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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
政党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领导,第二是组织上的领导。前者的任务,第一是政治理论的建立,第二是政纲的制定,第三政策的决定,第四是正确领导方式的确立。它应当因此而得到群众团体和政府深刻的认识和自动的执行,而不含任何的强迫与命令,这便是平常所说的党的领导权。党是没有强迫执行命令的权力的,所以它没有武装,没有监狱,也没有法律上的制裁;它本身不是一个权力机关,只能靠它的党员在政府机关中,群众团体中普遍的发生核心作用。
政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忠实于国家,忠实于民族,忠实于党的政纲和政策的执行,在群众中成为一个最前进的模范人物,然后能在群众中建立自我的信仰,建立党的威信,然后能使群众团聚于党的周围,这就是所谓“起核心作用”。但这里并不是用拉夫式强迫群众拥护党,群众拥护党是出于他们的内心作用。因此,我们领导群众是要靠政纲政策的正确,在事实上要成为广大群众生活意识所反映的要求。党在群众的意识中要能够使群众认为党是民族的,国家的及自己的救星,这才是真正的领导权。
至于普通所谓争领导权并不是争取政权,而是争取自己所提出的政纲政策的实现。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用党来代替议会,也不是以党来代替政府,包办一切政治,成为党的专政。把领导作用与政权混合起来,这在实际上便等于取消了党。
其次,党的领导作用不单纯是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去取得群众的接受,却是经过各种组织而使它实现起来。因此,除经过党的本身的核心组织之外,还要经过政府的组织(当权的党)及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假若政府的组织及群众团体的组织不健全,虽然有党的组织,也就徒然成为一个空洞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在组织方面必须有政府、政党及群众团体三种组织。
党的任务是在领导;政府的任务是在行政,司法和立法;群众团体的任务是在使群众自治。三者的任务各有差别和范围,而且互相联系着,缺一不可,两两侵犯也不可。政府有强迫作用,拿孔子的话来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即是政府的强迫作用;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深入群众的内心,却是今日正党的作用。在政府有上下级官阶之分,对于群众有官民之分,这里便含着名分的差别。可是在党内,一切党员都是同志,无所谓官阶,也无所谓名分,更无所谓同乡和同姓,一致统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张下,没有任何猜疑,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说服:就是党内的处罚也只有劝告与警告,到了开除党籍已是无以复加了,同时自己也可以自由退出所入的党。因为党不是权力机关,而只是领导机关,用通俗的话来说,假若我们认为政府是父亲的话,那末,党却便是母亲。
党的专政只能说是党的政治主张透过政府而达到实现,并不是用党来代替政府执行政权。而透过政府也是由自己的党员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党对政府下命令和强迫政府执行。更不是政党驾乎政府之上,而是各别的独立机关,各有各的上下级关系。即党被群众和政府所推重,也不是认为党是他们的上级,在组织应该服从,而是为着党纲及政策的正确,是一种救国救民以及救自己的主张,同时党员也是群众所推崇的模范;因此党的“党德”和党的政纲不是在群众和政府机关之上。倘若认为“党”是组织上在群众和政府之上,那就必然会走到强迫群众和命令群众的路上去,而使一个国家形成两重政府的形态。如果党的命令和政府的命令是一致的,则成为屋上架屋;如果党的命令与政府的命令是岐异的,则群众无所适从。故此政党必须集中精神于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而决定正确的政纲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作重心,而替代政府执行一切政务。
政党以政治为它的生命,每一个时期的政治转变,必须竭尽全力发动全党来迎接这一转变,把国家社会乃至把整个国际转危为安。在这种严重潮流之中,某一个政党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那么它自己的本身也就安如磐石,谁也不愿意推翻它,同时也就不能推翻它,而且还会拥护它。因此,稍有历史的政党,不会把争权夺利去代替救国救民的任务,也不会把党的专政看做是党的权利,而不看做是党的义务。如果以争权利来代替专政,那么,就会使党员变成党官,政治家变为政客,政党变为政客的集团。专政的意义弄错了,结果国家遭到灭亡,自己的党也会被敌人毁灭。同时一切政党都应该拥护自己阶级的利益,但是只见近利而不见远利,及只见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忽视朋友的利益,也是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在以党专政的口号下,变为以党专利,更为严重。因为他不顾到朋友的利益,就得不到朋友的帮助,孤军独战,结果就变为此路不通。例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马克思是他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共产党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同时另一处地方又说:“共产党主张废止私有财产,而不是废止小农民的财产和小职工的财产”。列宁也是共产党的首领,他认为农民大众和殖民地国家都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殖民地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利益,间接就等于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进攻时,全民族都陷在水深火热中,如果离开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只站在狭隘的阶级利益上,使得国家灭亡,而自己的阶级也会同归于尽。在这种情况之下,还不爱惜朋友,帮助朋友,以致牺牲了朋友的利益,结果牺牲了整个民族利益,也就是等于牺牲了自己阶级的利益。目前法国及中国的天主教也和共产党合作,因为他们都知道目前共同的敌人是世界的侵略阵线,威胁了一切人类。这并不是说,朋友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绝对相等,但是在一定范围内,共同的利益是绝对相等的。因为政党自己本身不是等于朋友,所以不能和朋友合并为一党,也不能够随便拉朋友进自己的党里来。
党的专政是保证政纲政策的实现,而实现的是大多数的朋友,却不是单纯的自己的党员,如果一切都要自己的党员来执行,那就无须要领导了。所谓“领导”也就是政党对友军起核心作用。怎样才能起核心作用?就是站在共同的利害上竭力帮助友军,使友军健全起来,以便达到共同的目的。苏联只有一个政党,而政府中负责人不一定全是共产党员;一九三○年,苏联联邦中的日尔曼共和国的劳动部长便不是党员。而苏维埃的代表,只能保证党员占多数;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时教育部就有许多非共产党员,其中科长如赖子玉君,冯观潮君都不是党员,师范学校校长罗欣然也不是党员。目前边区政府柯柏年任编审科长,董纯才任科员,均不是党员。不久以前,孙铭勋由边区政府主席团委任他为教育委员,而孙是延安师范的教员,亦非党员(延安师范是西安省政府办的)。社会教育科长杨其华,同样不是党员。因为有许多人才,有专门学识和经验,他们自己不愿意加入党,却愿替政府工作。或者有些人条件不够入党,但在政府负责却有余;因为政党和政府不是完全无差别的。如果行政人员不问他们愿意不愿意而强迫他们加入党,那末,党的组织就会不能巩固起来。如果没有入党资格的人就不许在政府负责,那么就要遗弃许多有用的人才。在过去苏联红军中的军长师长,不一定是党员,但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必须是党员。因为司令员是由政府委任指挥军队的,政治委员是由党委任指挥党员,保证党和政府决议案执行的。现在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有许多非国民党员,可见以党“专政”不是政府机关都用党员,而只有保证党的政策和政纲能够实现。怎样实现是要经过广泛非党员的群众,而自己的党员,只是群众的核心。
在一个国家内的组织力量,是政党政府及群众团体。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尽领导责任,而不干涉行政和命令群众。政府用他的最高权力在党的领导下保卫国家,他的威权是用来对敌人,而不是用来对友邦及对自己的群众。群众团体拥护政府,拥护当权的党,在不妨碍整个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条件下,而保障自己特殊的自治权利。以上三种组织互相为用,缺一不可。三者均健全,则天下无敌,缺一就要削弱,缺二就是幸存,走到灭亡是必然的。
——《徐特立文集》 原题《政党与政府》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版
徐特立 2012-08-21 17: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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