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国共纷争 12 张学良申请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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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张学良申请入党
　　我们已经知道，尚在人世的张少帅，已经有一份口述史封存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不知在这份由主（GOD）指点他“说出该说的话，而不说不该说的话”的珍贵史料中，有没有提到他在1936年6月间通过当时延安方面的联络员刘鼎向中共和第三国际表达的“加入共产党”、“接受中共训练”的要求。
　　这一说法在大陆的“中共党史圈”其实已经流传多年，只因种种“统战考虑”，而使御用史家们不得秉笔直书，于是大家也多把它归入“危言耸听”之类。近年来，由于大量苏共档案解秘，中共这边也在无形之中松了一点口。本来只觉神秘诡谲、险象迭起的西安事变，由于有了硬碰硬的文字史料的公诸于世，终于渐渐离开了对峙双方的叱骂，离开了当代武侠迷们的“连本说部”，离开了英雄落魄、美人情切的哀史，回到后人、特别是后世政治家们应当了然、并从中获得“史实与史识”的原本面目中。
　　张少帅的要求入党，着实把半年前还骂他“卖国将军”（见毛泽东1935年底致杨虎城信），接着又力促他“反蒋抗日”“自成局面”的中共领导人吓了一跳。但经过慎重的、特别是反复的利害权衡之后，还是由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亲自起草了一封向莫斯科请示的密电（1936年7 月2 日）——历史要告诉我们的，恰恰就在这里。
　　人们早已熟知的是，张少帅瞒着“大老板”蒋介石（张自己用语）与中共“勾搭”，始于事变前一年彭德怀攻心术：在对少帅的69军攻坚不下之际，改变策略，围城断粮的同时，开始向那些失了家园的东北老少哥们儿喊话。早有联共特别是联苏之心的少帅（当然双方擎在手上的大旗都是抗日），把这一攻心战当作试探气球接上了手。随后，越来越贴近核心的人物迭次出场，双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联系。最终的高潮当然要到年底才发生，但为这高潮推波助澜，也就是说，令少帅下了决心、定了方向、还要“大胆地往前走”的，则是半年以前这个吓人的媚眼——要求参加共产党。
　　悲剧式地从颠峰落入谷底，堂堂正正的原因又是抗日，张少帅六十年来已经成为重情义的两岸国人同情又敬重的英雄。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和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一样，他也是军阀、也是政客，无论个性上有多少美好的东西，与我们百姓，即有着基本权利的自然法人有关的，只是他们的政治行为。于是，我们不得不深究一番，张少帅的想入共产党，恐怕不是如刘鼎报告所称：他“不仅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而且期待社会有极良好之制度”这种“优美的共产天性”；也不仅仅出于此地官方史家常拿来当灵丹妙药使的“周恩来的个人魅力”；也不全因为他在欧洲的时候心仪法西斯（他是墨索里尼女婿的密友。而共产党与法西斯又如此相近）。通观当时国内外局势：两广事变发生；大批非蒋门嫡系者正跃跃欲试；中共更明白许诺他以“国防政府首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这都不错，然而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的另一个情况：外蒙古居然不顾什么中国不中国，单独与苏联签了约。
　　张少帅1929年在中东路问题上曾表现得很有气节（那次共产党可是大丢其人），后来又与法西斯交好，实在相当开罪老苏；苏联对他也曾假以辞色，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对少帅而言，1936年的局面是，要么依旧拥戴“大老板”，包括按照他的命令在西北“剿共”；若想“自成局面”，最终还要靠苏联。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第一次与周恩来在延安天主会堂作彻夜长谈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苏联的态度。
　　想来在1936年6月底，在大局势的鼓舞下，这名按照大陆今日标准尚属“青年俊杰”的少帅，是太过相信中共对他的许诺，也太过相信中共、苏共间的“铁”交情了。最后的结果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他渴想并且具体筹划了好几年、关乎他一生大业的举措，为苏共给中共一纸没商量的电报击个粉碎。除此而外，近年来北京这边其实还流传着的另一则有待证实的传闻：
　　“少帅伴同后来将他监禁终生的蒋介石登上飞机旋梯。匆匆赶到机场的周恩来跑上前去喊道：‘就这么走么？蒋这人可是从来不讲信义的！’张回头望了望这位八个月来与他一直‘感情极好’，‘初次见面就（令他）非常佩服’（张本人语）的美髯男子，一字一句地说的是：‘就我所知，天下最不讲信义的是中共。’”
　　令我们后人不禁感伤的是，他在讲这句话时，怕还不知道几乎就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勾搭”：就在他与中共关系最热最铁的8月间，毛泽东把正在西安与政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召回，将自己的“亲笔信与密电码”送到南京，紧接着还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如果此情他在当就已获知，还会有4个月后的西安事变么？
　　在军阀与政客间，除了冷冷的实力较量和利益交换，有什么信义可讲？这本是世界有史以来，每一页上都书写着的血淋淋的事实。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军阀与政客，种种恶行之上，还加上极具实利主义的对外国强权的投靠和依仗——包括一直被捧为民族英雄的蒋、毛辈（他们的故事以后还会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