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真语录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经典评说
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顾准辞世后吴敬琏亲手将其推进太平间
顾准是谁？
他曾是官员，也是学者。更重要的，他是一名思想者。
1957年，计划经济全面启动，举国“跃进”之时，顾准逆势而为，提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要市场化改革。
这一提法是他罹难的开端，随之而来的是，两顶“右派”帽子，下放“牛棚”，妻子自杀，子女与之断绝关系。
他惶惶地失去了一切，并自嘲为丧家之犬。
但对于自己的思想，他仍牢捏在手。他独自一人，在漆黑的思想隧道里，用剑来挑战人类的愚昧，用火照亮人性的良知。
1974年，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后来，吴敬琏称他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
天纵奇才 19岁讲学
关于出身，用顾准自己的话说，是“生活在一个破产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中”。他父亲姓陈，在上海经营棉花生意，后破产。
顾准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随母姓。
顾准上学至初中后，因贫寒辍学。但他自幼聪颖。
12岁，他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端茶倒水、刻制讲义；16岁，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课；19岁，撰写了我国第一本会计学着作《银行会计》，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
顾准早年参加革命，193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投奔革命根据地，直到1949年，随陈毅的解放大军重回上海。
当时34岁的他，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这是他一生中最显赫的时日。
曾经做过顾准秘书的陈丹晨在回忆中提到，那时顾准是财经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老百姓都知道他，关系百姓民生的很多征税布告都有局长的名字。因此顾准成了“出布告最多的局长”。
上海当时聚集着全国最多的资本家和买办。如何完成税收，如何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顾准开始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当时他每天要抽两三包烟。
上海的税收问题非常复杂。当时出现了两种税法之争，一种是中央推行的“民主评议”；而顾准根据上海的实际，主张的是“税收专管”。这是一套更接近现代税收制度的做法。《顾准自述》中写道“我们如果在上海搞民主评议，只有两种后果，一是征收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二是征收实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就会变成‘摊派’……”
顾准组成了一支300余人的军管队伍，对工商业实施“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税收办法。
事实证明了顾准的税法比较符合上海的实际，从1949年到1952年，上海的财政税务工作为实现全国财政统一，保证供给，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顾准又早于全国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举动，引起了社会不小的震动。
此后，顾准被调到北京工作。
举国“计划” 独倡“市场”
1956年以后，顾准不愿从政，只想钻研学术，他提出要去经济研究所（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身）任研究员。
在研究中，顾准发现，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出现了问题，其农业、轻工业在建国后的近40年里几乎处于停滞。
在这基础上，他于1957年发表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就是废除市场制度。所以，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经济应通过价格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
因为此文，吴敬琏称顾准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
这个在如今看来属于常识范畴的经济理论，在当时则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呐喊。
中国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全面确立，也就是在1957年，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当时有人指责顾准，“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
1957年，在完成“市场经济第一文”之后，顾准走上了中科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的新岗位，因抵制苏联专家在黑龙江水资源开发问题上的沙文主义，被扣上了“有损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的帽子，又因倡导过市场经济，被康生亲自点名，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南农村改造。
在河南改造中，大家惟恐不够革命，人人一身破衣烂衫作自我保护，而顾准却经常穿着以前上海流行的背带西装裤。他在日记中说：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家雀，要做自由思考的海燕。
两度右派 妻离子散
1962年，顾准重新回到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受孙冶方的委托，再次进行会计研究，并再次呼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呼吁以提高农产品价格而不是政治挂帅来促进农业增产，呼吁重视南斯拉夫等“离经叛道”的经济与政治改革。
在此期间，他还潜心研究民主社会主义重大课题，在国内首译了熊彼得的名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
1965年，顾准再次被康生点名打成“极右派”。
抗战时期就与顾准熟识的学者王元化说，“据我所知，这是绝无仅有的。”
“两次戴帽”所带来的压力，瓦解了顾准的家庭。1966年，顾准与妻子汪璧32年的婚姻结束。第二年底，他又收到一封家里来信，信中只是一句简短声明：“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下面是四个子女的联合签名。
拆骨为烛 照亮人心
1972年夏，顾准回到北京，住在中科院的一间斗室中。他天天跑北京图书馆，大量阅读与做笔记，为一本名叫《希腊城邦制度》的书做准备。
这位经济学家不再满足自己的专业，他将研究的领域扩展到先秦，再扩展到中世纪的法国，又扩展到最为人称道的希腊的城邦制度。
在顾准全心钻研时，1974年11月，医生在他的痰中发现了癌细胞。12月3日凌晨，顾准辞世，享年59岁。
4年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顾准、孙冶方当时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视价值规律、实行商品经济等观点开始被社会接受。
孙冶方在晚年撰文写道，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是吴绦枫（顾准曾用的笔名）最早向他提出的。
顾准晚年一直由经济学家吴敬琏陪伴着。
吴敬琏曾撰文记录他对顾准的认识，“顾准一直在思考‘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顾准对它们一一做出了解答。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不能不信服。”
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当日，中科院为他和妻子汪璧召开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级墓室”里。1994年9月，《顾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出版。
王元化后来为顾准的《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一书作了《序言》，其中说道，许多夹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
王元化评价说，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顾准书籍出版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学者李慎之说，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文/本报记者 钱昊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