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第八章 从霜月到热月:道德理想国盛极而亡 二、风月肃杀——雅各宾内部的道德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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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风月肃杀——雅各宾内部的道德灾变

  逐杀启蒙遗老,尚属道德共和国的外部事件——消灭外在于道德革命的历史对立面。道德共和国更为严重的危机,是来自于内部的道德灾变,——1794年3月(风月)的丹东案件。

   前一年7月,马拉死;同年7月,罗伯斯庇尔进入救国委员会;次年3月,丹东被捕,随即为罗伯斯庇尔所杀。法国革命三巨头不到9个月即分崩离析,只剩下罗伯斯庇尔一人呈道德寡头状,勉力支撑剩下3个月的岁月。如果说,马拉之死是 “他杀”,死于革命派外部的谋害;那末丹东之死,则是不折不扣的“自杀”,死于雅各宾派内部的同室相残。因此,要分析道德理想国何以走上自杀逻辑,无如分析这场来自内部的自杀事件,可能要比罗列雅各宾派种种自取灭亡的社会政策更为有力。

   丹东,酒色财气之徒,若从道德立论,与罗伯斯庇尔不可同日而语,几不可取。故而他在政坛上虽有雄狮之吼,在民间却无奇理斯玛之道德光环。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不追求奇理斯玛状态,反而能感受资产阶级革命的世俗走向,能感受近代社会世俗化趋向的时代脉搏。历史之吊诡,在丹东的道德状态与政治视野之间,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罗伯斯庇尔倘若清醒,他或许能从如此吊诡反复出现中,捕捉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信息:雅各宾俱乐部出现的这个丹东,是历史安排的一个对位,一个负像,D G既是对他的平衡,亦是对他的提醒。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恩恩怨怨,源远流长。以往史学家重 “流”不重“源”,多注意双方在恐怖政策上的具体分歧,却很少注意分歧的源头,就在于双方对当时那场革命的基本性质,有根本不同的判断。

  罗伯斯庇尔的判断与要求,已见前述之“9月笔记”,显然有一种不断革命、无限革命之倾向。如果说,雅各宾专政反资产阶级的平民方式——革“革命”的命,有一部分原因应归之于法国革命后期异常险恶的客观环境,非如此越出边界,不足以保存边界之内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那么,罗伯斯庇尔本人在主观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在于他把历史召唤的一时之需,误认为是历史的长远之计,在于他用超历史的方法强求现实满足他的反历史要求,在于他越出边界以后,始终不肯退回边界,相反,还要在边界之外用恐怖手段推行继续革命、无限制革命。

   丹东,是当时仅见的具有革命边界意识的清醒者。

   丹东明确提出“革命范围”之说。他所意识到的“革命范围”,在政治上,满足“人道”、“自由”等资产阶级的要求,在经济上,体现财产自由、财权保护的原则,反对统制经济。由此出发,他坚决反对那些“企图引导人民超出革命范围的人”。D H在这一前提下,他才不能忍受罗伯斯庇尔的越界恐怖,在恐怖政策上与之发生了直接对抗。

  1793年11月以后,丹东公开提出重建“司法与人道”的尊严,“释放20万嫌疑犯”,“人民迫切需要的是宽容”,“抑制救国委员会的暴政,拯救共和国。”他呼吁“珍惜人类的鲜血”: “看,那么多的血!塞纳河在流血!唉!流的血太多了!”

   1794年3月19日,在双方共同朋友的安排下,两人共进最后一次晚餐。丹东哭谏罗伯斯庇尔:“假如你不是个暴君,那末为什么你用己所不欲的方式对待人民呢?如此狂暴的情况是不会持久的,它与法国人的脾性格格不入。”D I晚餐不欢而散。次日,罗伯斯庇尔出现于国民公会讲台。讲演斩钉截铁,冷酷无情,强烈暗示要“击倒另一个乱党”。

  第三天,罗伯斯庇尔出现于雅各宾俱乐部,以更为肯定的口气宣布:“是有那么一个乱党,它被揭露的时刻总会来到的,这时候已经不远了。”

   人们只等了10天。3月31日深夜,丹东及其同党被捕。4月5日,在罗伯斯庇尔严禁申诉之后,丹东以“乱党”、“叛国” 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为什么要杀丹东?

   西方右翼史学家的观点是“道德化的批判”,失之偏颇:罗伯斯庇尔生性嗜权多疑,忘恩负义,是以“恶”杀“善”。左翼史学家的观点则是“批判化的道德”,同样不能服人:丹东腐败堕落,不杀不足以纯洁革命的权威,是以“善”杀“恶”。这一种观点等于罗伯斯庇尔当年道德逻辑的延续。

   让我们从上述“道德化的批判”与“批判化的道德”之间切入,看看能否切出一个道德灾变的病理切片,从中辨认奇理斯玛自我中毒,道德理想走向道德嗜血的逻辑纹路,从中映证历史上凡以道德立国始,多以道德杀人终的沉痛教训。

   当卢梭改造宗教救赎遗产时,原罪的载体从个人转移到社会,这一认识过程本来是一个“祛魅过程”——祛除神正论的宗教巫魅成分。这一转换,在理论上产生了卢梭一连串惊世骇俗之创见。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原罪转换,却可能出现一个十分吊诡的负面作用:道德理想主义者在遭遇世俗社会强大抵抗时,他们因此而拒绝反躬自省,调整己方政策,而是把困境归咎于外在的社会“邪恶”,越益固守自己的“天纵英明”、 “洁白无瑕”,强化以“正”克“邪”的力度。这一主观强化过程,我们可称“入巫”——进入自我入巫过程。

   从“祛魅”到“入巫”,仅仅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可能。而抽象的逻辑可能,实现为具体的政治现实,必须有一个必要充分条件:奇理斯玛的道德真诚。只有遭逢这样的奇理斯玛,这一逻辑可能才会实现:他的道德鼓动不仅仅是对群众的宣传,而是本身自我实践;他的道德理想不是对外界的政客式欺骗,而是本身与外界融为透明一体,全身心无隐私地投入。罗伯斯庇尔 的道德状态,恰恰满足了这一必要充分条件,成为一种悲剧性 的条件满足。

   在这种情况下,从“祛魅”到“入巫”,是奇理斯玛创造一种世俗化的道德语言巫术的过程,也是奇理斯玛自己被这种语言巫术遮蔽,丧失对外界形势客观判断能力的自我中毒过程。这种“祛魅”“入巫”之背反,我们在分析卢梭晚年与启蒙哲学分裂时,已看到一次。现在,当我们分析罗伯斯庇尔执政后,如何镇压丹东宽大派时,终于看到它又一次出现在罗伯斯庇尔活动中。

   不可否认,马拉去世以后,罗伯斯庇尔也进入了“奇理斯玛状态”。“不可腐蚀者”的称号使他的形象产生了道德光环。在光环效应下,他进入了半神半人的超凡心态。他溶一己于世界,亦溶世界于一己道德之情怀。前文已述,罗伯斯庇尔曾真诚呼喊:“我就是人民!”这一呼喊即是这种道德情怀的真诚坦露。但是,这一语式与路易十四那一着名语式何其相似乃尔? “我即人民”?不远处,就有一个“朕即国家”。罗伯斯庇尔人肯定不会自觉,但是,越不经意处,越能体现出权力与个人意志相连之后的客观逻辑,哪怕这一个人意志是最纯粹的道德理想,不是贪婪的权势之欲。

   罗伯斯庇尔以己度人,以己为人民之化身,则必然要把自我道德律令外化为人民的普遍要求,外化为革命的必然进程。他的“世界上的革命已经完成了一半,另一半也必须完成”的宏伟设想,也就从这里找到了坚实的逻辑根据。而当这一进程遭遇世俗阻力时,他不会认为这是社会的反弹,这是必须改弦更张的信号。相反,他会认为这一信号只不过更为映证了“德被天下”的必要,还须加强道德救赎的力度。丹东被捕后,国民公会曾有意让丹东发言,自我辩护。这一同情信号,已在提醒罗伯斯庇尔,不可过度。罗伯斯庇尔拒绝这一信号,大声咆哮: “危险对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生命是祖国的,我心中无所谓畏惧。假如我要死,便死得光明磊落。”D J后人读此,不能不同情,不能不一洒同情之泪。无耻政客尚无资格能犯这样高尚的错误,因为他们善为己谋,有侥幸能避免这种错误。唯有真诚的奇理斯玛,才会发生这样真诚的自我中毒:全然不顾或者颠倒判断外界形势所发生的异己变化。为了强化“德被天下”的力度,罗伯斯庇尔不是内敛收缩,而是外向进攻,强行遏制社会之反弹。他左冲右突,左支右绌,或迟或早会在道德与恐怖之间,最终找到那个逻辑互动的中介——

   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

   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D K

   恐怖一旦踩稳道德的基石,那就是一场道德灾变,恐怖手段百无禁忌,可以为所欲为了。道德嗜血,而且嗜之不愧,端赖于此;恐怖本身不恐怖,不引起恐怖者内心的心理崩溃,端趋于此!

   这是杀丹东前一个月,即1794年2月5日,罗伯斯庇尔所寻找到的理论依据。上述依据,以救国委员会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题为《关于在共和国内政方面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德的各项原则》。请注意,它是原则,不仅仅是应急措施。因此,确实有理由说,“它是罗伯斯庇尔共和国的一张草图”。D L杀丹东,只不过是这张宏伟草图上稍带血腥气的小小一笔。有这样的原则作依据,圣鞠斯特1794年3月31日以“道德罪”控告丹东,要比以其他罪名控告丹东更为有力:

   丹东,这个可恶的人同情所有邪恶的人,他生活在骄 奢淫逸之中。

   丹东,你从山岳党中撤离出来,你孤立了你自己。你试图腐蚀公共道德,你是腐败者的代理人。邪恶的人,你把公共舆论比作娼妓!D M

   在道德共和国内,再也没有比道德问题更触犯公怒的了。早在1792年9月30日,罗兰以卢梭式的语言攻击丹东,选中的口实也是丹东的道德问题:“我深信倘使没有道德,便不能有真正的爱国热情”D N。圣鞠斯特揭发丹东把公共舆论比作娼妓,那更是致命一击。

  罗伯斯庇尔并不残忍。他曾念及与丹东的多年情谊,一再犹豫。但是,压断骆驼背脊骨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丹东对“公共意志”的轻蔑。1792年秋季,在罗兰煽动下,巴黎内外出现反罗伯斯庇尔的舆论。罗伯斯庇尔请丹东帮助。丹东却说: “公众舆论是个婊子,而她的后代则是一群傻瓜!”丹东尽管蔑视对罗伯斯庇尔不利的舆论,但他对公共舆论的这种态度,显然流露出一种个人化的非道德倾向(非道德不一定是反道德 ——本书作者),引起罗伯斯庇尔不安。丹东此论使他想起丹东另一天对道德所下的定义:“没有任何道德比每天夜间我和我老婆的情谊更牢靠的了。”罗伯斯庇尔愤怒地认为:“一个毫无道德的人怎么可能是自由事业的扞卫者?”O E从此,他对丹东产生道德上的嫌恶:丹东的手和他的心一样肮脏。处决这样肮脏的人,只不过是推倒一尊“早已腐朽的偶像”。所以,尽管他在圣鞠斯特逮捕丹东的罪行报告中,多处批上了“删去”、 “纠正”、“解释”等字样,最终还是签发了逮捕令,并在国民公会内暴跳如雷,阻止丹东申辩,迅速作出了对丹东的死刑判决。

  就在决定逮捕丹东的同一天,巴雷尔在国民公会宣布: “救国委员会正在从事一项巨大的改革计划,结果将是摒弃共和国里的不道德和偏见、迷信、无神论”。O F这个计划就是罗伯斯庇尔着名的花月18日报告《关于宗教道德观念与共和国准则之间的关系》,主题是:呼吁道德立国,道德救国。两件事同一天发生,再好不过地说明:杀丹东,与道德忧患紧密相联;杀丹东,是道德共和国道德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恶亦杀人,善亦杀人。从道德救人,到道德杀人,道德理想主义就是在这里爬上了它的陡坡,转过了它逻辑逆反的弯子,最终扣上了这场道德灾变的逻辑终点——道德嗜血。

   然而丹东之死,毕竟是这个道德理想国内部最为重大的 自杀性事件。雅各宾专政的统治基础就此分裂,罗伯斯庇尔失 去了回归道德边界的最后一次机会。

   丹东一去巴黎空。议会内噤若寒蝉,广场上响起了民众另 一种声音:

   丹东,这位被打入地狱的壮汉,

   却被戴上了可怕的面具,

   这是连魔鬼也不敢戴的哟!

   丹东是唯一值得赞扬的英雄,

   却被人们无辜杀害!O G


朱学勤 2013-08-20 15: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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