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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

　　楚树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央电视台国际报道顾问，中华美国学会理事、中国亚太地区学会理事、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理事、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理事、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着有《接触与防范：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冷战后中美关系走向》、《国际关系基本理论》等，合着有《国际关系学概论》、《留学美国纪行》，主编有《跨世纪的美国》、《世界、美国与中国》等。

　　我的信仰是这样炼成的

　　在做人方面，我一直是一名中国人、一名中国的北方人。我的原籍是吉林省通化市。虽然因为外表，有些人说我像南方人，但我是一个地道的北方人，东北人。我不在意国内对东北人有多少好的或不好的评价，我具有的就是东北人的性格，比较直爽、直接，讲究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不拐弯抹角，也不掩饰太多，有话就说，有什么意见就发表。

　　在做学问方面也是这样。我信奉那种做学问深入浅出的精神。探讨问题、研究思考可以很深，但表达出来应该很浅，让人家懂，所以我写东西、讲课、讲演、接受采访等表达时都很简单，几乎到了白话的程度。要深入浅出，要直接，不要拐弯抹角，欲说又止，更不要是是非非，说的和要表达的意思不一样，说假话，这些我是反对的。所以，做人做学问，我是北方人东北人的性格，有不利的一面，但是我认为，真诚还是人最重要的，是现代化的需求，其实也是全球化的需求。过去人类生活节奏比较慢，你拐弯抹角不直接别人可能能猜到，也有时间猜；现在世界是竞争的，全球化节奏很快，所以还是直接表达，可能有时候显得粗鲁一点，这我还是注意的，尽量不粗鲁，不骂人，不说脏话，不说土话。东北土话那些不好的词我克服，但口音我不忌讳。也不是说南方人做人做学问不好，各有优势嘛，我就按照东北人这个性格去做人做学问。

　　1965年我上小学，但是，1966年，我们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期间没有条件好好学习。所以我常说我们这一代是失去的一代。所谓失去的一代，就是我们那时候没好好学习。“文化大革命”时，学校秩序很乱，也没条件好好学习，学些没用的，搞运动，那是个不讲学习的年代。我爱学习，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曾被学校定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当时只能自己找书看，但是能找到的书也不多，工科是《电子集成电路》，《晶体管集成电路》等，更多是的看文科的书：历史、哲学、文学。初中我就看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哲学史简编》，这些当时都是北大正式的专业课教材；马列着作我也读了很多；文学方面，比如那些中外小说，《林海雪原》、《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等，包括诗歌。

　　高中时，我曾在学校组织过一个特别有名的马列着作学习小组，不但一起学习，我还给同学们讲，所以自己读了很多。坦白说，马列着作我当时读得并不很懂，尽管我还给人家讲。但是，它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以后我反复学习、理解，对我影响很大。《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等书，我都从那时一直保留到现在。这些书有些我带着到部队当兵，到大连读大学，到北京读硕士，到美国读博士，最后又带回国。

　　我读这些书，绝不是跟潮流，而是因为信仰。我到今天也信共产主义，我认为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是实话，他们是严肃的学者，而且，他们是伟大的学者。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创作《共产党宣言》时，资本主义生产力很不发达，全世界（包括资本主义最早的英国）多数人都很穷。就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那样，当时的工人阶级生活得很悲惨。他们创立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为了找到一个使大多数人不这么穷的办法。至于各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走了多少弯路，那是以后的事；共产主义创立时的动机、目标都是良好的，为了多数人的利益的，是神圣的。我18岁入党，到现在快30年了。我爱唱卡拉ok，经常唱《国际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我认为它是正确的，是人类的伟大理想，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那是另外一回事。

　　小时候，对人生、对未来也有一些规划和理想。我的理想是从小学三年级看《参考消息》就开始逐步明确的。所以，真正对我有影响的不是书，而是《参考消息》。与现在不同，那时候的《参考消息》必须县团级以上才能订阅。我父母都是工人，当然没有这个资格。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处长，我一去他家玩就借机看《参考消息》。人家家长看我这么喜欢看，以后就每天从单位看完带回家给这个同学，同学第二天再带给我。我就通过这种比较迂回的方式看，这完全是一种兴趣的吸引。当时不像现在，报纸也不多，与当时的《人民日报》、《吉林日报》相比，《参考消息》关于世界的消息多一些，是一个看世界的万花筒，什么都有。它培养了我对世界的心胸、视野、兴趣，朦胧中就希望今后可以做外交国际关系。最初隐隐约约，后来就非常明确地定了两个理想：第一，专业上我要选择国际关系、军事这类的；第二，我要来北京。其实，我直到研究生复试之前都没来过北京，当时只是简单地以为做国际关系或军事研究就必须来北京。

　　问学之路阴差阳错

　　1976年高中没毕业，我就选择了当兵。作为一名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这段军队的经历对我以后研究国际关系有直接的帮助和影响。当时不能考大学，高中毕业一般是下乡插队，所以，当兵也是最好的出路。当时学校的好学生很多当兵，我一直是好学生，班、年级、校学生干部，所以当兵也是当时自然的选择，最好的选择。我前后有8年的军龄，从战士到干部到军事院校教员，对我后来理解、从事外交国际关系、特别是安全问题研究起了基础的作用。

　　大学阶段是每个上过大学的人一生最难忘的时期，也是实现自己理想的最佳时机，但当时我既没能学习国际关系专业，也没有能够来到北京。人生一半的事情不是计划的，所谓时事比人强。人要努力，但是一生中，包括事业、恋爱、婚姻，都得讲缘分、机遇。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允许我们报名。我复习的时间前后加起来一共25天。我所报的几个学校的国际关系或相关专业都没有考上，成绩差得很远。我后来还跟女儿讲，自己当时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后来就被调剂到大连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我中学时学的是俄语，1978年，全国很多外语院系想从英语考生中招生比较困难，招不满。所以当时采取的办法就是从文科考生中招。主要是通过面试，看发音是否清晰。后来，我就收到英语语言文学系的通知书。这就是阴差阳错，现在再也不会有谁一个单词不会就进了外语系的。

　　我对英语一直不太感兴趣，也承认我学外语没有天赋。我与那些中学学英语的同学相比，有差距。尽管学习上我很努力，还是一直处于中下水平。在“英美概况”、“阅读”、“翻译”等课上，我有优势，因为我读的书比较多：包括英语世界的政治、地理、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的书，但是我对科技方面的不感兴趣。

　　除外语外，大学时期文学方面的书读得比较多。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被压抑得太久了，所以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有一种爆发，就出现了所谓的“伤痕文学”、“暴露文学”，倾诉“文化大革命”给人们造成的深深的伤痕，暴露一些人的腐败、黑暗。这些对我们那一代学生影响很大。那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经过十年浩劫，百废待兴。《花城》、《钟山》、《百花》等一些文艺杂志突然涌现，真有点类似文艺复兴的场面。当时外面的东西，外国文学、校园文化、港台歌曲，包括琼瑶、三毛的作品，大量涌了进来，使我们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没事就泡在图书馆里，一进馆，首先抢这些流行的文学杂志，之后才看专业书。

　　总起来说，这些阅读对人的影响是积极的，使得大家一股劲地向上。“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思想上非常单调、空虚，突然看到外面的世界，体会到很多人生的真正的东西，包括黑暗的东西，对人们的冲击很大，使人们看到光明，重燃对美好的向往。1979年中美建交，正好是我上大学学英语的第一学期；1984年中国女排兴起，我们这代人对女排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对我们来说，中国的兴起和女排的兴起是同步的。女排的兴起代表着中国的兴起，这说明一切都在兴起。所以，人是跟时代、国家、社会同命运的。个人离不开国家、社会，不是高考恢复招生，我不会上大学；没有国家的兴起，没有改革开放，中美不会建交，当然就没有我们出国留学的那一天。

　　大四时的第一次考研也没有成功。我当时报的是外交学院，各科虽然都在及格以上，但却没有考上。这一次的失败对我打击很大，从幼儿园开始算起，那是我第一次努力后的失败，所以我很痛苦。但我没有放弃，第二年又试，终于考入国际关系学院，一下子实现了我的两大目标：来到北京和读国际关系专业。

　　跟大学阶段完全不同，研究生阶段我的学习如鱼得水。我的专业课学得很好，应该算是出类拔萃，但是，学校里的多数课程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我非常努力地自学，经常泡在图书馆或待在宿舍自己看书。因为书借得多了，所以图书馆管借书的老师跟我很熟。这一阶段，我读得最多的是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史，美国的地理、历史、政治方面的书。我还是对美国问题感兴趣。

　　1983年我读研究生时，国内刚刚开始介绍引入西方国际关系学。所以，当时读到像《国家间政治》这类的书，大家真是感觉眼前一亮。当时，国际理论方面的书，对我来说还是摩根索的这本影响最大，这本书让我觉得国际关系就是这么一回事，认为他的这本书讲到了国际关系的核心。

　　我是“知美派”

　　80年代中期，国内兴起留学热潮，我也受潮流的影响，于1988年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去美国读书，在当时也算是赶潮流，随波逐流。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大批人联系出国。我这个人比较落伍，比较迟钝，什么事情赶不上头班车。周围有亲朋好友和同学都在动，但自己却没想到要动，感觉这事跟自己无关。但是后来，走的人越来越多，研究生时的同学、大学时的同学有一半都走了，我就感觉到自己也得走这条路，感觉这条路需要走，也值得走。

　　留学回国后，我曾与爱人一起出版过一本《留学美国纪行》，其中记录了我们留学美国的苦乐。1988年，我还被国家教委、劳动人事部教委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这是我珍惜的最大荣誉，是因为它是对我回国这条路的肯定。用一句话概括，对我们那个时代的留学生来说，我们这一生中最苦和最幸福的时光都是在留学时期度过的。苦有几方面。一个是生活方面，当时中美物质生活水平差距太大。中国留学生刚下飞机后，手中还有一二百美元的人都不多，而美国人拿着这些钱可能一两天都活不了，而我们要靠这些钱吃、住、行一个月半个月。我算好的，因为有资助，但我也在餐馆打过工，虽然比起来算是打工打得少的。那是最初级的体力劳动，没什么技巧。老板多数是港台地区的，很多人瞧不起我们大陆来的。这种苦是心理上的苦，是一种尊严的苦，也是一种价值观的苦，是一种扭曲和不平衡。客观地说，这个打工经历对我的性格影响不大，因为我这工打得并不是很无奈，只能说，那种苦我也经历了，那种滋味我也尝到了。

　　另外一种苦，也是最大的苦，就是孤独。在国外，你英语再好，再西方化，那里毕竟不可能是你的家，周围也不是你熟悉了十几年、几十年的，成长于斯的文化氛围。有些人装作很欣赏美国的文化、音乐、美术、诗歌、体育，但那只是从艺术、形式的角度，而不是从情感和经历的角度。人们对文艺作品的欣赏，很多是情感上的东西。就像当看到电视里的运动员唱起国歌时，我们也会跟着激动，也会掉泪，因为我们一下子想起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历史，包括个人的经历，有太多的情感在里面。在美国，我们可以欣赏它的文化，但不能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因为它歌颂的东西与你的经历无关，与你关心的东西无关。有留学生讲过这样的话，当时美国正在打一场仗，美国人看新闻是抱着一种揪心的感情，但中国人不会，中国人只是把它当做新闻看。越是感到这种文化与自己无关，自己就越是无法轻松，因为人这种动物是有感情的，人需要关怀别人、关怀什么和需要被关怀。人一轻松就会感到孤独、无聊、沮丧，甚至精神上就会出毛病。作为留学生，我们在那里最大的苦就是孤独，就是周围的一切与你无关；与你有关的，你关心的东西离你十万八千里。像我在书中写的，中国人在哪里都谈中国的事，因为这些才是令我们为之揪心动情的事物。

　　而最大的快乐，就是在美国的学业所具有的挑战性。我们的功课很有挑战性，非常系统，要求非常高，你必须全力以赴，而且不能该读的都读，该学的都学。因为课程的关系，我必须修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美国政治等，这些东西都要系统地读。对我影响比较大是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美国政治思想、政治学和关于美国文化的书。这让我感到在美国读博士真是货真价实。美国的成功就在一个“干”字，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不干，或干得不够。

　　我的研究方法论应该说也是在美国受训而形成的。我特别强调依据、论据，我的书有的很厚，其实书里的观点结论并不很多。只是，为了一个观点的提出，无论是直接提出还是间接提出，我都得用大量的东西去说明，去铺垫。假如从第一页到第五百页都是观点，都是结论，那么，这个书肯定没有什么价值，无非是空发议论而已，没有说服力。

　　相对于国内其他的美国问题专家，我的有些优势并不是我个人独有的，比如说学术上的系统训练。当然，国内搞美国研究和对美工作的专家，真正能在美国读书、生活、工作6年——真正地在美国读美国研究的，还是比较少。我特定的优势在于我“读美国”读得较多。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讲到过国内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我从来不认为我对美国最了解、水平最高，但我敢说我“读美国”最多。当然，来到清华以后，这方面的书我读得少了，那是因为，我从事研究的面比以前更广了。

　　从1978年开始学英语，特别是从1985年研究生毕业到今天，我每天都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若是哪天太忙顾不上看，我之后也一定会补上的。19年来，坚持天天读，一天也没间断。我不敢说中国没有第二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我敢说中国确实没有几个人能像我这样。还有《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远东经济评论》等周刊，我也一期不少。还有学术刊物，如《外交》（foreign affairs）、《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大致有20种，我也是每期都看，找有兴趣的看。再加上美国大使馆基本上每天都给我寄二三十页官方的英文资料，加上《大参考》，加上国外朋友寄给我的各种研究报告，加上一些书，另外我每年去美国四五次，出国出境十余次，无论感性的、理性的，还是直接的、间接的，我读的都比较多。这不是说我的水平特别高，而只是说我比较勤奋阅读，勤于扩大我的阅历。我的自我界定是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我希望自己能够名副其实，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尽量成为真正了解美国国情的中国学者，并为中国服务。这是社会给我们的责任，对我们的需求，也是我们的使命。

　　国内有人把我称作“知美派”，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评价。与此同时，美国等国际政界、学界、媒体的一些人把我定位为“对美强硬派”；而国内有些人却更愿意把我这类研究美国的人定位为“亲美派”。“知美派”是对我的肯定，认为我对美国的看法等都是有依据的，还是了解美国的。“对美强硬派”，主要是美国外交界、使馆、军方，以及亚洲的外交界、欧洲驻华使馆界，包括一些媒体对我前几年的一些评价，也符合当时的事实。整个90年代的多数时期，中美关系一直吃紧，中美关系一直是斗争为主。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服务于中国政府的一个研究者，我的立场、责任是非常明确的，我要维护中国的利益。我的情感也是我的立场的反映，我那时候讲出一些情感上稍嫌极端的话是很正常的。我性格比较直，很多时候说话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想法。所以给人这样的印象。

　　“亲美派”的称呼则是出自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因为我总在讲事实，而不是跟着大众的情感潮流走，不高喊口号，在社会中处于非主流状态。其实，“亲”什么国是社会上很多人对不少国际问题专家的误解。具体到我，在爱国方面我敢说我做的不次于任何人。我碰到的情况、抉择，任何一个人碰到，我不相信会做得比我更爱国。在大家都不回国的时候，我回国了。爱国不是高调，而是需要来点实际的、具体的行动。我跟美国联邦调查局作斗争保护国家，有多少人能做到？所以，不要比谁更爱国，这个没有必要。

　　要说亲不亲美，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我肯定亲自己的国家。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之间，一定要我选，我可能会亲美国一点，因为我在美国生活过，对那里的了解多一些；现在每年往那跑的次数最多；那边的朋友多，文化熟悉，而且有些东西让我欣赏。所以，我不掩饰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中我最喜欢美国。

　　回归中国传统

　　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来清华以后，在清华执教的课程主要是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这一时期，我的研究方向、兴趣都有了一些转变。其中，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战略问题等。

　　直到三四年前，我发表的文章、我的内部报告、我写的书的主题都是中美关系。我最初的关注点是美国。硕士时虽然研究苏联，但我的基础，我的语言能力，我的兴趣，我了解得多的还是美国。长期以来，也是因为需求导向，就我们国家的国际问题研究来说，我们更需要了解美国，更需要和美国打交道，美国是最重要的。我自己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分工也是这个。但是，现在已经有所改变。我鼓吹一个观点（现在还没有被多少人接受）：美国现在变得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我认为这是最近几年发生的变化。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增长，是靠国内市场。再有，中国重要的国际日程基本都完成了。以前美国重要，是因为我们要加入国际组织（联合国、世贸组织），要办奥运会，美国是必须过的一关，但现在它已经无奈于我们。另外，我们在缩小与它的实力差距，我们可以自主发展，依靠自己的力量。当然，有它的那些市场、技术更好，但没有也不是绝对不行的。

　　人的本性总是求新求变，但不是见异思迁。做事也要求新，在不变中有变。不变的是我仍然搞国际关系，但是各个时期的重点不一样。中美关系重要，但假如我自始至终就只搞中美关系，我可能也会觉得无聊，这中间创新的东西也不会太多。所以我要在大的领域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开辟新的、小的领域。我会不断去找新的兴奋点。因为世界在发展，中国在发展，需求在变化。我认为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中国学者研究国际问题的最终落脚点是中国，这不是事先的设计，而是原先就存在的一个逻辑，这也是从美国学者身上看到、学到的。像斯卡拉皮诺、哈利·哈丁（harry harding）等，他们研究亚洲，研究中国，但最后都是落脚在美国，为美国服务。我们也应该这样。而且，从情感上讲，这也是必然和自然的归宿。我们研究国外问题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为了自己的国家。所以，虽然美国仍然是我研究中最基本的，或说是主线的部分，但是，中国问题的分量一直越来越大，包括中国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外交文化、对外关系等，关于中国的研究越来越多。现在，我和我的一个博士生在写一本关于美国政府和政治的书。为了这本书，我准备了十几年，这是对我研究美国十几年的一个总结。这本书写完后，我虽然还会继续关注美国政府政治，但以后不会写太多这方面的文字了。我会更多地写有关中国的东西。我现在越来越重视价值观，重视文化，重视政治哲学和人本哲学。

　　虽然我留学美国，又主要做美国研究，但是，从思维、价值观、文化上来讲，我受东方哲学，受中国人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还是比较深。

　　像《论语》、《孟子》、《老子》、《中国通史》等，这些我都已经读过了，“四书五经”，我现在也在读。因为这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我都是近两三年才开始重读。以前研究动向多，研究美国现实时间长后，慢慢就发现，美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根子还是哲学，还是文化，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之间不一定冲突。但文明、价值观、文化确实是根本问题。人的区别，民族的区别，国家的区别，不是种族，不是物质，根本的不同还是价值观。这几年，我在这一点上的感触越来越深，所以，我在政治哲学、人本主义、人文哲学方面的涉足越来越多。

　　中国文化确实是和合文化。无论人和人之间，国家和个人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本国和各国之间，我们确实都是强调一个“和”字。“中庸之道”、“和谐”、“仁”等等，我们的文化哲学中突出强调的就是“和”。当然了，我们还是“和而不同”。不是说大家都完全一样，而是说不同的东西大家要和谐、合作。我觉得这是我们同基督教文化最大的差别。基督教文化是说非我族类的就是恶。布什、里根都用“邪恶”来说苏联、伊拉克等国。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基督教文化就是善、恶对立，是非对立的，没有什么中间地带。然而，世界上的事务是复杂的，不是非黑即白，不会一个人坏，就百分之百一切都坏；也不会一个人好，就高大全什么都好，没这种人，没有神，只有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我认为就是孔孟之道、儒家确立的，强调和谐、中庸。由此而向外扩展到人际关系、家庭、国家，以及社会和世界的大同。

　　我这个人最大的偏好是喜欢自然，崇尚自然。自然是最美丽、最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我相信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初中时读《中国哲学史》，有很多地方没有读懂，但是这个我读懂了。中国这些传统文化我原先就受到影响，现在是更加相信，世界就应该“和”，人和自然界就应该“和”。我非常赞赏环境保护主义，我常想我退休了就做“自然之友”。这一点对我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形势比人强”，尊重世界潮流，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要顺应自然的力量。

　　很多学者好像都有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趋势，只是有的人明显，有的不明显。这就回到了“一切科学到最后都是哲学”，这句话绝对正确。看东西方哲学，看各个时期的哲学，看东西方发展大势，我感觉中国的哲学最接近于自然。最有利于人类，最代表世界长期发展的趋势。它承认不同，强调不同东西的和谐共处。既然永远不可能消灭不同，那么就应该共处，所谓“和而不同”。“全球化”、“相互依赖”其实就是中国从先秦哲学中就讲的“世界大同”，包括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的思想。世界全球化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共产主义也是这个方向。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

　　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缺少的，都有理论流派上的归感。不久之前我一直是现实主义者。现在也不能说不相信现实主义了，但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我，越来越重视国际体制、国际规则、多边的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包括全球化的影响力，其中一些人称之为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是不能完全按照一个理论来解释的，完全按照现实主义也不行，国际关系中确实也有不属于力量的，但完全靠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也不能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建构主义重视国际行为中文化的作用，也都是符合实际的。

　　1988年在美国时，我读了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当时还是接受的，因为它的新现实主义归根结底还是现实主义，只是在继续坚持国家实力、国家利益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结构的理论。新现实主义认为结构是力量的分布决定的，和现实主义没什么差别，承认有国际体系、国际结构；而经典现实主义甚至这点也不接受，只是强调国家利益。

　　归纳到我身上，可能过去有80%到90%是相信现实主义这套认识和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现在，现实主义的这套理论的对我的影响就大大地减少了，恐怕只有50%了。现实主义的有些方面我还是接受，我还是用它来在观察、理解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但是，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社会文化这些在我的身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体现。尽管现实主义仍然是挺大的一部分，但是，概括我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更多指导我的思想认识的还是自由制度主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感兴趣的。我只对其中的几个理论比较认同，比如“相互依赖”，因为我看到世界各国之间更加相互依赖的现实。但是，对于依靠国际制度、国际规则来调节国际关系的说法我不相信。当时看到的那个时代和世界，主要还是受美国、苏联、中国等大国力量的影响。

　　其实，真正接受新制度主义是最近这十年，我看到国际制度（包括国际贸易组织）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和约束力。

　　理论上有偏好，制度上的东西也有偏好，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来。对世界了解越多，我越觉得现在的世界是这些制度、规则的东西大行其道。我在讲课写书中曾说，如果还要有什么国际体系，那就是国际制度，国际制度的体系，不是两极、单极，也不是多极，而是国际制度成为国际体系。我认为制度将会大行其道。制度是广泛的，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法、国际规则、国际观念。我认为伊拉克战争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违反国际制度，得不到国际制度的认可，即使有实力也是孤立的，会遭到多数国家反对的。我认为国际制度、多边合作、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未来。

　　此外，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对我近几年的学习和思考也有比较大的影响。我比较赞同温特的建构主义，他提出了非常深刻的问题，他提出我们要对长期的理所当然的一些结论重新反思。“存在决定意识”？温特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来挑战这个观点的。人是可以创造世界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进行反应。他的观点是：人是文化的，是可以建构的。比如，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个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们建构的结果，这一点我是赞成的。在自然界或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中，都是先有存在，然后才有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但是，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人建构的，不是人客观上就存在的。它顺应了以人为本的潮流，它是关于人、强调人的，它使国家人格化。过去讲国家非人格化，好像国家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战略的目标、内容。我认为应该有这样的变化，就是更多地关注到个人。现在的安全理论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包括发展理论。建构主义里面充满了哲学，引入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等。我认为我理解他的东西非常容易，因为我这几年在政治哲学上的涉猎比较多，特别来到清华后，涉及政治哲学、文化的东西增多了。我重读了《论语》、《老子》、《孟子》，以及《理想国》、《君主论》，《社会契约论》、《政府论》、《联邦党人文集》，等等。

　　以前泛泛地学过，不深，说实话也没太懂。现在，人的阅历、经历多了一点，读这些东西也容易懂。年轻时这些东西不容易懂，因为这些东西要结合对生活、对世界的经验阅历。我相信杨振宁那句话“一切科学到最后都是哲学”。国际关系也是如此，确实最后是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我在《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一书的前言中给国际关系下的定义是：国际关系是关于国际行为主体相互关系及世界发展变化的一门学科。这是我多年研究的感悟。我更强调后者，我认为国际关系主要不是研究国家之间相互关系，而是研究世界发展的变化，研究全球化，研究国际体系，研究世界战争和平问题，远远超越了国家之间关系的范畴，它是在探讨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方向。这是个世界观问题。所以，我把国际关系理解为如何看世界。国际关系是一种哲学。认识世界的问题，基本上只有两个学科在做研究，一个是哲学本身，一个是国际关系。

　　人到一定程度会变化，因为世界在变化，国家在变化。很多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转变。我的这个转变与中国的转变有关，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自己的国家。中国过去不承认，也不介入这套国际体制，我们作为中国人也不会接受；中国这十年来开始逐渐地参与、融入国际体系，我作为中国的学者、中国的公民，也就逐步接受了。在国内政策问题上也是如此，我现在无论对美国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都可以概括为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保守主义者。

　　7年前，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保守主义者，无论是对美国问题，还是中国问题，当时就是坚持旧的观念、传统的观念。在社会经济问题上，重责任、重法律，而不太重平等。现在变成自由主义者，觉得社会还是要讲求平等、公正，援助弱势群体。在国际上也是坚信这样的东西，相信国际组织的作用，相信富国要帮助穷国；穷国本身受穷不是因为懒惰，而是缺乏条件；国际社会、各国政府都有义务创造或改善这些条件。对我来说，整个思想体系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这可能与年龄增长和对世界的认识增加有关，与世界发展的趋势有关。

　　另外，这也跟人的性格有关，跟人的阅历有关。接触越多，思路就会越宽。性格、经历这些东西不影响学者的成功，但影响学者做学问的方式方法。我是比较直接的一个人，不拐弯抹角，不掩饰。所以我的文章、书、我的话总是单刀直入，比较好懂。我追求的是深入浅出，我相信简单是美，是本事。这样效率高，能减少浪费。这与我性格有关。做人和做学问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致的。

　　假如我的研究一直局限在美国外交、美国对华战略、亚太战略、中美关系，而不涉及别的，那么，我恐怕就一直还是现实主义。老在这一个领域内就跳不出这个思维上的框架。这些转变对我从事美国问题研究、战略研究影响非常大。这里就涉及怎么看待美国，怎么看待战略，怎么看待现实。理论都是解释现实的，掌握的合理理论越广大，思维的层面越宽，也就越可以把现实的具体问题看得准，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这有助于我们在全局中更好地把握局部。

楚树龙 2013-08-20 10:4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