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剑与火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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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家顾准。

  本真语录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经典评说

  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顾准辞世后吴敬琏亲手将其推进太平间

 

  顾准是谁?

  他曾是官员,也是学者。更重要的,他是一名思想者。

  1957年,计划经济全面启动,举国“跃进”之时,顾准逆势而为,提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要市场化改革。

  这一提法是他罹难的开端,随之而来的是,两顶“右派”帽子,下放“牛棚”,妻子自杀,子女与之断绝关系。

  他惶惶地失去了一切,并自嘲为丧家之犬。

  但对于自己的思想,他仍牢捏在手。他独自一人,在漆黑的思想隧道里,用剑来挑战人类的愚昧,用火照亮人性的良知。

  1974年,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后来,吴敬琏称他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

  天纵奇才 19岁讲学

  关于出身,用顾准自己的话说,是“生活在一个破产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中”。他父亲姓陈,在上海经营棉花生意,后破产。

  顾准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随母姓。

  顾准上学至初中后,因贫寒辍学。但他自幼聪颖。

  12岁,他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端茶倒水、刻制讲义;16岁,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课;19岁,撰写了我国第一本会计学着作《银行会计》,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

  顾准早年参加革命,193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投奔革命根据地,直到1949年,随陈毅的解放大军重回上海。

  当时34岁的他,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这是他一生中最显赫的时日。

  曾经做过顾准秘书的陈丹晨在回忆中提到,那时顾准是财经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老百姓都知道他,关系百姓民生的很多征税布告都有局长的名字。因此顾准成了“出布告最多的局长”。

  上海当时聚集着全国最多的资本家和买办。如何完成税收,如何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顾准开始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当时他每天要抽两三包烟。

  上海的税收问题非常复杂。当时出现了两种税法之争,一种是中央推行的“民主评议”;而顾准根据上海的实际,主张的是“税收专管”。这是一套更接近现代税收制度的做法。《顾准自述》中写道“我们如果在上海搞民主评议,只有两种后果,一是征收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二是征收实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就会变成‘摊派’……”

  顾准组成了一支300余人的军管队伍,对工商业实施“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税收办法。

  事实证明了顾准的税法比较符合上海的实际,从1949年到1952年,上海的财政税务工作为实现全国财政统一,保证供给,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顾准又早于全国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举动,引起了社会不小的震动。

  此后,顾准被调到北京工作。

  举国“计划” 独倡“市场”

  1956年以后,顾准不愿从政,只想钻研学术,他提出要去经济研究所(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身)任研究员。

  在研究中,顾准发现,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出现了问题,其农业、轻工业在建国后的近40年里几乎处于停滞。

  在这基础上,他于1957年发表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就是废除市场制度。所以,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经济应通过价格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

  因为此文,吴敬琏称顾准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

  这个在如今看来属于常识范畴的经济理论,在当时则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呐喊。

  中国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全面确立,也就是在1957年,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当时有人指责顾准,“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

  1957年,在完成“市场经济第一文”之后,顾准走上了中科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的新岗位,因抵制苏联专家在黑龙江水资源开发问题上的沙文主义,被扣上了“有损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的帽子,又因倡导过市场经济,被康生亲自点名,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南农村改造。

  在河南改造中,大家惟恐不够革命,人人一身破衣烂衫作自我保护,而顾准却经常穿着以前上海流行的背带西装裤。他在日记中说: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家雀,要做自由思考的海燕。

  两度右派 妻离子散

  1962年,顾准重新回到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受孙冶方的委托,再次进行会计研究,并再次呼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呼吁以提高农产品价格而不是政治挂帅来促进农业增产,呼吁重视南斯拉夫等“离经叛道”的经济与政治改革。

  在此期间,他还潜心研究民主社会主义重大课题,在国内首译了熊彼得的名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

  1965年,顾准再次被康生点名打成“极右派”。

  抗战时期就与顾准熟识的学者王元化说,“据我所知,这是绝无仅有的。”

  “两次戴帽”所带来的压力,瓦解了顾准的家庭。1966年,顾准与妻子汪璧32年的婚姻结束。第二年底,他又收到一封家里来信,信中只是一句简短声明:“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下面是四个子女的联合签名。

  拆骨为烛 照亮人心

  1972年夏,顾准回到北京,住在中科院的一间斗室中。他天天跑北京图书馆,大量阅读与做笔记,为一本名叫《希腊城邦制度》的书做准备。

  这位经济学家不再满足自己的专业,他将研究的领域扩展到先秦,再扩展到中世纪的法国,又扩展到最为人称道的希腊的城邦制度。

  在顾准全心钻研时,1974年11月,医生在他的痰中发现了癌细胞。12月3日凌晨,顾准辞世,享年59岁。

  4年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顾准、孙冶方当时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视价值规律、实行商品经济等观点开始被社会接受。

  孙冶方在晚年撰文写道,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是吴绦枫(顾准曾用的笔名)最早向他提出的。

  顾准晚年一直由经济学家吴敬琏陪伴着。

  吴敬琏曾撰文记录他对顾准的认识,“顾准一直在思考‘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顾准对它们一一做出了解答。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不能不信服。”

  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当日,中科院为他和妻子汪璧召开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级墓室”里。1994年9月,《顾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出版。

  王元化后来为顾准的《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一书作了《序言》,其中说道,许多夹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

  王元化评价说,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顾准书籍出版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学者李慎之说,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文/本报记者 钱昊平


新京报 钱昊平 2013-03-27 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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