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說的是什么？

簡體傳統

　　着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着名教授高华先生去世了，留下了一部传世之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虽然，我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一部书，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一直没有接触到这本书，但是，通过一些人的陆陆续续的间接介绍，也对此书略知一二。最近读刘瑜博士回忆纪念高华教授的文章——《一位纯真的史家 ——纪念高华》得以从中了解到更多关于这本书的内容与观点。

　　应该说高华作为一个严谨的党史专家，在党史的范围内确实已经把毛泽东研究得非常透彻了。但是，如果跳出党史的有限范围来看，把毛泽东这个“红太阳”的升起仅仅推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去反思所谓的“延安精神”，其实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的那一套思想改造方法，也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土壤中生出来的。毛泽东那一套严密而有效的思想控制术与规训方法，其实并不陌生。其源头无非有两个，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苏联斯大林的整人术与群众运动。在这两者中，前者才是毛泽东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年轻时最敬佩的人就是曾国藩的立德、立功、立言。他甚至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一生有几部中国书是至死从来不离手的。一是《资治通鉴》，以及二十四史，特别是《明史》。二是《史记》，三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事关中国历史的文学着作。毛泽东无论打仗用兵术，还是用人整人术，以及夺权或者预防宫廷政变的策略与方法，都无不是从这些历史书中与现实实践中学来的。建政之后，他在学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方面简直到了惟妙惟肖、亦步亦趋的地步。这里就包括朱元璋当皇帝之后，大肆杀戮开国功臣，发动群众运动斗贪官污吏整官僚赢得民心，甚至战备的策略也模仿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把这句话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明史》中的明朝的那些事来看，毛泽东运用娴熟的残酷斗争策略还是源自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的那些组织，还有自己一直像万历皇帝那样，深居简出，面对群臣打哑谜，玩禅宗，故弄玄虚。用这一派打倒另一派，再用其他派打倒这一派，人人告密，争相向他邀宠，人人自危，防不胜防，而且这个游戏永无止境，唯独自己却稳居统治的核心地位不动摇。这些游戏其实早在明朝已经演绎得淋漓尽致了。

　　当时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期间，当然也影响了延安整风运动。不过，能够把苏联那些人、那些事带回中国，并且变成中国的那些人、那些事的人，就是那党史上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些人居核心地位的是张闻天（洛甫）、周恩来、王明、博古、康生、刘少奇那几个人。当然后来刘、周、康等都转向毛泽东，并且为毛所重用，从帮助毛搞延安整风运动到帮助毛泽东搞“文革”，清洗异己力量，重新改写党史的叙事方式，抬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再到从清洗别人始到自己被毛清洗终，这一套肯定是有影响的。不过这不是主流，而是借用了他们的一个旗帜，一个名号和一些方法，毛泽东的思想资源显然主要不是来自苏联的斯大林，而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刘瑜博士说毛泽东的思想改造即使是在世界共运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包涵了许多中国特色的东西。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这个特色来源恰好说明毛泽东身上拥有非常深厚的幽暗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

　　刘瑜博士在纪念文章中说，从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她读到了这种思想改造的“配方”：资源的垄断式供给＋全面改写历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闭＋观念的强制灌输＋在群体中孤立个体＋暴力威胁；以及这种“思想改造”外科手术般的“程序”：封闭的学习文件->组织群体对个体进行批评与攻击->自我羞辱式的检查与“交心” ->必要时的惩罚甚至暴力惩罚->纠偏阶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这一套“配方”与“程序”，在以后历次整风运动中屡试不爽，甚至被日常化和制度化，效果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亿万颗头脑中只有一颗可以自由运转”的悲剧。

　　刘瑜博士这个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不过，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毛泽东的以上做法，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都可以找到根源。“资源的垄断式供给（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罪，文字狱，祸从口出等等）＋全面改写历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闭（史官文化_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成王败寇，指鹿为马。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观念的强制灌输（中国的教育从来都是子曰诗云式的背诵，现在的国学兴起仍然是玩这一套）＋在群体中孤立个体（一人犯罪，株连九族）＋暴力威胁（枪杆子里面政权，扫帚不到之处灰尘不会自动跑掉，再加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以及这种“思想改造”外科手术般的“程序”：封闭的学习文件->组织群体对个体进行批评与攻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小子鸣鼓攻之可也。党同伐异）->自我羞辱式的检查与“交心”（臣罪该万死——这是古代每次臣子见到龙颜不悦的时候必说的一句话） ->必要时的惩罚甚至暴力惩罚（见官三分罪，各打五十大板。->纠偏阶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皇恩浩荡，谢主隆恩，以戴罪之身，谢不杀之恩）。

　　所以仅仅将毛泽东单独挑出来分析，而且把毛泽东所犯的错误看成是他是最原始的创始者是远不够深沉的。刘瑜博士批评一些浅层次解读高华着作的人，这样说：很多人将《红太阳》看作一本“射日”之作，意即它解构了毛主席的神话。不错，高华的确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细腻的分析呈现了“红太阳”的权谋之术。在高华笔下，毛就像马基雅维利笔下的那个君主，同时有着狐狸的狡猾与狮子的凶猛，他的政治策略正如他的军事策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避实击虚……但是，《红太阳》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它甚至不仅仅关于一场运动，在最深的层面上，它是对人性的一次深描。在书中，毛的每一次胜利，都由“围观者们”的冷漠、嫉妒甚至贪婪推波助澜。那个着名的句式似乎也可以用在这里：“当他打AB团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AB团；当他打王明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明；当他打王实味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实味……”从这个意义上，《红太阳》不仅仅是一本剖析“王道”之书，更是一本关于人性幽暗之寓言。

　　这样说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还远远不够。与其说《红太阳》这一本书揭示了“人性的幽暗”，不如说是中国传统的幽暗意识的大曝光。因为毛泽东毕竟是一个中国传统农村里的传统农民家庭出来的孩子，他一生除了短暂的苏联访问之外，几乎从来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念过几本洋书，对西方的学术思想与制度几乎完全不了解，连常识都很缺乏。他的思想资源几乎全部来源于中国的典籍与中国社会实践。毛泽东只不过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幽暗之恶来了一个集大成，将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历史里的大邪大恶大智大勇集于一身，同时集中在那几十年时间里来了一次总汇集总爆发而已。他一手导演的“文革十年”，其实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只不过是中国传统邪恶的总汇报，总表演而已。

　　因此，对于20世纪中国的左祸起源，有的认为左祸始于“文革”，有的认为它始于反右，更远的追溯到土改，固然是隔靴搔痒的看法，即使是高华教授，用史学家极严谨的治学方法去碰触“延安”这个神话，也还没有真正探究到毛泽东的根源。当然，如果只是站在党史的角度来看，高华教授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思性分析确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相比那些研究毛泽东，研究中国“文革”的着作来说，很多人的研究确实只是将一个神话故事的枝节剪去了，而高华教授却是将一个神话连根拔起。但是，这个根，也只是延伸到了“党史”的范围内，而没有延伸得更远一些。要知道，即使是整个“党史”，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极短暂的一个片断而已，更不要说整个人类的历史了。即使高华对毛泽东的挖掘还不够深，但是，作为一个极其严谨的党史专家来说，其在学术思想的贡献也是永恒的，他完成了他在这个时代所能够完成的最完美的研究工作，为中国这个苦难的民族在迷茫之中，指明了方向——虽然他没有指出哪里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但是，他向人们指出那一个最巨大最黑暗最具有迷惑性的陷阱，警告中国的后人，前辈无数人曾经陷入了这个陷阱而一度不能够自拔，现在你们不可步其后尘。

　　2012年1月17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