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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南北航运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泥沙淤积，无法再承担起连接中国南北经济的重任，一个矗立在长江口的小县城——上海，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中国南北货物的最佳中转站。英国人很早就看中了这一点，同样，上海人精明的邻居——宁波人也意识到了上海的重要。

近代上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移民城市。自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始终敞开她的胸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容入了千千万万的涌入者，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

在众多涌入上海的移民中，宁波人可谓捷足先登，身手不凡。上海在近代的发展和崛起，是与宁波人的自始自终地参与分不开的。宁波人不仅为上海移入了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的劳动力，而且提供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上海从一个江南小县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名闻世界的国际大都市。在她的发展轨迹上，都深深地铭刻着宁波人坚实的足迹，都凝结着宁波人深邃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

宁波人在上海工商界、实业界、金融界、航运界等等积累起相当雄厚的实力，影响广泛，贡献卓着。“无宁不成市”，在这里不仅得到了最有力的明证，而且也确立了宁波人在上海的地位。

与其他地区的移民相比较，上海的宁波人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加之宁波人聪明好学、勇于开拓，又敬业乐群、善于经营，逐步成为上海滩着名的商帮群体。

在上海城市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各行各业的先行者，有不少都是宁波人。因而宁波人在近代上海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翻开上海160年的开埠史，不难发现，真正的上海人很少，出名的就更少，而更多的是外地人，其中宁波人所占的比重较大。

二十世纪初，在上海滩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摸爬滚打的宁波人中，逐渐涌现了一批成绩卓着的工商巨子，成为上海滩炙手可热的人物，其中，朱葆三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清末民初，上海工商界流行这样一句话：“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为了纪念和表彰宁波巨商朱葆三，当时的上海当局还专门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条马路。

朱葆三究竟是何许人也？他有何德何能？竟然使上海当局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马路。要想知道朱葆三的事迹，首先得要从他的生平说起。

朱葆三，名佩珍，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即公元1848年3月11日，生于浙江乍浦。其父朱祥麟时任乍浦都司，定海营游击。1851年，朱祥麟举家迁居定海县城。1859年，朱祥麟将家眷移居定海县东乡北蝉村后，11岁的朱葆三每天早上从北蝉村步行至县城父亲处，回家时在集市买回油盐酱醋等食用之物侍奉母亲，徒步往返数十里。儿童时代的生活磨练，铸就了朱葆三吃苦耐劳、刚毅不屈的性格。

朱葆三13岁那年，父亲患上重病，旷日持久的求医用药使家境日趋困苦。母亲方氏无奈之下忍痛托人，把尚未成年的朱葆三带往上海学艺谋生。

“协记”五金店，是朱葆三开始遨游商海的第一个驿站。初到上海的乡下少年朱葆三，对上海的一切都感到是那样的陌生和好奇。当学徒期间，机敏的朱葆三看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华洋杂处，洋行势力很大，倘若会几句“洋泾浜”式的英语，与洋人做买卖肯定会大有益处。于是，他以工资作学费，向人习学英语，白天在店堂勤恳工作，晚上抽闲刻苦自学。

除了学习英语外，朱葆三还攻读语文、珠算、记账、商业尺牍等有关商业知识。他求知若渴，好学不倦，得到了店主的赞赏，夸他“勤敏朴诚，殊于常儿”。

后来，“协记”五金店总帐房去世，店主和经理破格决定，让年仅17岁的朱葆三担任总帐房和营业主任。三年后，店经理病故，深得店主青睐的朱葆三继任经理。在短短7年中，一个学徒被提拔为总帐房、营业主任仍至经理，虽然是店主对他的赏识，但不可否认，也与他平日勤奋工作、生活节俭、刻苦学习和掌握经营管理知识密切关联。

在掌管“协记”期间，朱葆三敬业勤业，盈利可观，分得了不少红利和额外酬金。不久，“协记”因店主去世而关门歇业。1878年，朱葆三用自己积攒的钱做资本，在上海新开河地区开设了专营五金的“慎裕五金店”。

至此，朱葆三从学徒一跃成为店主，30岁就跻身于上海五金行业资本家的行列，这在当时纯属鲜见，也是他人生道路上重大转折点。

经营一个“慎裕”，对于朱葆三说来驾轻就熟，凭籍在“协记”经营时独挡一面的业务管理经验，很快使“慎裕”的生意驶入兴旺发达的轨道。

在早期经营中，朱葆三就注意物色卓然超群的人才。“慎裕”挂牌不久，他闻悉顾晴川精通帐务，德才兼备，马上通过熟人礼聘他为“慎裕”总帐房，掌管全店帐务，此后，店里银钱进出从无差错。把牢了财务关，使朱葆三的精力都集中在经商上。知人善任，把能人集合在自己的门下，使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而立之年的朱葆三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慎裕”的生意十分兴隆，但朱葆三并不满足于眼前的小康经营，小富即安。他领悟到要在十里洋场、强手如林的大上海站稳脚跟并把事业做大，光埋头自已的小圈子是不行的，必须编织一张有利于经商发展的关系网。

朱葆三首先把突破点选择在结交那些经营有方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清末上海着名企业家叶澄衷是朱葆三结交的一个挚友。此人系宁波镇海同乡，14岁到上海，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美孚洋行“大班”，从此平步青云，开设老顺记五金店，经销美孚汽油，从中积累了巨额资本。叶澄衷比朱葆三大8岁，“老顺记”开业比“慎裕”早16年。与叶交往中，朱葆三从他的发迹轨道中获得了启迪。

在叶的劝告和支持下，朱葆三将“慎裕”从新开河迁移到商业闹市区四马路（今福州路）13号，这所大厦是叶所置地产之一。新“慎裕”的气派和规模顿显改观，朱葆三的身份和名望也随之攀升。尔后朱葆三经营范围逐步扩大，一跃成为申城巨贾显贵，其崛起的过程与叶澄衷极为相似。

朱葆三另一位莫逆之交是袁树勋，此人系湖南湘潭人，曾在上海县署中任主薄。二十世纪初，袁树勋在政界步步高升，先后出任苏松太道、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两广总督。袁任苏松太道时，朱葆三忍痛割爱，将手下得力的财务总管顾晴川推荐给他，担任道台衙门的会计员兼银库出纳。朱葆三的这一着妙棋，让他后来获得一笔普通商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收益。当时，苏松太道经手庚子赔款，款项由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等收入作担保。朱葆三通过袁树勋身边的顾晴川，经手这笔在交付给上海口岸海关之前先由上海道库暂行保管的巨额赔款，拆放到上海钱庄里去生息。袁上缴的利息以一般官利计算，而按行市计，钱庄的利息一般都高于官利。中间的差额则归于袁时勋、顾晴川和朱葆三，与此同时，朱葆三开设的“慎裕”也就成为当时上海众多钱庄要求拆款追逐的热点。每天清晨，地处福州路的“慎裕”二楼会客室高朋满座，那些钱庄“阿大先生”（经理）竞相等候朱葆三拆放头寸，“慎裕”由此成了当时掌握上海各钱庄拆放权的“领头羊”。

朱葆三长袖善舞，既与袁树勋、顾晴川共享其中的巨额经济利益，又提高了自己在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各银号和钱庄利用这笔公款经营存放业务，推动了上海金融市场的运转、流通和调剂、促进了上海工商业的发展。

朱葆三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在清朝官府、外国领事乃至革命党人中间均有他的朋友。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上海滩尤其重要，使朱葆三在各种危难情况下能左右逢源，化险为夷，为自身的经商事业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随着朱葆三在上海金融界和工商界的名望和地位日趋上升，申城不少中外老板纷纷向他靠拢，都想“背靠大树好乘凉”。英商平和洋行就是一例。

该洋行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开设的外国洋行之一，总行在上海，天津、汉口设有分行。平和洋行的大班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这个大班为了利用朱葆三与上海道袁树勋的交情以及他在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地位，聘请朱葆三担任买办。朱葆三应允了，明知洋行想利用他，但他也想利用洋行，因为清末买办是受到列强庇护的，有时还可以分享领事裁判权。

事业处于如日中天的朱葆三，此时已年过半百了，但他仍然不减当年勇，他开始摩挲着岁月的遗痕，品味着沉淀的往事，梳理着溅显清晰的思路。于是，他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酝酿一张更大规模的发展宏图。他的视线穿过申城，扫向定海、舟山、汉口、广州……甚至越洋过海，落在异国的土地上。朱葆三接二连三地甩出了大手笔：

——陆续投资或参股创办金融业，诸如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华银行、江南银行，还有华安保险公司、华兴水火保险公司、华成保险公司、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等；

——发展交通运输业，如宁绍轮船公司、长和轮船公司、永利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舟山轮船公司、大达轮埠公司以及法商东方航业公司等；

——发展公用事业，开设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定海电器公司、舟山电灯公司、上海内地自来水厂、汉口自来水公司、广东自来水厂等；

——建造工矿企业，有上海绢丝厂、上海华商水泥公司、柳江煤矿公司、长兴煤矿公司、大有榨油厂、海州赣丰饼油厂、龙华造纸厂、日华绢丝厂、上海第一呢绒厂、中兴面粉厂、立大面粉厂、和兴铁厂、宁波和丰纱厂以及马来亚吉邦橡胶公司等；

朱葆三的资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跻身于上海为数不多的巨商行列，在当时上海商界已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上海各国领事以战胜国自居，盛气凌人，惟独对朱葆三优礼有加。宁波籍买办多半出于他的引荐，在同乡中他被称作“买办中的买办”。更多的民族资本企业则借重他的声望招徕资本，扩大影响。例如，刘鸿生创办的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聘请朱葆三出任董事长；上海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扩大改组招收外股，聘请朱葆三为发起人；设在杭州的中华民国浙江银行特任命朱葆三为总经理……

朱葆三在经济实力充裕后，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1911年，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已步入风烛残年，推翻清王朝已成为民心所向，众望所归。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如为如荼。在这场革命大潮中，朱葆三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湖北武昌起义爆发。11月3日，清政府南京督署电示上海道台：“上海革命起事，商团尽叛，已分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数正法”。朱葆三从上海道台刘燕翼处获悉这个消息后，立即潜往商团司令部密告李平书，随后偕同刘燕翼、上海知县田宝荣一起越墙逃往租界洋务局避难。城内文武官吏顿时群龙无首，纷纷出逃。商团火烧道、县衙署、各城楼先后悬挂白旗和革命旗，城门由起义军把守，大街小巷贴着起义军告示。上海城未经战斗即被商团占领，宣告光复。

上海光复不久，年逾花甲的朱葆三出任上海都督府财政总长。那时，沪上商业凋敝，金融动荡，而战事频频，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鲁以及北伐诸军都取道上海，军费开支甚大，“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给，莫不于沪军是责”。朱葆三上任之后，“兢兢业业，夙夜旁皇，力效驰驱，勉尽天职”。

1911年11月，上海军政当局拟提用存于上海各钱庄的道库存款以应急需，但各国领事以未承认革命政府为借口横加阻挠，后经多方磋商，终由朱葆三出面具函签发收据核收，朱葆三以一言九鼎的信誉，才解决庄款问题。当时刘燕翼一走了事，所以流传有“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说。12月，中华银行成立，朱葆三出任董事部董事，为供给上海军政费用，他以军用钞票抵押，向外商、钱庄以及工商各界借款，弥补了每月恒逾百万的开支。

1912年12月20日《民立报》刊登国民党上海分部的职员表，朱葆三名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由此可见，他在辛亥革命上海地区的活动中是积极的有功的。是年，朱葆三64岁。

晚年的朱葆三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和投资的社会福利事业有：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济良所、广义善堂、仁济善堂、惠众善堂、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普益习艺所、妇孺救济会、同义慈善会、联义慈善会、贫民平粜局、上海时疫医院等。他还创办了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教育事业。

1926年夏，上海时疫流行，朱葆三创办于大世界附近的时疫医院病人骤增，经费短缺，为此他冒暑前往察看，顺道劝募捐款。终因伏暑积食，年老气血两亏，一病不起，随后从定海乡帮传来其胞弟朱捷三去世的噩耗，悲痛不能自制，于9月2日在上海西门外斜桥寓所与世长辞，享年79岁。

为表彰朱葆三在社会公益和市政建设上的功绩，上海法租界当局特意将租界内的一条马路命名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这是上海有史以来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第一条马路。朱葆三只不过是众多宁波商人的一个缩影，从他的身上，可以窥见宁波商帮的势力和影响。

网载 2012-08-14 19: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