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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2] 《新品种的基督徒》，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福音派牧师、作家麦拉伦（Brian D. Mclaren）的代表作。书中记述了两名同行的天路客在属灵旅程中的对话，彻底分析了基督徒不敢开口的许多疑问。该书指出，一个转变的时代，需要新的思维来因应。信心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套僵化的信仰系统。

C.S.路易斯在二战期间，到牛津大学的学生团契分享。当时，很多年轻人都去参军了，有一些在前线战死。那些没有参军的同学有很大的良心上的压力，追问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读书有意义吗？C.S.路易斯对他们说，这场仗早晚会过去，希特勒注定会失败，但当伦敦上空纳粹的飞机消失后，另一场属灵的大战即将来到——马克思的声音、弗洛伊德的声音，各种世俗的思想和价值都将蜂拥而至。那时，谁可以升空，去参与这场属灵的“不列颠空战”呢？他说，这就是上帝让你们活下来的原因。

中国即将到来一个巨大的转型时代，教会必须很深地陪伴、祝福和医治这个社会。远志明最近说了一句话，教会复兴，要有大逼迫，大灾难，和大人物。他说，大逼迫已经过去了，大人物还早得很，那么，教会必须要预备和中国一起承受大灾难。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角逐中，我们必须为真道辩护，让基督教的价值和文化获得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是以个人的声音，而且是以教会的声音，以圣徒群体中的牧职的身份发出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声音。

。他虽然在事工上不及戴德生牧师，但他的远见卓识，我以为稍胜过戴牧师。他说，“只有基督能引领中国复兴，走向光辉的黎明，引领这个高贵的国度走向新生，走向自由和正义，不断拓展其文明”。在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国，除了长老会的宣教士，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公开化的异象是一个时代性的异象，回应和面对的就是宗教逼迫和政教合一的社会现实。这一异象推动我们，建造公开化、社区化的堂会，具体来说，就是教会的敬拜、讲台、治理、圣职选立和财务的公开化，最终是福音和植堂的公开化。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就是推动福音从“零售”走向“批发”。福音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个体意义上的罪得赦免、脱离死亡、获得永生；第二是与神和好、传扬福音，全人做基督的见证；第三个，是万物复兴、天国降临。福音不仅关乎个人生命的得救，而且关乎整个宇宙的结局，福音是我们对整个宇宙和历史的、唯一正确的理解方式。

如果仅从文字的角度看，这种在个人与社群之间、介于权威与自由之间的文字样式，我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所以牧函的内容既有个人的默想，也有对教会生活的描绘，和对时代社会的观察。既充满神学性的反思，也洒落着教会建造工地上的瓦砾。在一群看得见的弟兄姊妹的肉身和灵性的连接中，去触摸与主基督的生命关系，去彰显让这个世界惊讶的，让这个世界感动或反感、敬畏或害怕的生命共同体。

用圣经的话来说，写作，就是“将属灵的事指教属灵的人”（林前2：13）。隐秘的读者就是属灵的人，是在上帝的旨意中“预定得永生”的人。圣经是为神的子民而写的，不是为那些最终下地狱的人写的。如果我不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老实说，我很难抵御写作中的偶像崇拜对我的试探。

我在想，如果中国的基督徒能写出最好的忏悔录，就写出了汉语中最伟大的小说。因为唯有基督徒，才能把人心里最深的罪、动机、忧伤、挣扎，都在一种恩典的、而非怨恨的眼光下，统统都写出来。

见证和象征，是基督徒写作的两个核心品质。因为神的道在肉身当中，归根到底是通过象征来揭示的。我不可能把基督的肉身指给你看，神也没有把他自己完全显明给你看。因为上帝是不可被看见的，也不可塑像的。你只能在基督徒的生命里看见，在神的话语中看见，和在我们真实的生命体验中看见。对教会而言，基督徒的写作，将会提升整个教会对“见证”这一概念的理解。对整个中国文化来讲，基督徒的写作将为其注入一种真正的见证文学。中国文学缺乏见证，缺乏象征，也就缺乏真正的生命力。最美的童话，最美的想象都是基督徒作家写出来的，比如安徒生跟C.S.路易斯，他们的作品有温暖，不是让人恐惧，而是让人产生希望和爱，《纳尼亚传奇》和《魔戒》都是如此。基督徒的写作，就是要把自己一生中血肉模糊的东西都写出来，把每个细节中的魔鬼都写出来，然后交给耶稣的十字架。

王怡：我愿意用一句诗，来表达我在文化中、在处境中、在肉身中、在普遍启示的环境中，去叙说、传递和分享神的特殊启示，而要彰显出来的那一个“文化基督化”的场面。这句诗就是“人面桃花相映红”。

在伊甸园，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之前的光景，就是“人面桃花相映红”。上帝创造的万物可以用桃花来代表，万物本来是美的，但这一切创造的最高峰乃是人面，就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人。“人面桃花相映红”，是神创造的人托管万物的和谐相处。然后人堕落了，然后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人被挽回，亏损的人面被赎了回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桃花一开始是美善的，神造它的时候说是好的。然后，因着人的堕落，桃花也变成了虚空的虚空，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万物都在劳苦叹息中等待着被赎，意思是人面把桃花连累了。到了最后，一切受造物都在基督里合一、更新的时候，因着“人面”被赎了回来，所以也“鸡犬升天”，连着桃花也重新开放在新天新地里，重新回到“人面桃花相映红”这一神创的世界里面去。

如果说《旧约》是预表，那么《新约》就是见证。我自己不擅长讲故事，而擅长讲道理。我也曾试着写过几篇小说，但我最不擅长的还是叙事体。有一次，一个传道人给我讲一句话，他说写作要像保罗，讲道要像耶稣。我一听马上说，我做不到。我写和讲都像保罗，我没办法像耶稣，我讲不来故事，也用不好比喻。

但是，我慢慢看见基督徒写作的特质，无非就是两个：一是见证，一切都为了见证基督，在最终的意义上，我们不写任何新的东西，基督徒不求新，不去写世界上没有过的东西。二就是比喻和象征，神使用了文学的语言，来启示那似乎不可被启示的、不可被理解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所以若不用比喻的话，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约翰福音》三章十二节）

同时，文学是最好的认罪工具。在教会，听弟兄姊妹们的认罪祷告，你常会觉得很枯燥，很公式，有点像什么呢？中国法院的判决书是全世界写得最粗糙、最简短、最缺乏说服力的判决书。我们的认罪祷告，差不多就像中国法院下的判决书。如果你的认罪像判决书，你的一生就像判决书；如果你的认罪像说明文，你的一生就像说明文。实际上，大部分认罪祷告都像议论文。但是，如果你的认罪像小说，你的人生就像小说。最伟大的小说，就是对人的罪性有最深刻刺入的小说。所以我说，文学是最好的认罪工具，议论文不是，判决书也不是，说明文不是，文学才是。认罪要像跟写小说一样，要细节，要刻画，没有任何细节，就几乎没有任何认罪。认罪如果像小说的话，神的恩典也就会像小说，也会那么丰富，也会那么形象。

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人类写作的最高峰就是旧约的启示，人类最了不起的作家，就是在圣灵启示之下写出圣经的那些人。除他们之外，其他的作者都是在揣摩，老子是在觉悟，柏拉图他们是在推理。但唯有圣经的作者不是在悟，不是在猜，也不是在算，他们是领受圣灵的默示，说出是上帝的话语。一个基督徒的写作者必须承认，人类文字的最高峰是圣经。

安徒生讲过一句话，也让我很感动。其实这是他的一个祷告。他求上帝使他这一生，不写下一个不能够说明基督的字。

很多牧师都是多产作家，他们不但对教友写作，也对社会发言。他们不只在教会的四面墙内牧养灵魂，他的写作确实也影响社会。你的写作，我称为“先知型的写作”，而我的写作，是向着“祭司型的写作”转变。

要警惕西方思潮，譬如马克思的过度泛滥会导致饥荒。

就是地方教会的建造，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不是教会的目的，是教会的副产品。但这个副产品，最终会为一场更大、更深入的福音运动预备人心。地方教会就是一个基督徒社区，是唯一真实的人类共同体。五旬节圣灵降临时，圣经是这样描述信徒们的生活样式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至四十七节）。这个群体在耶路撒冷，是突然出现的一个新的社群。首先，他们的敬虔，在殿中和在家中，在公共生活和在个人生活中，是保持一致的。他们有敬拜，也用饭，信仰和生活也是融为一体的。其次，众人对他们的态度是又畏惧、又喜爱的。他们超越了这座城市以前的全部生活经验，建造了一个公开化、社区化的堂会。其他人不是惊讶于一个人的改变，而是惊讶于一群人活出来的这种样式。于是，许多人就开始相信他们所传讲的基督。初代教父屈梭多模解释这段经文，有一句很美的话，称这样的地方教会是“天使的联邦”。

上帝和他的选民的关系，是通过立约来反映的。人作为一个群体在盟约中与上帝的关系，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定义。所以马克思的这个定义，来自两个人类思想资源，一是犹太－基督教文明，另一个是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后者取代了上帝和人的盟约关系，将圣约关系缩减为“社会关系”，又在社会关系中，继续缩减为“经济关系”。

猫栅栏

先久病成医，再撒豆成兵。

大众意识中，「财务自由」几乎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大凡人生，会分为两个阶段，财务自由之前和财务自由之后。财务自由之前，你起早贪黑，忍辱负重，磨砺前行；财务自由之后，你睡到自然醒，海边随意「北京瘫」，动不动就 Fuck your money。媒体告诉你一个确切的数字，说你只要达到这个数字就可以「财务自由」，但是当你好不容易到达了，媒体又告诉你，数字变了。然后当极少数人到达了这个10倍的数字，然后媒体又告诉你，财务自由有不同的层次。你刚刚到达的是一个低层次的财务自由，还有更高的财务自由等着你。这不是蒙人吗？你当我是一头蠢驴吗？

综合 2022-01-09 1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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