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精神历程 10 杨继 留学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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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继 留学的迷思


  杨继,1973年生,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dr. iur.)。1997年至2001年在北京新东方学校讲授留学英语,并创办新东方德、法、日语培训,培训学员数十万人。2001年7月至2004年1月任新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并从事留学咨询业务。2002年赴德攻读博士学位,并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全额奖学金,2004年11月获得德国法学博士学位,其后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由于其独特经历,着述也分为法学研究、外语教学、留学与海外生活三大类,如《股份公司代表人制度研究》(德文,在德国出版)、《德国商法》(译着)、《gmat阅读精解》、《gre阅读剖析和全真题解读》、《踏上滑板去留学系列》(分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六分册)、《在思想的国度遨游——德国留学全攻略》等等,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不经意间,我们这些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人,似乎也有了平静地检视自己思想的习惯,姑且可以看作是对已逝去的躁动青春时代的一个逆反吧。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说:“普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思想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来源”。我们这些不定型的思考,正好可以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录,成为将来批判与反思的对象,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的思维——其学术名称叫“民间思想”——立一存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相当多的读书人极为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留学,从这场大潮的萌动到狂热、再到退潮与冷静,不管是梦断留学路的、浅尝辄止的、十年寒窗的、还是步入辉煌的,由于本人的特殊履历,实在是见得太多,而由于尚未麻木的青年人的情绪,我又无法将这些经历都平淡对待、泰然处之,只好借曹保印先生主编的这部鸿篇巨制的一席之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吧。


  一


  留学之制,虽古已有之,但我中华自古上方大国,有何必要向蛮夷番邦虚心求教?因此,三千多年来,但闻四周各色国家和部族的留学生到中土学习,其中还产生了不少古代的国际友谊佳话,而中原人向外求学,除了中世纪虔诚的佛教徒矢志西行外,还真是罕有记载。国人大规模地留学东西洋各国,最早起自19世纪中后期,于20世纪初达到一个高潮。这批留学人员大多在国内有着殷实的家境和背景,毕业回国后,多成为我国各学科领域的奠基人和引路人。有趣的是,这些留洋回来的人,尽管在生活习惯、衣装举止上难免西化,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中国传统道德操守的坚持,却丝毫未见减弱,甚至比未曾留洋的土产精英尤甚。


  20世纪50年代,我国又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派出了大批留学生,从中也培养了不少国之栋梁。但当时主要是派遣理工科学生,功利性较强,更由于这些留学目的国本身的局限,这批留学人员对国民思想与民族精神的贡献不大,他们自身的命运轨迹也较少通过留学而得以改变。


  待到我初记事的8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毕业生里又兴起了第三次留学的高潮。这次留学大潮持续了近十年,到80年代末才有所回落。当年大学里的“托派”无论是抱着“礼失,求诸野”的雄心,还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坚定,都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遥远而陌生的异域。他们的留学环境比之一二十年后的我们,要艰难很多,大部分人都没有全额奖学金,而中国居民的收入在那时又少得可怜。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欧美人很少把我们当回事,那时国内的普通人,无论在资讯上还是生活方式上,也与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相当多的老留学生们都在走出国门的头几个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甚至血泪感觉到了祖国的真实形象和地位。我后来在新东方认识的几位元老,大多在80年代中后期加入留学大军,他们的留学记忆中绝没有我们后来常抱怨的外国食品味同嚼蜡、难以下咽,因为中国虽是烹饪王国,但当年的中国人却很少有口福享用珍馐美味;也没有无法观看中国娱乐节目、跟不上国内流行潮流的苦恼,因为那时的中国在这方面是如此之贫乏,也因为每日的留学生活被繁重的学习和打工二重奏所占领,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考虑娱乐。当年许多中国学生甚至把苦行僧或清教徒的生活视作理所当然。

 

 


  然而,这一代留学生的目的是简单而纯粹的。那就是:不管要从事什么行业,教学、科研、还是从商,甚或只是过普通的生活,都可以在发达国家寻求更好的条件、收获更多的回报!多年以后,我们现在回视,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留学绝对是正确的抉择。那批留学生中矢志不渝从事学术研究者,由于接触了更为先进的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普遍比他们留在国内的同行更有成就。90年代之后,国内的学术界更为开放,建设新型高校和研究部门的力度加深,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聘于国内相关机构,或彻底回归、或兼职“两边飞”,这就带动了国内各学科研究从理论模式、研究方法,到评价体系的转变。他们本人也大多在国内的聘任单位中受到尊敬与重视,其待遇远在未曾出国镀金的同事之上,叫人好不羡慕。


  也有很多80年代的留学生,在欧美国家很快就抛弃了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企图,而在半工半读中转向经济管理、信息技术、法律等实用专业,并在毕业后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以当地人标准来看,这些工作是平凡而劳累的,但这些中国年轻人却借此成为同龄人中最先接触国外最新实用技术、经营理念、管理模式以及资本运作模式的人。90年代中期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带着这些收获回到祖国,掀起了神州大地气势磅礴的新创业热潮。随着他们的成功故事在青年人中传播、发酵,中国青年的理想奋斗模式发生了质的革命。最被大学生们崇拜的不再是凭借权谋而苦苦挣扎于升迁梦想中的“公家人”,而是凭着智慧和锐气年纪轻轻就跻身于财富排行榜中的创业者们。随着财富的积累更多地依赖知识、智慧以至先进的理念,温文尔雅、不懂喝酒、不会贿赂、甚至还有些迂腐的知识富翁频频出现,80年代以来曾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不战自退、销声匿迹于百姓的思想之中。笔者以为,这是世纪之交中国民间价值体系的一次极其重大的转型。而80年代和90年代初走出国门、9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返回的那一代留学生们,是推动这一重大转型的不可或缺的伟大力量。现如今成为青年偶像的众多知识富豪们,大多数都有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北美留学的经历。到后来,即使是出国留学本身及其副产品,也成为取之不尽的创造财富的源泉。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先生,始终没有实现自己的留学梦想,但他创造性地将留学外语培训和相关产品当作一门伟大的产业认真来做,却鬼使神差般地成功了。在我的新东方岁月里给本人很多启迪和帮助的徐小平先生,是中国最早发现留学本身就是一个既充满商机、又值得认真研究的学科,并投入其很大精力者之一。坦率地说,徐先生本不善理财经商,属于忠厚而又狡黠、热心而又颇有些脾气的江南传统才子,但因为引入在中国本土很新鲜的成功学、人才学理念,而被众多善男信女们尊为大师,还上了2003年的文化人财富排行榜。


  不过,上帝不会把同样的机会原封不动地赠送给你两次。90年代后期,就在当年那些老留学生纷纷回国、尽显其“海归”优势、诱惑着众多有志青年继续浩浩荡荡加入这一大军的同时,留学这一事业本身也在起着质变。笔者不才,侥幸成为这一嬗变的亲历者之一。


  二


  本人于1996年夏在北大本科毕业,当时心里绝对没有做好走入纷繁杂乱的社会的准备。记得那年7月2日,我在现已拆除的大礼堂听吴校长对毕业生的讲话,联想到四年前在同一位置听过他的新生动员讲话,遂对旁边的同学套用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话说:“一个校长的任期是这么长,而我的大学生涯却那么短!”说着,竟无语凝噎,引得四下人耻笑。


  在一个德国企业做了几个月,我越发觉得自己阅历不够、积累太少,不能随便就这么打发了自己。本人也是堂堂的北大外语专业毕业生,可本科毕业,除了外教老太太和几个跑来学汉学的怪异中年人,还没有什么和欧美人交往的经历;国内教学条件的限制使我虽知道二十几种德国啤酒和八十多种德国香肠的拼法,但从没有机会尝一下它们是什么味道;虽也能偶尔显耀几下英、德、法语,以看懂原版影片自居,但堂堂五尺三寸男儿,连个自己从事的专业都没有,这样下去的前途除了翻译、就是外事接待,而且是出一次国排八年队、除了外语什么都不会的翻译和外事接待。思前想后:不行!我要像给我指明了出路的那些师兄师姐一样,找一个自己理想的专业,投入欧美名校的怀抱,把只会外语的虚弱变成外语专业双丰收的优势!专业我早想好了,自己多年辅修法律,又有着浓厚的兴趣。出国的途径和程序嘛,在1996年秋天那个时候,对一个北大毕业生来说,也早已系统成型。于是,我和周围所有想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一样,拿起托福、gre、lsat的课本,走进新东方的课堂,查阅各种美国大学的资料,并虔诚地聆听有关留学咨询的各种讲座。


  我以颇能安慰自己身心惧疲的一年努力的成绩通过了所有英语考试、填过了各种报名表、并已经拿到了好几家美国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谁料美国的法学院可不同于那些ph.d的项目,外国学生是绝没有什么全额奖学金的。像我这样出身于城市平民家庭、虽久居首都收入实与乡间无异的青年人,自然是无法承担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就在内心充满了伤心、痛苦和绝望之时,霹雳一声震天响,新东方来到了我的面前!早在新东方苦读gre课程期间,我就隐隐以无知者无畏的勇气感觉:讲台上手舞足蹈、声嘶力竭的角色,自己应该也能胜任。这回囊中羞涩、留学无望,自然硬着头皮前去应聘。谁料录音筛选、面试、试讲,竟然一路顺利,稀里糊涂地就走上了新东方的讲台。在最初的一年中,我的意识里仍坚持着这一工作不过是出国前挣点生活费,没太认真。哪知一旦开始就不可收拾,1998年初,自己的授课已颇受欢迎,到了夏天,更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各种主客观因素,小小火爆了一把。欲罢不能,只好把去美国法学院的计划推后一年,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东方的英语教学当中。后来,随着本人又在新东方担任一定的管理工作,这个计划也就一推再推,终于不复谈起。但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那一阵的工作虽然辛苦之极,晨昏颠倒,可现在回想起来,世纪之交的三四年,自己是相当的充实,笑口常开、心宽体胖。

 

 


  我在新东方教授出国考试英语、从事留学咨询的时期,正是中华大地上掀起第四次留学热潮、留学人数爆炸式迅猛增长之时。这次热潮和之前几次相比,有很多独特之处。一是留学目的国呈现多元化趋势,除了传统的美国之外,其他英语国家,如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成了留学热门之地,非英语国家的德国因为免收学费、学习年限要求宽松也吸引了不少中国人。“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签证政策逐渐缩紧,这一特征更为明显。二是留学人员的年龄和财产状况分化明显。前几次留学大潮的主力军多以国内名牌大学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为主,这次大潮中,除了这些人之外,众多国内在读本科生、高中毕业生甚至在读中学生都踏上了求学之旅。这些小留学生中,相当多的人早已不是高度近视、终日苦读、啃方便面、捡丢弃电器的传统中国留学生形象了,他们家庭富裕、出手不凡,在西方城市也租下豪华公寓、开上跑车、周末泡吧,追求奢华的消费生活。三是留学归国人员的比例增加、但层次下降。和那些80年代的老留学生相比,新一代留学生的归国比例非常高,他们像当初迫切走出国门一样迫切地返回祖国,但由于国内重要领域的空缺位置已经不多,再加上上述小留学生自身条件的局限,其回国后的就业前景愈益恶化。


  以上三点,由于留学和归国的时间差,是逐次显现出来的。在新东方如火如荼地发展的那几年,人们一般只关注到了前两点,对第三个特征的到来,大多没有思想准备。那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留学咨询“专家”以大跃进般的热情,号召各位学员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了自己人生的幸福完美,要勇于抛弃国内现有的一切,投入到留学的时代洪流中去。这些动员报告,鼓舞人心、酣畅淋漓,听者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新东方的学员数量,连续七八年呈几何级数增长。社会上的留学中介、出国文书写作、甚至机票代理业务也都随着留学大军的膨胀而迅猛成长,在这个可观的市场中分上一杯羹。我本人虽时不时地遗憾于自己竟受国内安逸生活的引诱,冻结了攻读美国法学院的计划,但只要一站到讲台上,想着自己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讲都是为各位忙着出国的兄弟姐妹做着微薄的贡献,当时也觉得自己的形象颇为崇高。那些年,我凭着自己乐天派的性格和随和的脾气交了不少学员朋友,男女老少、天南海北。在出国留学的计划和程序上,我给他们提供过一些参考和帮助。但在生活、工作和理想等其他各方面,他们也给了我不少鼓励和启迪。也正是这些勤奋、朴实而又特征各异的朋友,以他们自身的曲折和坎坷促使我渐渐地对留学大潮开始冷思考,并对它最终有了客观而实在的认识。


  三


  w是一位一直与我保持个人联系的新东方老学员。我在1999年底的gmat阅读课上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几乎把新东方的语言培训班都上了个通透。交谈中,我得知她于1999年夏天毕业于东北的一所普通高校,会计专业,学习成绩一般,家里在小镇上开作坊,支持她到国外去留学。她从大三起,每个寒暑假都到新东方体会“绝望中的希望”,毕业后更是没找任何工作,决定用两年的时间考遍各种英语考试,并为留学做好准备。她有家里的资助,在北京租房子住,生活不太愁,但也没什么朋友。


  认识她之后的几年,我以高昂的革命热情,不厌其烦地解答w的一切问题,并且对她选择留学目的国、挑选学校给了一些建议。她自己本科学校一般,成绩也不行,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来新东方寻找“希望”两年,最终还是在2000年夏天被老美拒了,因为录取她的是美国五流大学,又没有任何奖学金。她决定换一个国家,去澳大利亚或者英国,又投入到雅思复习的洪流之中。


  实际上,w这样的留学预备者构成了第四次留学大潮的主力军。他们来自国内千百个不知名的、甚至闻所未闻的地方高校,在平庸课程和无望前景下度过了大学的一段时光。新东方等机构的出现,无异于一剂强心针,使他们找到了组织、发现了光明。他们如饥似渴、但又毫无针对性地听遍了各种课程,无意识地走上了留学考试和申请之路。由于他们的条件普遍平平,缺乏攻读研究型学位(如ph.d)的基本素质,申请之路往往并不平坦,但要命的是:从心理学上分析,越是得不到的东西,人们就越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努力,哪怕这一努力是多么地无目的、无意识。到后来,他们往往离群索居、孤独寂寞、申请无着、光阴虚度。对于他们来说,申请留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过程,而变成了目的本身,甚或生存的动力。


  其实,w这样有着永不放弃的执着信念的本科毕业生,应该认清自己的条件,在大学毕业后,马上就在国内找一个理想的工作,而且要不计什么国家正式职工、级别职称之类的传统观念,敢于到高风险、高回报、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领域去工作,锻炼自己的社会交往本领和专业技能。如果这样做,凭着自己的努力,恐怕步步升迁、朋友众多,以至于年纪轻轻就过上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等到他们在管理经验或专业领域有了更多的体验,再参加gmat考试,申请到国外读mba,园上自己海外求学的梦想,岂不美哉!

 

 


  退一步说,即使他们由于自身性格和观念,不愿意去外企、民企工作,而是很想终生从事科研工作,也应该选择更为妥当的途径。由于本科阶段基础不强,他们不应该指望一蹴而就,到世界顶尖学校攻读ph.d,而可以考虑先考取国内相关专业最强院校的研究生,先走入学术研究的圈子,再徐图发展不迟。


  可惜实际生活中的w,对于我多次的规劝和建议,不为所动。2001年底的一天,她对我说:“我觉得杨老师你没有过去的激情了。所以你不像新东方其他精英能够继续保持知名度,你这样只有走向平庸、告别辉煌!”


  虽然本人向以宽宏大量、大肚撑船着称,被她这么一枪,并不生气,但也只能放弃说服的努力。再说,w后来决定去的澳大利亚,申请难度不高,她如果能找一家好中介,别被骗,一年后应该能成行了。不如祝福她吧!


  w后来终于在2002年春天——她做出留学决定的将近四年以后——飞往悉尼。由于雅思成绩始终不高,未能进入悉尼大学会计专业,而只能到w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因此,她在澳洲时的心情始终不好,男友也离她而去。2004年底,她以二十九岁的“妙龄”拿到了硕士学位。可这个专业在当地很不好找工作,又没有移民的希望。w回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在北京的n个旅行社和饭店碰壁,回到东北老家后,给一个小私立学校代了几天英语课,每月收入1000元,实在受不了了,2005年春节后,又回到了北京。我给她介绍了一家小旅行社,老板还算熟,让w到外面带团做小翻译,一个月固定工资2000元,有点儿外块,收入和北京高校打工的本科生不相上下。有一天,她约我到北大里坐坐。我一走进简陋的学生咖啡厅的大门,就看见她忧郁的目光。六年来,可恶的留学已经将她的青春带走了大半,却没能给她丝毫幸福作为补偿。


  四


  2000年秋天起,我花了很大精力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学习,同时见证并参与了新东方的改制、重组等一系列的变迁。得利于我求学、就职之处众人的帮助,衣食无虞的我得以重新考虑自己的留学计划。我最终放弃了直接去美国法学院的打算,改之以慢慢地增加自己的专业素养、明确将来的人生规划。说实话,这一改变当初并不完全是我有意为之,但它确实使我对留学有较为充分的准备、对留学后的安排有较为完整的考虑。2002年夏,我因成绩优秀,提前一年获得了清华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申请到了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法学博士入学名额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全额奖学金。整个申请过程极为顺利,申请材料审批、签证过程、奖学金申请和发放以及抵达欧洲后的注册、学习、住房、交通等等,全无当年他人渲染的难度。这当然得利于我的德国导师及其他德国友人的帮助,但也与我本人事先已做了周密筹划、我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已达到相关标准有着密切关系。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水到渠成。


  去德国之前,我在新东方做过几次“留学申请与欧洲文化”的讲座,就在现已停用的保福寺教学区三层大教室,我重逢了几年不见的校友——老邱。


  老邱在北大比我低一级,本科时一直做着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经典文人梦。毕业时,如愿以偿地进入国家核心部门工作。他踏实肯干、又灵活机智,很得领导的器重。没几年就提了副处,照理说生活是康庄大道、一片阳光。谁想有一次,和几个当年不如自己、毕业后投身商海的同班同学见了面,那几人已是宝马轻裘、私家别墅,对下属呼来喝去,还办了加拿大移民,满嘴都是大洋彼岸的奇闻轶事。老邱大受刺激,再加上这时上司正好换人,处于磨合期,闹了几回不愉快。一气之下,跑到新东方听课,做起留学的打算了。


  老邱在教室里还不愿放下架子,用上级的眼光看着我,和周围的学生们相比,鹤立鸡群。讲座结束后,他等所有学生都离去,过来征求我对他留学的看法,我当然给他泼了一头冷水。


  像老邱这样,三十左右,小有成就,但又对现实的生存状态不满意的人,也是第四代留学大军的一批新崛起队伍。其实,生活中不如意之处很多,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有领导的压制、同事的猜忌、下属的不逊。面对压力,我们都必须寻找化解之道,或韬光养晦、太极手法,终有出头之日;或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维护自身利益;不得已时,另谋高就、再展宏图,也不失为可行之策。比如老邱,再熬上几年,社会资源、人脉联系全都握在手中,如果不愿受单位羁绊,而自行创业,或投身于更有成就感的他人事业之中,也很有吸引力。但任何一项决策,都必须进行成本收益的考虑。如果抛弃的是国内的一切:功名利禄、车房产业、甚至妻子儿女,换来的只是朦胧的未知和梦幻,那是一万个得不偿失。


  别看老邱是不小的干部,讲起道理来逻辑清晰、引经据典,但在无目的、无意识的留学这一点上,比小民百姓w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之类似,笔者这些年见了很多国内有车有房有产业的小公司老板或外企、民企的白领丽人,觉得生活不够刺激、缺少挑战,辞职、病退、下岗、卖房,毅然决然地抛弃一切,走上了前途未卜的留学路。如果说他们的留学是为了进一步充电,以便回国后迈上职业生涯和个人事业的新台阶,本无可厚非,但这些为国内平民所羡慕的中产者们,有相当多的人在留学时选择了与自己职业毫无关系的人文、社科等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倘若他们真是厌倦了纸醉金迷、尔虞我诈的官场、商场,而向往清贫高贵的学者生活,我们倒也应致以敬意,但其中很多人到了欧美后又无法忍受苦读生活、回想起已经失去的在国内的一切,涕泣如雨、悔恨不已,往往不能坚持修完学业,就试图回国寻找失去的辉煌。但现代社会,人走茶凉,他们留下的空位早已被他人补上,他们只能花费积蓄,重新开始,再体验一遍二十几岁时本已走过的人生经历。但远离国内环境数年,一切已时过境迁,他们在恋歌房里、好友派对上经常表现出对国内经济形势、思想观念乃至流行时尚的无知,重新开始创业,又谈何容易?当然,“人不可能两次走入同一条河流”,这些留学经历对人生的成熟、性格的历练仍然是有益的。可是,我们依然要说:有哪个神智清晰又没有特定精神信仰的人,愿意自找苦吃,做成本无限、收益全无的事情呢?

 

 


  把老邱和w比较,就能发现:他们虽然经历完全不同、性格迥异,但都患有同一种病症——留学无目的症。推而广之:对每一个留学的人来说,留学前的准备,从目标设定、学业准备、物质准备、思想准备,乃至留学后的工作和前景设想,都是绝对重要的,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托福、gre、雅思考试和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申请材料、推荐信。因为后者可以凭着不懈的努力和适度的技巧而提高,而前者才考验一个人的恒心、视野、志向和智慧。根据我多年以来的不完全统计:那些日后成为青年人偶像的成功留学人士,多是在留学前已经对将来的留学生活状况、本人对留学的目的期待以及留学后的安排都有着周密计划的人,这些计划可能微调,但大方向是确定的。换句话说:有志者当然事竟成,但这个“志”,不是留学本身之志,而是对人生大棋局宏观考虑之志,留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一种手段而已。而w和老邱,貌似对留学做了非常细致入微、耐心坚韧的准备,但他们对其中最关键的部分——留学的目的和留学之后的人生计划,反而没有做任何谨慎的思考。他们的留学走入了死胡同,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好在老邱到底是思维成熟的聪明人,经过一番规劝之后,痛定思痛,退出了留学大潮,继续当他的副处长,从而避免了w那样的悲剧。前两天,他已经升职外调,志得意满,人也胖了不少,自然再也不向我提留学的事了。


  五


  我于2002年10月到德国法兰克福之后,颇忙碌了一阵,每日的生活在小阁楼、图书馆和学校咖啡馆之间展开。虽然自己年龄比一般留学生已是大了不少,倒也乐此不疲、怡然自得。读书写作之余,也常和在德的中国学生交流,由于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很少,我又天生喜欢广交朋友,因此经常参加二十岁出头的小留学生们的聚会。


  不接触不知道,原来留学无目的问题是如此普遍地存在。这些可爱的兄弟姐妹们,来德之前对德国高校的了解仅限于中介机构那一点点偏颇的介绍。他们不知道德国曾经分裂为两块、如今各自的教育水平仍有差距;不知道德国高等教育虽然不收费,但教学要求死板、考试通过较难;甚至有人不知道德国高校的正规项目极少用英语教学,很多人会因德语始终不过关而止步于大学的门槛之外。如今,他们花了两三年走过了这些沟沟坎坎,后悔当年未做充分准备也来不及了。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有些朋友的言行仍然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有一个来自北方的小伙子——q,父亲是国家干部,国内本科没毕业,看到周围的兄弟纷纷出国,也不顾一切地退学、找中介、跑到德国,在附近的大学读日语(!)。他为人特别热情,我总在周日去他的住处参加聚会,那里离中国银行当地办事处很近,能收到中央四台、凤凰卫视的节目。我们一边看着熟悉的播音员讲解国际国内大事,一边包饺子、炖大肉、擀面条、摊鸡蛋。过了几周,有一次我想换换形式,对他提议:“兄弟,老来打扰你,过意不去!下次我们去德国餐馆聚会呗,我请客!”


  “不去,德国菜太难吃。”


  “偶尔一次还行,我们找个地段好的。美茵河边有一家不错,边吃边看风景,特田园。”


  “不瞒大哥你说,我不愿花钱买罪受。德国人说话我常听不懂,我觉得他们的侍者都特傲慢,在国内我可以对饭馆服务员呼来喝去,在这里我还要看他眼色。”


  “你多心了。有时候他们并不是傲慢,只是没听懂咱们说什么,咱也不必看他们眼色。再说,你老不练习,更没法和德国人交流了。”


  劝了几次三番,仍然无效,只得作罢。后来我了解到:q每个假期都回国享受一段,一年也就在德国七个月左右。他很讲义气,不过只和中国人交往。他有很多国内电影的dvd,惟一看德国电视台的时候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故、灾难或者其他负面新闻时。德国发生了交通意外、天气灾难,或者经济继续停滞的消息,常让q非常兴奋,忙着上网把这些他认为的好消息告诉国内的同胞们。


  他和我在地铁站、校园里相遇,总是桀骜不驯的样子,对来自东欧、东南亚、中东的学生指指点点:“你看,他们国家多穷,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快。”一次,我问他将来怎么打算,他说:“那还用说,德国这么经济停滞,早晚要发生危机、民不聊生!我要尽快读完,早点回国享受幸福生活。”


  这时,我突然明白q的问题在哪里了。他家里虽然比w条件好,但也为留学的事花去不少积蓄,为学德语折腾了好几年,二十三四岁,才读到德国大学二年级,比国内的同龄人已是落后了不少。照理说,世上没有后悔的药,他既然终于走入了德国正规大学的校门,就应该加倍努力、以较快的速度结束学业。同时,要在生活上尽情享受欧洲的时光,更要在事业上充分发掘留学国的优势,为自己的将来打下基础,毕竟德国等欧陆国家再衰落,也有无数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很多像q这样的留学生,拼死拼活、砸锅卖铁来到欧美后,却并不愿意深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对留学地国欠缺基本的了解。很多人一个当地朋友不交、一部当地电影不看,除了课本外一本原版书不读,甚至放假也不在留学地领略风情,而是回国继续享用父母的宠爱。他们这种留学,实在太冤了,白白地把钱贡献给了中介组织和外国大学。早知如此,何必出来留学呢?一直在国内享受自己宽裕的家境不就得了。

 

 


  2004年底,我在德国导师的全力帮助下,顺利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据说,我攻读博士学位的速度(两年一个月),创了华人留德史上的记录。据说而已,不敢轻易吹嘘。当时,在我面前有多个选择,有的还颇有诱惑力。不过,我最终还是于2005年春回到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拉德布鲁赫在20世纪初曾经自豪地说:“我们今天可以毫无哀怨地回首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法学者们可以与同时代的诗人共领风骚;同时,这也是一个法律科学仍然参与思想领域最高雅运动的时代。”愿21世纪的中国法学能享有19世纪的德国法学这份独特而崇高的荣誉!我愿做这其中一个小小的构建者。


  离开法兰克福之前,我得知q由于向往国内蓬勃发展的经济形势,不想继续在德国受罪,已经决定于2006年春天拿到中期文凭(zwischendiplom)后,放弃继续求学,到他父亲安排的外企里幸福地工作。


  果然,q后来按此计划回国,有老爸给找的好工作和漂亮的女友,还是那样豪爽,看着还幸福,只是羞于提及自己的学历和留学经历,尤其反感于参加当年国内同学的聚会。


  和w、老邱的留学无目的症类似,q其实患有另一种心态疾患——回国无目的症。既然到了德国,就该踏踏实实地真学些谋生技能、细心品味当地的一切、争取让留学生涯改变一生的命运,可他不想融入当地的氛围、等于到德国加入了一个中国人的社会。他想毕业后回国发展是没错的,中国这两年执世界经济发展之牛耳,中国人回到故乡也确实有自身的优势。但对有志于干出一番事业的留学生来说,最好的成功途径是先要尽最大努力开掘留学地的资源,学习当地大企业的最新管理经验和理念,并进行一定的经济积累。在这个基础上,回国发展,不管是加盟跨国大企业、还是自己从头创业,都会感觉得心应手、有努力的方向。我们考察那些以欧美留学生的身份而成为国内某一行业翘楚的成功人士,莫不如此。


  相反,q并未练就出国内毕业生不具备的本领,又没有想过怎么样更好地利用自己来之不易的留学优势,甚至连学位都抛弃不要,而急于回国,其结果就是成为留学肄业生、毫无收获的留学过客。留学目的国的先进和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对他个体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任何意义。由于家境的殷实,q暂时还感受不到这种回国无目的症的严重后果。但坦率的说,随着时间推移,他将为自己年轻时的急躁与幼稚付出代价。


  六


  与很多业内人士不遗余力地鼓励出国、鼓励回国创业的论调不同,经过自身和朋友们留学经历涤荡的本人,概括起自己的留学观,通俗地来讲,就是:别轻易留学,防止留学无目的症;但一旦留学,就别轻易回来,防止回国无目的症。个中含义,相信看过以上三个典型例证的读者,心中自知。


  其实,转念一想,比之于w、老邱和q,我自己又能高明到哪里去?攻读博士计划之所以细致入微、环环相扣、顺利开始,还不是因为新东方有优厚回报的工作和清华法学院各位老师、前辈的点拨,才能避免一颗浮躁之心、准确地锁定留学目的、制定可行的计划?拿到德国学位后,之所以泰然自若、妥善安排,还不是国内清华法学院以及其他很多地方的众多贵人相助,使我免去踏破铁鞋寻觅工作之苦?而众多的小留学生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假使从一开始,与留学有关的“专家”们就能在英语考试、文书写作、申请程序之类的连篇累牍介绍之外,在鼓动起青年学子痴迷、浮躁甚至狂热的留学欲望的同时,对w、q这样的孩子加以辅导,帮他们不仅挑选留学的学校和专业,还树立起留学最终的伟大目的,并跳出留学这一手段之上、展望自己一生的发展,欧美的大学里会减少许多听不懂英文、融不进当地环境、自暴自弃、痛苦绝望的小留学生。如果“专家”们能在他们学成之时,多些实在的就业辅导和当地生活咨询,哪怕只需要提供些真实而不虚幻的国内就业状况分析,他们哪里会一错再错、终致难以挽回?!


  可惜,我当年不是这样的“专家”,如今自觉水平和阅历已经足够,却没有选择以此“专家”为业。那天,路过新东方的新大楼,忽觉留学事业仍然在以排山倒海之势继续发展、不可阻挡,第四次留学大潮恐怕将如中国的蓬勃经济一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持续不退。面对千千万万个新的w、老邱和q,我没有什么更好的礼物,只好把这篇小文,奉献给大家。


杨继 2013-08-20 10: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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