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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生育强制堕胎，嫖宿幼女，中华大地荒谬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结果却是一年拖一年的再等等，再看看，再议议，周而复始。而在阶层固化的改革攻坚时，我等小民除了骂骂“吃得太多”的领导“不要脸”之外，还真做不了什么了。

　　又是一年毕业季，吃完一顿又一顿各种名目的散伙饭，送走一个又一个各奔东西找寻未来的同窗好友，一群年轻人就这样离开大学，冲向社会。

　　在这个时点，大学校长或是社会名流会对学生发表一场毕业演说，为毕业生留下回忆，也会触动那些毕业许久的人。比如2005年辍学生斯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做的毕业演讲。“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 Hungary，Stay Foolish）”也成了长时间的热门签名档。当时的乔布斯尚未推出iPhone手机，只是硅谷无数创业者中成功、跌倒之后又爬起来的Come Back Kid，而不是日后如日中天的乔帮主。他对到场的斯坦福学生说出“连点成线” （Connecting the dots）的奥秘。

　　“你们同样不可能从现在这个点上看到将来；只有回头看时，才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必须相信，那些点点滴滴，会在你未来的生命里，以某种方式串联起来。你必须相信一些东西–你的勇气、宿命、生活、因缘，随便什么–因为相信这些点滴能够一路连接会给你带来追随内心的自信，它使你走离平凡，变得与众不同。”

　　而今年毕业季，在英语世界刮起旋风的人物是1980年代华尔街的债券交易员，如今的畅销书作家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虽然只在所罗门兄弟短暂工作，但那本《说谎者的扑克牌》畅销百万册，让当时只有28岁的刘易斯扬名天下。

　　今年，刘易斯回到自己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做毕业演讲，这个当初的艺术史专业学生讲述了自己的成功经历，其实一个词就可以概括：运气。对那些已经开始摇头的人，刘易斯早就准备好了，他说“这不仅仅是谦虚。我的经历说明了成功的故事是如何被理性化的。没人想听仅靠运气成功的故事，尤其是那些成功人士。当人们崛起、成功，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成功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不愿承认运气的功劳。而原因是：连这个世界也不想承认。”

　　刘易斯的演讲同样讲了一个故事。他住在加州伯克利，几年前加州理工心理学系的研究员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抓了几个学生做实验对象，把他们按性别分成几组，每组三男或三女，然后这些组被分配到一个房间，并随机制定一个人为队长。研究员给他们几个复杂的道德问题，比如如何处理作弊，如何控制校园里的酒精。30分钟后，研究员打断了他们，拿着一盘饼干进了房间，每队有三人，却有四块饼干要分。显然每人先拿了一块，留下了第四块，这本该是尴尬的一刻。但毫无例外的，那个被随意指派的领导者抓起了第四块饼干，吃了下去，不只是吃了下去，而且嚼得津津有味，只留下衬衫上的碎屑。这个领导者没有什么特别，他或她并没有特别的美德，只是30分钟前被随机选择而成为领导者。除了运气他与别人毫无二致，但这还是让他相信那块饼干就该是他的。

　　刘易斯说这个实验解释了华尔街的巨额奖金和CEO的工资，而我愿意把这个故事延伸到中国问题。想想看，为什么30多年前想象之中无比美好的“先富带动后富”在现实中就变成了阶层固化？为何有人得以先富？为何有地区得以享受率先改革的特殊政策红利？这不是运气吗？

　　凭借好运气翻身的人以为自己牛逼，是不招人喜欢的，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发家致富归结为外来运气，而认为更多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既然依靠的是自己聪明才智，那有什么必要带动“后富”呢？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对那些没那么幸运的群体负有责任，甚至会尽一切可能向人传递“感恩的心”，当然感恩的主体不是自己，而是那些没那么幸运的人，让这群没那么“幸运”的人想到自己当年吃不上肉而如今既然吃上了，就不要骂娘了。

　　你可以说，这都是那些富人“为富不仁”，把自己的责任推个干干净净。这个时候必须用顾炎武先生的话来激励各位，中国的事情，事事都要“匹夫有责”、“红颜不让”。胡适与李大钊先生当年有“问题与主义”，可当主义的问题解决后，人们却发现现实没有了解决问题的动力。

　　想想看最近很热的养老金问题，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新闻说：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占工资收入的28%，居全球最高水平之列，而机关和事业单位未纳入社保体系，不用个人交一分钱，退休时养老金却是前者的3倍。”

　　这公平吗？可是怎么改呢？拍破脑袋也想不明白，如果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是要企业职工像机关和事业单位一样不交钱呢，还是让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养老金拉回到和企业职工相同的待遇水平上呢？如果这件事最终表决权，还是由大部分公务员群体组成的各种代表决定的话，按照经济学理性人的原理，我实在看不出来这个群体投票表决的结果能有多乐观。

　　如果之前，我们可以说自己并不认识多少富人的话，那么我们肯定认识几个“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人，那些人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甚至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也一定认识那些缴纳工资收入28%的“企业职工”，那些人同样是我们的亲朋好友甚至就是我们自己。

　　人们已经听到太多次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宣传，就好像上学时听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样，都成为了正确的废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一边是某方面的既得利益者，另一边又是某方面的受害者。

　　一个简单而又现实的问题是：当改革需要利益再分配的时候，你准备好在自己头上动土了吗？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类似的事，还有户籍制度改革。看看偌大的北京城，有多少已经为这个城市纳税的人群仍不得不只能“暂住”在自己拥有产权的房子里？类似的事，还有计划生育强制堕胎，还有嫖宿幼女，还有很多还有，中华大地荒谬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结果却是一年拖一年的再等等，再看看，再议议，周而复始。

　　想想20年前，那时的大学毕业生怀揣压抑的理想，再看看20年后的现在，当年的大学生成为体制中坚力量，同时也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失掉了理想，甚至失掉了基本的公平与正义感，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我到底能为改革攻坚做些什么？认真想了很久这个问题，还是回到刘易斯幸运饼干的比喻，改革确实给了各个群体一块饼干的好处，但是多出来的那块饼干不能是谁想吃就吃的，吃饼干必须是要有理由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以为自己是领导者就想多吃饼干，那只能用几年前流行过歌曲说：“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拿了我的给我还回来”。

　　古代，攻城小兵总是要在城前骂阵，现在改革攻坚时，我等小民除了骂骂“拿饼干”的领导“不要脸”之外，还真做不了什么了。

　　（作者系资深财经媒体人）

韩巍 2013-02-22 15:2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