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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项松茂（1880—1932）

名世澄，字松茂，以字行，号渭川，鄞县（今鄞州区）姜山人。十四岁到苏州当学徒。一九OO年入上海中英药房任会计。后受命赴汉口开设中英药房分店，任经理。一九O九年后汉口组织商会，被推为董事。一九一一年任上海五洲药房总经理，自制“人造自来血”。后五洲药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开设天津支店。一九二O年创办五洲固本药皂厂、亚林制药厂、中华兴记香皂厂、南洋木塞厂，为五洲企业集团奠定基础。一九二九年又收购鄞县公济药棉绷布厂。到三十年代，五洲集团在本外埠的分支机构共十七处，领牌店五十五处，又投资大丰工业原料公司等十三家企业。越二年发起成立宁波实业银行，参与组织沪闵南柘长途汽车公司，任经理兼董事。历任上海租界华人纳税会理事、上海市商会议董、工商部国货展览会委员、中华国货维持会执行委员、中国红十字会特别委员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于厂内编组抗日义勇军一个营，自任营长。“一•二八”事变后，因五洲职工十一人被日军绑架，亲赴日方机关交涉，被害于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表现了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

32、马衡（1881—1955）

字叔平，号无咎、凡将斋主人，鄞县（今鄞州区）邱隘盛垫桥人。早年肄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后任讲师。一九二三年任北大史学系教授，旋任考古研究室主任，奠定北大考古学科基础。一九二五年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主持古物馆。一九二七年初赴日讲学。一九三三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抗日战争期间，负责故宫文物内迁，功绩巨大。北平解放前夕，又设法延滞国民党政府空运故宫珍宝去台湾，使大批珍贵文物得以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九五二年任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毕生从事金石考古研究，于秦石鼓、汉魏石经及古代度量衡有深入研究，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前驱。擅书法篆刻，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着有《汉石经集存》、《凡将斋金石论丛》等。逝世后，子女遵其生前夙愿，将所藏图书、文物、拓片、手稿、印章、印稿等一万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

33、王正廷（1882—1961）

原名正庭，字儒堂，号子白，奉化白杜乡人。一九O五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任鄂军都督府外交副主任，后任国民临时参议院议员，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一九一二年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副议长，唐绍仪内阁工商部次长、总长。反对袁世凯善后借款。一九一九年作为全权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因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而获国内舆论赞扬。一九二二年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一度代国务总理。一九二七年后任陇海铁路总办、外交部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职。素好体育，与张伯苓等发起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代表中国发起成立远东体育协会。一九二二年当选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任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会长兼总裁判。曾率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十、十四届奥运会。关心家乡公益事业，倡议建筑鄞奉公路，资助鄞奉公益医院、奉化孤儿院、育婴堂、中正图书馆等。着有《王正廷博士演讲集》。

34、盛丕华（1882—1961）

原名沛华，慈溪骆驼余三村（今镇海区）人。早年曾在上海老宝成银楼、恒兴钱庄等处供职。一九O八年参加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保障路权运动。一九一四年任宁绍轮船公司监察人。一九二O年后，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常务理事、江海银行监察人，并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董。“九·一八”事变后，于一九三四年在沪组织爱国民众团体“中社”，出版《新社会》半月刊，宣传抗日。后又在公共租界创办红棉酒家任董事长，与工商界爱国人士一起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参加民主建国会，支持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六年六月被上海各界推为赴南京请愿团十一名代表之一。一九四九年平津解放后，转道香港至北平，四月十五日，参加毛泽东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九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副市长、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民建主任委员、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政协一至三届常务委员等职。

35、张继光（1882—1965）

鄞县（今鄞州区）人。十六岁到上海习木匠工艺。一九OO年左右在上海创办协盛营造厂，先后承建大清银行、日本领事馆、东方汇理银行、纱布交易所、中国实业银行等工程，并承建太古洋行大班标新立异设计的用铜皮做屋顶的住宅，为国内罕见。同时跨行业投资，任中国水泥公司、宁绍轮船公司、浙东商业银行、华阳染织厂、宁波长途汽车公司、大有油厂、华丰造纸公司等企业董事；还创办建昌钱庄，任董事长。抗战胜利后，连任两届上海市营造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热心公益慈善事业。抗战爆发后捐资建造上海红十字会第十七伤兵医院，任院长，积极救治抗日伤病员。还捐资兴建宁波灵桥。

36、蒉延芳（1883—1957）

镇海枫林石门村人。少年时到山东胶州学商。后到上海，供职于中华捷运公司等。一九二O年赴欧洲考察商务及运输业。归国后任中华捷运公司总经理。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十六铺开设渔行八家，任上海鱼市场常务理事、中国渔业公司董事。一九二九年后，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兼地产信托部经理、上海市房地产业公会主任委员、市政府土地估价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参与创建第十一伤兵医院，兼任难民救济协会财务主任、协会代理主任，后又组建国际难民救济会，致力救济慈善事业。兼任上海市商会副理事长兼福利委员会主任、宁波旅沪同乡会副理事长等职。一九四六年六月被上海各界推为赴南京请愿团十一名代表之一。返沪后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曾历任四十余家公司、工厂、银行及学校、医院的总经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应邀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内河航运局、交通运输局局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37、包达三（1884—1957）

字楚，镇海石塘下人。十六岁赴上海当学徒。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总局，参与光复上海、杭州之役。一九一六年参加反袁称帝活动。一九一七年后从事工商业，曾任天津美华利钟表店经理。参与筹建上海引翔港跑马厅，建造远东新村住宅等，成为闻名上海的房地产商。后经营渔业及进出口业务，创办黄海渔船公司、信义地产公司、永达药厂、雷石化学公司和上海、开封等地的制蛋厂。并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上海总商会任职。上海沦陷后，拒任伪职。抗战胜利后，参加民主爱国运动，投入反内战斗争。一九四六年六月被上海各界推为赴南京请愿团十一名代表之一。回沪后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营救、接济被捕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曾把卖地所得黄金二百两当作活动经费，支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顾问，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

38、孙梅堂（1884—1959）

又名孙鹏，鄞县（今鄞州区）人。一九O二年接办其父创办的上海美华利钟表总行，任总经理。一九O五年在宁波创设制钟工场。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建立美华利制钟厂，以机器代替手工，为发展我国制钟业起了先导作用，并一举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充分显示了我国制钟工业的潜力和制作水平。一九一七年接盘洋商所办的亨达利钟表行，专营钟表业务。其鼎盛时期在上海、天津、汉口、杭州等地开设分店二十五家，时称“钟表大王”。还从事地产投资。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在鄞县创办北渡启贤小学，捐款成立北渡救火会，出资建造北渡渡口及三座桥梁、一座凉亭，深受家乡人民称颂。

39、陈万运（1885—1950）

又名遇宏，慈溪东安乡人。出身小商人家庭。早年在南汇县三阳泰烟纸店当学徒。一九一二年与同乡沈九成、沈启涌合资开设制造烛芯的手工作坊“三友实业社”。一九一五年三友实业社增资至三万元，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一七年扩建工厂，除生产烛芯外，还生产毛巾、被单等棉织品。所产“三角牌”毛巾，畅销国内，把日货“铁锚牌”毛巾挤出中国市场。由于经营管理得法，企业发展很快，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一年的二十年间，资本额从四百五十元，激增到二百万元。“一·二八”事变时，其在引翔港的工厂被焚毁。此后，乃集中精力发展杭州“三友”纺织印染厂。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曾企图诱使合作经营，被拒绝。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后，实行经济统制，“三友”因生产停滞，入不敷出，资金几乎耗尽。一九四四年辞去总经理职务。

40、方椒柏（1885—1968）

名积蕃，镇海桕墅人。十三岁赴上海继承祖业。一九O五年在家乡创办培玉小学。辛亥革命期间，参加“革命军饷征募队”。一九一七年上海神州政法专门学校毕业。一九二O年任北京东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兼任四明公所及四明医院董事、上海总商会会董、宁波旅沪同乡会常务理事。一九二二年合资创办大有余榨油厂，任董事长。次年任宁绍轮船公司董事长、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理事长，同年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一九二四年发起组织吴淞江水利协会，任会长。一九三二年后，以从事律师事务为主。抗战期间，担任上海难民协会副秘书长兼劝募主任，致力于难民救济工作。具有独立自主发展民族企业经济思想，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曾为上海总商会起草通电，表示拒绝军阀势力的公债摊派，抨击搜刮行径；主张对民族资本企业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其深度的合作社理论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有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委员等职。

网载 2012-07-27 22:57:58