接受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和萨特建立了持续50年的自由情侣关系，他们各自都有另外的情人，并且分享彼此的情事。

    萨特似乎不那么吃醋，但波伏娃不是，尽管她必须在表面装得很大度。为了保持与萨特的亲密关系，她不得不去讨好他喜欢的女人，而萨特弃如鸡肋的女人，也会失去她的友谊。他们的一个女朋友比安卡曾经在1993年出版的《萨特、波伏娃和我》中指出过她的这种虚伪。大多数时候，萨特生命中的女人来得如走马灯，但40年代，萨特的一次“出轨”有些不一样。萨特去美国访问，结识了布列东的前情人多洛莱斯，萨特对她很伤心，多洛莱斯来巴黎找萨特，他就打发波伏娃去郊区住。后来波伏娃去美国访问，带着找情人的目的，认识了那位被她写进小说《名士风流》的作家情人奥尔格伦。

    萨特始终是这段四角恋的主导。多洛莱斯想来巴黎找萨特，波伏娃便去美国找奥尔格伦，1948年的那次，一开始波伏娃打算在美国呆4个月，但萨特担心多洛莱斯爽约，让波伏娃两个月后就回来，两个月后，波伏娃回到巴黎，萨特却告诉她，多洛莱斯还想再多住一阵。波伏娃给奥尔格伦发电报，说想再回美国找他，可奥尔格伦那头还生着她提前结束旅行的气呢，回了封电报说:“别来，太忙。”波伏娃一脚踩空了。

    这场四角恋让波伏娃开始回顾自己与萨特相伴走过的20年感情历程，为什么自己作为女人总处在被动地位。萨特启发她说:“如果你是男的，你的成长经历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这句话成了她写作《第二性》的一个动机，其实在与奥尔格伦交往时，她已经有创作这样一本书的冲动。她投入大量精力，查阅了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生理学、宗教学等学科的书籍，那时的波伏娃已经是出版过《女宾客》等小说的知名作家，但也总被人看作是萨特的跟班，写作《第二性》是她体能所蕴涵的巨大能量的爆发。这是萨特从未关注过的女性主义话题，她博闻强识的能力，史诗般的叙述以及精辟的分析，使她多少摆脱了萨特的阴影。

    萨特对她精神上的影响仍处处可见，书中大量使用存在主义的分析立场，也是这本书的英译本多年来有很大争议的原因，两年前《纽约时报》书评版的一篇文章说的就是这事儿，名字一目了然——《lost in translation》。英译本的翻译者是人类学教授，在美国的拉丁语学校学过两年法语，对存在主义没有任何了解，于是涉及到这方面的定义存在很多翻译谬误，而且擅自做过一些删改。但由于版权保护的原因，新译本一直不能出来。我国流行的中国书籍出版社的版本也是由1953年版的英译本转译过来的，那基本就是double lost了。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拿到了《第二性》的法译中版权，由曾经参与编译《法国文学史》的社会科学院专家郑克鲁翻译，预计明年上半年出版。(苌苌)

三联生活周刊 2013-08-21 16: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