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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杭州之一 菜市桥和盐桥

我说的旧时，不是民国或前清，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还没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还保留着自己的风貌，所谓千城一面、与国际接轨基本上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政绩、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丧失了审美意识，该保留的遗迹，包括历史文化的和民俗风情的，十之八九毁在推土机轮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难。

   菜市桥在庆春街上。七十年代以前，庆春街还是一条小街，仅可两车交汇。众安桥往东不过 500米，就是盐桥，再往东500米是菜市桥。菜市桥往东500米，是环城东路，城河，河对岸就是郊区了——那时的杭州确实很小。

   盐桥下是中河，菜市桥下是东河，沿河都是破败不堪的旧房，八十年代初，中东河改造拉开了杭州大规模城市改造的帷幕，拆迁的旧民居上万。这些旧房当然是该拆的，但遗憾的是，菜市桥一带的市井风俗画也随之烟消云散。

   所谓东河，其实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延伸段。菜市桥往南，是章家桥、十牌楼。坊间流传，“走过三山六码头，难过杭州十牌楼”，十牌楼的地痞流氓是出了名的；章家桥再往南，是豆腐二桥、豆腐三桥，再往南就是断河头，大运河离钱塘江不远处嘎然而止。

   每天清晨5、6点钟，是菜市桥最热闹的时候；从近郊船运来的蔬菜、鱼虾等，就泊在菜市桥下，几十条船将并不宽的河道几乎壅塞。河两岸各有石级，大饭店的采买，做小生意的，还有附近的居民，在船埠头、石级上川流不息。那时青菜大约2、3分钱一斤，直接到菜船上买，可便宜一大半。农民也不管批发零售，来者都是客，尽早脱手，便可到桥边的茶楼去喝一壶早茶。

   六十年代中期，我不到十岁，暑假随父亲去菜市桥一带摆小摊。我们到时，正是菜市桥收市，撑船的农民很悠闲地在桥头烧饼铺里买两个烧饼，然后走进茶楼，泡一壶酽酽的茶。烧饼三分钱一个，茶也是三分钱一壶，一顿早餐花九分钱，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是太奢侈了，所以，多数船民坐在桥栏杆上啃家里带来的番薯。

   当时的农民，年纪稍大的男人都穿团团裤，裤腰达四尺之长，在正面对折，系一根布腰带。穿团团裤，无论大便小便都要脱裤子的。茶楼的下方，河边，有茅厕。我常常在桥上往下看，农民从茅厕里出来，系着团团裤往桥上走。用完早餐，抽一袋旱烟，半夜的辛劳就烟消云散了。

   当然，菜市桥在我的记忆里，并不是清晨的菜市，因为生计终究是大人考虑的，而下午的虫市，则是童年最大的快乐。

   似乎一放暑假就有了蛐蛐儿，墙角石缝、树根盆下，蛐蛐儿的鸣叫声充满了诱惑。不过自家院子里捉的蛐蛐儿总也打不过买来的；杭州最好的蛐蛐儿是三堡、四堡，甚至五堡、六堡抓来的，而且最好是苎麻（杭州人叫落麻）地里的。于是，有人就以捉蛐蛐为生，据说忙一季可吃一年。

  暑假的每天下午，菜市桥下就热闹开了，蛐蛐盆和竹筒堆得满地都是。养在盆里的是好虫，一般要卖几毛钱甚至一元钱，我们这些小男孩是不会问津的。竹筒有两种买法，一是倒出来，在蛐蛐网罩里让你挑，5分一只、一毛一只不等；另外一种就是抽“闷筒”，一般只要2分钱。运气好的，可抽到价值5分甚至一毛的好虫，不过，这样的概率不大。邻居叫“六笃子”的，有一回就抽了一只好虫，居然在巷子里连胜5场，一个读初中的大男孩花一毛钱买了去，“六笃子”高兴得手舞足蹈，整整一个夏季，几乎每天都在念叨这件事。

   我因为随父亲摆小摊，父亲就给我些零花钱。这些零花钱统统到了卖蛐蛐的小贩手里。可是，把抽来的闷筒拿回家里，放到蛐蛐盆里的那一刻，是多么开心啊！

   盐桥没有菜市桥热闹，菜市桥是下里巴人，盐桥的档次高一些，盐桥的茶室里都是退休工人。六、七十年代，退休工人是生活最有保障的，社会地位不低。菜市桥茶楼里，农民喝的是红茶，三分一壶；盐桥茶室里，退休工人喝的是绿茶，5分一壶；菜市桥茶楼里说的是天气、菜价，盐桥茶室里说新闻，谈国事；菜市桥茶楼里抽的是旱烟，盐桥茶室里抽的是纸烟，当然是最低档的雄狮牌和大红鹰牌，8分钱一合。坐在盐桥茶室里，烟雾缭绕中，看窗下中河里，几个男孩子游泳，露出光屁股，是一件很惬意的事。那时的中河东河，水是干净的。现在可以游泳的河流，在江浙一带，几乎找不到了。盐桥和菜市桥高楼林立，三堡到七堡乃至更远的地方，也都是高楼林立了。现在杭州玩虫或拿虫来赌博的，都跑到山东去买蛐蛐了。 

旧时杭州之二 快乐的城墙

我说的旧时，不是民国或前清，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还没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还保留着自己的风貌，所谓千城一面、与国际接轨基本上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政绩、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丧失了审美意识，该保留的遗迹，包括历史文化的和民俗风情的，十之八九毁在推土机轮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难。

   体育场路是杭州东西向要道，与上文说的庆春街并行。中河横穿体育场路，六十年代有一坐木桥，我们叫它“梅登高桥”。桥现在还在，只是换了柏油路面、水泥栏杆罢了。六十年代，梅登高桥边上，还有一大截土城墙。

   土城墙是哪个朝代的？为什么就遗留了这么一截？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就知道，城墙上是放风筝最好的去处。六、七十年代，做风筝的材料遍地都是：那时的建筑工地上，脚手架是用毛竹搭的，毛竹连接交界处也是用竹皮捆扎，我们称竹皮为“篾青”。篾青做风筝骨架，糊以桃花纸，就可以做成简单的王字形风筝或T字型。如果家里穷得连桃花纸也拿不出，那就用普通的白纸折一顶“棺材鹞儿” 。所谓“棺材鹞儿”，就是不用骨架，一张长方形的白纸折三折，糊一条小尾巴，扎上一条线即成。“棺材鹞儿”是放不高的，更不能到城墙上放，因为城墙上风大，“棺材鹞儿”一吹就破。

  城墙其实并不高，不过十几米吧，但当时城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城墙以北就是小坡门，是郊区了，所以站在城墙上，很有些一览众屋低的感觉。每到春天，东风呼呼的，风筝便扶摇直上，直到手里的线放完。儿时放风筝不像现在这么单纯，糊得漂亮、放得高就是高手。我记得读初中的大男孩专门做菱形的风筝，放上天后会打滚，缠上边上的风筝，将其打下来。我们把这种风筝称为“打鹞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男孩子也是颇具攻击性的。

   风筝放完了，隔不了多久，就可以玩蛐蛐了。蛐蛐盆当然是买不起的，也不用买，城墙下的土就是做蛐蛐盆的黏土。装一破脸盆回来，夯实碾平，用搪瓷杯切下两个圆，做蛐蛐盆的底和盖，再把黏土碾成长方形，围成圈，和底粘在一起，背阴处晾一天，一个很好的蛐蛐盆就制作完成了。盆不牢，但用一个“虫季”足够。

蛐蛐盆堆放在桌子下面，晚上，虫鸣一片。我们的住房是两层木结构，睡觉在楼上，楼下是灶房和吃饭间。夏天，楼上像蒸笼，不要说空调，就连电风扇都没有，手握芭蕉扇，一夜不停。所以，三伏天，我们就睡在楼下廊檐下。饭桌下和葡萄架下，虫声此起彼伏，有时连成一片，这样的夏夜，充满诗意。当然，我们不懂什么诗意，我们只关注哪个角落的叫声最雄壮。

大约在六十年代末，城墙消失了，再过二十多年，院子、小巷也消失了。我们的童年和现在孩子的童年，完全是两个概念了。 

旧时杭州之三 卖鱼桥的船工和拱墅桥的窑姐

我说的旧时，不是民国或前清，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还没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还保留着自己的风貌，所谓千城一面、与国际接轨基本上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政绩、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丧失了审美意识，该保留的遗迹，包括历史文化的和民俗风情的，十之八九毁在推土机轮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难。

   我在第二篇里写到小坡门，从小坡门往西，不到三公里，就是武林门。小坡门外是农田，武林门外是工业区，从哑巴弄到拱墅桥，几乎都是大型纺织企业，“浙麻”、“杭棉”等，当时在杭州人的心目中，拱墅桥与中心城区“相隔万里”。卖鱼桥就夹在武林门和拱墅桥之间。

菜市桥是菜市，卖鱼桥就是鱼市了？非也。我小的时候，夏天常跟着大人，蹬一辆三轮车去卖鱼桥买西瓜。当时最好的平湖西瓜市面上才三分钱一斤，但到卖鱼桥的船上直接去买，可便宜一半。运河里船来舟去，热闹景象远非菜市桥可比。菜市桥就一个早市，卖鱼桥才叫码头。苏杭之间的客运航船和运货船往来穿梭，还有许多小舟。有意思的是，货船上的工人，许多是江北人；杭州人习惯把扬州、泰州一带的人称之为江北佬，临了还要加一句：了块妈妈。

江北人在杭州干的多是“低档”营生，几乎所有浴室里的搓背工和剔脚工都是江北人。卖鱼桥一带的船工也多是江北人。夏天，那些江北女人，只穿一件短褂，有的背上还背个孩子。胸前的奶子几乎垂挂到腰际。当时有一个笑话，说江北女人正在撑船，背上的孩子哭着要吃，女人就解开衣襟，把奶子甩到背后，让孩子叼着。这当然有些夸张了，但因为七个、八个地生，奶子松弛是无疑的。

   卖鱼桥再往北约三公里，就是拱墅桥。八十年代初，我因为不堪恶邻的骚扰，搬到拱墅桥居住。那时，杭州中心城区尚未改造完，拱墅桥基本还是四、五十年代的格局。51路电车在拱墅桥画一个圈，圈中间也就上百住家，沿街几家店铺。我就住在51路终点站边上，老式的二层楼，木结构。搬来的第二天，发现旧时妓院福海里就在这个“圈”的中间。星期天去细细考察了一番，发现福海里大多是两进或三进的院落，两边厢房，极小，仅可放一张小床、一张桌子。除此之外，再无妓院特征了。后来听邻居讲，福海里和吴山路都是低级妓女，比不得秦淮河畔的商女，琴棋书画，笙歌宴舞，很有些品位的。我后来细细一想，邻居讲的符合事实。吴山路在杭州最热闹的延安路边上，延安路旧称“旗下”，是清军驻扎的地方，吴山路的窑姐其实就是营妓。而拱墅桥一带，三、四十年代，居住的多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高级歌女当然不会在这里营生。

   我们住的房子没有自来水，很不方便，我就鼓动了几户人家，一起去自来水公司，要求安装自来水。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更多的邻居，其中有一个退休工人，他老婆就是当年的窑姐。当然这是另外几个邻居私下告诉我的。一经知道了真相，我就特别关注起来，“窑姐”已成“全老徐娘”了，但皮肤极好，手指细细的，确实不是劳动人民。而老头子却是极粗糙的，喝酒、抽烟，脏话连篇。膝下无子更是明证——窑姐一般都不会生育了。

   住在拱墅桥终究不方便，三年就搬了出来，大概是九十年代初，福海里就被拆了，当年的邻居如今都好？ 

旧时杭州之四 酱酒店和糕饼铺

我说的旧时，不是民国或前清，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还没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还保留着自己的风貌，所谓千城一面、与国际接轨基本上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政绩、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丧失了审美意识，该保留的遗迹，包括历史文化的和民俗风情的，十之八九毁在推土机轮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难。

   五、六十年代的糕饼铺是最诱人的地方，那时吃不饱，平时几乎没有荤腥，用水浒梁山英雄的话说：嘴里淡出鸟来。一个月当中，大约有两三天看见肉，切成丝，淹没在素菜丛中。每次走过糕饼铺，看见玻璃柜子里叠三层的杏仁饼就直淌口水。饼下垫的白纸都流出了油，你想想，那该有多好吃！那时普遍收入不高，能吃得起6分钱一个的、油油的杏仁饼的人实在很少，时间久了，放在玻璃柜子里的杏仁饼不要坏了？坏了怎么办？糕饼铺是集体所有制，那时的工人觉悟很高的，不会分掉吃掉吧？每次走过糕饼铺，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想这样的问题。

糕饼铺不光卖糕饼，夏天也经营水果，冬天则兼带着卖炒货，一大包花生，包成粽子形状，才2分钱。我因为帮着父亲去摆摊，父亲特别宠爱我，有时也会给我1分钱、2分钱零花，我就买一大包花生吃，真香啊。

巷口就除了糕饼铺，还有一家杂货店，一家煤球店，一家小面馆，街对面是酱酒店。世俗生活的画卷，最经典的，就在酱酒店。

酱酒店很大，右边是柜台，除了酱油、菜油、盐、豆瓣酱等等之外，还摆放着很多小缸，腌着黄瓜、酱菜、霉豆腐------左边摆放了几张八仙桌，长条凳，前街后巷里的老爷爷们，总有几个喜欢在这里消磨时光。当然，和鲁迅先生笔下的末庄酒店还是有些不同的，没有茴香豆、煮花生，除了过泡饭的酱菜以外，这里没有下酒菜。事实上，在这里消磨时光的老人，都是最落魄的，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下酒菜，一根小小的酱黄瓜，就可以喝下半斤黄酒。和我住同一条小巷的金驼背是酱酒店的常客。有一次，我去买酱油，亲眼看见金驼背把手悄悄伸进酱菜缸里，然后把手指放在嘴里，舔一口，喝一口米酒。后来我把这事当作笑话讲给邻居听。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太过心酸了。

金驼背家里其实不算太困难的，但大权掌握在老太婆手上，老太婆严格控制他喝酒，又不给够他喝酒的零花钱，金驼背就只能像个“半乞丐”，苟苟且且度过余生。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年三十夜，金驼背萎萎缩缩地来向我母亲借钱。母亲当时担任居民区主任，六十年代，居民区主任不拿工资，完全是尽义务的。我母亲威望很高，尽管我家也很困难，但母亲还是给了他五角钱，也明知他不会还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年三十，是不好拒绝别人借钱的。

还是说酱酒店。最令人难忘的是冬天，酱酒店提供串筒热老酒；所谓串筒，是上大下小、用洋铁皮做的温酒器，下部插在热水里，半斤装。因为天冷，拿了串筒直接喝。老头子们喝得有滋有味。倘若有一盘花生，那就是神仙日子了。

现在的人，大鱼大肉早就吃腻了，味觉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吃什么都没味。糕饼店和酱酒店当然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在记忆里，也只是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罢了。但那种亲切感和认同感却随着年齿日长而愈来愈浓。

旧时杭州之五 小巷幽幽（上）

我说的旧时，不是民国或前清，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还没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还保留着自己的风貌，所谓千城一面、与国际接轨基本上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政绩、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丧失了审美意识，该保留的遗迹，包括历史文化的和民俗风情的，十之八九毁在推土机轮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难。

八十年代之前，杭州还有很多小巷，如皇亲巷、扇子巷、城头巷、三佛厂、羊倌才弄、马士街、羊士街、麒麟街等等。小巷幽幽，或宽或窄；小巷里或有名人故居，如郁达夫的风雨茅屋隐于场木巷内；或有没落的大户人家混迹于市井之间，我小时候住的巷子里就有这样的人家。

现在杭州的中山北路中大广场东侧，过去有一条小巷，叫焦营巷。焦营巷南北走向，被凤起路拦腰截断，北面的叫下焦营巷，南边的叫上焦营巷。我小时候住在下焦营巷。小巷长约600米，北头是个菜市场，出菜市场叫下仓桥，与中山南路河坊街边上的上仓桥遥相呼应。菜市场右拐200米就是中河，前面所说的土城墙在河边上；南头是凤起路，右拐叫贯桥。

上焦营巷的北头，与下焦营巷隔街相望处，有一个石库门墙门（北方叫院子），好像是两进院落，住着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小时候去玩，看到一位很秀气的老太太，那时奇怪她的皮肤极白，却并不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当然，那时连郁达夫也不知道呢。大约是1968年吧，文革已经轰轰烈烈地进行了2年，巷子里已经揪出了好多资本家、大地主、国民党特务，有一天，听说上焦营巷揪出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是革命作家郁达夫的不贞之妻。那时我十几岁，看了一些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知道了鲁迅、郁达夫、徐懋庸、郭沫若等名字；一听说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被揪出来了，赶紧跑去，但老太太已经搬走了，也不知道搬到哪里，更不知道谁帮的忙。失落之余，恍然大悟老太太皮肤白的原因：不是劳动人民嘛。

下焦营巷4号，也是一个石库门老墙门，两进院落，住着宓家三兄弟。老二叫宓耀堂，曾经是国民党上校军医，他的外孙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宓耀堂是骨伤科医生，巷子里谁谁骨头脱臼了，找宓耀堂，一捏、一拍就好，极灵验的。老大据说也是军医，但那时已经老态龙钟了。老三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蒋介石的侍卫队长，叫宓西，是共产党通缉的战犯，大陆解放就被关在监狱里。七十年代末期释放，立马成为省政协委员。听说当年宓家老母亲逝世，浙江省保安厅厅长给宓家站门岗。确凿与否，无从考证了，但宓家当时的风光是肯定的。

宓耀堂的女婿，也就是我的小学同学的父亲姓颜，是个党员，五十年代，一个共产党员找国民党上校军医的女儿做老婆，是要有些勇气的。看来，半个多世纪前，就有共产党员“难过美人关”了。

下焦营巷8号，文革时还揪出了一个姓王的资本家，王家最小的女儿，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印象里，也很漂亮的。因为还在读小学，所以也没受什么歧视。

小巷里有好几个活寡妇，我住的老墙门里，贴隔壁就是。阿婆是上海一位老板的小老婆，丈夫死了就来投奔儿子。儿子在服刑（其实刑期早满了，不放回来，刑满留在牢监工厂干活）。媳妇就只好受活寡，伺候3个儿子一个婆婆。老墙门口的大杂院里，住着一个性纽的女人，老公是地主，也在服刑。女人拖着1个儿子2个女儿，没有工作，靠帮佣度日。后来生痨病死了，尸体就停放在门口，裹了一张草席；邻居不让抬进家门，说痨病要传染的。

我家门口还有一幢1958年造的洋房，洋房里住着一个上海人，塌鼻梁，会唱京戏的，在街道办的工厂里工作，老公也在服刑。不过她好像并不太在乎，成日里唱李铁梅，就是样板戏红灯记里的角色，很受邻居欢迎。

旧时杭州之六 小巷幽幽（下）

我说的旧时，不是民国或前清，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还没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还保留着自己的风貌，所谓千城一面、与国际接轨基本上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政绩、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丧失了审美意识，该保留的遗迹，包括历史文化的和民俗风情的，十之八九毁在推土机轮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难。

   小巷其实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既有宽敞的大院子，里面住着很有些来头的人物，或书香门第，或寒门学子，下焦营巷北头拐弯的三佛厂就有这么一个老头，每天上班，走到巷口，等不多时，一辆黑色的轿车把他接走。那时轿车可是稀罕物，县团级干部也只能坐吉普；有人说这老头是粮食厅的总工程师。和这老头住同一条巷的还有很奇怪的两兄弟，据说都是大学生。大学生在那时也是个稀罕物，1000人里面还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呢。大学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可这两兄弟忒怪，都有精神病。哥哥是“朝天疯子”，弟弟是“朝地疯子”，长得伟岸，那时也就30几岁，没有工作，每天出来散步。走得极慢， 100米估计得20分钟。走几步，朝天（朝地）望良久，然后   前行。他们望什么呢？和天地在作某种神秘的交流？他们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家境肯定是不错的，怎么会得这样的病？遗传？不知道。

   也有几十户乃至上百户人家居住的大杂院，中山北路就有一个，可惜早被拆了，不然，这样的大杂院是研究当时百姓生活的极好实证。

   小巷最壮观的景象是夏季的晚上。尽管那时的气温不像现在那么高，但因为没有空调，甚至连电风扇都没有（如果哪家人家在夏季的傍晚提一台电扇出来，那种上海华申牌的老电扇，放在饭桌上，那是可以惊艳整整一条小巷的）；所以家家都在傍晚把竹榻躺椅什么的，搬到门口，先用井水冲凉，然后吃饭。一边吃饭一边海阔天空，家长里短，好一幅市井风俗画呢。天黑了，大人们就不停地摇着芭蕉扇，渐渐入了梦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穿一条短裤，女人也就多一件背心，横七竖八，真是玉腿横陈，酥胸微露。现在开放了，女人大白天在大街上都穿得十分暴露，半个奶子露在外面，所谓西风东渐，或者叫时尚风流；那时是不作许的，领口稍微低一些，便会召来非议。但到了夏天，便顾不了许多。夜半时分，从小巷里走过，肉欲便有些膨胀。也有男人把持不住的。巷口姓方的男人，上中班回来，居然忍不住把双手伸向一对大奶子，后来被判了刑。受委屈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不到10岁，经常被巷子里的男孩子追着侮辱：方某某，摸奶奶！

   其实，没有被发现的“方某某”在那时的小巷里实在是太多了。一是长时间的性压抑，二是恶劣的居住条件。我住的院子里，朝北的一排平房，两户人家之间就一堵木板隔墙，上面是不封顶的。夏天，女人在里屋洗澡，隔壁的男人就站在桌子上偷看。那不是偷看，简直就是观看了。看到30几岁女人的胴体，男人怎么把持得住呢？因为，翻墙实在是太简单了。后来的情况大家就能想像了，男人的老婆不敢对男人怎么样，因为她是家庭妇女，靠着丈夫吃呢。但隔壁的骚婆娘是不能放过的，指着鼻子恶狠狠地骂了半天。“骚婆娘”自知理亏，任她骂。但从此以后，几乎是半公开地和那男人来往了。这叫破罐子破摔，而打破这罐子的，恰恰是唯一的受害者。

   现在非洲等地的贫民窟里，吸毒、卖淫、偷盗司空见惯，除了贫穷，除了受教育程度等等原因，居住条件的恶劣也应该是一个原因罢。

   虽然小巷的居住环境极差，但那种世俗生活的场景，非常和睦的邻里之间，当然也有吵架打骂乃至刚才所说的偷情，但主流是和睦的；现在是很少看见了，居住条件的大大改善，当然是造福社会，造福民众的，但同时也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老人死在家里几天而无人发现的故事，现在屡有发生，而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过去，你就生活在别人的眼鼻子底下。 

旧时杭州之七 小巷的吆喝声

我说的旧时，不是民国或前清，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还没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还保留着自己的风貌，所谓千城一面、与国际接轨基本上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政绩、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丧失了审美意识，该保留的遗迹，包括历史文化的和民俗风情的，十之八九毁在推土机轮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难。

    小巷最热闹的季节是夏天，上篇已有描述，而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是黄昏，上班上学的都回来了，锅碗瓢盆、炊烟袅袅——六十年代，还有许多人家烧柴禾，很大的灶头，在冬天，坐在大灶边上，或喝茶，或聊天，极温馨的。白天，小巷则冷冷清清，偶尔有小贩走过，吆喝声从巷头传到巷尾。

  儿时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爆米花。据说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华，看到爆米花，惊讶于一升米进去，一斗米出来；小贩很自豪地介绍：这是粮食膨胀器！基辛格恍然大悟：原来中国人是这样解决吃饭问题的。

   这当然是市井笑话。但爆米花确实是同年的欢乐，因为只要爆米花的机子在小巷中间一放，往往是快过年了。家家都会拿出大米、黄豆、蚕豆什么的，爆出来，那真是奇香无比，我们便大快朵颐。不过爆米花的吆喝声却不敢恭维，你听：爆——炒米勒！完全没有韵律。倒是开锅时的那一声大喝，极雄壮的：响——勒——。

卖刷子和修雨伞的吆喝声正好相反，前者软软的，无精打采：“汰衣裳格板——刷要勿要。”后者有些雄壮：“修——阳伞——补——雨伞。”那时雨伞有两种，一种是油布的，破了，可以像衣服一样缝补，补完了，上一层桐油；另一种是纸伞，就是现在舞台上用的道具，很漂亮的。那时不是因为漂亮才买的，而是价格便宜。修补也很艺术的，贴一层桃花纸，上一层桐油，再贴一层桃花纸，再上一层桐油，一般两至三层即可。

还有一种小贩简直贼头贼脑，印象里，几乎是冷不丁地窜到你跟前：“奶奶的玉器有伐？”现在想来，这种小贩最有远见，六十年代就开始收古董了。只是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奶奶有玉器，爷爷就没有呢？

七十年代以前，小生意的行当很多，比如剃头挑子馄饨担，他们不用吆喝。剃头挑子隔一个月左右来一趟，来了，便可做一日的生意，挑子放下，生意就来。馄饨担就做天热的生意，冬天，人们早早钻了被窝，而夏天，芭蕉扇不停地摇，摇到晚上十点、十一点，肚子饿了，就跑到巷口吃一碗馄饨，当然，价格不便宜的，要一毛钱一碗呢，吃得起的也不多的。倒是炒白果（银杏果），老少皆宜。吆喝声也好听：“糖炒——白果儿！”一分钱六颗，据说白果不能多吃的，怕中毒，六颗是最合适的数量。再说，一分钱，小孩子都拿得出的。

住在小巷北头大井头的“开桶师傅”，他的吆喝声最响亮。杭州人“铅”读作“开”，铅皮做的水桶水壶叫“开桶开壶”，那吆喝声可真是洪亮而悠远：“洋——开——桶开壶——好修！”比红灯记里的“磨剪子勒”要好听得多。

不过修开桶开壶的吆喝声，一年中只有三四个月能听见，其余的时间，开桶师傅的营生是沙铁补锅。一只小碳炉，小风箱鼓得炉火呼呼直往上窜。那温度据说有上千度。开桶师傅手拿两团浸透水的布，蘸了沙，将一小勺火红的铁水往破锅上一贴——动作飞快。补锅的买卖往往是在冬天，我们站在小碳炉边，暖烘烘的，很吸引人。但吆喝声正好与补开桶相反，声音局促：“沙——铁补锅。”

最有趣的是卖雪里蕻菜的，吆喝声极具艺术性：“透透鲜的雪里蕻要勿要？”隔壁素珍大妈喜欢讨价还价：“多少一斤？”

“八分一斤。”

“七分一斤好勿好？”

“买多少？”

“半斤。”

四舍五入，还是八分一斤。

旧时杭州之八 无限诗意在年节（上）

我说的旧时，不是民国或前清，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还没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还保留着自己的风貌，所谓千城一面、与国际接轨基本上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政绩、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丧失了审美意识，该保留的遗迹，包括历史文化的和民俗风情的，十之八九毁在推土机轮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难。

今年中秋在老母亲家吃饭，看着子孙满堂，母亲很开心，不觉雅兴大发，在阳台上置了一方凳，点两支红烛，摆几盘月饼瓜果，祭拜月亮菩萨。孙辈觉得很新鲜：中秋节也要祭奠？

其实，在儿童时代所有的传统节日中，大年夜、冬至的祭祖，清明的踏青上坟，无不带着或浓或淡的哀思，只有中秋供月亮菩萨，是很欢喜的，家家团圆，户户清供，俗人如我等，是没有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博大情怀的，更没有“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的潇湘愁思，只是希望父母兄弟常相守罢了。但环境的变化，在钢筋水泥丛中，点两支红烛，那种传统的诗意终究无所依附了。

下焦营巷的老宅，是一个中等的院子，杭州人叫墙门；这个墙门原先住了李家一户，李家是开锡箔作坊的。解放后，锡箔作坊歇业，李家伯伯也在房管站做泥水小工，因大儿子解放前就闹革命，小儿子后来又参了军，所以李家几次运动都不曾吃亏。我的大姐在六十年代嫁给了李家的三儿子，我们算是两亲家，住在同一个墙门里。墙门里最鼎盛的时候，住了六户人家，后来朝北的两间平房做了居民区的会议室，墙门里就只有三户人家。大门朝西开，进门就是一个天井，长有十几米，宽有八米左右。厨房最北，边上还有一个小天井，那格局和皖南的民居相似。大的天井我们叫“天井”，小的添一个“后”字，“后天井”。天井东边高墙下是一个小花坛，李家伯伯种了一株柏树，一株皂荚子树，一株腊梅，还有许多盆栽花卉，最多的是菊花，其余如鸡冠花、万年青等。西边高墙下种了一株葡萄，虽然年年结果，却是酸的，吃不得。

中秋节正是初凉时，早开的菊花微微有些香气，皂荚子树还没金黄呢，蛐蛐儿也还叫得欢。月亮上来了，从柏树树梢上升起来，母亲搬出三屉桌权当香案，从床底下找出烛台，点上两支红烛，月饼、石榴等摆放了几盘。大人们闲聊着，我们欢欣鼓舞地做游戏，因为待一会，就有极甜的月饼吃。那时月饼就两大种类，苏式和广式，广式较贵，一般吃不起，苏式月饼一筒十个，包装纸都油透了，又香又甜，也就一毛钱一个。供完了，母亲分月饼，一人一个，我们舍不得一气吃完，总是留半个明天吃。

记忆里，中秋的清供，父亲基本是袖手旁观，而冬至、大年夜的祭祖，主角是父亲；再看李家伯伯，中秋从来不供月亮的，因为李家姆妈早就不在了。这样看来，月亮属阴，中秋清供主祭应是女人。

江浙一带，冬至是祭祖的日子，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丝毫也不亚于过年，民间有“冬至大于年”的说法。家里当年有人去世，冬至是一定要上坟的，叫“上新坟”，大约是怕亲人刚刚去了阴间，还不习惯罢。

家里的祭奠是很隆重的。父亲亲自掌勺。菜肴数量逢单，七盘、九盘。八仙桌上首和两旁置五只酒杯，下首一对蜡烛。父亲恭恭敬敬地三拜，敬香，然后命我等依次拜祖。祖宗们喝过酒后，撤下酒杯，上饭。整个祭奠大约一个小时，然后便轮到我们大快朵颐了。一年当中，吃鸡的日子是回忆得起来的，冬至便是一次。冬至要吃年糕，所谓年年高。冬至的前一天夜里要早睡，早晨醒来，互相问：做了什么梦？据说冬至夜的梦极准。

家里有病重的人，挨过了冬至，便看年关了。如果年关也挨过了，则还可活一年。父亲便是挨过了冬至却没有挨过年关，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午夜，年关前，撒手人寰。

过年的准备工作从腊月中旬就开始了。千万别以为那时候都穷，过年没啥好准备的；错了，那时尽管穷，但年节的气氛却比现在浓得多多。先是买猪头。这活儿是我们小孩子的。大约在凌晨3点左右起床，到巷口的肉店去排队。一直要等到肉店开门，好像是6点左右。经常是排到了，猪头卖完了，那就得明天再起早。猪头买回来，打几斤酱油做酱猪头。廿七廿八，用一口大铁锅蒸酱猪头，蒸架下是黄豆，猪头的油滴下去，黄豆也滋滋的，好吃。猪头蒸熟时，那个香啊！母亲把骨头剔出来，让我们兄弟几个啃骨头，那滋味，美得没法形容。

第二件大事是裹粽子。腊月二十左右，母亲就把“粽捏壳”（裹粽子用的竹叶）浸泡在大木盆里。裹粽子那天很热闹的，左邻右舍都来帮忙；因为我们家人多，要裹几十斤糯米。有红枣粽、赤豆粽、白米粽、肉粽。肉粽当然最少，不过是点缀点缀。各种粽子的裹法是不一样的。肉粽细长，红枣粽、赤豆粽呈三角形，白米粽个儿最小。裹好的粽子，用一口大锅煤炉上烧。通常是烧过夜。第二天早上醒来，就闻着粽子的清香了。粽子煮好后，一串一串挂在竹竿上，年节的气氛就分外浓厚了。

第三件大事是裱糊板壁。客堂间三面都是木板，板壁上裱糊白纸，一年下来，白纸早已发黄。年三十的前几天，卫生打扫完了，把发黄的纸全部撕掉，然后糊上新纸。客堂间顿时明亮许多。

腊月廿四，灶司菩萨（灶王爷）上天，然后就可以杀鸡宰鹅。

旧时杭州之九 无限诗意在年节（下）

我说的旧时，不是民国或前清，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还没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还保留着自己的风貌，所谓千城一面、与国际接轨基本上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政绩、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丧失了审美意识，该保留的遗迹，包括历史文化的和民俗风情的，十之八九毁在推土机轮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难。

   过年的气氛是在大扫除、酱猪头、裹粽子、、、的过程中，一天一天浓厚起来的，到了年三十，便达到了高潮。

   年三十的下午，母亲就给我们换上了新衣服、新鞋子、新袜子。那时侯，一年就做这么一套新衣。父亲则在灶头忙个不停。下午四点左右，八仙桌上已经摆满了菜肴，点燃一对大红的蜡烛，父亲恭恭敬敬地上香，请祖宗们入席。酒杯撤去，再上米饭，这个过程长达两个小时。祖宗吃饱了，才轮到我们吃。按说，一年到头，每几顿荤腥，大年夜该放开肚子猛吃，不料上了桌，才发现肠胃实在太小，饱了。也许不是吃饱的，是看饱的，是被白斩鸡、酱猪头的香气熏饱的。

     吃完年夜饭，小孩子放鞭炮，大人围着火炉守岁。母亲是居民区的主任（那时的居民干部是没有工资的，完全是尽义务），人缘极好，大年夜，隔壁邻居纷纷来串门，张家送一碗爆米花，李家拿一包兰花豆，王家送来一瓶酒、、、来的都是客，坐下磕瓜子，拉家常，临走时，母亲一一还礼，绝不让空手回去。这样一种充满了温馨的邻里亲情，其实也就过去了三四十年。居住条件的改善，这样的亲情就不再了。

   睡觉时，父亲把压岁钱塞到我们的枕头下（也就两三毛钱吧）。大年初一一早醒来，父亲往我们嘴里塞进一粒糖，说：“甜甜蜜蜜过一年”。那时生活非常艰辛，一个月或许能吃上一回肉，但做父母的，总是这样充满期待罢。

   年初一有一些规矩，不能扫地，说是会把财气扫走的；不能动刀，不吉利。其实也不用动刀，年前烧好的菜，装了十几个钵头，盛一碗热热就可下饭。这十几个钵头的菜，一直要吃到十五。那时没有冰箱，这菜这么就不会坏呢？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

   除了过年，儿时的节日中，还有端午和鬼节很值得说道。旧时杭州，端午其实不流行吃粽子，雄黄豆、雄黄酒倒是必吃的。母亲从药店里买来雄黄，用黄酒调匀了，在我们的额头上写一个王字，然后用雄黄炒蚕豆，因为不是用沙炒的，豆子很硬，但很香。艾草当然要插的，但不是现在那么简单。要做成宝剑形状，插在门上，驱鬼防邪。

    七月十五，其实不是鬼节，是地藏王菩萨生日。虽然儿时叫鬼节，倒也并不恐怖，充满了诗意：在地上插满了香，恰似繁星落地。第二天一早，把一地香棒拾起来，我们就可以玩挑香棒的游戏了。 

旧时杭州之十 40年前，杭州最值得回忆的地方（上）

   我说的旧时，不是民国或前清，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还没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还保留着自己的风貌，所谓千城一面、与国际接轨基本上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政绩、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丧失了审美意识，该保留的遗迹，包括历史文化的和民俗风情的，十之八九毁在推土机轮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难。

  40年前，文革还没有结束，大面积的城市改造还没有开始，杭州值得去的地方当然很多，但最值得回忆的地方，往往与童年、少年的经历有关。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地积累回忆，到了晚年，啥也干不了的时候，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人或事，有许多值得向儿孙辈吹嘘的，就算不虚度此生了罢？

   梅登高桥边上的土城墙上放鹞儿，挖泥巴做蛐蛐盆，应该是旧时杭州最有趣的地方。菜市桥的虫市和茶室可以排第二。这在前面已经有了描述。还有几个地方，也很值得说道说道的。

一、   高法黄昏逍遥游

   现在湖滨靠近昭庆寺（少年宫）的湖畔居，七十年代以前是浙江省高等法院所在地，印象中，是一幢西式小洋楼，大约建于解放前罢。后来大面积城市改造，这幢漂亮的小洋楼自然不能幸免于难。高法前面就是窄窄的湖滨路，左边是一个小小的花圃，后面就是西湖。盛夏的黄昏，我经常伙同赵君，步行约20分钟到高法，穿过小花圃，涉水30米，爬上高法后面的西式亭台，从从容容地换上游泳裤，跳进西湖，作清凉逍遥游。

   西湖在当时也是不能游泳的，不过并没有严格的管理，晨昏、晚上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泳池。高法距离断桥也就几百米，中途还有铁桩，游不动了，扶着铁桩可以休息。黄昏时分，太阳刚从宝石山后面跌落，清秀、挺拔的保俶塔立时凝重起来，俯瞰着西湖，恍若有所思。站在西式亭台上，看天上一抹红霞，白堤逶迤西去，湖水如墨绿色绸缎。重要的是，那时汽车很少，黄昏的西湖是很有些野趣的。不像现在，在在是车水马龙，时时提醒你：现在是21世纪，脚步只能匆匆，诗意的流连是不合时宜的。

   我和赵君，还有罗君，是邻居，大约在十几岁就开始成了朋友，一直到现在，40年，弹指一挥间。赵君和罗君是同班同学，我比他们低两级，和罗君的弟弟是同学，和弟弟没有成为朋友，倒和同学的哥哥成了朋友，这也是缘分罢。

   论个头，我比他两高，论年纪，我比他两小，只能听他们的。尤其是赵君，年轻时，颇有些杀伐决断，跑到高法后面去游泳，就是他的主意。

   有时也会碰上几个比我们年纪稍大些的女孩子，也在那里游泳。一次，我先游了回来，爬上亭台休息，亭台下，两个女孩子在游泳。赵君游过来，大喊：还不换掉游泳裤！后来想起来，赵君的性意识已经觉醒，已经会害羞了。而我的性意识还在熟睡，这就是小了两岁的区别。

   高法黄昏逍遥游嘎然而止，是因为一场暴雨。夏季的黄昏，大雨乃至暴雨并不罕见。那天，我们在去的路上碰见一群邻居，他们游回来了，我们就向他们借了救生圈，一只汽车轮胎。游了一会，大雨倾盆，我和赵君爬上亭台休息。雨停了，尽兴而归。根本没想到家里已经闹翻天了。我的母亲和赵君的母亲，从邻居那里知道我们在西湖里游泳，这么大的雨，该不会出意外吧？两个母亲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她们那里知道，我们可不是30、40年后的孩子，我们的逃生本领、避险本能、自理能力都是很强的。但是，一顿痛打是逃不掉了。赵君的游泳裤被他母亲剪碎，背上被打得红一条、紫一条。我的遭遇也差不多。从那以后，似乎就没有再去西湖游泳了。（待续） 

旧时杭州之十一 40年前，杭州最值得回忆的地方（中）

我说的旧时，不是民国或前清，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还没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还保留着自己的风貌，所谓千城一面、与国际接轨基本上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政绩、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丧失了审美意识，该保留的遗迹，包括历史文化的和民俗风情的，十之八九毁在推土机轮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难。

二、清晨钓虾放鹤亭

   孤山是杭州西湖最佳处，集历史遗迹、人文景观、山水风光于一体，文化积淀极其深厚（这个我以后会慢慢讲到）。老杭州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孤山不孤，断桥不断，长桥不长（我不知道有关部门是怎样推介杭州西湖的，其实这句话就很有吸引力）。长桥在西湖南线，长不过5米；断桥因了白蛇传的故事而声名远播；孤山呈东西走向，南面是外西湖，脚下是白堤，径西泠桥而与北山街相连，故云“孤山不孤”。

   放鹤亭在孤山北麓，纪念宋代诗人林逋而建。林不是那种借终南捷径，以图官场的假名士。他种梅花、养野鹤，所谓“梅妻鹤子”，是真名士，真风流。林逋诗文传下来的不多，着名的就一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可就这十四个字，写尽了梅花的神韵，千百年来，再无人能超越他。稍后的着名词人姜夔咏梅的两首着名自度曲牌的词，即以《暗香》《疏影》为调名。陈与义也认为林逋把前人写梅的诗全压倒了。 作品不在多，振聋发聩、空前绝后，只要一篇、一首甚至一句就足以流芳千古。

   放鹤亭后面的山上，就是林逋墓，一丘一碑而已。放鹤亭正对宝石山栖霞岭，葱葱郁郁；亭下，是里西湖一片荷花，每到夏天，映日荷花，荷香十里，是夏季晨游西湖的绝佳处。儿时，曾与邻家九龄来此钓虾。那是一次难以忘怀的“城西旧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提倡多生多育，子女7、8个的比比皆是。在我居住的小巷里，和我家一样有7个兄弟姐妹的就有5、6家，张家就是其中之一。

   九龄的父母，邻居皆称“张大哥、张大嫂”。张大哥在澡堂子工作，是党员。那时党员很少，很稀罕的，不像现在，比比皆是。母亲是居委会主任，也不是党员，她私下里称党员为“组织同志”，似乎有羡慕之意。张大嫂是家庭妇女，所以张家和我家一样，贫穷。九龄排行第四，大姐是老师，大哥在糖果店，二哥也在澡堂子，后来当了兵，复员后去了重机厂，总算摆脱了“父业”（澡堂子工作，毕竟社会地位低下）。家里没人支农支边的，九龄中学毕业只能去内蒙建设兵团，在营部当通信员，整天骑马。回来说得我们都很羡慕。其实，骑马是很苦的，屁股坐得起了老茧。九龄返城后，也被安排在澡堂子，开机动三轮车。后来城市大面积改造，小巷拆了，大家各奔东西，联系没了，不知九龄现在一切都好？故人时时在念中。

   还是回到童年去吧。九龄比我大两岁，读书晚，和我同级不同班。去西湖钓虾，是他大哥的主意。那天似乎天还没亮就起床了因为要步行到孤山，至少40分钟罢。走到放鹤亭下，我们就放了排钩。所谓排钩，就是一条线上装十几个鱼钩，用两根短竹竿拴住线的两头，手拿着，伸进水里。我先开壶，钓到一只大虾，九龄的大哥绰号叫“木三饭”，他帮我取下大虾，装好蚯蚓，在放进水里。后来，他们兄弟连连钓上大虾，我却收获甚微。收线回家，孤山还没个人影呢。那时不兴晨练，人人都为生计忙，根本没有锻炼身体的概念。我很惊讶诺大一个孤山景区，竟无一个赏花人。荷花种植并不像现在那么多，但开得极盛，那股子清香，真是一辈子难忘。

   虾钓回家，通常是用酱油、黄酒浸泡，是为醉虾。那时江南景色尚在，水质污染罕见，鱼虾皆为自然生长，其味当然不是现在的鱼虾可比。其实，何止鱼虾呢，鸡鸭鱼肉，蔬菜水果，所有的农副产品，味道都比现在的好，其中的原因，大家都清楚。现在说江南风光，只能仅仅指地理位置，要说人文的江南，自然风光的江南，那是早已不复存在。哪里还有一条干净的河流，可以让你坐在乌篷船里，杨柳岸边，看晓风残月？特定的环境不在了，人文精神便无从依附，通俗地说，载体没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旧时杭州之十二 40年前，杭州最值得回忆的地方（下） 三、冷月清辉灵隐寺

我说的旧时，不是民国或前清，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还没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还保留着自己的风貌，所谓千城一面、与国际接轨基本上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政绩、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丧失了审美意识，该保留的遗迹，包括历史文化的和民俗风情的，十之八九毁在推土机轮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难

杭州灵隐寺的香火极盛，大年初一烧头香，门票几百元不说，光是那人山人海就让人害怕。节假日，来灵隐寺的外地香客、游客，用“联袂成云、挥汗成雨”来形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灵隐寺有多灵验？我并不清楚，也去烧过几次香，听香客的祈祷很有趣。老年人通常请菩萨保佑身体健康，中年人则祈求子女学业有成，年青人就五花八门了，有祈求升官发财的，有求菩萨保佑考进名牌大学的，也有希望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最有趣的一次是在70年代，我在大雄宝殿磕头时，猛听见边上一位大声祷告“菩萨保佑我，明天发一副同花顺子！”原来是个赌徒。

70年代，我经常去灵隐寺，不是去烧香，而是去喝茶。那时灵隐寺门票极便宜，外面则不收门票，游客却也不多。灵隐寺边上有一座茶楼，筑在山石上，大约有二、三层高，正对飞来峰。挑一个雨天或雪天，去灵隐寺茶楼喝茶，可谓人生一大快事。雨雪天，飞来峰烟岚云霭，苍翠欲滴，真似有天外飞来之感。山脚下，泉水淙淙；古寺红墙，间或有一顶雨伞踟躇而行。薄暮时分，烟岚中传来悠扬的钟鼓声，那是灵隐寺僧人在做晚功课了。人在茶楼，心却回到了远古，心静如水，静如止水。

从灵隐寺“咫尺西天”照壁沿天竺溪而上，就是下天竺、中天竺、上天竺。70年代初，文革还没有结束，上天竺的法喜寺成了一座工厂——杭州压力表厂。我的老朋友赵君就在这厂里做车工。他们这个车间正好是大雄宝殿。菩萨不在了，机床挨着粗大的柱子轰轰作响。车间门口是放生池，中间一座石桥。夏天的傍晚，赵君就坐在放生池边上，手摇蒲扇，和工友下象棋。我说你是在天上下棋呢。

市区到灵隐寺只有一路汽车，灵隐寺到上天竺则是一条小路。如果从上天竺回到市区，骑自行车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这在当年的杭州，是不可想像的。于是，赵君就住宿舍。宿舍在厂门，也就是庙门前面约10米处，是二层楼的木结构房子，据说以前是小和尚住的。底层有个天井，门外小溪潺潺。晚上睡觉，就似乎枕着小溪。山风吹过，竹叶萧萧。世外桃源似的地方，很让我眼红，于是我几乎每年夏天都要赵君的寝舍里小住几天，直到结婚。

赵君的人缘极好，狐朋狗友，呼三吆六，每次去，弟兄们团团一桌，三杯两盏，便大呼小叫起来。那时，最多、最不值钱的是时间，最纯粹的是友情——与40年后的今天正好相反。有一次，好像是观音菩萨生日，酒足饭饱后，我们走山间小道，从三生石那里，逶迤前行，夜游灵隐寺。那晚月色极好，灵隐寺香客并不太多，青烟缭绕，古柏苍松，比苏东坡夜游承天寺有趣多了。回来的路上，我们人手一支香，点燃后，在夜色中挥舞——青春，就这样被我们肆无忌惮地挥霍，但是与金钱无关，与权色无关。

后来，灵隐寺前加了一道门，收费在杭州是最高的；后来飞来峰右侧搞了一个什么佛教公园，弄了许多乱七八糟的雕塑；后来景区扩建，把整个三天竺和山林田野都圈了进来，让农民搬出景区，灵隐寺就像坐落在闹区，再无山林田野之趣了。我们的官员，不懂什么叫原生态，不懂古刹所在的环境，比如故宫前面的蛋型国家大剧院。他们最爱干的是，杀风景。

关于旧时杭州，可写的还有很多，可终究是过去了，再也找不到了。外地的朋友，希望能介绍现在杭州值得玩的地方。就一般的旅游而言，杭州好玩的地方多了去了。对于一些雅客来说，西湖可去之处，确实不多了。后面给各位推荐几处。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5396660100df6j.html) - 2009年04月15日_西冷月_新浪博客

西冷月 2010-07-15 08:3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