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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3年10月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到1914年5月1日袁记约法公布，袁世凯完成了总统独裁体制，中华民国的共和体制已经名存实亡。除了一些毫无权力的咨询机构，袁世凯实际上已经与皇帝无异。他为什么还不满足呢？是虚荣心作怪,还是为了确保子孙的权力继承？如果说袁世凯只是为了个人的野心，那么大好人杨度为什么也要袁世凯称帝？事情恐怕有它自己的道理和逻辑。

杨度在前清是个君主立宪派人士，后来加入了共产党，他同孙中山的关系也不错，但在1915年时，他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积极为袁世凯谋划称帝，是个帝制派。杨度的表现在中国政界也算是个异数，但说到底还是个书呆子的缘故吧？

梁启超在前清是君主立宪派的领袖，他的名言是“开明专制”，他为在中国实现开明专制奋斗了大半生，对袁世凯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但结果却一直没有着落。在袁世凯准备称帝的时候，他坚决反对帝制，甚至不惜与袁世凯决裂，策动了护国战争，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

我们以往把袁世凯称帝简单地归结为他的政治野心，其实野心固然是有的，但野心也要有形势的驱动，利害的权衡。那么，在1914到1915年间，杨度和梁启超为袁世凯谋划国家体制的理由是什么呢？当终身总统就能得善果吗？

袁世凯走向独裁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权臣篡位的传统。据传，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袁世凯重新出山之前，也曾考虑过自己称帝的问题，但毕竟他羽毛不丰，未敢贸然从事。最后，以逼清帝退位，出任共和国总统的方式，掌握国家大权。从实质上说，袁世凯乃是借着辛亥革命的冲击力，达成了权臣篡位的结果。

当然，一时间袁世凯的权力没有巩固，他也需要梁启超一派做他政治上的盟友，来对付孙中山一派的革命党人。毕竟，他是由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产生的临时总统，他需要用欺骗和暴力的两手来对付革命党人，以便逐步巩固他的权力。因此，在清帝退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袁世凯一直信誓旦旦，效忠共和。例如，在清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天，即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即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全国统一的民国政府在北京成立后，南方革命党中的激进派，一直在揭发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图谋。为此，袁世凯多次予以澄清，例如他于1912年6月24日发表公开电，声明说，他从小就羡慕上古天下为公的风气，认为共和的好办法，是和古训一样的。他自己原来是想退休回老家的，只是因为国民的委托，才担任这样的重任。所以，“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他认为外界怀疑他正在效法拿破仑图谋称帝，一半是出于误解，一半是出于故意的毁谤。

1912年8月，孙中山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时，有记者问到袁世凯是否有帝制自为的野心时，孙中山的回答很肯定，主要意思就是不可能。他认为，袁世凯如果要称帝，不是说他想称帝就能称帝的，要有国民心理来决定，就是说要有国民的拥护。拿破仑称帝就是国民拥护的结果。再者，就是袁世凯的权威性不够。袁世凯已经宣誓效忠共和，他如果称帝，就是背信，他还能有威信吗？而且，他除非能建立强大的武功，不仅战胜全国，而且战胜外国，才能树立他的权威，而这是他做不到的。现在，许多地方都不服从他的命令，他要称帝对他有什么好处？孙中山的分析很有道理，后来袁世凯称帝失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分析。不过，孙中山当时还是忽视了袁世凯在没有国民拥护的前提下也会利令智昏。

尽管袁世凯信誓旦旦效忠宪法，但民初实施《临时约法》的结果，政局纷扰十分严重。虽然宋教仁和国民党方面一直在坚持《临时约法》的原则，但袁世凯方面以及共和党方面也一直在批评《临时约法》，束缚总统行政权力，影响行政效率，谋求修改宪法，向强化总统权力的方向发展。在1913年正式国会开幕之前，各派纷纷发表自己的宪法主张，梁启超发表了《宪法之三大精神》一文，强调国权与民权调和，实际上重申了开明专制的主张。也就是要建立总统独裁体制，让共和制名存实亡。

袁世凯政府收买上海流氓暗杀了宋教仁之后，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在镇压二次革命的过程中，北洋军队抵达了长江流域，控制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其他各省也在镇压了革命势力之后，宣布效忠袁世凯。袁世凯的权力大大强化了。袁世凯在击败了他的头号敌人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之后，一次又一次地控诉《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控诉共和政治变成了所谓的“暴民政治”，在梁启超一派进步党人（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而来）的支持下，一步步地强化独裁的政治体制。

镇压二次革命胜利之后，袁世凯开始骄狂起来，越来越趋向于独揽权力。结果，他的统治基础却日益萎缩了。1913年10月，袁世凯强迫国会先行选举他当上了正式大总统。11月，又宣布取缔国民党，无论参加还是没有参加二次革命的国民党议员，都被取消资格。这样一来，由于国会达不到开会的法定人数，等于解散了国会。袁世凯摆脱了国会这个累赘，进步党人也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存身之地。梁启超和进步党作为袁世凯对付革命党的同盟军，开始感到被冷落。而所谓制定宪法，也从此停摆。12月，袁世凯召集政治会议作为总统的咨询机构。根据政治会议决议，于1914年1月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这个解散国会的命令，由国务总理熊希龄副署生效。熊是进步党员，1913年7月由袁世凯任命，组成了所谓的人才内阁。国会解散，这个人才内阁也就被袁世凯一脚踢开，梁启超一派落入了兔死狐悲的境地，为以后发动护国运动落下了伏笔。但他们对袁世凯仍然抱有希望。3月，袁世凯又召开约法会议，60名议员实际上由袁世凯遴选，制定了《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规定，总统“总揽统治权”，“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总统“对于国民全体负责”，也就是不对任何民意机关负责。建立起总统独裁体制。袁记约法规定成立参政会，作为总统的咨询机构，参政员由总统遴选。同时，由参政会起草宪法，由大总统召集国民会议决定。而所谓宪法和国民会议，事实上一直为袁世凯搁置，没有推行。袁记约法完成了总统独裁的政治体制。但是，梁启超所期望的袁世凯的开明性在哪里呢？

 1912年2月16日袁世凯让助手剪去了自己的辫子。3月10日下午3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照为他和部分政府官员与外国使节的合影。他身着 的仍为前清陆军上将军常服。左前第一人是孙宝琦；孙右后方是荫昌；前右二是陆徵祥；荫昌之右为梁士饴。   采自《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杨度（左）以为，“易大总统为君主”，可以解决元首继承问题，避免军阀野心家争权之战。梁启超（右）则寄希望于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维持共和名义不变，自由决定传子还是传贤。他认为这才是保持社会稳定最好的制度

杨度和梁启超看到的危机

从1913年10月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到1914年5月1日袁记约法公布，袁世凯完成了总统独裁体制，中华民国的共和体制已经名存实亡。除了一些毫无权力的咨询机构，袁世凯实际上已经与皇帝无异。他为什么还不满足呢？是虚荣心作怪，还是为了确保子孙的权力继承？如果说袁世凯只是为了个人的野心，那么大好人杨度为什么也要袁世凯称帝？事情恐怕有它自己的道理和逻辑。

袁世凯的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就认为中国采用君主制比较好。他写道：“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孙中山也主张通过训政时期来提高人民参与政治的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宪政。国民党在统治大陆时期，一直实行训政和独裁制。当然，古德诺提倡君主制的理论前提，不是要搞什么封建复辟，而是希望逐步推进现代民主。他认为，中国要生存和发展，一定要实行立宪制，而在中国君主立宪制比共和立宪制的可行性比较大。也就是说，中国只有在君主制之下，才能慢慢地推进民主（开明专制）。古德诺也只是一种理论推理，并不敢肯定在当时形势下，确实具备了由共和制改为君主制的足够条件。他最担心的问题是，在落后国家实行共和制，“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其结果是军阀野心家们为了争夺权位，引起战争，社会祸乱不可收拾。

杨度也赞成古德诺的观点和忧虑。他认为，多数人民根本不知道共和是怎么回事，野心家人人都想当大总统，如果选不上就会用武力来争夺。而且，清帝废除后，“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

梁启超并不反对他们的观点，他用一句话就塞了他们的嘴：我在十年前早就说过了。他从来就反对共和而赞成开明专制的。民国以后，他也一直在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取消议会民主制，实行开明专制。

当然，上面说的还只是理论上的推理，实际情况其实更加可怕。杨度描写了军队的情况：过去的军队知道要为皇家出力，现在没有皇帝了，但他们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军心涣散。南方的高级军官要听从下级军官的，下级军官要听从士兵的。被人讥笑为“共和兵”。北方军队虽然问题没有这样严重，但要他们绝对服从命令，不避艰难险阻，也做不到了。所以，现在民国的兵，只求他们不发生内乱就谢天谢地了，要他们能够平定内乱，抵抗列强，就根本做不到。

梁启超也描写了国家面临的危机：辛亥革命造成的灾难刚刚平复，人民还喘息未定，列强一直在威胁我们，到处都有自然灾害发生，饥饿的人民等待救济，深山老林处处潜伏着土匪。国家急需安定和治理。

杨度更预测了军阀混战的恐怖前景：“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唯有兵权乃为资格，然使兵力仅足迫压议会文士，而无统一全国之势力，则虽被选，仍无效也。诸将资格等夷，彼此不能相下，军人、游士又从而挑拨推排，以求他日之富贵，终必兵戎相见，相与角逐于中原。”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的军阀纷争的局面，印证了杨度的预测。

《三国演义》上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古人早已总结了中国的传统规律。可是，进入近代以后，有了民主、共和思想，人们就把这个中国古老的规律给忘记了，把国家分崩的后果，统统栽到了辛亥革命的头上。正像杨度所说，中国人都还不懂共和，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去责怪她呢？国家分崩的局面，本来就是王朝末世社会解体的结果。

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杨度，或者梁启超都很清楚，袁世凯对北洋军人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独裁制虽然恢复了，但袁世凯这个总统在事实上并没有足够的权威性。从曾国藩的湘军开始，中国有战斗力的军队是招募来的，“兵归将有”，形成军权下移，派系林立的局面，无法统一指挥。清王朝的解体，袁世凯的篡位，都削弱了军事领袖的权威性。当时所谓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除王士珍已经没有兵权，退居闲散之外，段祺瑞长期担任陆军总长要职，羽毛逐渐丰满，提拔亲信，自成派系，正像当年的袁世凯对清廷构成威胁一样，段祺瑞也对袁世凯的权威构成威胁。冯国璋坐镇南京，拥有重兵，也就能各霸一方，与段形成两虎相争的局面。袁世凯不仅对他手下的两员大将统驭日益困难，对北洋诸将和各地骄兵悍将更是控制为难。段芝贵为袁世凯亲信，二次革命时任北洋第一军军长，南下作战，进驻武汉后，把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逼出湖北，长住北京。但他手下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坐拥实际兵权，开始排挤段芝贵。袁世凯竟然对王占元没有办法。奉天将军张锡銮，辖下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原是由张锡銮在前清时收编的胡匪，这时羽毛渐丰，也不愿意再受张锡銮的管辖，而想独霸一方。袁世凯对于这些骄兵悍将竟然只能迁就，无法处置。至于南北各地非北洋系的军事将领，更是鞭长莫及，时时都有叛离的危险。

杨度和梁启超如何为袁世凯策划？

古德诺可能不知道，中国的君主权力虽大，但并没有西方君主的不可动摇性和稳定性，“彼可取而代也”是中国的思维，所以希望称王称帝的人非常多。无论是共和制、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制度只能是一纸空文，在没有什么社会势力能够推进共和制的历史条件下，“真命天子”出来以前，都会引发争斗。

杨度虽然对国情了解得比较多，但也单纯地把军事权威丧失的局面，归咎于辛亥革命实行的共和制，打破了中国的稳定，结果连立宪制也没有了，而无视清王朝的解体过程，忘记了中国的传统。因此，他很简单地看重名号的作用。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他相信袁世凯是一位英主，能够像德国皇帝威廉第一，日本明治天皇，“以专制之权，成立宪之业”，他盲目地相信，君主制可以提高袁世凯的权威性，袁世凯为了子孙的安全，也一定会实施立宪民主制，并且能够建立丰功伟绩，解决清王朝崩溃造成的权威失落的问题。

梁启超对局势的认识比杨度明白一点。他认为无论是君主制改为共和制，还是共和制改为君主制，“国体”的变更都是革命，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所以，不希望袁世凯违背自己忠于共和，不恢复帝制的承诺。但他认为，在共和国名义不变的前提下，一个独裁（开明专制）的总统，自由决定传子还是传贤是保持社会稳定最好的制度。

袁世凯于1914年6月召集了参政会，这个袁世凯遴选的参政会一直开得冷冷清清，但却制定了修正的《大总统选举法》，于12月29日由袁世凯公布。根据这个选举法，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没有限制，由参政院议决，即可连任。实际上让袁世凯成了终身总统。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候补者三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现任大总统出缺，由大总统选举会在这三人中选举一人。

梁启超当时就写了《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一文，认为修正的选举法，足以“定分而息争”，符合中国目前事势的要求。他强调指出：如果大总统去世，在前大总统推荐的三人中选举一个人继位，而全国军队及至其他各方面人物之有政治上势力者，都能够予以遵守服从，那么，这样的继承办法，则“岂惟今日之良法而已，虽谓十年以后之良法，谓为永久之良法，谁曰不宜”。

杨度提出《君宪救国论》之后，梁启超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再次重申《大总统选举法》足以解决权力继承问题。但梁启超毕竟是个明白人，他提出了一些条件，第一，就是大总统要通过良好的政绩来巩固自己的威信。第二，要有办法预防野心家。第三，要选择和培养好接班人。依照《大总统选举法》，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前任大总统之自由。有了上述三项政治措施，就可以安全地解决继承问题：“金匮中则以其名裒然居首，而随举不足重之二人以为之副而已。如是则当启匮投票之时，岂复有丝毫纷争之余地？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看来这个制度是中国的创造。可惜，在当时未能成功地予以实践。

杨度看到了这个制度缺乏实践的可行性。他认为，现在面临的继承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实际的政治局面问题。因此，这个制度靠不住：“总之，实际理由仅有一焉，曰：无惟一适当之人是也，因无一人，故拟三人，名为一人，实无一人。夫人之资格势力，果能统一全国，为继任之大总统否，此事实问题，非法律所能解决者也。国中果有此人与否，尤为事实问题，非法律所能解决者也。今中国无适当之继任大总统，乃事实上无可解决之问题，而欲以法律之空文勉强解决之，如何而能有效也？”也就是说，袁世凯以后，没有一个权威的继承人，中国必然分裂，这是事实，而不是依靠法律就能解决的。为什么一定要改为君主制？就是要利用传统的家天下的血缘继承观念。他举了个例子：“前清左宗棠之平定回疆也，恃刘松山为大将，独统一军，刘松山没，继统无人，用其偏裨，则其余不肯相下，分为数军，则兵力必薄，刘锦堂为松山犹子，一无战绩之少年也，左宗棠拔之，继统其军，一军皆服，未必其聪明才力遂出诸将之上也，其天然资格，无人与之比较耳。”当然，杨度也知道，软弱的君主，是很难镇服强悍的军阀权臣的。所以，他的理论逻辑就是希望袁世凯在改成君主制以后，为了后代的利益，实行君主立宪制。他盲目地相信袁世凯能成为这样的“英主”。

所以，杨度和梁启超争过来，争过去，实际上都没有办法解决北洋系统未来的分裂问题。梁启超只是意识到，你袁世凯越折腾，政治局面只会更混乱。如果袁世凯依靠现在的一点威信，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那么，或许还有希望。所以他甚至这样说：“是故中国将来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否则，中国社会必然分崩解体。

但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已经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他只有把强化权力的希望寄托在称帝上。梁启超看到袁世凯执意称帝，大势已去，率先策动了护国运动。一个和平的改革派，也不得不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是谁逼死了袁世凯？

在二次革命以后，孙中山和黄兴意见分歧，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成为一个狭隘的革命组织，而黄兴一派的欧事研究会更是一盘散沙。他们对袁世凯的统治已经构不成威胁。袁世凯准备称帝后，孙中山的主要助手陈其美于1915年12月5日，在上海策动肇和舰起义，因孤立无援失败。但打响了反帝制的第一枪。然而，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始终未能集结起有震撼力的力量。辛亥革命时，上海商界曾全力支持陈其美，而在护国运动中，他们不希望陈其美再在上海策动革命，而是希望南京冯国璋宣布独立，维持东南一带的秩序。上海绅商致函冯国璋说：“上海为通商重地，又为党人渊薮，尤多激烈分子，数日来设法间接劝阻，谓下游举动，总当静候高峰。各派崇拜虎威，企以俟今。时机急迫，势难遏抑，万一暴动，则全局均为破裂，而地方之糜烂，交涉之困难，实属不堪设想。绅商等目击情形，惊惶失措，今晨邀集南北商界筹议，皆谓非上游立刻发表(指南京宣布独立——引者)，万不能镇定下游。”

梁启超与蔡锷策动云南军队发动护国运动，力量也很有限。护国军甚至到不了长江一线。这小小的一点冲击力，就把洪宪王朝冲击得七零八落。这并不是说，北洋军队已经完全没有战斗力了，而是因为北洋系统已经分裂。

北洋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的心目中，袁世凯的天下是他们帮着打下来的，野心勃勃地等着继承袁世凯的遗产。袁世凯和杨度以为，有了君臣名分，就可以抑制他们的野心。而事实上，他们羽毛渐丰，既不愿意向袁世凯称臣，更不愿意向袁的子孙称臣，阻断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因此，袁世凯越是想强化自己的权力，他们就越来越离心离德。军阀势力的形成和消解，在中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一个真正有力量的新的权威的形成，是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实现的，甚至是经过了残酷的血战才能涌现。袁世凯依靠区区北洋六镇兵力，对社会政治、经济建设的贡献也非常有限，他在事实上并不拥有个人权威的强大基础。只是当时中国人才凋零，才给了他一个虚誉和机会。仅仅依靠一个制度的设计，是解决不了社会政治力量的实际格局的。

在王朝末世，权臣篡位总是为新的权臣树立了榜样。为了控制军队，防止新的权臣的出现，袁世凯于1914年5月8日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削弱段的军权，段暂时只能消极抵制。至1915年5月，段称病退居西山，8月29日，袁世凯免去了段的陆军总长职务，由王士珍接任。冯国璋于6月间特地赶到北京探听帝制消息，没有得到袁的一句真话。袁世凯骗他说，他已经在英国买了房子，如果“国民”一定要他当皇帝，他就只好跑到英国去养老了。冯国璋深知自己不被信任，便对帝制敷衍搪塞，不肯出力。12月18日，袁世凯下令调冯进京担任参谋总长，企图使其脱离江苏地盘。冯以有病为名，拒不进京，同时，开始与梁启超秘密接洽，反对帝制，以稳固和强化他在长江一线的势力。

从旧体制内衍生出来的领袖，如袁世凯这样的人，以及他后来的继承人，在加强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动员和支持，他的社会基础反而越来越窄小，领袖的度量也越来越窄小，最后成为孤家寡人。这成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规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飙起飙落。

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成立筹安会，正式登场筹备帝制，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制，后又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讨袁，护国运动爆发，袁世凯惊惧之余，组织征滇军，但段祺瑞、冯国璋都拒绝担任总司令一职，北洋军士气低落，战事不利。而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地相继宣布独立。

在各省离叛的过程中，冯国璋于3月间联合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一说为湖南将军汤芗铭），5将军密电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于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承认帝制，23日废除洪宪年号。以年号计算，他只做了83天皇帝梦，还没有来得及举行登基大礼，就梦想破灭。

然而，袁世凯还迷恋着权位，企图继续做他的大总统。他希望段祺瑞来帮他收拾残局。但是，段祺瑞完全仿效袁世凯在晚清时的故技，要袁世凯交出行政权力，恢复责任内阁制，同时要袁世凯向他交出兵权。而另一大将冯国璋则以中立者的姿态，于5月间组织南京会议，与护国军方面和谈，要袁世凯退位。袁世凯本来一向身体很好，这时在内外交困之下，于6月6日忧惧病死，年仅57岁。

在护国运动中，孙中山系统、梁启超系统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社会力量的动员，是非常微弱的。中国社会中的现代性社会势力本来就很微弱，还没有发育起来。因此，他们不可能用现代政治的组织方式，来获得社会力量的支持，完成国家的整合。护国运动的主流，也不是辛亥革命时的民间动员，而是各派军事力量的离叛。先是非北洋系军阀离叛，然后是北洋系地方军阀离叛，最后是原先的亲信大将公然分割他的权力，迫他退位。因此，真正逼死袁世凯的是野心勃勃的各路军阀。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冯国璋分割了袁世凯的遗产，形成了皖系和直系的对立。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则割据一方。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孙中山系统、梁启超系统都在护国运动中得不到他们所期望的成果。从主流上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传统王朝解体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不可避免地走上从基层动员着手的艰难的道路。
 

【南方周末】朱宗震（北京） 2010-07-18 05:0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