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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德作为一个好东西，在直观上给人们留下好印象，单凭这一点似乎就可以使倡导美德成为无人敢于质疑的事业。然而，人类多疑、审慎、超越直觉的本性告诉我们，越是对美好动听的名词，越是要责问其实质内容，须循其名责其实。
　　在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首要特征是美德。美德的重要性来自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在古代城邦里，美德就是热爱国家，献身国家，这种热爱要求人们不断把公共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把舍己为公、献身国家当作至高的美德来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并不是古代共和政体中专有的事情。事实上，在所有的古代社会中都有类似的"美德"要求。在中国，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五讲四美不都曾是以道德规范形式出现的最高政治律令吗？用“忠君”与（或）“爱国"来概括这种古典美德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在对古典美德和现代美德的优劣作出判断之前，我们不妨对这两种美德作一番简单的对照与比较。
　　古典的美德是依附的美德，以义务为本位的美德，使自己生命的价值和利益服从于他人和国家需要的“他”性（otherness-oriented）美德。要维持社会的正常生活，政府有效运转，公益得到保护，个人就必须克服自身的私心，制裁个人的私欲，把私（己）奉献给公（共），这样才能使自己才能成为美德的化身。
　　现代美德是以自由和权利为本位的美德，是“自”（self）字开头的美德，格外强调个人对自己负有的不可让渡的责任，注重个人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力）、自治（自律）。
　　古典美德的最高境界是要人们恪守“螺丝钉精神”，卡尔·波普称之为“齿轮精神”。这样，美德伦理学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美德政治学：每个公民生命的目的就是为国效力，为公献身，在国家机器上克尽“螺丝钉”和“齿轮”的角色所赋予的职责。
　　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有一句名言高度而准确地概括了这种“螺丝钉”美德：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里国家与个人是主仆关系，公民不是自由人，国家则凌驾于个人之上，两者之间就变成了单向的依附关系。国家由属于人民变成高于人民。可它既然不能为百姓做点什么，那么要它的目的是什么？这样的国家岂不是个怪物。
　　按照现代美德观，一个好的体制具有适当的制度化机制，既能满足、又能控制那些造就这一体制的自私的人们，而坏的体制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古典美德的一个主要魅力在于它提倡的是一种英雄的美德观。但这种英雄美德的展现需要奴隶与征服来衬托。
　　古典美德还是一种基于特权的美德。它认为一些人的生命价值高于另一些人，所以它要求一部分人以奉献为生命的目的。现代美德是基于人人身分与权利平等的美德，它认为人与人在生命价值上是平等的，生命的目的不是让自己充当另一些人实现生命价值的工具。
　　古典美德是一种高调的理想主义的美德，它秉持意图伦理和积极的政治观，认为人活着的目的和一切政治活动的目标就是追求那个在天国中才有的至善。现代美德是低调的现实主义美德，它秉持责任伦理和消极的政治观。
　　古典美德赋予国家以巨大的道德权威和道德使命，把美德当作是治人的重要工具。这样，政治权威支撑道德权威，道德权威来自政治权威。现代美德观把美德主要当作自治的工具，要求法律、政治与道德必须分离，只有这样的政治才是美德的政治。
　　现代美德观对公益与私利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公益只能是私利的和谐组合，脱离了私利便无公益。国家只是公民的集合，除公民的个人利益，国家自己没有特殊的利益。公共利益的最高境界就是为实现个人利益提供最有益的环境，只有追求这种公共利益的政府才可能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从而也就保证了对公益的关心。所以，公共利益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作用和范围。
　　古典美德之所以让位于现代美德，部分是因为这种古典美德不过是政治操纵与专制的面具，是打着平均主义旗号的、反平等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至善论为依托的美德在自由主义看来正是恶德的最大根源。它不公正，不公地对待人与人，它容忍人对人的奴役，却不宽容不同的思想与信仰；它不公地对待公与私，它要求人们去私奉公。相反，现代美德反对平均，却主张对每一个人给予同等的尊重；它抛弃了至善论的美德观，尊重每个人的正当自利和同等的自由，尊重每个人的财产权和信仰自由。现代美德观虽然承认个人利益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不以美德为其思想和实践的立足点，并且对美德能永远战胜自利持强烈的怀疑主义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排除了美德，相反它更有效地鼓励了美德，为美德的光大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读过《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读者们一定记得，卡尔·波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决定论美德观与二十世纪极权主义运动的内在逻辑联系，并对这种美德观作的证伪工作。
　　古典美德在二十世纪中已得到最为彻底的检验。其结论是，一个仅靠古典美德支撑的时代注定是专制、蒙昧、野蛮的黑暗时代。

刘军宁 2013-08-19 10:3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