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杂说》潘旭澜 “天话”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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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话”浅解

  洪秀全进了南京,住在宏丽无比的天王府里,泡在各地选来的女人堆中。享尽“天福”,与外界很是隔膜。但他当然不以此为满足,每天都要以特有的方式显示自已君临天下。这就是放炮张旗地颁布诏书。陈庆甲的《金陵纪事诗》写道:“出诏时光近午牌,九声炮响近前街。鹅黄缎写银朱字,说尽天堂梦兆佳。”诗后自注云:“每日午后放炮九声,悬伪诏于门外,所言皆天话、梦话,并无一语及人间事,令人失笑。”证之《李秀成供辞》,陈庆甲所记绝非虚盲。李秀成说:“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之病,死去七日还魂,自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凡间之话少言。”这里说的是1837年第三次落榜之后的事。到了南京之后,“主不问国中君民之事,深居官内。永不出官门,欲启奏国中情节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由”,又说,“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驳,任其称也。”可知即使臣下当面奏事,洪秀全也仍然大说其“天话”。

  历代帝王和造反首领中。始终满口“天话”是洪秀全一大特色。他借“天话”起家,当上了天王和教主。别人为他攻城掠地,为他营建统治机器,为他构筑登天云梯,为他安排好至尊至贵的宝座。因而,他对“天话”也就情有独钟。再说,他“永不出宫门”(为杨秀清逼封而到东王府一次),不管世事军事,不顾民间死活,没有指挥作战的本领,没有管理政务能力,唯独不缺讲“天话”的看家绝活。他要通过“天话”,来显示自己的绝对权威,来维护自己的宝座,来稳定统治区的军心民心,来灌输自己的歪道邪说,来满足统治臣民心灵的欲望,来求得永载史册的精神享受。所以,他十分郑重其事。不但将他的“天话”让人用鹅黄缎来写上银朱字,而且要放炮九响。如果不是清军老是包围南京,很可能他舍命令占领区各地臣民如同诵经那样来诵读、学习他的“天话”。

  “天话”的主要创造者是洪秀空自己。但冯云山、杨秀清等人也为它的形成、充实、丰富作出了各自的贡献。1859年以后,洪仁玕又为它作了一些修修补补。太平军前期的一些笔杆子,包括何震川、卢贤拔、曾钊扬、曾水源,为它的记录、加工、保存、传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套神人合一、政教合一、不土不洋、以洋为表以土为里的话语系统。它吸收了粱阿发的《劝世良言》中的某些宗教知识,以洪秀全本人的幻觉、狂想、现实需要为主体,而形成和发展的。核心是洪秀全的现实需要。他要鼓动、裹胁游民和贫民跟从他造反,有很多“原道醒世(和觉世、救世)”的说法;要将太平军和所占据的地盘变为个人所有,也尽可随心所欲地说是“天情”如此、“天上原来如此”。神秘性、欺骗性、随意性、俚俗性是“天话”的几个特点。唯其神秘性,才便于对“无知无识”的游民贫民进行欺骗和裹胁。唯其随意性,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和不断膨胀的私欲的需要。唯其俚俗性,才便于向文盲半文盲进行迅速灌输。最终目的是要建立“地上的天堂”,使他成为“万国独一真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要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建立奴隶主加邪教主的超级专制统治。天下兆万之民,从物质到精神,从躯体到心灵,都被他所占有和控制,成为他随意支配的工具和财产。

  看看一些常用词语,便可以了解“天话”的大略。

  借用国内传入的一些宗教词语,如天父、天堂、大权能、安息日、天父看顾、天国迩来、心诚所愿之类,这是很自然的事,既然自称拜上帝,此类标签当然要贴。少不了也有方言。如“咁”是这样、如此,“是乜”是什么,“肚肠嫩”是见识浅,“肚内打稿”是三思而行或老谋深算,“狗仔一条肠”是心肠正直,心地不复杂之意。诸如此类的粤语、客家语、浔梧方言成了主流词语,这是造反者将老家和根据地方言变为占领区的“普通话”。还有不少隐语,如“草”是心。“放革”是放心,“真草”是真心,“云中雪”是刀,“雪云中”是杀掉,“三更”是开小差。“挂红”是斩首示众,“勾去”是处死,“红粉”是火药,“救亮”是洪秀全发怒时别人跪求他息怒。如此等等,不胜列举。有些隐语,如“灯草似弓”指心术不正或心思复杂,“妖心未化”指思想没有改造好或坚持原有立场、观念而不改,“变妖”指太平军官兵背叛或违反天条,都如同现代的审干结论或政治帽子,被扣上此类帽子的,大多“斩首不留”甚至要“点天灯”或“穿大红袍”。“点天灯”(前面已作介绍),“穿大红袍”则是老谱新名,就是将人凌迟处死,俗语说的千刀万剐。使用隐语,是秘密会党、帮派、黑道的共同之处。而太平军的这些隐语,由于造反的局部胜利而成为占领地区的官方词语。

  至于避讳,中国历代都有。但到洪秀全称王,则恶性膨胀到空前的规模。与上帝、洪秀金有关的,如上、爷(上帝专称)、天、王、秀、禾、乃、全、圣、国等等,除了特许均应避讳用代字。甚至姓王的人要改为汪或黄。洪秀全的儿子名字、前期诸王名字。都要避讳。而且,由于等级森严,“贵丈”是诸王岳丈专称,还有“贵亲”、“贵舅”、“贵如”、“贵姑”、“贵妘”等等近二十种有“贵”字的专称。“金”是天王及诸王女儿的尊称,如洪秀全长女称“天长金”。甚至洪、杨及最高层发怒,也有“义怒”的专称。一概不准错用乱用。避禁如毛。人们记不胜记,后来干脆颁发《钦定敬避字样》,以供查阅,以利遵守。

  对洪秀全本人及他的统治,极尽美化神化之能事。什么上帝的第二子,天王,禾王,太平王,太平主,太平天日,天王大道君王全,如此等等,凡是他自己想得出的最高政教头衔一个个拿来戴上。这些不三不四的自加冕旒中,玉玺上的“天王洪日”特别值得注意。天王,是不叫皇帝的皇帝。洪日,姓洪的红太阳。联系到“太平天日”的称号,和自己说“朕是太阳”,可见他对红太阳的尊号特别爱好。红太阳并不是政治名称,也不是拜上帝会正式尊号。而他特别爱好,必有隐衷。他借上帝、天父的第二子名义造反,不能不将天父、天兄放在自已名义之上。但他又不甘于屈居名义上老三的地位。挖空心思要表示他是天地间的至尊。那个“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成语给他很好的启发。一个日字,也就是红太阳,既不公然篡犯天父、天兄,又以明白无误的象征化表明他是天地问至尊。这样,他的特别爱好,就客易理解了。他所统治、控制。使用的事物。全都称为“天某”,“天国”就不说它,下面的地方叫天省、天县。军队叫天军,主要的科考叫天试,规章叫天条,天条和各种律令叫天法……他的想象、意向、愿望又都成为爱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的“天情”。所以。他总是向臣下强调要“认实天情”,用现代口语表述,就是要大小官员吃透他这个天王万岁爷最高指示的精神,乃至于无言之处揣摩出天王意愿。他就是天,他就是日。可见一切美化、神化的指归,就是要大小官员、军民人等,尤其是带兵的将领,一概无条件服从,绝对服从。想得通的要服从,想不通的也要服从。不但服从,而且要顶礼膜拜,即使杀了你也是为你好。于是乎,红太阳永不落,天下永远是洪氏私有财富。

  美化、神化自己的同时,极力丑化、鬼化他所反对的一切人物、宗教、神道。清朝官员、僧尼道士、读书人、缙绅、商人统统是妖。满族百姓叫做鞑妖,而且鞑字还要加上狗旁,极尽侮辱之能事。清朝皇帝叫做阎罗妖。对于奕詝,在他年号咸丰二字各加上狗旁,以示他不但是阎罗妖,而且是猪狗。清方绿营兵称为替死鬼,乡勇称为挡死牌,不当人看,不在话下。非但敌方,连原来自己同伙兄弟,凡是被他杀掉,不论是因何而杀,都要加上恶谥。那个因夫妻同宿而被双双斩首的冬官又正丞相陈宗扬,被叫做“阵中养”。这个恶谥,其实倒是表明给死人这种侮辱性称谓者的鄙劣与冷酷。至于北王韦昌辉,原来不是“共条肚肠”、“爱兄心诚”的“正胞”(韦昌辉原名韦正,“正胞”即同父母的胞弟)么?被利用到最后,五马分尸再寸磔,当时称之为北奸,到了后来仍然给了“背土”的恶谥。北字加月为背,王字去一横为土。真是挖空心思了。同时代的对手、罪人如此百般侮辱,以前帝王如不合自己胃口的。也加上恶谥痛诋。比如,周文王、周武王,史家一向多有肯定,而洪秀全偏偏要称之为文狂、武狂。他自然也反对神佛,将各种神佛称为死妖、死妖魔,将泥塑、木雕、铸造、纸画等六种神佛偶像称为死妖六样。民间将多种佛教造像概称菩萨,洪秀全则十分敢意地谑称为该杀。

  特别不可思议的是,妈祖林默也受到刻毒的咒骂。她并不是什么宗教,也没有什么言论流传,只因她短暂的一生,在福建莆田湄洲湾,为遇险船只引航,拯救海难无数,又做了其它许多好事。在她遇难后,福建和台湾等地民间自发尊之为女神,为她塑像立庙。宋代以来的官员和朝廷,为了争取民心,追赠各种头衔,到最后称之为天后。而民间,仍然称之为妈祖,并且在福建、台湾、广东、香港、澳门以至亚、欧、美、澳许多国家设庙纪念和奉祀,成为“凡有海水处俱有华侨,凡有华侨处俱有妈祖”的国际性的妈祖信仰和妈祖文化。澳门之被称为Macau,就是妈祖阁而来。台湾每逢妈祖生日,便是民间最盛大的节日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也重塑妈祖圆雕,重修重建妈祖庙宇,尊奉这位护航神、海洋女神。我在《永久的冕旒》一文中曾写道:“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位实有的女性,在国内外有这么多庙宇(1800多座)没有哪一位中国人,受到不同阶层、信仰、国别的人们如此长久、广泛、自发的尊崇。”“其实,一切妈祖庙都不但是一位不朽女性的纪念馆,更是弘扬中华民族美德、增强世界华人凝聚力的精神殿堂,还是呼唤人类发挥良知良能的宝塔。”进而写道:“也许,海峡两岸和世界许多港口、公园。将来都会有妈祖塑像,都是头戴百姓共同献给的无价冕旒。”这是对一千多年来妈祖文化发展趋势的考察与展望。然而,作为明知妈祖由来的广东人洪秀金,却称之为“添厚(天后谐音)该杀”,将所到之处的妈祖塑像和庙宇一概加以毁坏。前面我说不可思议,是从正常人的认知而言的。从洪秀全来说,他这么说这么千,倒是与他的思想、品格、习性完全一致的,要不他就不是洪秀全了。

  洪秀全的话语中,有大量杂拌儿的迷信。由于极其严重的迷信心理,他常将词语的本意变得莫名其妙,甚至颠倒过来。比如,风头、空屋、凶险,风、空、凶都用吉字来代替。战败叫做战胜,丧事叫做喜事,减少叫做斡旋——不但是迷信而且是颠倒事物性质的欺骗。他不是自称不怕鬼不信邪吗?其实不但怕鬼,甚至连“鬼”字都怕。凡有鬼旁的字,如魂、魄、愧、块、魏,一律明令改为人旁,从而新造了动、[白人]、[忄人]、[土人]、[委人],这么些新字。不仅如此,六十甲子中,凡他认为不吉利的字样,一律改掉。辛改为新,亥改为开,丑改为好,卯改为荣。并且特别制定道光十七年丁酉改为天酉。弄得百姓所熟悉的干支纪年,出现许多不知所指的花头。当然,这不仅是要图吉利,也和他颁布冯云山新造的“天历”有关。

  这个“天历”,定一年为三百六十六日,比一回归年多十八小时。不久,明知其不准确,又不愿改正,而是采用什么“有加无己”的办法,规定每四十年一加。这样,逢加之年,每月有三十三日。于是,平均下来每年为366.75日,误差更大。而且,与直接关系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大大脱节。1859年经洪仁玕修订,仍然不能根本纠正错误,于是颁布诏旨,说什么“立春迟早看萌芽,耕种视此总无差”。这就是将中国早在夏代确定的天象授时变成不科学的地象授时,结果不是“耕种视此总无差”而是明显地贻误农业生产。你看,他关在天王府里,享尽“天福”之余,还要对自己向来不懂的农业生产来一通暗指挥,教农民应该在什么时候耕种。由于“天历”与夏历有明显差异,传统的过年也就是现在叫春节的传统节日自然不可能在同一天。他要坚持“天历”,要坚持“革命”,就下令严禁照夏历过年。将民间沿袭已久的过年称为“私过妖年”,一经发现,可以随意处罚。过年本应是万众欢乐祥和的佳节,竟能因此罹祸,这在中国也许是空前的,而罪名叫“私过妖年”,更是亘古未闻的奇谈,只有洪秀全这样的“农民革命领袖”才想得出。

  洪秀全的词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是“天”和“妖”。用现代汉语来参照,前者除了单用是称呼上帝外,与其它字组合成词,则含有浓重的“神圣”、“至尊”、“最高”、“革命”的成分,还有包罗一切正面事物超现实的色彩。后者大致相当于“反动”、“反革命”及一切敌对人们、事物和思想。两者都是政治与邪教相结合的基本判断。而且往往是非黑即白,异常绝对化的区分。

  上面说的只是一些常用词语。而“天话”就是由诸如此类的词语,随心所欲地组合起来的。骂尽各种“妖”。让人听得耳朵生老茧之外。就是讲天堂多么神奇美好。陈庆甲《金陵纪事诗》写的是1862一1863年在南京的见闻。这时,太平军败亡的形势已无可逆转,洪秀全还在没完没了地大讲特讲“梦兆佳”,以此来宣传形势一片大好、前途多么光明灿烂。有许多“天话”,由于缺乏起码的现实感而“令人失笑”。当然,一切有清醒头脑的人都会感到好笑;但是。中毒太深、迷信入骨的人是不会笑的。谅必还有许多“天话”,谁也弄不清什么意思。洪秀全也正是要以此让人觉得高深莫测,借以自我造神。

  洪秀全靠“天话”起家。清政府的腐败,偏僻山区、农村百姓的极度贫困,鸦片的大量涌入,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打击,为他造反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造反初步得逞之时,他就日益狂热地以天王和教主的地位,凭借内部组织控制、暴力和欺骗,使他的“天话”成为绝对排它的主流话语。这不仅是对汉语文字的空前大“革命”大颠覆,也是对文化中应该继承和可以继承以及暂时有合理性的绝大部分,做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大颠覆。而将传统文化中特别腐朽特别反人性特别反社会进步的病毒,借助所谓拜上帝的洋教条,发展到极致。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他革掉的是中华民族的命脉,他所剥夺的是中国百姓已经非常稀缺的人权,一点最起码的人权,让全中国百姓成为他私有的奴隶和工具。然而,就在他的野心、本质迅速充分暴露之时,他也迅速地从天上滑落。他由欺人而自欺。他以为自己真的“乃理”(拯救)世人,中国人也就全都会驯服地让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不会明白,载舟之水也可覆舟,迷信可以起家也可以破产,被统治基础的不稳定就不会有稳定的统治基础。被利用的将领“人各一心”的时候利用者就会失去想得到的利用价值。他甚至不愿相信,太平军官兵要吃饭才能打仗守城,弄得南京普遍缺粮,李秀成向他提出这个大间题时,他居然说什么“甜露”即野草可以养生。终于,只能是“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带着最后的幻想和欺骗,服毒自杀。

  如果,他最后能不说“天话”而说人话,也许可以给他造反以来的所作所为做点补偿,可以减少点人性的异化。可是,对于这样一个“天话”瘾比深度毒瘾还入骨的角色,不讲“天话”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和他的“天话”一起留给后来各种各样的人作各种各样的评说。


潘旭澜 2013-08-20 16: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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